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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文化艺术之初步研究
(覃国宁,柳州博物馆,副研究员。)
【中文摘要】本文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进行研究,提出我国古代细线刻纹青铜器的分布状况、冶铸年代、类型、装饰艺术、文化结构、风格特征、美学观及与滇黔地区文化交融的特点,揭示了广西出土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的文化传承,也具有自身地域特色的创新。
【关键词】广西 汉代 细线刻纹 青铜器
Abstract:This article base on thin thread carving-bronzes of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Guangxi,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thin thread carving-bronzes on the distribution situation, metallurgy, type, decorative art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style characteristics, aesthetic and characters of Yunnan and Guizhou region culture blends. It reveals the traditional features of Han dynasty thin thread carving-bronze in Guangxi,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 of reg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Guangxi Han dynasty thin thread carving bronzes
广西汉代青铜文化被世人所认识所关注,是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的“悬山顶干栏式铜仓”、“扶桑树形铜灯”、“龙首柄铜方匜”、“羽纹铜凤灯”、“铜铺首环”、和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墓“漆绘提梁铜筒”、“彩绘勾连云纹铜壶”、“人面纹羊角铜钮钟”、“ 二斗二升”铭盘口铜鼎、“ 二斗少半”铭越式铜鼎、“布、析”铭铜鼎以及梧州市大塘鹤头山出土的“羽人纹铜灯”、梧州是河西白后村低山出土的“干栏式铜仓”、梧州市旺步玻璃厂后背山出土的“龙凤纹铜方案”、“章和三年”款弦纹铜簋等极为罕见的大量的珍贵青铜器的出土。时光流逝,在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两千多年前广西汉代的真实面貌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最令人惊讶和感慨的是,在短短数百年的汉代广西,其先民用高超的技艺,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雄奇瑰丽的青铜史诗。广西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审美艺术和地方风格在中华青铜艺术的殿堂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广西出土众多的汉代青铜器物中,一种装饰雅致秀美精雕细刻的细线刻纹青铜器越来越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地关注。
细线刻纹,故名思义,就是极细的,似鬃发或细如针尖錾子刻出的纹饰。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的发现,不仅拓展了人们对我国古代细线刻纹青铜器分布的认识,幷且它细致生动的描绘方式所折射出广西汉代社会的生活内容的艺术画面以及生动活泼的审美情趣,是研究广西汉代历史和社会形态的宝贵的丰富资料。广西汉代的青铜文化艺术,是广西汉代先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和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将帮助我们瞭解中华民族悠久的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和精神文化内容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本文将予以探讨。
