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想着重谈谈与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砾石石器工业对比研究。众所周知，黄地峒遗址属于石器加工场遗址是毫无疑义的，争议是其年代问题。黄地峒遗址的石器主体成分是打制的石片石器，其中有一些较为规整的“楔形器”，有人疑其为磨制石器的“坯件”，但在遗址地层及其范围内不见这类“楔形器”加工为磨制石器的现象，只是在遗址外围采集到2件形制大不相同的磨刃石器。因此，目前还不宜把这处遗址的石制品一概视为制作磨制石器的石料、“胚件”和废弃品。而从遗址地层的测年数据看，最早的年代达三、四万年，最晚的年代则为六、七千年，反映遗址的年代可能有多个时期或阶段。在前面章节里，虽然多少提及与同一年代的一些遗址作比较，尤其是与石片石器工业做比较，而这里将黄地峒遗址的打制石器与岭南其他地点的旧石器文化作一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也包括砾石石器工业。并就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从中对黄地峒遗址石器的性质和意义有更多的认识。

　　一、与港澳地区打制石器的比较

　　（1）香港地区的打制石器，以往鲜有报导，值得一提的是大屿山东湾遗址发现的打制石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邓聪教授对香港大屿山东湾遗址进行发掘，遗址的堆积有五个文化层，第一文化层为汉唐时期，第二文化层为周时期，第三文化层为商时期，第四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五文化层不见陶器，出土50多件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特色的石器群〔1〕。

　　这批打制石器的器类有单边砍砸器、双边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砺石和石片，材料均为砾石。从石器群的特征观察，它们仍属于中国南方地区所常见的砾石石器传统。不过，占有较多数量的石片以及以石片加工的刮削器，说明与以砍砸器为主导的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广东地区的洞穴遗存有很大的差别。推测它们之间很可能有承传与发展关系。

　　就遗址地层的叠压关系而言，这批打制石器的年代早于第四文化层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鉴于含打制石器的第五文化层不见陶器，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香港）含彩陶器的遗存，其最早年代目前推定在距今7000年（深圳咸头岭遗址〔2〕），因此，有理由相信东湾遗址的含打制石器，年代至少在距今7000年以前。他们可能是从粤西或粤北地区的山洞走向山岗、走向海滨而到达香港地区的早期居民。

　　从打制石器的形态上看，这批打制石器与黄地峒遗址虽然石料不同，但在制作技术上仍有一些共同之处，如东湾遗址已含有较多数量的石片以及以石片加工的刮削器，这种情况也见于黄地峒遗址。因此，两者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值得注意。

　　（2）澳门地区面积不大，以往所做的考古工作不多，所获材料也很少，尤其是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目前仅在大三巴发现2件用燧石打制的砾石石器，是在1995年对圣保禄神学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3〕。石器的形体不大，可以说是小石器。标本ＭＭ2974，是采用一件圆球形河砾石为素材，打击后用破裂的一边（不到一半）进行制作。平面近圆形。破裂面属阴面，有较清楚的横向波纹，而背面则是较光滑的河砾自然面。器体一端略呈钝尖状；另一端则作圆弧状，边沿作略钝的刃口，有清楚的打击点和细微的连续性剥离疤痕。这种疤痕因较集中于器体的一端刃部，似应是人类使用所致之痕迹。又因器体小于整体的一半，称为石片石器当更为合适。从刃口情况看，应属刮削器类。器高2.9厘米，宽2.9厘米，厚1.3厘米。标本ＭＭ2975，这是一件更为标准的石片石器，
属角砾石。平面略近长方形。背面的大部及略厚的一侧保留自然砾面；背面的上部为打击后的阴面，有微凹的石片疤；背面较薄的一侧有一个打击石片疤。上端为打击台面，呈三角形，近破裂面的边沿有清楚的打击点；破裂面为阳面，有横向的波纹；较薄的一侧略呈弧形并形成刃口，边沿有一些细微的剥离疤痕，并在下侧有凹口形状。可以认为，这是一件典型的刮削工具或切割用器，其凹口处应是使用时造成的缺损。器高3厘米，宽2.8厘米，厚0.7厘米。

