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水

　　香港西贡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岛屿旧石器考古重大的发现，其全新的工业面貌，至少给珠江三角洲的考古学研究提出新课题。香港黄地峒旧石器遗址的初步研究：《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发现——西贡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成果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区域史前考古研究会起到推动作用。

　　当我于2005年底获悉香港发现旧石器的消息，激动不已，因为我正在关注长江口以南东南沿海地区与岛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问题。这是这个地区除海南岛三亚落笔洞遗址（当时海南岛昌江两地点还没有发现)，已知最南的地点。从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镇洪教授发来的石制品照片看，形象相当陌生，初步感觉到它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很希望能实地考察一下，摸一摸标本，以提高自己的认识。

　　在张镇洪教授的策划下，我幸运地遂愿，受到香港考古学会主席朱敏初先生的正式邀请，赴港考察。于2005年2月20日入关，用了几天时间，把已发现的石制品粗粗地观察了一遍，并考察了发掘现场和观察了出土石制品的地层；为弄清石制品原料是从岩层中开采出来的，还是采自从岩层中风化的，在邱立诚先生和吴伟鸿先生的帮助下攀上很陡山坡及至基岩露头。经过实地考察得知基岩——凝灰岩不是均质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色稍浅，质较粗疏的；另一类是质细，色稍深、脆性，后者呈条带状嵌于前者之中。为较确切地判断，当时人采料的办法，做了几种假设，其一是用楔形器楔岩层而获得原料，捡了几块形似楔而从基岩中风化的石块，用于楔凿基岩中的原料，但纹丝不动，说明用此方法获得石料可能性不大；另一方法，依民族学资料，用火攻，基岩受热而崩裂，但现场未见用火痕迹，标本上也找不出烧过的证据。因此，用火攻法采石无可靠证据；其三，采基岩经风化崩坍的岩块，这种可能性最大，因为从上坡的路上，可见类似岩块，从石制品原料性质判断，石料有明显的选择性，因为生产石制品的原料基本上是色深灰质纯细、性脆、易打片的凝灰岩。

　　在野外考察和室内观察标本中间，由香港考古学会召开关于黄地峒遗址发现意义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首先肯定2004年第四季度到2005年初在香港考古学会和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下，所开展的香港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对黄地峒遗址的试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起点高，取得良好结果，把黄地峒遗址性质定为石制品制造场准确无误。因为无论从地层中或潮间带采集的石制品中均包含石片、石核、断片，断块和少量的经过加工的石器，从生产链上可判定遗址性质。从已出土的石制品看，它是近十年来岭南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此外，对石制品的性质、特点、时代和今后工作也发表了孔见。

　　从石制品的表面痕迹看，地层出土者有很厚的石锈，而潮间带的采集品基本上没有石锈，保留深或浅灰色岩石的原色。这种差别既可能与石制品生产的时代有关，也可能与埋藏环境有关，如谭惠忠先生解释的那样，前者曾发生长时间氧化，而后者大多时间泡在海水中不易发生氧化。但笔者倾向性地认为可能与时代有关，至少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器物组合，应分成两组进行研究。

　　经初步观察，依地层出土的为例，石制品总性质是以大、中型的和石片石器为主，即不同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也不同于福建漳州莲花池山（注：不包括去年发掘的下文化层)和台湾潮音洞等遗址以小石制品为主的工业类型，它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代表。

　　除了上述特点外，还可看到更多的特点，如石片宽型的多于长型的，台面很小，且常常被向背面修理成刃状台面；石器多数是用石片做的，用块状毛坯加工成的比例不大；石器类型多样，以刮削器为主，还有砍砸器、手斧、手镐，个别雕刻器和钻器，数量较多的楔形器在旧石器时代并不多见，可视为其特点之一；石器的修理特色鲜明，多采用两面加工，它既不同于交互打击，也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用压制法的两面加工，而是先向一面修理而后转向另一面加工，在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模式分类上仍属技术模式Ⅰ。

