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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毛主席经过乐昌下广州


  (原广州农讲所第五期学员周振岳口述)

  我年轻时在湘南第一纺纱厂做工,这个厂当时叫华实纺纱公司。1922年,在衡湘中学(校长何叔衡)听毛主席作过报告,毛主席向我瞭解过华实纺纱厂的情况。

  1925年,我23岁,因闹罢工,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坐了两个多月的牢。经家里和组织配合,保我出狱。出狱后,回湘潭老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因找不到工作,又回到长沙。郭亮当时是工团联合会的主任。他安排我住在宝南街18号工团联合会。

  不久的一天,郭亮对我和庞叔侃说:“你们送毛润之先生去广州,要小心一点。”并安排我们俩到广州后,去农讲所学习。约在八月份,是个摘柚子的季节,毛主席从长沙出发,郭亮送我们到长沙东站上火车,毛主席见到我们说:“农运工作好,到了农讲所要好好学习。”钱和介绍信都是毛主席亲自带着,我们是帮毛主席照顾行李。

  从长沙到株州后,我们改搭民船经衡山到衡阳,天还未黑到了衡阳,在蒸湘中学住了一夜。当晚,毛主席召开了党的负责人座谈会,蒸湘中学戴校长等几个人参加了会议。

  第二天,在衡阳请了一个挑夫帮毛主席挑行李。毛主席的行李很简单,一头是一只朱红色的小牛皮箱子,内装一件蓝竹布的长褂子和几件换洗衣服,一个铜质圆形墨水匣、毛笔等物。另一头是一条毯子,包着一床棉被,没有席子,还有一把红色油布伞。大家穿的都是白色学生装,白线布裤子,草鞋套袜子。路上渴了就买些柚子吃。

  从衡阳走路经耒阳、永兴、资兴、郴州到宜章。途中一休息,毛主席就写文章。记得在这段路上,毛主席写了《赵恒惕和我们的工作》一文。

  到达宜章,住下旅店,毛主席和我们就去找高静山。高静山是毛主席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宜章党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他告诉毛主席,前几天国民党反动派枪毙了几个学生。当时,唐生智的军队住在宜章。高静山送我们出城,毛主席换上黑色布鞋,与高静山边走边聊天。因高静山认识一些守城门的军队,所以,国民党军队也未查问我们。送出城门后,高静山高声说:“我不送了,你们好走,到了那里写信给我。”

  我们沿着小路至中午时分到达坪石,毛主席去找国民党的区党部。区党部在坪石的下街。做买卖的不多,人也不热闹。门前有几级石阶,对门没有房屋,右侧不远是码头。毛主席走进区党部,自我介绍着:“我是毛泽东。”接待他的有两三个人,喝了点茶,休息了一会儿,码头喊开船了,于是,跟毛主席谈话的那几个人送我们上了船。停船的码头较宽,上面是光顶的。河湾子水较平,但很深,看去是青緑色。

  我们乘坐的是尖头平底的毛板船,同船的还有上十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两三个船夫。同行这条水路的还有几条船,坐着约一个连的军队,都是谭延闿的兵,他们说是到坪石打完土匪后乘船回韶关的。我们坐的船走在中间,前后都是军队坐的船。

  开船不远就是一个大沙滩,再走一段可看见一排石头山(即金鸡岭)。因为人不熟,又有国民党军队同坐一条船,在船上我们很少讲话。毛主席只是看看沿河的风光,我们和士兵有时也帮船夫摇摇,当毛主席看到九泷十八滩的山时说:“这里有这样高的山!”吃饭是士兵自己煮。毛主席和我们就搭在船夫那儿,吃点小菜饭。行船时吃饭亦不停船,平水行船才吃饭,要过险滩,就搁下饭碗去撑船。

  快到过滩时,船夫告诉大家:“快过九泷十八滩了,大家不要乱走,要留神,免得出危险!”于是,大家就坐进舱内。船行到一个滩头,胡凤璋的土匪喊着:“过税,过税!”我们把船停下来,士兵上岸去,打了几枪,赶走了土匪,才又继续开船,船到乐昌住了一晚。

  第四天上午,船到了韶关。毛主席要我们在火车站等候,他自己去了湘军整理处,找到屈子键(解放后,毛主席推荐他为湖南省参事室参事),换了护照。屈子键送毛主席到火车站。当时毛主席看到一个湖南湘乡县酒铺姓王的人,要搭火车去考黄埔军校,因不够钱买票,毛主席动员我们说:“有个老乡买票不够钱,我们支援他一下吧!”于是,毛主席给了他三块多钱,屈子键一直把我们送上火车。

  当天就到了广州,天还未黑。毛主席换上蓝竹布长褂子,拿着行李,雇了人力车,去找国民党中央党部,我和庞叔侃也坐了人力车到农讲所去了。

  农讲所当时是彭湃负责,我们参加的是第五期的学习,编入甲班,同班学员还有毛泽民、丁祝华(现在中央某部工作)、袁福清(解放后,任湖南交通厅长、副省长)等。我和庞叔侃是最后一批到达,农讲所已经开学了,好多课程我们不懂,就派第四期的学员来教我们。毛主席来讲过课,大多是农民运动问题。第六期是毛主席负责,那时,毛主席才搬到农讲所里来住。

  学习到冬天结束。我们从广州坐船漂海,经上海回湖南。我被分配到宜章县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当时,杨子达是县农民运动委员长,高静山是党的书记,李佐民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在一起工作,宣传和组织农会,搞减租减息。

  1927年马日事变后(当时不知道发生了马日事变),宜章被胡凤璋占领了,我们的人员全部退到郴州。在郴州住了几天,高静山召集杨子达、毛科文和我们其他几个人开会。高静山要我和毛科文到长沙瞭解情况,并寻找到长沙买枪人的下落。

  到长沙后,组织上又分配我去二十军办事处(二十军在武汉,军长贺龙),办事处要我到纺纱厂去招一批学员,我招到一批学员,便带到武汉,编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

  南昌起义,我们团赶到大冶附近,就得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没有跟上起义部队。组织上派我和另两个人外出侦察,等我们侦察回来时,部队已经转移,找不到部队,我们只得回长沙。到了长沙,也找不到组织,就到武汉。武汉也找不到工作,我就跑到上海,先后在四川路的杏花村酒店和胡盛昌酒店做工酿酒。直到1935年才回到湖南。

  回湖南到常德土地测量队工作(我搞测量土地,测量后进行登记,然后送县政府),直至解放前夕才回到湘潭。

  (1978年5月13日刘国雄记録整理,録自《乐昌党史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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