　　就打制的方法而言，这2件石器均属简单的单面打击。标本MM2974的背面（原砾面）完全没有经过加工，腹面为打击破裂面，不见第二步加工，这种制作方法与岭南地区距今1万年前后的洞穴遗址所常见的砾石石器是一脉相承的。标本ＭＭ2975打击成石片后再从背面打击加工，是为了使器身更薄一些，对刃部并没有进行第二步加工。严格地说，它们都没有作第二步的加工和修理。因此，从打制技术层面来分析，制作技术是简单的，粗糙的，器形也是不规整的。虽然器物的形体较小，但只能认为是常见的砾石石器予以细化、小型化而已。与大三巴打制石器相类的燧石石器在周邻地区不曾发现。较为接近的一件燧石石器是在路环岛的路环村附近发现，器体平面作长方体，周边经第二次加工，有许多细密的加工石片疤痕，但刃口均成钝角，这是一件较成形的刮削器〔4〕。

　　从澳门这几件石器的制作形态分析，与黄地峒遗址的同类石器也有相近之处，即同属于石片加工的刮削器。在路环岛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些人工打制石片，但它们是属于加工石环块过程中的中间产物，与大三巴遗址出土的三件石器不属同一类。

　　岭南地区距今1万年以来的考古资料显示出古人类离开山洞走向山岗、台地，进而走向海滨、海洋岛屿，大三巴这2件石器似乎正是这一历程的产物。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西樵山细石器与双肩石器的出现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在制作石器工具方面已掌握了新的技术，打击石片和两面打制、加工的技术上有长足的进步，这与单面打制的砾石石器有巨大的差别〔5〕。或许可以认为，澳门这几件打制石器的制作时间应是该地区居民继承和保留穴居人类的石器制作传统，幷且尚未懂得新的石器制作技术之时，其年代应在距今7000年以前。

　　二、与岭南阶地砾石石器的比较

　　岭南阶地上的打制砾石石器主要见于珠江流域的河流两岸，如广西百色的砾石石器遗存、南宁、梧州的砾石石器遗存及广东英德小狗山等地的砾石石器遗存。

　　（1）百色的旧石器分布在西江流域上游地区的右江河谷地四级阶地之中，据统计，至2000年止已发现的地点有70处，时至今日，实际地点应有80多处。百色旧石器属于砾石石器工业，主要器类有手镐、手斧、薄刃斧、砍砸器、刮削器以及石片、石核、石锤。最大的特征是器体硕大，多为重型工具，长度多数在10厘米以上，20厘米者也为数不少。总体上以砾石直接打制加工而成，石片石器少，显现出简单、粗犷的风格。但手斧石器所具有的阿舍利文化因素多少反映了与西方旧石器文化的交流及其影响。百色旧石器的地点属于两广地区河流阶地中发现旧石器的最高一级阶地，它所处的年代也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是探寻岭南旧石器发展源头至关重要的一环〔6〕。

　　（2）在广西南宁盆地的右江两岸二级阶地也发现了砾石打制石器，包括有岜贡山、小崩山、虎头岭、上林村和新闸村五个地点〔7〕。这批石制品共94件，器类有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穿孔器和石片、石核等，其中石片数量30％强。石器体形均较小，长度多在10厘米以内，与百色旧石器虽同为砾石石器，但相互之间的差异判然有别。而从制作的技术特点分析，多为单面单向打击，以端刃为主体，我们认为两者是有发展与传承的关系。南宁盆地的二级阶地大体形成于距今23460～14000前，不会越过4万年，故这五个地点打制石器的年代也应在此范围。

