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楠，广州市荔湾区博物馆，馆员。

　　【中文摘要】在18、19世纪繁盛的中西贸易中，十三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交汇，并向内地扩散，十三行成为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窗口。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伴随着商业贸易而来的西学传播也在诸多方面开启先河，在西学东渐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　广州　十三行　西学东渐

　　Abstract:The Thirteen Hongs acted 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west-east trading in 18th to 19th century. Both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things from west joined in Guangzhou and then scattered to the inland. The Thirteen Hongs firstly touched these new different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llectual knowledge from west had been spread that made The Thirteen Hongs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n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Guangzhou　The Thirteen Hongs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在18、19世纪繁盛的中西贸易中，十三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50多年间，十三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独揽了广州的外贸，更在1757年始粤海关一口通商的80余年间总揽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不计其数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通过十三行运往国外，运行在通向各大洲的世界航线上，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洋船驶来的西方奇器与西洋文明如影随行般地进入中国大地，触动和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与心灵。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交汇，并向内地扩散，十三行成为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窗口。

　　传统意义上的西学东渐是指明末清初伴随新航路开辟而开始的东西方文化交汇以及晚清民初国人自习西学的强大潮流这两个时期的西学向中国传播的过程，它们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而十三行时期伴随着商业贸易而来的西学传播虽然不及以上两个时期所带来的冲击和规模之大，但综观这百多年来的经济和文化史，它确从未曾间断过，并在诸多方面开启先河，在西学东渐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华文明向博大精深方向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清代十三行时期西学东渐的背景

　　1.十三行时期繁盛的中西方贸易为西学传入奠定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1685），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东南沿海形势逐渐安定后，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逐渐恢复，1757年，清政府宣布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中国的口岸，十三行作为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独揽了中西贸易的大权。这一时期，形成了广州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中西贸易达到空前。而伴随商业渠道而来的各类西洋事物、西洋文明也纷纷登陆十三行，“精神舶来品与物质舶来品形影不离，几乎同步登上广州口岸。”〔1〕他们得到了率先接触他们的商人、官员等的关注，进而被吸纳、变通和传播，成为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主流。

　　2.在自古便是商贸港口的广州大地上生长生活的人们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社会风气，使接受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技能成为可能和必然。

　　广州自汉、唐、明、清至今上下两千年，一直是中国的贸易港口，历久不衰，而长期而持续的外贸地位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思想开放、包容，对西式器物和西方文明采取了更易接纳的态度，如西方文化的最先接触者的十三行商人便凭藉自身的商业经济头脑和宽广开阔的视野在处理对外贸易事宜的同时积极吸纳并传播着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成为了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主要传播者。 

　　3.十三行时期皇帝与清廷对待西方文化的积极态度为西学东渐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明末清初，通过入华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天文历法、测量以及“西洋奇器”等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这些西方文化引起了清廷与社会上层的注意，他们认识到西方的一些学问有优于中国之处。十三行时期的康熙、干隆、道光三朝皇帝自身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先进文明多持接纳包容的态度， 如1692年3月22日，康熙帝颁发了一道著名的敕令，允许天主教在尊重中国礼俗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在华进行传教活动，自此，广州十三行贸易历史中的西学东渐通过官方的许可正式拉开了序幕，一批深谙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先后登陆广州，部分赴京供职，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康熙、干隆等皇帝更多次下旨要求广东官员积极向京输送西学人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学人才及西洋文明输入中国，使中国在天文、医学、绘画、音律、科技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二、十三行时期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和传播途径

　　1.传教士

　　西方各国的传教士早在明代就随朝贡使团或以使者的身份踏足中国，在沿海等地传教，起初他们仅限于对教义的传播，但随后在直接或间接的瞭解中感到，中国及子民对他们眼中神圣的“教”没有兴趣，想博得官府及民众的信赖必须藉助某些依托，而此时中国极为渴求的西方科技知识则成为最好的藉助工具。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耶稣会士初期的教士，传教的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心理研究的极透彻。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来作引线，表面上想把中国传教变成负数事业，所有信教的人，仍允许他们拜‘中国的天’和祖宗，这种方法，行之数十年，卓有成效。”〔2〕费赖之也指出“传教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3〕

