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研究馆员。

　　【中文摘要】罗天池既是一位优秀的书画家，同时在古书画鉴藏和文学修养等方面也具有较深的造诣。要研究广东的艺术发展史和收藏史，罗天池不可或缺。

　　【关键词】罗天池　书画　鉴藏　艺术史

　　Abstract:Luo Tianchi was an excellent painter and calligrapher, he also was good at painting appreciation and literature. Luo Tianchi was so important in art history in Guangdong so that we cant stride him when we research on Guangdongs paintings.

　　Key words: Luo Tianch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eciation　History of art

　　

　　罗天池为官不算显赫，顶多是位列四品的按察使司级官员，而且还因事遭革职。然而，从艺术修养的角度对其考察，却发现他是一位优秀的书画家，曾被当时人誉为粤东四大家之一。若从鉴藏家的角度考察，他的目鉴水平絶不在著名鉴定家吴荣光之下，有不少流传至今的重要历史名迹都附有他的题记或藏印，他的收藏印记甚至成了今日人们鉴藏古书画时的参考依据。从文学修养的角度考察，他着有《修梅阁文集》、《昙白薇红仙馆笔存》等著述，并曾历主广东新会县冈州书院、古冈书院讲席，堪称学者。象他这样一位人物，要研究广东的艺术发展史当不可逥避的，要研究广东的艺术收藏史，罗天池更是不可或缺。总之，罗天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岭南历史人物。

　　一、生平

　　1.罗贵后人

　　据1992年重修的罗贵古墓墓志写道：“本山坐凤翮怀中穴，始祖贵，锦裳子，原名以达，字号天爵、琴轩。南雄府学廪生，诰封中宪大夫，赠吏部尚书。金氏、田氏诰封四品恭人，赠一品夫人。由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沙水村珠玑里始迁冈州蓢底，即新会良溪，为南迁罗氏始祖也。绍兴元年十二月立。”〔1〕由此得知，自宋代以后，在新会良溪繁衍的罗氏族群均属罗贵后人。罗天池是新会良溪人，所以罗天池也就是罗贵的后人。

　　2.“六湖”别号由来

　　罗天池，初名汝梅，字华绍。本是耕云公（罗蟠）第三子罗应奎之长子，后过继予耕云公长子罗阿正为长房子嗣。他一生常用、而不作更换的别号叫“六湖”。索其源，也许是在其乡邑圭峰山有一称作緑护屏的地方，旧志有记：緑护屏“顶有湖六，又名六湖，亦谓之玉壶”；有记：“有浅渚六，深冬不竭，名六湖。”重要的是湖边有一村庄名作“玉壶村”，传闻明代大儒陈白沙先生少年时曾在这里的“玉壶书馆”潜心读书三年。罗天池以“六湖”为号，应是其举乡贤白沙先生蛰伏读书事例以作励志。

　　3.生卒年考

　　罗天池生活的年代距今并不算久远，然而，目前所见有关介绍罗天池的文章，其卒年要么是失确，如有持1805年生，1856年卒说的；要么是未为定考，称作1805年生，1860年尚在的。今据新会良溪《蓢底本原堂罗氏族谱》所记，确知罗天池“生嘉庆十年乙丑（1805）九月初三日戊时，终同治五年丙寅（1866）四月初六日辰时，寿六十二，柩葬鹤山县古蚕，土名飞凤山”处。

　　4.宦迹

　　罗天池自道光四年（1824）进庠，道光五年（1825）乡试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中一百三十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八十七名。钦点刑部主事，加三级旋充广西、浙江司主稿总办秋审处行走。道光十九年（1839）补江苏司主事，坐办秋审，出差浙江、福建查办事件。道光二十一年（1841）升山西司员外郎，充律例馆提调。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江西司郎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察一等。是年四月奉旨简放云南迤西兵备道，充甲辰科（1844）乡试监试官，差竣，兼署云南按察使司。罗天池的云南经历，还引发出他发明良溪柑普茶（即以当地盛产的柑桔陈皮，与云南的普洱茶相结合而炮制成的一种具有化痰、止咳和消滞提神药效茶类饮品）的创新传奇呢。

　　《族谱》称罗天池自归田后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历主本邑冈州书院、古冈书院讲席，絶不涉公事，着《修梅阁文集》等。这样的文字表述，其实是事出有因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就罗天池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便外放云南迤西兵备道说起，因为罗天池在云南任职期间，那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罗天池却不幸牵扯其中。

　　5.关于云南永昌“回务案”