　　（3）在梧州的浔江北岸二级阶地木铎冲山也有一处旧石器地点〔8〕，出土的打制石器均为砾石石器。初步观察，石器类型与南宁几个地点大同小异，石器的体形长度也多在10厘米以内。因资料尚未报导，详细情况还有待研究，其年代估计当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4）迄今广东在阶地上发现的旧石器并不多，只有几个采集点，小狗山是其中的一处。该地点位于广东北部的英德市北江东岸二级阶地，采集到7件打制石器均为砾石石器，器类简单，形态粗糙，只有砍砸器和刮削器，单面打击，片疤多大而浅，少见修理面。以所在的二级阶地判断，其年代约在2～5万年之间〔9〕。

　　（5）其它地点有粤东中部河源市东江支流灯塔河岸的第三级阶地采集一批砾石石器，共53件。发现者认为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埋藏石制品的砖红壤土层经热释光测定为距今180，995年〔10〕。从化市流溪河流域的太平镇水南村、森林公园水库区以及北江下游的三水市河口镇左田村的阶地上，共采集到10多件砾石石器，发现者认为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11〕。此外，在番禺区莲花山的二级阶地采集到37件砾石石器，发现者认为有刮削器与石核、石片；在广州黄埔区、增城市新塘和深圳龙岗区也发现一些砾石石制品，据热释光测定埋藏石制品的二级阶地土壤年代为距今22万年～9万年〔12〕。由于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些地点所采集的标本，其性质与年代都有待确认。

　　总体上看，两广阶地上发现的打制石器表现出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点。从广西百色旧石器到南宁、梧州的旧石器，大体显示出演变和发展的脉络。广东阶地上的砾石石器与广西的砾石石器，无论是形态上或是打制技术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单面单向打击是最基本的特点。最大的差异点是百色的手斧石器在其它地点都不见。此外，虽然同是砾石石器，但出土于高阶地（T4）和二级阶地出土的砾石石器其加工技术是不同的。高阶地上出土的砾石石器其刃部不是陡刃的，石片疤不呈覆瓦或鱼鳞状排列，而二级阶地出土的砾石石器其刃部是经多次打击后形成陡刃状，它的石片疤是呈覆瓦状或鱼鳞状排列的，这是技术进步的表现。二级阶地上出土的砾石石器常见有分边和折断后再行加工成推刮器和短斧形的刮削器，后者在旧石器晚期后一阶段的洞穴遗址中经常出现，甚至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很常见，但个体已细化，变成中、小型器物。这是它们之间的差别。但岭南地区这些阶地上发现的打制砾石石器不管早晚，其形态特征与黄地峒遗址的石制品仍有较大的差异，属于不同类型的石器工业。

　　三、与广东洞穴遗存石器文化的比较

　　广东的洞穴遗存，主要见于英德、封开、罗定、阳春等地。

　　（1）英德宝晶宫发现16件打制石器均为砾石石器，器类简单，只有砍砸器、敲砸器和刮削器，其中砍砸器有端刃、双刃和边刃几种。砍砸器和敲砸器的尺寸多在10～20厘米之间，而刮削器的尺寸都在10厘米以内。总体上看，打制技术以单面单向加工为主，只有个别对刃部进行两面打击加工，但均不见有第二步加工修理，显示出较为原始的形态特征，与马坝人化石地点发现的两件打制石器有较多的相似。基于宝晶宫洞穴的高程和石器的形态，发现者将这批石器的年代暂定在距今10万年以前〔13〕。

　　（2）封开罗沙岩洞遗址的石制品出自两个文化层〔14〕。第三层有7件，为石英砂岩砾石石器，用锤击法单面打制，均可归入砍砸器一类，刃面较陡，接近70°，以在砾石的长边打击一个弧形的凸刃最具特征，这与较晚的黄岩洞遗址的典型石器如出一辙。以动物化石测定年代为距今4.8万年。第二层有24 件，用安山岩打制，器类有刮削器和石片，有的标本可见用锤击法双面加工而成，这批标本其中部分还可见有啮齿类动物啃咬的疤痕。以动物化石测定年代为距今2.24万年。从技术上看，第二层的石器较之第三层的石器要进步，两者间也未能找到演变发展的关系。因此，用安山岩制作的这批标本还存有较大的疑义和研究空间。就遗址的时代而言，罗沙岩动物群中含有剑齿象、纳玛象、最后斑鬣狗和巨貘、中国犀等絶灭种，这与广西宝积岩、定模洞〔15〕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