　　关于时代问题，当时光释光测年还没有结果，石器类型和加工如上述，属技术模式Ⅰ，由于技术上的不规范，因而缺乏断代意义。依山坡上的地貌位置和地层，赞成张镇洪教授等提出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对今后工作提出有必要扩大发掘规模，尤其是潮间带，不宜只采集，应选择有代表性区域加以发掘，看看有无地层关系和排列有无定向性；山坡发掘工作应做的更细一些，每件标本应测量三维坐标、长轴倾向和倾角；发掘的水平层以5或10厘米为宜，观察其叠压关系等。

　　在座谈会基础上，初步商定2005年冬季黄地峒遗址进一步发掘事宜。朱敏初先生和张镇洪教授盛情邀请我参加未来的发掘工作，我欣然接受，使我有幸参与这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工作。

　　对黄地峒遗址石制品组合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的位置，仅叙其特点，言其重要，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若将它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岛屿旧石器研究做一简单的对比，对不同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组合作点综合分析，有比较才能鉴别，从中可更具体地认识它的发现意义。虽是管窥蠡测，但可琢璞见玉。

　　东南沿海地区与岛屿旧石器研究的地理位置是指北起长江口，南至海南岛，广阔的区域和领海内的岛屿。前者没有地理上的界线，这里为便于问题的探讨划一条假想的界线，即以现海岸线向内陆推进50千米，被看作是沿海地区，更远的发现则不包括在内。

　　在这个区域内已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或后旧石器时代（指那些工业面貌仍然是旧石器的，但时代已越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组合)的地点可能有25处。顺便说一下旧石器时代和后旧石器时代的时间界线。中国区域年代（地质年代)表（I)（据全国地层委员，2002)把更新世与全新世的分界年龄定为距今1万年，另据国际地层委员会提出的地质年代表（2004)，则定为1.1 5万年，两者差1500年。在研究本区史前文化时，按照以往惯例，考古学年代与地质学年代相对应，故把旧石器时代和后旧石器时代的分界时间采取国内的分界定在距今1万年。

　　东南沿海地区与岛屿的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较之中国北方起步晚了几十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这一广袤区域内虽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但旧石器考古研究仍然是空白区，远古人类在这自然环境优越，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活动知之甚少。首次打破这种状态的是台湾省台东县长滨长乡的八仙洞的发现。

　　八仙洞是由台湾大学地质学系林朝棨教授于1968年3月发现的，同年12月，由台湾大学出资，由人类学系和地质学系联合组成八仙洞考古发掘队，对其中含史前文化遗物的三个洞（干元、海雷和潮音洞)进行了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1969年2月底。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把三个洞穴发现的文化遗物命名为“长滨文化”。

　　这批文化遗物由发掘队负责人宋文熏先生研究〔1〕，于次年发表简报：“长滨文化——台湾首次发现的先陶文化”。不知什么原因，文章写了多篇，但详细研究报告至今也未发表，但从简报及其后的介绍性文章中可窥知其梗概。

　　在三个含有史前文化遗物的洞穴中，堆积保存完好的是干元洞，高出海面约1 00米，地层分为四层，石制品出自最底层——浅灰色土层的上部，出土近20件“粗糙的打击石器”；其次是海雷洞，距海平面约70米，“打击石器的絶对多数是从灰白细粒土层及其下面的红色砂土层出土的”，从此洞发现的石制品100多件，它们都是用粗大砾石生产的；另一个遗址是潮音洞，高出海平面l 5—20米，海拔约30米，是最低的一层洞，文化遗物出土是“从覆盖于上部海砂层的红色土层开始出土，到了海砂层之上层出现最多，向下逐渐减少，直至这一层砂之底层为止”。〔1〕潮音洞的含文化遗物的地层做了14C测年研究，地表下1.22米所采的木炭，其14C年龄为距今5240±260年；地表下1.03米用所采木炭样品测得14C年龄为距今5340±260年；地表下0.75—0.85米14 C年龄为距今4970±250年。后来宋文熏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海拔高度较高的干元洞的先陶文化层中也找到极少量的炭末，测出来的年代超过一万五千年以前，但不知道要超出多少，据当时参与碳十四测验的专家们私下告诉我们，如果木炭量足够，其年代应该会超过三万年”〔2〕。海雷洞目前无可靠断代资料，从出土的石制品看，其性质接近于干元洞的。