　　所谓云南永昌“回务案”，指的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发生在永昌城的镇压回民的惨案。有学者称：“清朝中后期，统治日渐腐败，各地人民反抗不断，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允许地方创办团练，各族地主乘机扩充势力，残害百姓，永昌汉族地主团练‘香把会’就是一个代表，道光二十五年，迤西道罗天池为首的官兵哨练以城内回民‘图谋不轨’为藉口，屠杀城内回民，回民死伤数千人，这就是‘永昌惨案’。‘永案’立刻激起回民中强硬派的反抗，张世贤与赛白袍等组织回民暴动，但由于力量不大，寡不敌众，很快被镇压。”〔2〕事后，罗天池未被指责，反而得到时任云贵总督贺长龄的嘉奬。然而，事件并未因此就结束，为讨回公道，回民决议进京上诉。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夏之交，委派代表杜文秀，“离开云南，经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直隶等省，六月左右到达北京。在上诉过程中，杜文秀并非一帆风顺，他探听各路情况，瞭解各种手续，寻找门路，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直至年底才将状纸呈上去。清政府中央对‘永案’也就有了一定的瞭解，对贺长龄处理‘永案’的做法有所不满，另外回民聚众反抗情形日甚，形势不容乐观，清政府只得撤换贺长龄，任林则徐继续查办。林则徐任职期间，杜文秀、丁灿庭等人在京积极活动，他们努力争取在京回人的帮助，逐渐对林则徐施加压力，使得林则徐在处理‘永案’上比前任贺长龄更加‘严厉’，罗天池、恒文等人‘革职，永不叙用’，沈聚成等在押赴京师途中服鸦片自杀。”〔3〕

　　从罗六湖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经历看，他的犯错是必然的，也是无法避免的。首先，罗天池赴任云南以前的履职一直是京官系统中的刑部，相当于今天的司法机关，偶尔到地方上，也不过是以钦差身份所做的调研、核查之类的工作而已，没有在地方长期工作的履职经历，也就是说他缺乏处理各类地方事务的经验。其适逢道光后期这一多事之秋，又是处理如此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岂有不犯错之理。其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把罗天池看成是永昌案中帮助汉族地主集团镇压回族人的罪人，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若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待，他却是一位颇具愚忠的封建卫道士。其实，“为强化对回族的统治，干隆朝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回族的某些特点，通过谕旨、判例等形式产生了为数较多的处理回族犯案的特别法令。其内容涉及回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婚姻制度诸多方面。灵活性大、效力高、处刑重、针对性强。这些特别法令，充分地反映了干隆君臣‘以法治回’时‘刑用重典’的基本精神。”〔4〕贺长龄、罗天池等不过是因循贯彻这种基本精神的人，而罗天池的任职经历也注定其在处理相关事务中必然是形而上学的，是以简略的条文套用到千差万别的社会现实中去，其结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作为贺长龄续任人的李星沅，在其《访查原办回务大概情形并现在筹剿缅匪先饬臬司出省策应折子》仍道作：“永昌特其一事耳，督、提会调官兵，力图整顿，自是正办。乃一误于罗天池之轻发，再误于张必禄之缓，攻剿既失，平抚亦过于厚。贺长龄以常处事，而不虞事之变，以诚待人，而不觉人之欺，积渐成之，而欲奋迅去之，收效固不易也。”〔5〕说的是罗天池在永州案发初期处理回汉纷争时，对汉人过于轻罚；张必禄出手镇压时，反应又过于迟缓，以致铸成大错。《折子》似有为同乡贺长龄脱罪之嫌，但也凸现出“镇压”是当时各级官僚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基调，只是在具体的拿捏上各有差异而已。也就是说，即便换作他人，也多采取镇压手段，只是在控制事态发展以及善后方面，有地方工作经验的人恐怕会比罗六湖处理来得灵活、适度罢了。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授编修。1835年任广东学政。后历任陕西汉中知府，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江西、江苏布政使等职。1842年升任陕西巡抚，不久任陕甘总督。1845年调任江苏巡抚，1846年任云贵总督。1847年兼署云南巡抚。《访查原办回务大概情形并现在筹剿缅匪先饬臬司出省策应折子》应是写于此时。同年4月镇压缅宁(今云南临沧)、云州(今云南云县)回民起义。旋调任两江总督，兼管河务。1849年因病解职回籍。1850年12月，被清廷任为钦差大臣，驰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1851年1月，扺桂林、柳州，始以洪秀全等太平军于桂平金田起义事上奏，并遣军一万多人进攻。同年5月4日，到武宣督师镇压太平军。在太平军进攻下，于12日死于武宣。谥文恭。

　　对于永州案的处理结果，罗天池是郁愤难平的，以致于其在《昙白薇红仙馆笔存》中列举林则徐、张敬修等因平暴事件而去职的官员作自比、自慰。

　　二、书画艺术

　　罗天池仕途虽遭挫折，于书画一艺却颇有造诣，岭南硕儒张维屏曾将其与名宿黎二樵(简)、谢里甫(兰生)、张墨池(如芝)一道并称为清中广东绘画四大家，并得到世人的认可，广为转述流传，足见其技艺之高，声誉之隆。综观其艺术经历，得知其初学董其昌，因为崇拜董氏，乃自认“香光私淑弟子”，继之遍临古人名帖，集诸家之长，遂成名家，并被人们瞩目。

　　1.香光私淑弟子

　　“香光私淑弟子”，是罗天池使用过的一方白文收藏书画印记的印文（见图），该印的整体文字为：“香光私淑弟子罗六湖审定”。所谓香光者即董其昌（1555—1636），其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是画史中“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董其昌精于书画，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有董体之誉。他兼善鉴赏，收藏过许多历史作品，是当时著名的鉴赏家。所谓私淑，通常指的是“没有得到某人的亲身教授而又敬仰他的学问并尊之为师的，称之为私淑。”或是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之意。”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罗天池自然无法直接师从生活在十五世纪的董其昌，但他仰慕董其昌的学养，以董其昌擅书、擅画、擅鉴之才艺为追求的楷模，且镌印以自励，先是力学，后而为心手相应。