　　（3）英德牛栏洞遗址出土石制品1004件，经分类统计的有275件，其中266件为打制石器，9件为磨制石器，均属砾石制品〔16〕。打制石器的类型较为丰富多样，包括有两端刃器、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铲形器、凿形器、斧形器、矛形器、钻、锤、敲砸器、砧等。这些打制石器，多数仍为单面打制和加工，制作仍嫌粗糙，没有较好的修理面。只有个别刃面略经修理，石片疤较为规整。其中陡刃器和器身大体呈三角形的砍砸器是岭南地区打制石器中最具典型性的石器。此外，形态较为规整的铲形器、凿形器、斧形器、矛形器，似乎暗示打制石器开始向分类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正是石器工业进步的反映。

　　以石器的组合情况，可以将牛栏洞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只见打制石器，不见加磨石器，年代在距今1.1万～1.2万年；

　　第二期，打制石器占絶大多数，石器器形较前规整，器类和器种增加，出现使用钻磨技术的穿孔石器，年代为距今1万～1.1万年；

　　第三期，打制石器仍占多数，出现局部磨制石器，开始使用陶器，年代为距今8千～1万年。

　　（4）英德青塘洞穴遗存包含了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和狮头岩黄门洞四个地点〔17〕。较典型的石器中有打制石器36件，磨制石器5件。打制石器有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和凿形器，其中以陡刃器和三角形砍砸器为特色；磨制石器有切割器、穿孔器和砺石。这些地点中，朱屋岩、吊珠岩和狮头岩黄门4号洞不见磨制石器和陶片，其年代当在距今1万年以前；而其它出磨制石器和陶片的地点，年代在1万年以内。

　　（5）阳春独石仔遗址出土打制石器227件，磨制石器16件〔18〕。打制石器多不规整，以单面单向打击为多，多无第二步加工，但有少量刃部有较好的修理面。其器类以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为主，其它还有砧、石片等。器身为三角形的陡刃器或砍砸器最为规整，也是其特色。磨制石器有穿孔石器和刃部加磨的切割器两种。阳春独石仔遗址不见陶器，按地层关系和石器形态可分两期：第一期以打制石器和打凿穿孔石器为组合，年代在距今1.5万～2万年之间；第二期以打制石器和加磨穿孔石器、磨刃石器为组合，年代在距今1万～1.5 万年之间。测年数据也有同样的显示。

　　（6）封开黄岩洞遗址出土的589件石制品中，有穿孔3件、磨刃石器4件、砺石3件，其余均为打击石制品〔19〕，包括有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等。打击石器中多为单面打击，少数为双面打击，个别已使用交互打击法。值得注意的是沿周边加工而成的盘状器，一面保留有砾面，另一面均经打击，这种“苏门答腊式”石器在独石仔遗址也有发现〔20〕 。黄岩洞遗址的年代在距今1万年以前，测年数据也支持这种分析。

　　以目前所见，这些洞穴遗址的最早年代大致在距今10万年以前，其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洞穴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形态分析，它们与年代更早的阶地上发现的打制石器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肯定，后者是从前者发展而来。这些以单面单向打击成形的砾石石器，与阶地所出的同类器并无二致，主要器类如砍砸器、刮削器，其型式基本相同。广西百色地区所见的砾石石器，其简单、粗犷的风格在洞穴遗址中显而易见，石片石器少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可见两者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也是区域性文化的特点。可以认为，岭南地区从百色旧石器到全新世早期的洞穴遗存，打制石器的发展、演变具有连续性，技术上没有发生大的飞跃和中断，西方的阿舍利技术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并没有普遍性，而是短暂的、局部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百色旧石器中的手斧、手镐、薄刃斧，在其后两广地区阶地、洞穴遗存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我们不排除百色手斧曾受到阿舍利手斧文化的影响，但在晚期遗存中这类石器的弱化，恰恰证明东亚地区与欧非地区在旧石器文化发展延续方面的分歧，即两广地区（甚至于广泛的华南地区）更多的承继了砾石砍砸器的传统。