一、广西出土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之类别及典型器物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汉墓众多。建国以来,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征集、捐赠等,境内博物馆、文物管理所都收藏了一定数量的汉代青铜器。综观广西各地市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所藏汉代出土青铜器,类别齐全,数量众多,幷且,许多器物造型优美,纹饰装饰区域文化特征极为明显,颇富地方特色,更有的精妙絶伦,其他地区絶无仅有,弥足珍贵。其中,一种用细线刻纹来装饰的青铜器,图案构思新颖,设计巧妙,其纤细流畅的纹样,展现了形和线的完美结合,绚烂无比,给人以视觉上的震撼和深刻影响。迄今为止,据初步统计,总量已逾数百件,种类多,图案华丽、内容丰富,工艺及其精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其多数出土于合浦、贵县、梧州、西林等墓葬,器型主要有:
1. 食用器:簋、瓿、案;
2. 酒器:壶、高足杯、樽;
3. 水器:洗、筒、盘;
4. 兵器:剑、矛、戈;
5:杂项:灯、盒、仓、炉、魁、、环、镇兽;
6:其他:鸡、鸭、鸟等。
其中最富盛名的有:广西自治区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柳州市博物馆、梧州市博物馆珍藏的西汉悬山顶干栏式铜仓(一级文物)〔1〕、西汉羽纹铜凤灯(一级文物 )、西汉动物群雕铜池塘、西汉磨锄铜俑、西汉柿蒂纹人形三足铜盘、西汉柿蒂纹兽形三足铜盘、西汉云海几何纹铜熏炉、西汉几何纹三足格盒、西汉龙首羽纹铜魁、东汉菱形纹高足铜杯、东汉猴形铜灯、东汉铜鸟、东汉铜鸭、东汉圈足三凤钮羽纹铜簋、东汉铜铺首 、西汉铜狗、西汉铜牛、西汉山首形铜镇、东汉龙纹蹄形三足铜盘、东汉铺首衔环兽形三足铜樽、东汉双鱼纹铜洗、东汉龙虎纹铜瓿、东汉羽状菱形纹环钮铜盒、东汉鸟兽纹铜剑、东汉蟠螭纹铜剑、东汉铜象、东汉山兽铜镇、东汉龙首羽纹铜魁、东汉卧足铜盘等等。
二、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的分布及滇黔桂青铜文化之渊源
2009年2月15-27日,笔者有幸再次来到昆明,再次造访了云南省博物馆。当笔者以激动的心情,高兴地徜徉在改造一新的馆藏“青铜文明”陈列厅时,发现好些展品更换了,内容更丰富了。通过考察、对比和研究,瞭解了不止广西汉代出土的青铜器有细线刻纹,云南汉代出土的青铜器同样有细线刻纹。就现有的文物资料看,毫无疑问地,云南是我国细线刻纹青铜器出土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工艺水平也较高的省份。其器型包括:
(1)生产工具:锄、镰、铲、削、凿、卷刃器等;
(2)兵器:剑、矛、戈、臂甲、箭箙等;
(3)礼器:铜鼓、贮贝器;
(4)生活用具:铜锥、铜镇、铜盒、铜筒、铜铃、铜壶、铜俑。
这些精美的器物多数出土于大型贵族墓葬,平民墓葬中极其罕见。典型器物有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西汉透雕三水鸟铜扣饰、西汉二人猎猪铜扣饰、西汉猎鹿铜扣饰、西汉铜立牛、西汉立牛豆形盖铜尊、西汉叠鼓形狩猎纹铜贮贝器、西汉锥形项七牛贮贝器、西汉饰孔雀衔蛇纹锥形铜簪、西汉铜箭箙等。据考古资料表明,云南晋宁、江川、官渡之汉代墓葬均有细线刻纹青铜器出土。通过研究、观察和对比,可见云南省汉代出土的细线刻纹青铜器器型很有本地域之特点,但是,其构图却单一、简约,没有繁缛富丽的图案;与之相比,广西的细线刻纹青铜器之造型之图案之冶铸却显示了自身的独到之处,亦精、亦美、亦繁缛、亦神秘、亦经典。除云南之外,贵州也曾出土过细线刻纹青铜器,但贵州出土的为数却不多。
广西青铜文化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滇黔桂地区民族间就有往来和文化传播。汉代,滇黔桂地区的文化交往和联系已十分密切,幷且,其文化相互间渗透影响深远。例如,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滇式石寨山铜鼓;容县、浦北、西林出土的战国羊角钮铜钟以及战国靴形钺等就是其最好的佐证资料。因而,滇黔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都有着其相似的艺术形式,即有着一定的共性。这是其古代滇黔桂地区人口迁徙、贸易交往、文化传播密切往来的结果。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世界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都有着其共同的文化的渗透,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的过程。研究和探讨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的问题,事实上,由于滇黔桂地区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故此,其三地区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共性是非常突出的。毋庸质疑地,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是滇黔桂地区文化水乳交融之结晶。
三、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的纹样及雕刻艺术