　　干元洞和海雷洞出土的石制品，在宋文熏撰的《长滨文化》（简报)中〔2〕，没有专门的记述，只简单提到石制品是粗大的，其中有砾石砍砸器，还从插图中可以看到有我们称之为鋭棱砸击石片，以及用它做毛坯、向破裂面加工的石器，但这种加工方式是否是主要修理方式无法肯定。

　　从潮音洞发现的石制品可能在3，000件左右（依共发现3，000多件，减去干元洞的近20件和海雷洞100多件，估测出上述数字)。  

　　潮音洞石制品清楚地由不同性质的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以锤击法生产的石制品，包括主要以燧石为原料的小型石核和各种形状的石片，从几个插图看，可能使用过修理台面技术；石器主要是用小石片做成的，包括刮削器和尖刃器等，修理石器的方式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器形不甚规整，刃缘常呈波纹形；另一类石制品，宋文熏有详细的描述，但没有给它们的生产技术定名，依我们的认识，这一类石制品是用鋭棱砸击法生产的，其石核没有平的台面，片疤量少，石片多是宽型的，石片角呈鋭角，有粗大的打击点，较密或密集的放射状线痕。石器既有用块状毛坯做的和用鋭棱砸击石片做的砍砸器，刮削器多以鋭棱砸击石片为毛坯。有无尖刃器，宋文熏没有提到。无论是刮削器或砍砸器多数是向破裂面加工的、且加工比较精致，修疤浅平，刃缘平整。这组石制品的特点非常象在贵州黔西南发现的猫猫洞文化。类似潮音洞组合的石制品在台湾有多处发现，如台东县小马洞，垦丁地区的龙坑，鹅銮鼻国家公园2号地点，以及西海岸网形、龙谭、左镇等。在潮音洞还发现可能有115件磨制骨器，依宋文熏的分类：长条尖器约90件，一端保留关节另端尖的16件，骨针3件，双尖刃器4件（其一为残器)，长条凿形器2件。这些有尖骨器，除骨针外，反映与捕渔经济密切相关。

　　从台湾八仙洞石制品组合看，若依使用鋭棱砸击法及其产品为线，则不同时代石制品是可以联接起来的，可谓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滨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名称可以建立，但到潮音洞时期，文化有很大发展，虽保留其先祖所用的技术，及用此技术生产的石制品，但有了新的成分和技术，如锤击的小石制品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还包含丰富娴熟的磨制技术做的大量骨尖器，这些骨器一方面反映工业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充份显示出对环境的适应和生计策略，以捕鱼为主要生计，是地处陡峭的台湾东海岸古人生存的最好选择。

　　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岛屿旧石器考古研究开展的比较好，而且是持续发展的，是福建漳州市境内的工作。1987年曾五岳先生在漳州市北郊发现了一批打击石器地点，采到了数以千计的小石制品，当时将其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稍晚。经过多年工作，知这类小石制品在福建分布很广，在福建最北部福鼎亦有发现，向南在广东汕头市附近南澳岛类似石制品与新石器时代遗物共存。为简化问题的讨论，这类石制品组合仅録以存照，搁置勿论。

　　由于漳州北郊台地上的发现，引起有关方面专家的重视，尤玉柱、曾五岳、蔡保全等于l 990年2月专门就台地第四纪地质开展调查，他们找到了出土石器的两个层位，其一是红土层中的含石制品的砾石条带，时代定为晚更新世中期（约距今8—4万年前)；其二，红土层上黄色砂质土层，推测是出小石制品的层位，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约距今13000—9000年前)。