　　我们还注意到，自宝积岩遗址起，到白莲洞、牛栏洞、独石仔、黄岩洞等遗址，都发现少量“苏门答腊式”石器，盘状器也是如此。这种现象说明两广地区这时期的居民与东南亚地区（如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的同期居民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故而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

　　再者，我们还应看到，上述的砾石打制石器并不仅仅是对早期砾石打制石器的简单继承，它们也有发展的一面。如三角形的边刃砍砸器或刮削器，在独石仔遗址可以见到有较好的修理刃面，鳞栉状排列的石片疤显示出修理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陡刃器的出现，应是经济生活有所改变而产生的新的器种。多种新的器类的出现（如凿形器、铲形器、楔形器等），既是打制石器发展的反映，也是社会经济生产、生活进步的反映。此外，洞穴里全新世地层中新出现的穿孔石器、磨刃石器，更是新时期到来的标志。而这类石器，与黄地峒遗址的石制品组合有很大的区别。黄地峒遗址的锛形器，则是洞穴遗存中不曾见到的。总的文化面貌表明，黄地峒遗址的石器工业传统不是源于岭南地区的洞穴遗存，它们之间只是在个别石器标本的刃部修理技术上有一些共同点。

　　四、与“漳州文化”的比较

　　“漳州文化”是以在福建漳州地区发现的100多个打制石器地点而命名〔21〕，其后在广东的南澳岛象山、金山和深澳吴平寨、东坑仔等多个地点也发现数量颇多的同类石器〔22〕，在丰顺县汤屋山阶地又发现了4件〔23〕。这些地点都应属漳州文化圈的范围内。石器的石料以燧石占絶大多数，少量为石英砂岩、脉石英和水晶。总体观察，石器形体小，长、宽多数不超过3厘米。部分呈长条形、三角形。制作工艺以单向打击为主，少数采用交互打击法或错向加工，而且多见第二步加工。器型多为刮削器类，其中以人字形的凹刮器最具特色；其它有尖状器、雕刻器及石钻；石片经打击后未见进一步加工，形不规则，破裂面的边缘锋利，可直接用作刀类或刮削器；石核有三角形或漏斗状，器身满布剥片后的石片疤。因石器类型、形态和加工方法与传统的细石器风格迥然不同，故而称其为细小石器。广州市区南面的番禺飘峰山，也发现2件燧石打制的刮削器，其中一件亦作“人”字形〔24〕。可以认为，这是漳州文化西进的结果。

　　将漳州文化与黄地峒遗址的石器相比较，前者的形体小得多，两者的材料不同，典型器物也大相径庭。在制作工艺上，前者虽然也以单向打击为主，但多见第二步加工，这多少与后者有所相近。此外，黄地峒遗址也有宽度为3厘米的凹刮器和长度约为7厘米、两侧进行加工的尖状器，其形态与制作方法、技术都与漳州文化的石器相类同，两者之间也许有一定的文化关系。不过，总体观察，它们属于不同的石器工业，不同的技术传统是显而易见的。漳州文化的估计年代为距今13000～8000年，可能其间有一段与黄地峒遗址同时存在的时空，两者之间是否有交流接触现时还不得而知。但番禺飘峰山的2件刮削器，证明漳州文化曾到达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