　　他曾说过：“余藏思翁卷册百六十余种，后将其少年不经意作，及绫、绢本之不精良者沙汰之，仅得四十三种耳。内楷书有《孝经册》二，悉藏经纸本；《桃花赋册》一，宣纸本；书《储光羲诗》及《千字文册》各一，悉玉版宣本；《临九成宫各帖册》，宋纸本；均七十以后所书。《乐志论卷》一，玉版宣本，系中年书，余则行楷及行草耳。董书雁（赝）迹极多，非浸淫十余年莫能辨此。《麻姑记》虽非暮年书，而沈浑雄劲，放之可以寻丈，由此得径，可悟平原三昩。南海叶云谷农部曾借刻入《友石斋帖》，亦什得三、四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十月二日，罗天池题于寂惺斋。”〔6〕从中我们可以瞭解到罗天池对董书的研究曾花费不下于十年时间功夫，而且不仅仅限于在摹学上，还能深究其优劣及真伪，能在一百六十件藏品中精挑出四十三件用以珍藏，足见其锺情董氏之余，研究体味之深，自诩“香光私淑弟子”的称谓絶不为过。

　　2.集诸家之长

　　罗六湖在精研董香光的同时，于各时期名家的书迹亦多有摹学。如他在《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中便为罗鼎臣示范性地摹写了：王逸少书武侯《师徒帖》、王羲之《适得帖》等。其实，他尤偏爱于王羲之的书法，如他对由“南唐李后主所泐，贺季真手钩，凡四卷，系右军书，拓用澄清堂纸，李廷珪墨”〔7〕的《澄清堂帖》特别珍视，自评“《澄清堂帖》远出《大观》、《淳化》、《淳熙》、
《绛》、《汝》之上”。力购后专以一室蓄之，颜其室名曰“宝澄堂”。罗天池能起步于董其昌，并据此溯源而上，涉元宋，及唐晋，最终以领会与体验书圣王羲之的艺术魅力为依归，力攀书学领悟的巅峰。罗六湖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应邀对重要藏品书题跋文的时候，皆以楷体为之，这从流传至今的历史名迹中可以得到印证，如：附于南宋《吴琚行书五段》卷后的题跋（上海博物馆藏）、附于元《冯子振行书虹月楼记》卷后的题跋（上海博物馆藏）、附于元《赵孟俯行书十札》卷后的题跋（上海博物馆藏），等等。古人对各书体的润例设一致的价格比率，比如说一件楷书作品的价格约略等于三件行书作品的价格，这说明自古以来人们认同楷书书体在书学中的重要地位。罗六湖坚持以一丝不苟的楷体书写题跋，一方面反映其敬重历史名迹的心境，另一方面则反映其有意识彰显深具功力、不惧他人“挑刺”的书法功力。

　　还有，见潘仕成《海山仙馆藏真续刻》收録有题名“赵孟俯勉学赋卷”的作品，后又见其写本。刻本与写本大致相同，不同点有二，其一是写本上的收藏印章是散见于手卷的前部、中部和后部，而刻本的藏印集中在手卷的前部和后部；其二是在写本的每一接缝处均钤盖有罗天池的圆形朱文“罗”字骑缝章，而刻本上则无。此外，潘氏的收藏印印色与罗天池的收藏印印色一致。然而，按照罗天池在藏品上钤盖收藏印的习惯，是不会加钤骑缝章的。如果以罗天池《昙白薇红仙馆笔存》中的“举”字与《勉学赋》的“学”字作一比较，发现二者在结构和用笔习惯上具有一致性。毫无疑问，潘仕成所收所刻的《赵孟俯行书勉学赋》是罗天池所临写的本子，非赵氏原作。潘仕成为什么要以罗氏临本充作赵

本，其用意虽然不得而知，但罗氏非同一般的书法功力亦以可为他人
谋财矣。

　　艺术向无絶对的标准，往往是各花入各眼，也许罗六湖的书艺并非人人膺服，但其在书艺实践的同时，不偏废理论探讨，而且以此反复印证书法实践，我认为这是其足以高于那些只重临帖的一般书法家的地方，更是其学术修养的自觉使然，若不是如此，文人士大夫又为何热切追求他的作品呢。

　　3.梅缘

　　罗天池一生酷爱梅花，曾特地以“铁梅轩”、“修梅仙馆”作斋名。或许是感叹梅树的长寿，又或许是欲借梅花冰清玉洁的姿态以自喻自比，每到一处，他总是多留意别致的梅树。如他曾作记：“榆城西署有老梅一株，大可合抱，高仅三尺许。”又，“龙神祠旁（即汉黑水祠）有唐梅三株，干枝盘地几一亩，高不及二尺。”〔8〕这里所说的榆城即云南大理旧称，而龙神祠则位于昆明市北郊龙泉山下，始建于汉代，是云南名胜古迹。