众所周知,夏商周的出土青铜器已有用纹饰来装饰图案。一般地,青铜器的纹饰都与原始宗教、图腾标记、神灵崇拜、驱神避邪、咒术、装饰作用有关。汉代,青铜器的社会功能已从商周时期祭祀用的礼器逐渐变成实用器具。所以,目前广西发现的汉代出土的细线刻纹青铜器都是实用器具。经仔细地观察,不难发现,广西出土的细线刻纹青铜器之图案无不彰显着地方民族习俗之图腾崇拜之遗风。详细地考察古代民族的神话传说与遗留物品〔2〕,任何民族,都可以发见图腾制的痕迹。盖图腾制即为原始人类从事狩猎,采集的生产关系上必然产生的体制,一切民族无不经过狩猎,采集经济生产的阶段,图腾制也应该为古代民族共同具有的普遍现象了。所以大概当时的广西先民的图腾对象,以动物为最多,植物,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如太阳、火、雷等间也有之。一般地,各图腾民族,都相信其种族为图腾所降生,如《诗.商颂》就有“天命玄鸟,降于生商”之说。亦此,故广西的先民喜爱在他们的用具、武器、屋宇上常常用牛、羊、狗、虎、狮、蛇、象、蛙、龙、鸟、枫树、太阳、原人像等来装饰图案。细线刻纹别为三类,即深细线雕刻、浅细线雕刻、轮廓细线雕刻。广西细线刻纹青铜器的纹样结构特征采用了浅细线雕刻之技艺,然其技术,最为精巧。要雕刻时,先把设计构思好的图案用笔在器表描上,然后再用锋利的工具,如铜针錾子、铁针錾子、复合铜针錾子等在铜器器表上进行雕刻,錾刻惯用直线、曲线、螺旋形线、半圆线、圆圈等,联以各种纹样,完毕后,再以椴木炭蹭磨细腻。青铜器细线刻纹工艺属于一种二次加工的技术,它的装饰作用显然超过了其实用价值。广西汉代工匠精心镂刻的件件作品,不仅作为一种美的装饰,同时也是广西贵族夸富逞强的重要工具。
其主要纹饰有:
1.龙纹类;
2.植物纹类;
3.各种动物纹类及各种变形动物纹;
4.几何纹类;
5.人物画像;
6.其他,如人面纹等。
由此,我们今天所见,广西的许多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图案之写实、之抽象,均内容丰富、线条流畅、圆熟、细腻、自然。细细地观赏,那许多布局理想、精心设计、精心制作、针刻笔道纤细匀称、图案细如鬃发的花纹的细线刻纹青铜器之铸造、之雕刻技巧精妙絶伦,深值得我们惊叹,有的甚至使我们今天也望尘莫及!这一件件无以堪比的美丽杰世之作,是广西先民智慧、才华、创造力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四、广西青铜文化艺术之特征
广西地区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考古发现表明,广西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而衍生的具有地方民族文化艺术的青铜文明。例如,无论是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所出土的西周-春秋的青铜器或是平乐县银山岭墓地所出土的战国青铜器、贵县罗泊湾墓地所出土的西汉青铜器、合浦县望牛岭墓地所出土的西汉青铜器,其饪食器、酒器、乐器、兵器、水器和杂器等,无论是器形或纹饰无不显示着中原青铜文化之遗风,即器形和纹饰装饰风格大都皆一致,时代特征特别明显,但是,也有一些青铜器之器形、纹饰装饰却独具地方艺术魅力,如:
(一)兵器类:战国人面纹铜剑(一级文物)、战国靴形铜钺、汉代人面纹铜剑;
(二)乐器类:春秋变形蝉纹铜甬钟、战国人面纹羊角钮铜钟〔3〕、战国圆圈纹铜剑战国云纹羊角钮钟、汉代羊角钮铜钟、东汉云纹大铜鼓(一级文物)、东汉六蛙云纹铜鼓;西汉北流形铜鼓、东汉灵山形铜鼓、东汉冷水冲形铜鼓;
(三)酒器类:西周云雷纹角形铜器、春秋凤首流三足铜盉;东汉铺首衔环弦纹蒸馏器、西汉弹形铜壶;
(四)水器类:西汉柿蒂纹人形足铜盘、西汉羽人纹铜桶、西汉漆绘铜筒、东汉太阳纹铜洗;
(五)杂器类:西汉悬山顶干栏式铜仓、西汉动物群雕铜池塘〔4〕、西周蛇纹喇叭形铜器、西汉羽纹铜凤灯、东汉铜鸡、东汉铜鸭、东汉铜鸟、东汉象形笔座等。
正如我们所见,广西先秦时代及至汉代出土青铜器的装饰图案颇富鲜明的时代特征,如:
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所装饰的纹饰主要是兽面纹、鸟纹、夔纹、云雷纹、龙纹、蛇纹、重环纹、云纹;
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纹饰是蟠螭纹、蟠虺纹、人面纹、蝉纹、几何纹、锯齿纹、云雷纹、人物画像纹;
汉代常见的纹饰是弦纹、羽人纹、蛙纹、太阳纹、同心圆纹、栉纹、翔鹭纹、鱼纹、云锦纹、回纹、勾连云纹、复线交叉纹、竞渡纹、乳丁纹等。
由上所述,一般地,广西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样与中原地区一样,其图腾图案皆为狰狞、呆板、神秘;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逐渐摆脱商周神秘色彩,出现了清新的艺术风格,呈现一派新景象,器物造型、纹饰趋于生动写实作风;汉代,青铜器礼器消失而生活用品大增,纹饰由过去奔放的粗纹,一变而为工整的细纹。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便是其典型代表。考古资料表明,广西先秦的青铜器都是石范、陶范铸造的,其铭文或纹饰也都是铸造的,有凸起的阳文(纹)和凹进的阴文(纹),阴文(纹)的铸造,就要在铸模内壁刻出凸起的阳文反字,否则无法铸造出来;铸造阳文(纹),模子内壁字迹必须是凹进的阴文反字,这样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的阳文(纹)。