　　五、与英德青豀石片石器的比较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查中，在英德青溪的北江二级阶地上采集到3件小型石器〔25〕，是用硅质岩石片双面打击制作，形体较小，刃缘有较好的修理面，从形态上观察可归属刮削器类。一件刃缘呈半圆形，长7.1厘米；一件刃缘作弧形，刃的一面有细密的石片疤，长7.5厘米；另一件背面为裂面，两个长边加工成薄刃，长7.9厘米。打击技术进步，加工精细，其风格颇具华北小石器工业传统。这种打制石器为广东地区以往所未见，说明广东的旧石器也有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以石器形态及采集地点分析，年代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就石器的打制形态、加工技术特点而言，与黄地峒遗址的石制品十分接近，如器身两面打击加工、刃部加工精细、个别可见有锯齿状小片疤的刮削器，在黄地峒遗址并不鲜见；一些形体略大的石器，器身上可见较多的打击修理片疤。这都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文化关系也最为密切。这是广东境内所见的打制石器中与黄地峒遗址的石器最具可比性的资料，可惜数量太少，未能做更多的比较分析。

　　六、与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的比较

　　南方地区值得比较的遗址还有贵州黔西的观音洞遗址〔26〕。观音洞遗址也是一处洞穴遗存，1964年发现，至1973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据发表的研究资料，石制品共2323件，多用岩块或结核制成，少数用砾石制成，岩性以硅质灰岩为最多，其它有硅质岩、燧石、玉髓、细砂岩、泥岩等。标本的分类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凹缺刮器和雕刻器。总体观察，观音洞遗址的石器多为石片制作，主要是单向加工，也相当多的标本是错向加工，交互加工或对向加工。砍砸器的形态基本上是不规整的，虽然也有使用交互加工或复向加工，形成单边、双边或多边砍砸器。较好的一件标本是被称为半手斧状的一件砍砸器，呈杏仁状，在一侧和底边向两面进行加工，这与黄地峒遗址的手斧明显有其可比性。观音洞遗址的凹刃刮削器与黄地峒遗址的同类石器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可以认定的是，后者在加工方面更为精细，器身的打击和刃缘的加工都显示出制作上的进步，整体形状也规整很多。观音洞遗址的年代被确定为旧石器时代初期，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中、后期，这与黄地峒遗址的年代相距较远，它们两者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基于两者均属以石片制作成器为主体的遗存，在一些器物类型上又有一些共同之处，因此，在观察黄地峒遗址这些石器标本的来龙去脉时，观音洞遗址的同类石器仍会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

　　七、与云南富源大河洞穴遗址的比较

　　南方地区还应提及的一处洞穴遗址是云南富源的大河洞穴遗址〔27〕。该遗址发现于1998年，自2001年至2006年先后三次进行发掘，其中最后一次发掘获得石制品1400多件。这些石制品的原料有凝灰岩、玄武岩、硅质灰岩、燧石、石英砂岩、赤铁矿等。打制技术以锤击法为主，偶见鋭棱砸击法；修理技术有指垫法和压制法。石器的种类有石核、石片、边刮器、端刮器、半月形刮削器、锯齿刃器、尖状器、凹缺器、砍砸器和雕刻器等。部分标本含有欧洲莫斯特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修理台面的预制石核和半月形刮削器。而石器中所具有的勒瓦娄哇技术则表现为一系列修理台面的、连续向心剥片的石核、带Y形脊的石片等。大河洞穴遗址的年代据测定为3~5万年，石制品所显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对探讨史前东西方人类迁徙、石器制作技术交流和现代人起源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年代而言，黄地峒遗址的年代最早可以与大河遗址相接，而从石器的形态来看，半月形刮削器也可见于黄地峒遗址；在石器的制作技术方面，黄地峒遗址同样具有以锤击法为主，个别见鋭棱砸击法的特点；常用两面加工技术；修理台面以及使用指垫法进行二次加工；盘状石核等，显现出一些莫斯特技术的加工特点。因此，黄地峒遗址的石器文化与大河遗址有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和相同，两者也同属于石片石器工业。但黄地峒遗址的楔形器、镞形器、长石片及类似苏门答腊式的石核，则是大河遗址所没有的，这是黄地峒遗址较其进步的一面。