　　罗天池酷爱梅花，以致他热衷于收藏有关梅花的作品。如他收藏的《林和靖梅花三十絶句墨稿》就是著名的一例。好友何绍基还特地为其写下《林和靖梅花三十絶句墨稿，罗六湖比部藏》长诗一首：“诗如东野书西台，雪堂双井交尊推。岂意停云两札外，遗墨零落湖山隈。山人爱梅本天性，为两三朵百千回。酒痕茶角尽闲事，日问梅花开未开。何来诗草三十首，妙语绎绎春风催。客路飘蓬果何事，想当游橹沿江淮。是时孤山未结屋，已觉尘世不在怀。广平或可语心事，彭泽相与忘形骸。书律跌宕亦无偶，居然梅干虬龙走。纸光想见槐木椎，笔精当出葛生手。六湖爱贤非好奇，宝此集外冰雪词。山雪夜明鹤无形，更有山人诗外诗。”〔9〕

　　罗天池不仅爱梅、藏梅，更醉心于画梅。无论是设色的红梅图，还是纯施水墨的墨梅图，画来都是枝健花娇，笔墨洒脱。很多时候为了更好地抒发情感，往往还会于作品中配上自己写的诗作注脚。如，于道光六年（1826）初春，在为贞石词兄画的《梅花图》中题诗：“一树寒梅白玉条，回临村落傍溪桥。不知近水梅花发，疑是春来雪未消。”〔10〕又如，在咸丰戊午（1858）清明节为协和大兄所画的《梅花图》中题诗：“晴雪丝丝伺鹤时，小红阑外忽横枝。客来笑展泾溪纸，索我梅花画里诗。”〔11〕前诗反映出他对梅花属性有深度的瞭解，懂得靠近充足水源的梅花要比不是靠近充足水源处的梅花要开得早些的道理。后诗则表露出人们不仅喜欢他的梅画，还喜欢他写的不拘一格的题画诗。此外，他还有：“画梅赠卫楫臣参戎佐邦”、“为陈自修绘梅花并题”等自作梅花诗画的纪録。〔12〕

　　罗天池画梅花，不仅是自抒胸臆，自我陶醉，还因此而传感他人，享誉于时。岭南文人谭莹曾题其梅花诗（六首）云：“（其一）梦回彩笔尚飞腾，驰骤纵横得未曾。堪笑此花如铁石，画成风骨俞崚嶒。（其二）郁盘飞动一枝枝，略具风云变态奇。只从师心无我相，空庭花影月明时。（其三）画梅画竹法差同，总到无人爱处工。君看乱头粗服里，悲凉孤直俪曹公。（其四）净洗铅华具性情，无端寄慨写生平。周秦篆法谁能识？岂向人间博画名。（其五）剩墨离离整复斜，独开生面足名家。一枝瘦硬通神笔，屑仿徐熙没骨花。（其六）阅尽繁花色尽浓，幽香冷艳本难宗，传红写翠昂藏甚，不比凡花作冶荣。”〔13〕虽为谭莹写的诗，却也折射出罗天池画梅作品留给他人的深刻印象。在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梅花作品占絶大部分。

　　3.其他

　　罗六湖除了爱画梅花外，兼且画有山水、人物、荔枝、竹石、牡丹、兰草等题材的作品，只是流传下来的不多，无法给人以一总体认识而已。有的我们还是通过当时人的纪録方得以瞭解，如黄爵滋在《仙屏书屋初集》中録有题“罗六湖画荔枝”诗：“五月越王城畔嬉，海山朝暮暑风吹。蔡家旧谱何须问，自忆卿园写荔枝。”〔14〕另又録有“阅《罗六湖平山晚眺画卷》感而赋之”诗（文略）。〔5〕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任监察御史，兵科、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卿，道光十九年（1839）后任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和林则徐同为当时的禁烟派代表人物，与罗六湖亦投契，并交往不浅。诗中提到的“越王城”、“海山（仙馆）”皆为广州名胜地，可证黄爵滋其时与罗六湖相聚广州。

　　此外，尚见《为尹葆臣参戎绘黄牡四牡图》诗：“金带围中特地开，姚黄自合种麟台。曲江江水清如洗，照见皇花四牡来。（自注：尹葆臣参戎达章将赴曲江剿办客匪，以纨扇嘱绘牡丹，因为作黄牡丹四朵，题曰“黄牡四牡图”，并系以诗。葆臣屡平巨寇，先楫臣十年已着奇勋。均为济时之杰。今剿西逆受伤甫痊，又复督师北讨，真壮士也）”〔16〕 尹达章（葆臣），广东新会人。咸丰十一年（1861）升署新会营参将。《戏题写生折枝赠赵文叔》诗：“寻春折得一枝春，淡抹浓妆取次新。拂拂春风香满握，折花人是惜花人。可怜人共可怜宵，活色生香逐梦销。笑问檀奴春几许，试轮纤指数花朝。（自注：赵文叔纳妾，戏题写生折枝赠之。文叔名汝和，官教习）”〔17〕还有，他曾为张维屏作《珠海老渔图》，陈澧、谭莹为之作序。凡此种种，体现了罗六湖的绘画才华。麦华三先生在《岭南书法丛谭》中称：“新会罗六湖，书画均佳。书法尤秀丽。尝见其题海忠介画兰册页行草书，帖味甚深，有儒者风。”可谓是对罗六湖的定评。