　　在这种背景下，各国传教士得以顺利来华并不断带来西方科学知识，天文历法、测量、西洋火器制造技术等逐渐被朝廷掌握， 1692年康熙下令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也正是由于传教士在科学上对清朝有所贡献。正如法籍耶稣会士洪约翰在写给欧洲教友的信中说，“我们在来中国之前所学得的科学技能，现在非常有用。因为这些科学技能就是康熙帝准许天主教公开传教的主因。”〔4〕

　　康熙三十八年（1699），法国商船扺达广州，随行带来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委派的被称为是传播法兰科学知识及宗教信仰的最佳使者的耶稣会士，为了欢迎法国商船及使者，粤海关对法船应纳的关税予以豁免，以示优待，并允许法人在广州设立商馆。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世宁随外国商船来到广州，在十三行内居住，他带来了西方的绘画技术和材料，并创作出许多以十三行商馆及广州市井风情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不久便被推荐到京，成为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的宫廷御用画师，在推动中国绘画技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创作的《羊城夜市图》记载了他到达广州后对广州的印象，对后世研究广州地方风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724年，面对势力日渐壮大的天主教，清廷采取了禁教政策，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陆续被驱逐到澳门，集中在广州的传教士则不许传教诵经，自此，传教士在华传教则变为在商业贸易的掩护下隐蔽进行，同时各国派入的传教士则具备了更为渊博的才学，如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扺达广州后便在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汉文翻译的同时，翻译了《圣经》中文版，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1828年又编撰了《广州话字典》等。

　　尽管这些入华的传教士实质上都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为工具，以达到其传教甚至是其所代表的国家文化侵略的目的，但客观上，他们亦将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中国大地，他们对西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领域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李约瑟先生说的“耶稣会士来华，固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其介绍欧洲学术的巨大努力，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5〕

　　2.十三行商人

　　行商作为十三行时期对外贸易的主要媒介，在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方面得风气之先，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的中坚力量。行商们自身深受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重教、崇德、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但同时，他们又身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浪尖，时代与贸易的需要使他们形成了广阔的视野、开放的思想以及兼收并蓄、开拓进取的精神品质，在对西方文化文明的吸纳中始终走在社会前列，是十三行时期西学东渐的重要传播纽带。

　　十三行商人不仅自身致力于诸如西方语言、绘画、科技等文化的学习，更将他们加以应用并广为传播，如他们在广州海珠区创办瓷器彩绘作坊，请洋人教本地画工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把欧洲传入的绘画技法如素描、水彩画、铜版画等成功的运用到中国出口瓷器上，烧制了著名的广彩器物。同时，他们在为朝廷举荐西方学者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得以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如清廷档案中记载的两广总督奏报的奏折中就多次记载有时十三行行商之首潘同文举荐通晓西方文化的来粤洋人赴京效力的事件，“有弗兰西（法兰西）郭夷人严守至，习学天文；梁栋才，习天文兼晓音律”。“有西洋人李俊贤，熟理钟表；潘廷章，熟悉绘画”等等。道光年间，面对不断升级的外侮入侵和武力冲突，十三行商人更是凭藉自己丰厚的实力和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捐资购买、仿制西洋兵船和武器，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早实践者。

　　3.期刊

　　1815年，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Milne）在马六甲海峡刊印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企图实施“文字播道”，对于创办中文期刊，米怜有着独到的见解：“不管是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因为，阅读中文的人口要远比其他民族为多。”〔6〕 尽管这份期刊以传教为宗旨，主要登载所谓“神理”、“人道”等内容，但同时也刊登有西方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因为当时清廷的限制，该刊不能在中国发行，但正如创办者所愿被大量携带入华，成为反映西方情况的第一份中文杂志。