　　根据这次调查结果，由福建省博物馆，漳州市文化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成发掘队，于1990年5—6月对莲花池地点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近200平方米。从莲花池山地点出土石制品23件，另从竹林山地点采到石制品4件。经尤玉柱等研究，发表于《漳州史前文化》一书中。这些石制品主要是用石英做的，计22件，还有水晶4件和硬砂岩l件。它们包括石核5件（莲花池山3件，竹林山2件)石片1 6件，其中2件出自竹林山，余皆出于莲花池山；石器5件，含刮削器4件和砍砸器1件，均出自莲花池山。尤玉柱等对石制品的性质做如下概述：原料主要是石英，原材为砾石，石片多自然台面，形态不规则，短而宽；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少，加工简单，器物类型单调，加工部位主要在前端和两侧，以从腹面向背面单向修理为主。

　　笔者作为《闽台史前人类及其环境的综合研究》课题组成员，于1994年11一12月赴漳州地区考察，与曾五岳先生一起对莲花池山地点进行短期田野考古，在与1990年发掘的相当层位（红土层中的砾石条带)采到一些石制品，包括断块5件，石核1件，石片3件和刮削器3件。在考察中还对1990年发现的石制品进行再研究。对莲花池山地点出土的石制品计39件〔3〕做了新的分类，对其一般性质进行了新的论述：（1)石制品大、中、小型均有，以小型的居多；（2)打片主要用锤击法，偶尔用砸击法，锤击石片形态多较规则，含台面有疤的石片；（3)石器多是用石片做的，占69.2％，块状的占30.7％，应是以石片石器为主的工业；（4)石器以宽刃类为主，基本上是刮削器9件，砍砸器2件，还有尖刃类石器2件，其中1件可归手镐；（5)石器的修理无一定程序，用硬锤加工，修理工作精致的远少于粗糙的。对地点性质定为是一处临时性活动场所；其时代从地层和石制品特点提出似乎把莲花池山含石制品的地层时代归于晚更新世后期或旧石器时代晚期更为合适。

　　莲花池山地点，因配合基建在福建省博物院范雪春、陈子文等主持下，于2005年11月至2006年3月在上述文化层（已被破坏)之下又发现三个含石制品的层位，出土的石制品经初步鉴定超过300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和水晶，详细报告尚未发表，但已有消息报导，打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对原料利用率低，石片多不规则，宽大于长的居多，石器类型偏少，尤其缺乏典型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刃器，但发现第一类工具——石锤，其时代依地层对比，可能从中更新世晚期，延续到晚更新世中期。

　　此外，2003年范春雪、尤玉柱等在漳州洋尾山配合高速公路建设，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地点，石制品出自沙质黄灰色堆积中，都是小型的，时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福建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如依内部材料报导在晋江海滨地区发现7个含石制品的地点，依2007年笔者再次考察，“石制品”多发现于岩脉或经风化搬运形成的条带堆积中，多是自然破碎的脉石英块，仅有极少数是人工痕迹清楚的，它们出自哪个地点需要进一步复查落实，故所报告的7个地点究竟有几个地点含石制品目前无法肯定〔3〕。

　　自1987年以米，范雪春等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鹿角锤3件，有刻纹鹿角1件和有割剁痕迹骨制品多件。类似标本见于泉州博物馆出自台湾海峡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中；在浙江舟山博物馆亦有类似标本发现，该馆还藏有出自舟山海沟的木棒，14 C测年大于距今4万年。这是弥足珍贵的标本，使我国成为拥有旧石器时代木质工具的国家，此前曾在英国和德国发现过，时代在距今40万年前或稍晚。