　　三、善鉴赏、精收藏

　　“多动”（勤于动笔实践）、“多看”（多看作品、多看文献）、“多问”（多请教行家里手）是公认的学习和掌握书画鉴定知识的不二法门。罗六湖于书画素有天资，复有创作与摹写的实践习惯，加之与吴荣光、叶梦龙、韩荣光、蔡之定等前辈颇多学习交流，同时，他较长时间是在北京生活，京畿本是个文物汇聚的地方，得前辈的提携、引见，更不辞辛苦地勤走动于藏家之间，其学识非常人能比，长眼之余，名望自不然地也就传于士夫间了。探讨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确实是比较有趣的。

　　1.“廿载，所见藏家卷轴以十万计。”

　　“廿载，所见藏家卷轴以十万计”，这是罗六湖的一句题画语。语气虽然有些大，却也着实反映他与藏家的交往密度和相关书画鉴定知识积累的厚度。我们通过他在一些画的题跋中大致可以瞭解到。如附于《王翚仿巨然山水图卷》后的题跋中言及：“此为石谷子晚年登峰造极之作，历观海内藏家石谷真迹不下二百种，无足与是卷雁行者。纸系柜连（即南唐澄心堂纸），长几五丈，雄浑变化不可端倪。于巨师神髓，抉荡无余，置之宋元名迹中，亦是无上上乘。回视烟客、麓台诸公，不啻培塿，真稀世之珍也。贾客索价极奢，时值囊涩，又虑为有力者取去，多方乞贷，乃能酬之。此愿即尝，虽债台高筑，弗计也。后之藏斯卷者，其珍秘之。道光六年（1826）丙戌秋七月十八日，罗天池记于京都寂惺斋，时年二十二岁。”〔18〕类似的说法，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清湘老人山水册（二十开）》的题跋中也有所体现：“清湘诗书画均入逸品，而画尤变化无穷。上自六朝，下及明初各家，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均能会通其妙。余平生所见不下百种。……”又，四十三岁时题于《岳武忠公尺牍真迹》卷后的题跋中称：“……嗣寓都门廿载，所见藏家卷轴以十万计……”〔19〕同年题于《黄庭坚书王、史二公墓志铭稿卷》后：“黄文节公书传世者百无一真，即集帖所刻，亦皆大字，鲜精良者。唯吴石云中丞筠清馆所收为佳，字仅百余，而值已五百缗矣。此书王长者、史诗老两墓志稿，字小于钱，力大如虎，精微深远，纯以神行，直与颜平原《祭叔侄》、《论坐（位）》各草炳耀日星。计自都门，以及大江南北，闽、浙、楚、黔、滇、粤，所览诸藏家宋贤名迹甚多，莫能与斯卷雁行者，真非常之宝也。道光丙午（1846）五月二十六日，养屙羊城之长寿禅院重观。新会罗天池。”〔20〕罗六湖是自道光四年（1824）进庠，道光五年（1825）方在广东乡试获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初京考中一百三十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八十七名。钦点刑部主事，加三级旋充广西、浙江司主稿总办秋审处行走的，是时其不过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但他已经过目藏家手上的王石谷作品达二百件之数，石涛作品“不下百种”之数，且不说当还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名家作品呢。要知道，那个时代是没有专题展览的概念的，不是有相当道行，收藏家是不会翻箱倒柜地把名品提取出来供鉴赏的。罗六湖以二十出头的年纪，便开始游走于“大江南北，闽、浙、楚、黔、滇、粤”等地各大藏家间，套用今天的话语来说，称之为“少年才俊”当非虚言。到了四十三岁，随着书画实践功力的加深，对书论画理亦有了透彻的认识，更有二十年吐纳书画的经验与教训，和过眼书画总量可以高达数以十万计的知识积累，焉能不具法眼？！故此，名声鹊起，延其鉴评书画、题跋书画的人渐多。如闻名海内外的广州十三行商人兼大收藏家的潘季彤，就曾延请其鉴定书画。罗六湖曾自述：“潘季彤观察延余评画，自辰至午，已阅千余种矣。”〔21〕这说明罗六湖的鉴定水平已得到业内认可。同时，在不出三个时辰的时间里，便审阅了超过一千件作品，这也说明即便是潘季彤这样的大收藏家所收藏的作品有许多是名不符实，是鉴赏家所不懈一顾的。潘氏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好事者”了。就眼力而言，罗六湖岂有不鹤立鸡群之理？

　　2.鉴识具法眼，考证显功力

　　见多自然识广，然而对于鉴赏书画而言，见多固然是必须，但未必就因此而可言为善鉴，还需要对之有深切的艺术体验和敏鋭而严谨的逻辑思辨。如前所録：“见藏家卷轴以十万计”、“历观海内藏家石谷真迹不下二百种”、“清湘诗书画均入逸品，……余平生所见不下百种”等等，只能说明罗六湖于书画的阅历和自信，尚不能反映其超群的鉴赏能力。真正能让我们体会到罗六湖考鉴水平的是那些散见于附着于历史名迹后的直指问题关键的精辟跋语。