　　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在广州编辑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主要刊登西方宗教、政治、商业、科学等方面的文章。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中国丛报》，主要记载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中国的调查情况资料和中外关系等。

　　由于是定期出版，杂志报纸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十三行时期西学东渐的主要学科及影响

　　1.西式医学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就把西方近代医药学带入了中国，由于当时主要传入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至19世纪初，通过十三行贸易来华的洋人率先将西医的治疗技术带到了广州口岸，自此，西医才真正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

　　（1）牛痘接种法始入中国。天花作为曾经是地球上最可怕的传染病，于197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絶迹。防止天花的牛痘技术则无疑是人类发展的一大进步。牛痘技术于1805年被来粤贸易的英国商人最先带入广州，十三行行商郑崇谦将它翻译成中文，命名为《种痘奇书》，成为我国最早译出西方种痘术的医学著作。但当时人们未能接受这一新鲜事物，其种遂失传。嘉庆十五年（1810），“蕃商刺佛复由小吕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合捐数千斤于洋行会馆，属邱、谭二人传种之，活婴无数。”而传习此术的 邱熹根据自己接种的经验，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安全易行的牛痘术由南向北传遍大江南北，逐步取代了中国之前采用的安全系数较低的人痘接种，牛痘所到之处，天花便销声匿迹了。

　　（2）成立中国第一家西医院

　　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的赞助下，在新豆栏街（今十八甫一带）租得房子，创办了一所眼科医局。这所医院在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先后施行了中国首例西医手术——膀胱取石术、乙醚麻醉术、氯仿麻醉术、病理解剖术，每一个手术都开创了当时中国医学史的先河，也成为中国西方医学史的开端。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西医的诊所和医院也从澳门、广州推广到香港、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西式医院在中国社会的扎根，不仅推动了中国人对西医院这一新型医疗空间的认知，也扭转了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医疗观念。

　　2.绘画艺术

　　西方的绘画作品及画师、技法等伴随着他们在十三行的贸易大量进入广州口岸，进而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1689年意大利画家Gheradin（杰凡尼·切拉蒂尼）率先来到广州并赴京绘画后，相继有多位洋人通过广州口岸进京担任宫廷画师，他们都先在十三行商馆区居住，学习汉语和中国礼俗并进行绘画创作，其中以 1715年耶稣会士郎世宁来华最具影响力，郎来华后先居住在十三行内，后不久被广东巡抚杨琳举荐至京，成为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的宫廷御用画师，他以西法为本，参照中国画法，独创融会中西的“郎世宁新体”，并在宫廷教授西洋油画和线法画技法，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油画和透视等洋画技法的中国画工。

　　18世纪中叶开始，十三行商馆区内画师和画工为迎合来华洋人艺术口味，模仿西洋画技法和风格进行绘画创作，绘制出被后人称之为“广州外销画”的作品，这一十三行贸易的产物被认为是西方美术对中国艺术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

　　除外销画外，按照西方人的口味，运用西式技法或将西方绘画描绘在素胎瓷器上并进行烧制而成的广彩瓷器也是西方绘画艺术于十三行时期进入广州的产物。从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的绘画上可以明显看出，画师们已经熟练的掌握了透视、立体等西洋绘画技巧，而广彩瓷器无论在传播西洋画法还是对于中国陶瓷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

　　3.西方语言

　　西方语言作为十三行时期中西贸易的媒介，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较早掌握西方语言的十三行商人是主要的推动者，他们不但为了贸易便利自身加强西方语言的学习，更将其进行推广，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由英、葡、粤三种语言混合的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而使用的独特语言“广东英语”， 这时的“广东英语”主要是口语，主要用于对话，靠声音而不是文字，口语当中的一部分后来融为广东各方言的一部分，这种英语鸦片战争后传到上海，形成了极为有名的“洋泾浜英语”。 