汉代的青铜器亦是铸造的,但是纹饰有铸造的,也有錾刻的。幷且,汉代青铜器因器物的类别不同,因而胎体有厚薄之分,纹饰、纹样亦有粗犷和细腻之别;此外,物质和思维;贸易和交流;人口之迁徙;文化之发展,细线刻纹这一特殊的纹饰装饰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毫无疑问地,在广西的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创造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纹饰有无比的美感,是广西先民创造出来的辉煌艺术!事实上,一切古代的图腾图案的描绘,既有美的表现,也有古代民族的物质与思维的现实之反映。人类社会中,有美好的事物,人们就有追求美好的愿望。璀璨绚烂的广西汉代青铜文化亦即古代民族文化艺术与审美艺术之体现。
五、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藴藏之价值
现在,随着广西文物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广西两汉细线刻纹青铜器的发现,对于揭开广西汉代青铜文化及其文化艺术等将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广西汉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意味着知识更加广泛更加普遍地传播,幷且,其所藴藏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民俗价值、审美价值必将产生深远之影响。广西青铜文化之研究,是广西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作为长期在这一地区从事文博工作者更对其情有独钟。广西汉代青铜文化,历经2000多年沧桑,构成一幅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画卷。我们进一步看到,民族文化有着极强的凝聚力,能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丰富壮大自身,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断激活内在的生命机制,从而构成一个有特征的地域文化系统。细线刻纹工艺的出现是继失蜡法的辉煌成就后又迈出的伟大的一步 ,其精品价值非凡、珍贵无比。
(一)历史价值。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艺术品自西汉始至东汉止,历经2000多年沧桑,都埋藏于地下,受土壤酸碱腐蚀或墓葬坍塌,保存至今,数量有限,实属不易,极为难得;
(二)艺术价值。广西细线刻纹青铜艺术品有的器类铸造精湛、典雅,题材内容丰富,纹饰之雕刻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甚至有的是中国最罕见、画面最大、级别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美术作品,更是一部承载西汉至东汉美术史的壮丽史诗。
(三)文物价值。自古道:“物以稀为贵。”广西出土汉代细线刻纹青铜艺术品据统计目前发现逾一百多件,幷且,那些设计、造型独特罕见的精品,加上其历史内涵,故价值非凡、珍贵无比。
(四)民俗价值。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艺术品许多器类及纹饰装饰,独具区域文化特色。这些青铜艺术品已成为本地区、本民族的标志,它们是民族学、民俗学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我们仍能从本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品或生产、生活用具中都可以发现其文化传承之痕迹。
(五)审美价值。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器是广西古代先民创造出来的不朽的艺术品,其造型、其题材、其图案、其雕刻艺术无不显示了本地区本民族驰骋无比的想象力、审美形式和审美艺术。生活、环境、时代是他们创作的源泉,那一件件青铜艺术品,有的堪称伟大的民族古典艺术的范例。
(六)学术价值。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青铜艺术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术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幷且,青铜器的纹饰一般地都与原始宗教、图腾标记、神灵崇拜、驱神避邪、咒术、装饰作用有关,故研究和探讨古代青铜艺术品对于了建古代社会地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艺术、天文、民俗等有着极为重要地作用。
六、广西出土汉代铜针、银针之功能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成立以来,全区各地市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中,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青铜器,但是,出土的、用来雕刻范模图案的、或青铜器器表图案的、十分纤细的、锋利的小工具却及其有限。