　　如前所録：“余藏思翁卷册百六十余种，后将其少年不经意作，及绫、绢本之不精良者沙汰之，仅得四十三种耳。”从中可以看出罗天池审视、收藏董其昌真迹的标准是：其一非少年不经意作；其二尽可能少碰董氏书于绫、绢上的作品。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董氏留存下来的作品大致与罗氏所言相似，可见罗氏的见地仍旧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再如前述：“此书王长者、史诗老两墓志稿，字小于钱，力大如虎，精微深远，纯以神行”。以铜钱作为书写字体的比照物，这在版刻研究中是作为鉴别宋元版本的基本依据之一加以应用的，罗六湖在此辩证地借用，除了反映罗氏知识广博外，也说明他对黄庭坚及宋人书法有深刻的认识。又，他在题《范宽积雪图》册页称：“昔年曾见中立巨幅，茂松叠嶂，山头小树浓密，皴法厚甚。此积雪图削繁为简，当是教外别传。”〔22〕“教外别传”，当是他对该图提出疑问的客气表述。类似的题记还见其题《赵千里临王摩诘玩月图》纨扇面：“观此可想古人浑穆气象，觉实父、征仲辈璀璨之气未除。道光丁酉（1837），罗天池观。”〔23〕文中曲意表达该图为明朝人所仿制的意向。有的时候，他则力排众议，极端自信。如他题《唐流民图》卷：“右流民图，唯钱舜举家藏之珍。虽不著作者姓名，而笔意淳古，神味浑穆，断非宋元诸家所能仿佛。余尝见《周昉杨妃出浴图》、《陆探微束笔访道图》，差堪与此雁行，其为唐贤名迹，殆可征信。况纸如镜光，与绢素回不相侔，更属精良，允为瑰宝。道光丁未（1847）十二月十四日，罗天池题于寂惺斋。”又题：“此卷道光庚寅（1830）流落厂肆，见者咸叹其笔墨之神。究以蓬首垢面，少之，历年不售。余反复审谛，憬然有悟，遂归置案头，朝夕展观，客有笑者，弗辨也。……”〔24〕《流民图》是否出自唐人之手，因未见原作，今人难作评判。而罗六湖是依据画幅呈现的宝浆厚若“镜光”，更曾为元人钱选家藏的基本要素，判断其即唐贤所绘。虽属“蓬头垢面”，并有众多行家是以“笑”来表述否定意见，他还是带着研究又或许是捡漏的心态，执着地买下这件作品。该卷后来出让给潘仕成，再辗转至端方之手，与其说罗六湖的观点在当时曾感染不少人，不如说罗六湖的鉴定水平已然在收藏群体中有了明确定位。

　　对于书画鉴赏能力的自信，莫过于罗六湖自评。他在《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中自述：“余有书画之癖，积久遂通其意，故藏家多取正（证）焉。往在都门，程春霭少司农为鉴古之会，张宴招客，各携名迹考证。时余后至，何仙槎大司空手一轴顾余，曰：‘此无款识，君定为何人笔？’余一顾，答曰：‘此北宋李唐笔也。’众各喧笑。后，蔡春帆太史就日光审视，于石纵中见蝇头小楷书，由‘臣李唐恭进’五字，众乃叹服。盖是轴签题为‘唐子畏真迹’，又子畏素学李晞古，故众据是见诮耳。但子畏笔虽清俊，究不若晞古之朴峭，况明代与北宋相去甚远，乌得相混。时吴荷屋中丞在座，遂振笔题曰：‘不是明贤是宋贤，后来无此好云烟。独存只眼推罗隐，直溯渊源七百年。’……韩珠船侍御初得董北苑长卷，谓余曰：‘有一卷，先给君看少许，能辨别，当与尽看，否则卷而藏之耳。’余笑诺。珠船甫展数寸，余曰：‘此北苑也。’珠船惊异。后有暇过从，即出赏玩。又，潘季彤观察延余评画，自辰至午，已阅千余种矣。季彤取一轴展数寸，仅露竹叶数片，请余审定。余曰：‘此黄华老人笔。’季彤怗服，叩其故。余谓：‘黄花及金代人妙迹流传甚稀，余生平只藏其一梅轴，并未见其竹本也，自亦不解其故云。’”〔25〕文中言及与罗六湖交往的人物分别为：(1)程恩泽（?~1837），字云芬，号春海，昌期子。少年时从凌廷堪学。嘉庆十六年（180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1821）入直南书房。历任贵州、湖南学政，四川、广东主考官，南海知府，国子监祭酒。道光十四年（1834）以内阁学士授工部侍郎，调户部侍郎。恩泽博闻强识，精研六经，于天文、地理亦莫不穷究。着有《国策地名考》20卷，《诗文集》10卷。(2)蔡锦泉，字文渊，号春帆，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官编修，督学湖南。能山水，从妇翁谢兰生(里甫）学，用青緑稍变其法，所至名胜必图以纪之。着《听松山馆集》、《春帆诗钞》。(3)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号仙槎，道州人（今湖南道县）。何绍基父。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顺天府尹、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工部和吏部侍郎，后官至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病逝于京师，谥文安。着有《云腴山房文集》。(4)吴荷屋即吴荣光（1773-1843），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可庵，别署拜经老人、白云山人。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湖广总督。精鉴金石，工书、擅画。着有《历代名人年谱》、《吾学録》、《緑伽楠馆诗稿》、《帖镜》、《辛丑销夏记》等。(5)韩珠船侍御即韩荣光（1793－1860），字祥河，号珠船，晚称黄花老人。清代博罗县人。道光八年（1828）举人。任吏部给事十余年，非公事不私见上司。执法严明，拒受烟商贿金，为人称道。年四十归乡不仕。擅诗、书、画，人称“三絶”。绘画师法沈石田，有诗述其学书画心得：“从来评画家，有笔兼有墨。学画十五年，妙理无所得。一朝仿草书，帖展怀素迹。忽然大彻悟，胸中若冰释。书画本同源，此语确不易。运腕锥画砂，纸背透笔力。浓淡本天成，淋漓出胸臆。”着有《黄花集》。(6)朱鹤年（1760―1834），字野云，江苏泰州人，一作维扬(今江苏扬州)人，侨寓北京。工书画，与朱昂之、朱本时称“三朱”。(7)潘季彤即潘正炜（1791-1850），字榆庭，号季彤。广东番禺人。洋行商人。广东著名鉴藏家。着有《听帆楼诗钞》、《听帆楼书画记》。