　　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系1983年夏发现，1992年夏季进行复查，同年1 2月由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遗址进行发掘，1993年再次发掘。两次发掘都在郝思德和黄万波主持下开展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结果，已出土人牙12枚和左距骨1件。全部人材料均属晚期智人，可能分属三个个体，从测量值和形态上看，比较接近新石器时代的人牙。

　　文化遗存除发现一处灰堆遗迹和夹于文化层中的厚20—35厘米的灰烬层外，石质标本有200余件，人工痕迹清楚的有90件，依可分类标本为78件或84件（后者含磨制的6件穿孔石)，还有磨制的骨角制品90件，蚌器2件和牙器4件。从这些文化遗物可以看出它有以下特点：石制品多是粗大的，石器尤显，砍砸器是主要类型，尖刃类石器极不发达，仅记述 1件雕刻器；已有娴熟和发达的磨制技术，既用于穿孔石器的制作，也广泛用于骨、角器的生产，显示出技术上的明显进步，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组合所罕见，用于磨制的穿孔石器为国内所无。14C年龄为距今10642±207年，表明离旧石器时代结束已很近了。

　　黄地峒遗址经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的发掘与附近的调查，对其石制品的特点有了进一步的瞭解。依已测量的501件标本，其中含出自第3层的标本161件，第4层的33件。可归纳出以下的工业特点：

　　1. 石制品以中型的居多，特别是石器尤为明显，依己测量的100件标本，大型的占15％，中型的占76%，小型的占9％。

　　2. 打片基本上用锤击法。锤击石核既有单台面的，也有多台面的，未发现经予制的石核和修理台面的标本。锤击石片宽型的多于长型的，分别占68.42％和31.58％，在后者中包括一定数量的石片—石叶 （Flake－blade)；石片台面以小型者居多，占53.36％，其中存在不少线状台面，占11.38％；若干石片的台面上有脊，台面可能曾被修理过；多数石片比较薄，宽厚指数为19.16；石片背面多疤层叠，片疤浅凹，故背面相对平整，高脊或龟背状的极少；石片形态多数呈规则的几何形；梯形、三角形及长方形（指上述的石片一石叶)。

　　3.石器的毛坯以石片为主，占68％，其中断片用量超过完整的石片，用块状毛坯做的石器占32％。不同类型石器对毛坯要求有明显的差异，刮削器和尖刃器基本上是用石片做的，楔形器 （前称锛形器)、砍砸器、手斧和手镐等用厚的岩块做毛坯。

　　4.石器类型具多样性，包括刮削器、楔形器、尖刃器、雕刻器、手斧和手镐。其中以刮削器为主要类型，楔形器（含I和II型粗坯)为常见类型。在刮削器中将台面向背面修去，制成平直的横刃刮削器和两面加工的，长宽指数少于50的楔形器在石器中最具特色。在石器组合中宽刃类石器占絶对优势，尖刃类石器显得不发达，小型的尖刃器仅占6％，其尖刃常呈宝剑头状，颇具特色。

　　5.石器的修理主要用锤击法，两面加工的多于单面加工的，如上述，它既不同于交互打击的，也不同于压制修理的两面加工，而是先向一面打击，而后转向另一面修理。石器修理曾用过砸击法，在加工楔形器时，用于做粗坯打薄工序，在若干楔形器上留下清楚的砸痕。用锤击法修理石器，除已提到的两面加工者外，也象其他旧石器组合一样，修理方式具有多样性，如向背面加工（为单向加工的主要方式)，向破裂面加工，错向加工，复向加工和交互打击的，后几种数量都不多。此外，还有加工方式难以确定的，即毛坯两面平的一面有修理痕迹者。