　　八、与北方石器主工业的比较

　　黄地峒遗址的石器类型与北方石器主工业〔28〕虽同属石片石器为主体的工业，但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石制品总性质以大中型为主，后者以中小型为主；石核中前者多见单台面，而后者多见多台面；石片中前者多数为宽型石片，长石片少，后者长石片则占有相当比例；前者虽然也采用两面加工，但不同于交互打击，其打制技术与南方地区所见的砾石石器更为接近。就石器的类型而言，黄地峒遗址以石片石器为主，这与北方石器主工业比较是最大的共同点。黄地峒遗址的石器类别虽然也是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手镐、手斧等，但与北方石器主工业相比，典型器少，规范成形器也少，而最为规整成形的楔形器却是北方石器主工业所缺乏的；器身一面加工较好的盘状器也是后者所不见的。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相信，黄地峒遗址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方石器主工业的影响。由于地域的关系，黄地峒遗址更多的接受了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技术因素，故而在打制技术上保留有南方石器工业传统的痕迹。

　　

　　注释：

　　〔1〕区家发、邓聪：《香港大屿山东湾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的发掘》，《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30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邓聪、区家发：《略谈香港大屿山东湾遗址早期之打制石器》，《纪念黄地峒遗址发现30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

　　〔2〕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图録》，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邱立诚：《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彩陶器》，《岭南考古研究》第5辑，香港考古学会2006年出版。

　　〔3〕Clementino Amaro:《圣保禄神学院和大炮台：考古挖掘和解读》，《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澳门博物馆1998年版。

　　〔4〕邓聪：《澳门半岛出土最古老的文化》，《文物》1999年11期：《澳门历史的新结构》，《历史研究》，1999年6期。

　　〔5〕曾骐：《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6〕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百色旧石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

　　〔7〕南宁市文管会：《广西南宁市打制石器地点调查与试掘》，《广西文物》1992年1期。

　　〔8〕该地点2006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谢光茂发掘。

　　〔9〕邱立诚等：《广东英德沙口狗了冲古文化遗存调查与试掘》，《江汉考古》1998年1期。

　　〔10〕曾祥旺：《广东珠江流域古河流阶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广东省博物馆馆集刊（1996）》，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同上。

　　〔12〕同上。

　　〔13〕邱立诚等：《广东英德宝晶宫的旧石器》，《江汉考古》1998年1期。

　　〔14〕张镇洪等：《广东封开罗沙岩洞穴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人类学报》1994年4期。

　　〔15〕王令红等：《桂林宝积岩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人类学报》1982年1期；曾祥旺：《广西田东定模洞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1989年4期。

　　〔16〕邱立诚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市博物馆等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蔡奕芝等：《英德青塘洞穴文化遗存的研究》，英德市博物馆等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5期。

　　〔19〕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1期；《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综述》，《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20〕参阅邱立诚：《广东洞穴石器论考察》，《南方文物》1995年3期。

　　〔21〕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曾骐等：《广东南澳县象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与文物》1995年5期；黄迎涛：《黄澳与陆岛连桥——试论南澳新石器早期文化系统环境的演变》，《广东文物》1998年2期。

　　〔23〕邱立诚等：《广东丰顺县先秦遗存调查》，《考古与文物》1998年3期。

　　〔24〕参见邱立诚：《广东先秦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岭南考古研究》第2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25〕邱立诚等：《广东英德宝晶宫的旧石器》附録：〈英德采集的石片石器〉，《江汉考古》1998年1期。

　　〔26〕李炎贤、文本亨：《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

　　〔27〕吉学平等：《云南富源大河出土一批莫斯特文化特征石制品》，《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8日。

　　〔28〕张森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岭南考古研究》第5辑，香港考古学会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