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了一座西汉时期地大型木椁墓,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铁、陶、漆器等文物外,还出土了三件银针。针体为绞索形,分别长8.6、9、9.3厘米,从形制上看,银针显然有着特殊地用途。针体呈绞索形,不可能用作缝制针具,也不可能用来装饰头饰如发簪类。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发掘了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群。其中编号为101的墓葬中出土了二枚铜针,器形制细小,分柄和锋两部分。柄作长方形,长2.2、宽0.6、厚0.1厘米;锋呈圆锥状,长0.5厘米,根部起节,铜针出土时侧置于墓底西南角,伴随的出土物还有8块夹砂陶片。这种质地好、通体光滑、制作工艺颇为精巧的铜针,在我区先秦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因而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2009年春,笔者在南宁一青铜器藏家家中发现了其收藏的一枚汉代青铜针,其通体光滑,锋头尖细,有穿,长7.9厘米,宽0.5×0.1厘米(锈蚀)。
综上所述,这些出土的铜针、银针究竟其功用如何?是缝衣针?或是“纹身用具”?或是“针灸用针”?广西自治区文物商店的叶浓新女士在黄云忠先生主编的《邕州考古》有“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出土铜针为医具论――兼论壮族先民的针灸疗法”论文,其观点谓铜针为“针灸用针”。笔者恐非如是,却认为该铜针、银针用作雕刻工具的可能性更大,更合理些。因为其一,从民族学有关文献资料看,将金属针用于纹身似缺乏依据。如广西之苗、瑶、壮族先民自古就有纹身之习俗,而在远古时代〔5〕,他们所使用的纹身工具主要是大自然的一些木刺之类,通常情况下,他们用木刺在特定部位的皮肤上浅浅地刺流血后涂上色剂即可,不需深扎以求刺激。另外,木刺刺伤皮肤后不易感染,亦没有锋利坚硬的金属针具扎在身上之疼痛,同时还有随用随采、刺完即弃等优点,对于纹身来说更为便利、适宜,何况在古代,那青铜器是贵重之物,人人若用来纹身,根本不可能,因此,铜针用作纹身工具的可能性甚小。其二,如我们所见,就广西出土的铜针、银针看,其铜针身短,柄长;而银针较粗,幷且柄部均作绞索形,纵观之,其都不适宜用于治疗疾病之针灸,那么,究竟这些出土的铜针、银针是何用途?笔者有感而发,这难道是寻寻觅觅的用于雕刻青铜器细线刻纹之针錾子?想起已故的故宫博物院青铜修复大师赵振茂研究员在其《青铜器的修复技术》〔6〕一书中说:“……战国时期已有针錾子的使用。早年,我也见过古旧的錾子,多是黄铜加锡制成的,钢锉也难锉动,硬度极高。”岁月流逝,2千多年过去了,可以想见,当年曾用作雕刻青铜细线刻纹坚硬无比的铁针錾子早已氧化锈蚀而湮没,难道这些出土的铜针、银针或许也是用于雕刻细线刻纹的针錾子?我们期待着广西新的考古发现。
七、结语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民族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亦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各民族为创造祖国的辉煌历史文化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幷且,武鸣、合浦、贵县先秦及汉代墓葬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广西民族青铜文化艺术遗存的研究大有潜力可挖,其所藴藏的许多古代历史文化的未解之谜,仍需要我们不断地孜孜以求的探索,作为中华民族古典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广西民族有限的传统文化更需要后人加以大力地弘扬、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薪火永传,让璀璨的文明永恒。
附记:本文照片由王梦祥、余亚万、魏桂宁摄影,引用图片承何爱芝、邝智晟协助扫描,谨此致谢!
注释:
〔1〕《广西壮族自治区馆藏文物珍品目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
〔2〕芩家梧《图腾艺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
〔3〕《广西文物珍品》,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
〔4〕《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5〕黄云忠:《邕州考古》,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6〕赵振茂:《青铜器的修复技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