　　6.石器的修理多简单粗糙，但亦有少量标本很精细，前者修疤常见于边缘，修疤指数在10左右，甚至更低，修疤多单层，常见有深宽型和浅宽型的，极少数是浅长型的，具硬锤修理的特点；后者修疤层叠，修疤呈浅宽型，刃缘匀称，器形规整，或许是用软锤修理的。刮削器的修理是最好的，楔形器的加工优劣幷存，其他各类特别是砍砸器加工最为不善，刃缘显得曲折，刃口也比较钝，不象刮削器那样，刃角多在60以下，它的刃角往往在70以上。

　　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组合的扼要记述，大体可归纳为三种工业类型：第一类以粗大石制品和砍砸器为代表，包括漳州莲花池山下文化层、三亚落笔洞和台湾台东县干元洞和海雷洞等的出士者；第二类以小石制品为主的组合，可把漳州莲花池山上文化层，晋江海边石圳北l千米的第四地点和漳州洋尾山的石制品组合归入其中；第三类以香港黄地峒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为代表，即以石片石器和中型石制品为主的组合。由此可知黄地峒遗址石制品组合的发现，其重要的意义就不言自明瞭。

　　众所公认，建立一个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名称基本上需要两点，即在一组石制品中有不同于别的组合的特点，还要有一定标本量的支持，以排徐偶然因素或人为的主观因素。如果在新考古学文化命名时，能知道它的时空分布，则命名显得更为完整。依据新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黄地峒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出土的石制品组合可以给予新的考古学文化名称：黄地峒工业（Huangdidong Industrv)。石制品以中型为主，宽型石片多于长型的，石器中石片台面被修制成的横刃刮削器和楔形器，以及特殊的两面修理等是这种工业典型的因子，是周边地区，仍至中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组合所不具的，即使是东南亚海岛国家发现的，可能有某个因子相近，可视为文化趋同现象，全面反映这些特点是没有的。

　　《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发现——西贡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面世是件可喜的事，但我更愿意把它比喻作一个青果，意味着果子尚未成熟，是阶段性成果。这个遗址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在高起点上开了一个好头，大量工作还在后头，要使他变成香甜成熟的果子，还需要付出更大力气和智慧。

　　遗址的范围大体是清楚的，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50米，均可见到石制品。若从黄色堆积含石制品地层分布来看，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向是一个斜坡，大约从人行道向东乃至近山顶处都有石制品发现。依2005年末的调查，在基岩陡壁前沿就有富集石制品的黄色堆积，后来继续调查在岩壁顶上的沟中也发现了文化层，采到丰富的石制品。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含石器制品的黄色堆积的区域究竟有多大，需要进一步踏勘，才能比较如实地绘出旧石器遗址分布图，进一步寻找当时人的活动中心区，以便对遗址功能做出较详细的分析；其二，在黄地峒山有石制品分布的坡面上，坡度较大，在20度至40度左右，目前由下向上攀登有一定困难，当时人在近山顶活动，打击石制品，在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只能解释为就近取材之便，那末，近坡脚的石制品是原来存在的还是从坡顶滑下来的，这要通过不同高程的石制品表面痕迹分析和石制品类型和加工技术有无差异来加以判别，遗址面积目前难以准确计算出来，假定坡面长100米，再进一步假设遗址从上到下略呈扇形分布，这样算起来遗址面积可能超过60，000平方米，不考虑试掘的Tl和T2（在潮间带)和T5（空方)，试掘只挖了2平方米，第二次发掘布方15个，实际工作只有6.5个方，虽然从中发现了丰富的石制品，在工业研究方面可能起到观一斑而窥全貌的作用，但已发掘面积占遗址总面的万分之一稍多一点，毕竟太少，很有可能发生挂一漏万的事情，应以本报告发表为契机，把遗址保护规划抓起来，只有有效保护，才能使研究持续发展，在规划中应包含遗址发掘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对遗址重要性的认识，而这项工作在以往两个野外工作季度里根本无暇顾及。在下来继续的工作中一定要补上。