　　罗六湖的跋语及题记，除了与鉴定书画真伪有关者外，有许多则是关乎书画史研究的。如他题于《米芾书赵静之墓志铭稿》卷后的跋文，就是探讨碑铭“书丹”与稿本关系的，他说：“此漫仕书赵静之墓志铭稿，校勘《虞永兴书汝南公主墓志稿》、《黄文节书王长者、史诗老两墓志稿》，同一机轴，盖自唐迄宋，多系书丹入石，故碑版正书无传。观是文，当提写处：或连书、或仅空一字，可证当年碑石亦必书丹者。至其笔势萧散，多以韵胜，而格仍严紧，则此老执管时以怀千秋之想，故不肯草草涂抹也。古人用心，往往如是，是以可传。道光丁未七月十九日，罗天池观。”〔26〕这里，罗六湖分析出唐宋碑文是直接书丹，不似后来者将底稿放样的模式，所以与稿本书体无涉。稿本书体可以较为自由，笔势可以萧散，甚至会出现“当提写处，或连书、或仅空一字”的与正式碑铭行文不同的现象。所谓“当提写处”，指的是行文中该另起一行的地方。罗六湖是以比对的方式，揭示宋人碑铭书丹与稿本的关系。可以说比对是罗六湖掌握鉴定古代书画规律的主要途径，这完全符合那句“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的名言，可见罗六湖采取的鉴定、考证方式是合乎科学的。

　　3.精收藏

　　罗六湖的善鉴，除了通过释读他的自述而获取瞭解外，还体现在他的收藏品上。关于他的藏品，由于他本人不曾作记，至今已无从统计出一确切的数字来。假如我们以其自述，及散佚后为方浚颐《梦圆书画録》、端方《壬寅销夏録》、孔广陶《岳雪楼书画録》、李佐贤《书画鉴影》、潘正炜《听帆楼书画记》、潘仕成《海山仙馆集帖》、叶应旸《耕霞溪馆集帖》等所散记为基础，或可大致瞭解其收藏情况。如收藏董其昌的书画“卷册百六十余种”，以及视为收藏“甲观”的宋《澄心堂帖》、宋《黄庭坚书王长者、史诗老两墓志铭稿》卷、宋《吴琚行书五段》卷、元《赵孟俯金书金刚经》册、元《王蒙观瀑图》轴、元《虞集楷书刘将军神道碑》卷、明《沈周东庄图》册、清《王翚仿巨然山水》卷等多种，更遑论其它诸如《流民图》卷等普通藏品了。好友何绍基在《王翚仿巨然山水》卷后跋语曾论及：“……连日从六湖兄看画，精品迭见，每尘冗中披读展谛，相视而笑，便如坐深山老屋观时景变幻。今六湖观察滇南，所有书画、奇珍尽付行箧，此后樽酒重论，不知当在何日？怅怅记此。道州何绍基记，时道光癸卯（1843）夏四月廿五日，晨起快雪书。”〔27〕以“连日”的时间，尚未能对罗六湖藏品尽竭“披读展谛”，可想而知罗六湖的藏品数量不是一小数目。此外，何绍基还吐露出罗六湖对书画的保管方式：遇有外任,他会将“所有书画、奇珍尽付行箧”。也许这是罗六湖有感广东或因鸦片战争引起时局动乱的担忧所作出的无奈举措吧。

　　若仅凭罗六湖本人及潘正炜、潘仕成、叶应旸、端方、孔广陶、何绍基等的题记，我们尚无法对罗六湖鉴定水品和收藏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幸如今各大收藏单位皆陆续公布和发表其藏品，让我们得以更为充分瞭解古代艺术的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曾经罗六湖收藏或品评过的重要的历史名迹被保全下来，使得我们对罗六湖的认识变得直观、深刻。如我们今天能检索到的曾为罗六湖收藏或品评过的重要的历史名迹有：北宋《王庭坚行书王长者、史诗老二墓志稿》卷（《壬寅消夏録》、《梦园书画録》着録，刊于日本每日新闻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名迹》）、南宋《赵孟坚自书诗》卷（《壬寅消夏録》着録，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南宋《何筌草堂客话图》（《书画鉴影》着録，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南宋《吴琚行书五段》卷（《辛丑销夏録》着録，现为上海博物馆收藏）、元《赵孟俯行书十札》卷（《壮陶阁书画録》着録，现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等等。遗憾的是，罗六湖尚未来得及对自己的藏品像吴荣光、潘仕成、孔广陶般地作一完整的记録便已星散，使我们今日无法对其收藏规模有一大致的瞭解。关于这一点，也许是其适逢官场变故有关。

　　我们知道，罗六湖对获藏宋拓《澄清堂帖》甚喜，特地取室名曰“宝澄堂”，以示宝爱，并将所有重要藏品收置于是室保存，可见该帖占据罗六湖心目中的位置。然而，据帖后潘仕成、耆英的题记：“此为罗观察六湖所藏，道光丙午季冬一日归余海山仙馆。自媿素未学书，负此宝刻，敢以献之介翁师相，庶名拓得所归云。受业潘仕成敬识。”“吾行年六十获此珍宝，足慰生平，以娱昏迈。道光丙午嘉平，介春题。”“澄清堂帖诚罕世之宝，兹因筹捐军饷，能不割爱耶？癸丑三月，宗室耆英记。”〔28〕 知《澄清堂帖》早在道光丙午年（1846）冬就已转手潘仕成，潘仕成则随即转而献呈耆英，耆英于癸丑（1853）三月为筹军饷捐出，最后辗转为邵松年所得。依据前述，罗六湖是因为云南“回”案处理失当，于是年去职的。罗六湖虽然背上永不録用的处分，但能得以免去牢狱或戌边之苦，未遇什么大碍便可安然回粤“养屙”，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满清官场，背后的打点自然是少不得的，急于出让包括《澄清堂帖》在内的重要宝藏就是明证。官司还因此使罗六湖生活窘迫，以至无法完成刊印《修梅仙馆文集》的毕生心愿。

　　罗六湖鉴藏书画文物的短暂历程，应验了千百年来古人评述藏品的聚散宛若过眼云烟的论定，但罗六湖的慧眼善鉴，为积聚宝物不遗余力的举措，在广东书画收藏的历史发展中实实在在地印下了一道深深的辙痕。罗六湖以卓越的艺术实践赢取了“岭南四家”的好名声，并以此曾唱响南岭内外。罗六湖以乡贤陈献章为榜样，勤于诗词歌赋，积聚而为《修梅仙馆集》文稿，又曾历主广东新会县冈州书院、古冈书院讲席，堪称学者。纵观其一生，能事颇多，当不可以一技一能概括之，故试以岭南名士称之。

　　

　　注释：

　　〔1〕江门新闻网，2008年2月15日。

　　〔2〕丁红军、丁红昌、马崇文：《清代云南第一位穆斯林学者》。

　　〔3〕张齐胜：《反抗与反思——从杜文秀起义原因谈起》。

　　〔4〕丁红军、丁红昌、马崇文：《清代云南第一位穆斯林学者》。

　　〔5〕李星沅：《李文恭公遗集》奏议卷十三·滇督。

　　〔6〕端方：《壬寅销夏録》之“董其昌精书《仙坛记》、《女史箴》合装卷”。

　　〔7〕方浚颐：《梦圆书画録》卷三。

　　〔8〕见《罗天池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藏广州艺术博物院。

　　〔9〕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八。

　　〔10〕绢本《罗天池墨梅图》轴，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11〕纸本《罗天池梅花图》轴，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12〕均见《罗天池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13〕谭莹：《乐志堂诗集》卷十，《分题罗六湖观察画梅》诗。

　　〔14〕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诗后録》卷二。

　　〔15〕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诗録》卷十三。

　　〔16〕《罗天池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17〕《罗天池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18〕 方浚颐：《梦园书画録》卷十八。

　　〔19〕孔广陶：《岳雪楼书画録》卷二。

　　〔20〕方浚颐：《梦园书画録》卷三。

　　〔21〕《罗天池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22〕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历朝宝绘集册》。

　　〔23〕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历朝宝绘集册》。

　　〔24〕二题均见端方：《壬寅销夏録》十四页。

　　〔25〕《罗天池昙白薇红仙馆笔存》卷，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26〕端方：《壬寅销夏録》八十六页。

　　〔27〕方浚颐：《梦园书画録》卷十八《王翚仿巨然山水》卷。

　　〔28〕邵松年：《澄兰室古缘萃録》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