　　关于遗址的年代是目前潜流争议最激烈的，不同看法可以共存，目前光释光的测年，虽得到一组数据，只能作参考，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深1米T4的第4层，年龄为39，000±1320aB.P.，而深1.2米的T4年龄为35，000±l350aB.P.，出现这样的年龄倒置现象使人对测年结果存有怀疑是不足为怪的，新近的光释光测年结果，相当于T4的L4的上部，其年龄为13，100±900和13，700±900aB.P.与第一次测年结果年龄差距较大，而坡积地层是否是连续分布的？如果不是这又作何解释？从地层上大体与香港第四纪地层的晚更新统的赤腊角组相比，更接近其上部山下村组（14C年龄为33，575±3 186—16，289±83 1 aB.P.)，或热释光法年龄为29，300±2，300—23，800±200 aB.P.。在本报告中对地质地层的对比应该说是客观的，可信的。未来的工作，还应对山下村组的沉积以及其上的不能分类层和顶部的末名坡积层加以实地考察，在地层对比方面可能有新的进展。

　　石制品的研究由吴伟鸿先生完成，其研究精度和新见，见于文中，恕不赘述。我未能参与其中工作，原因之一是7—8月工作安排较紧，其二，也是更主要的健康原因，不允做有突击性的和限时完成的工作，将情况如实告诉张镇洪先生，承他理解，转请吴伟鸿先生独立承担，吴先生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任劳奉献，独当此任，令人敬佩。由于想到未来工作，就石制品研究再赘述几句。

　　就我个人的直感，在石制品研究方面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既包括埋藏环境，也含石制品本身的若干问题。从埋藏环境来看，同是坡积堆积，但有两套：上部的灰色堆积，相当于试掘的T3和T4的第1－3层，第一次系统发掘的第1－2层；下部的黄色堆积，即试掘的T3和T4的第4—5层和第一次系统发掘的第3—4层，上、下两组坡积物，中间间断面清楚，呈不整合接触，从已有测年的初步结果看，时间断距可能在一万年以上。从石制品表面痕迹分析，均有厚重的石锈，仿佛是同源的，是否是如此，单从表面痕迹判断是不够的，还得从石制品的技术学和类型学做进一步分析，以求得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若是同源的，则要研究是什么地质营力造成中断了万余年后又再次发生堆积，这就需要在更大的地域内研究全新世早、中期气候、环境的变化，寻找解释问题的证据。如果不是同源，假定另一人群来此活动，留下他们的遗物，应在石制品类型和加工技术上得到反映。诚然，若从石制品表面痕迹看，后者的可能性是很微弱的。因之，两组不同地层出土的石制品分开来研究是必要的。

　　黄地峒遗址旧石器文化层大体可再分两层，地层上如本书第二章所记述的是渐变关系，再依已发掘的8平方米来探查，从下而上出土的石制品的密集度有明显的差别，初步印象是下稀向上有渐增多的趋势。此认识是否准确，只有通过分层研究，或可达到符合实际的认识。在分层研究中，不妨把工作更做细一点，按发掘的水平层，从下到上一层一层地统计出各类石制品的数量，以此观其变化，进而探究其发展趋势或石制品在山坡被搬运的快与慢的频率。

　　就目前所认识的黄地峒工业特点而言，虽有一定标本量支持这些特点，主要来自于对500件左右标本的观察和测量所得出的认识，大约占已发现的石制品量的l／8，换句话说，目前所做的定量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何况看过的标本，分类定量还没有进行，仍属管中窥豹，其欠缺和发生偏面性在所难免。为弥补此种不足，今后应该做分层、分类定量分析研究，为工业特点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要瞭解遗址功能，当时人生产能力，工具的应用和生计策略，甚至与环境关系，石制品的试验研究应该跟上。有些石片打击点不显，在破裂面上有弧形凹，有点象鋭棱砸击石片，但后者有粗大的打击点；又如若干石器的刃口上的修疤象砸击加工，但它与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中用砸击法修理的石器上的修疤有明显的不同，后者修疤浅平，多属长浅型的，颇似压制的修疤，而黄地峒则呈鳞状或阶梯状。为此，我们也做过一些模拟试验，但没有得到满意结果，今后仍须从这方面多加努力。类似问题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从目前香港周边地区旧石器考古资料分析，如前面已指出，黄地峒工业的主要特点不见于东南沿海地区，甚至于东南亚岛国，与印巴次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也迥然相异，在目前看好象是个孤例，但从其工业的组分和技术分析，它具有相当程度的成熟，因之，似可允许揣测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寻找它的祖型和后裔应是今后工作的重要课题。考虑到珠江三角洲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地理单元，境内地形多样，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供给充分，在这个地区寻找与黄地峒工业相近的石制品组合决不是海市蜃楼式的幻觉，会稍纵即逝，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史前考古工作者会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能够顺利地进行取决于两方面因素：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和香港考古学会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现称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有效的组织策划和黄地峒遗址联合考古队成员的努力。如果把每个单位和个人比做强有力的音符，和谐地演奏出气势恢宏的乐章，培植成黄地峒遗址考古队团队精神，快速地出成果。

　　这个课题的组成和工作经过，在文章的前言中已详细地加以记述，毋庸笔者赘言，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香港古迹古物办事处的支持，首席秘书吴志华先生和馆长孙德荣先生一直关心其事，孙馆长三次赴考古队驻地看望队员们（最后一次是陪吴志华先生前来的)，还两度考察发掘现场，提出参考的意见；香港考古学会更是全力投入，给予这项工作以人力和财力的全方位支持。我们深切怀念主持其事的香港考古学会会长朱敏初先生，他为此事做多方努力，付出辛劳，不幸的是，他于2005年驾鹤西行。他若在天有灵，对黄地峒遗址阶段性的研究成果问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副主席吴伟鸿先生一直亲历此事，任劳任怨，他的工作令人钦佩；香港考古学会执委们都成为考古队的朋友，为研究工作解困却难。

　　作为课题合作的另一方，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功不可没，它的主任张镇洪教授出力最多，事无大小，从调查、试掘和发掘的策划、实施到协调各方面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均贡献了他的辛劳和智慧。由于调查发掘经费并不富裕，必须精打细算，一个铜子掰开来花，无不渗透这位年近古稀老人的心血。就我自己亲历，2005年末第一次系统发掘，由于经费有限，许多生活用品都需从广州带去，由于行李太多，负责后勤的朱老师送我们到深圳。从深圳下车，朱老师不能往前送了，负重的事都落在各位队员（张镇洪、谭惠忠、王宏、吴伟鸿)身上，我备受照顾，只拿自己的两件小行李，从车站到罗湖关口是有搬运工可雇的，为了省钱，他们每人负重几十公斤过关，到香港中文大学车站下车后，依然如故，掮着东西到汽车站。他们的吃苦耐劳，相互帮助，敬业勤业，快速创新的精神贯穿工作之始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得益匪浅，非常愉快。张镇洪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请我担任《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发现——西贡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一书的主编，受之有愧，对黄地峒遗址研究出力甚微，辞至再三，未能卸此当不起的重任。盛情难却，只好从命。

　　《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发现——西贡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出版，好似万里长征到半途，往前的路还漫长，困难还很多，任重而道远。只要各方面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继续发扬优良的团队精神，再接再励，把工作向广深、细透方向推进，香甜的“果子”是能摘到、尝到的。“人生能有几回搏”!能在古稀之年参与有高学术价值的黄地峒遗址的研究，感到莫大的幸运，愿将余年尽微力，努力拼搏新一回，是为序。

　　

　　注释：

　　〔1〕引文均见宋文董先生发表的《长滨文化》简报。1969年，中华民族通迅。

　　〔2〕见《台湾旧石器探索的回顾与展望》。1991，田野考古。

　　〔3〕为何比原研究标本多，详见人类学学报15卷4期（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