　　1815至1823年，曾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三行贸易汉文翻译的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对照大字典《华英字典》，收入汉字4万多个，对英语在我国的传播起到重大作用，也标志着中英语言交流进入学术层面。

　　4.军事及西式武器制造技术

　　道光年间，鸦片贸易充斥十三行，进而发展成为武力冲突，查禁鸦片，扩充军事装备、扺御外侮入侵成为朝廷和国人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的十三行既是鸦片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又是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率先接触地。十三行商人们凭藉自己丰厚的实力和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捐资购买、仿制西洋兵船和武器，以增强广东水师的作战能力，抗击西方的入侵。

　　（1）制造战船

　　据《海国图志》记载，“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驾驶灵便”。“番禺绅士潘仕成，捐资延佛兰西官雷壬氏于家，造洋船洋炮，又造水雷，能水中轰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战舰四艘，材坚工巧，悉如西洋式。”“潘仕成延揽外国军官所造战舰是二桅战舰，舰长十三丈三尺六寸，宽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大桅长八丈七尺，头桅长七丈五尺，所以叫二桅战舰，风帆三架。船底用铜片包裹，连钉片共用铜六千七百多斤。按炮大小四十位，容三百多人，共需工料一万九千两。它首先造成一支，后又续造一支，再后又续造二支，最后造的二支，约在一八四二年九月间可以完工。”〔7〕

　　1842年夏，美国兵船护送美国商货到达黄埔，允许中国官员上船参观，总兵马殿甲、督粮道西拉本、提督吴建勋登舰参观，美国舰长送给他们三板船小模型一具。吴建勋后来根据该船模型建造了一艘长十三丈，宽二丈九尺，深一丈八尺的三桅战船，开启了利用洋人所赠船模仿造西洋帆船之先例，标志着中国的造舰技术更进一步的发展了。

　　(2)造火轮船 

　　1840年左右，英国的舰队中虽然主力是帆舰，但已有少数的火轮舟。对于这种靠蒸汽推动、灵巧迅速的火轮舟，中国十分羡慕并竭力仿造。 

　　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中，已有一些关于蒸汽机械原理的说明和西洋人所造火轮舟车图说，根据这些文化技术的宣传，中国制造了火轮船模型，标志着我国近代船舶修造事业的萌芽。后来，根据制造原理和模型，安徽省歙县郑复光写成火轮船图说，他在序言中说：“曩见传钞火轮船图说，不能通晓，嗣见小样船仅五六尺，其机具在内者未拆视，又于丁君守存处见一图，俱有在内机具，与前图相表里，故会通其意，为之图说，其尺寸就小样船约之，……大船未必尽然，会心之士，必无泥执。”〔8〕

　　1842年，十三行中仁和行老板潘世荣率先提倡制造火轮船。奕山等人进呈演炮图说疏中记载：“至于火轮船式曾于本年春间，有绅士潘世荣，雇工匠制造小船一支，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缘该船必须机关灵巧，始能适用，内地匠役，往往不谙其法。闻澳门尚有夷匠，颇能制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轮舟，工价自数万元不等。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随时酌量情形，奏明办理。”〔9〕这种初制的火轮舟虽然笨拙，但在我国近代机器工业中仍然居于重要的地位。 

　　(3)造水雷 

　　1842年，行商潘仕成“捐资延佛兰西官雷壬氏于家，造洋船洋炮，又造水雷，能水中轰破船底”。〔10〕水雷制造成功后曾在珠江河面反复演示，“计时入水半刻许，水雷即行轰起水面二丈有奇。又于坚重木排之下，试加演放，木排亦被轰断碎，似颇得力。”〔11〕1843年9月，清廷派天津镇善禄、通州镇向荣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习，效果颇佳。他们在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赞誉其为“火攻利器”，其后，潘仕成把水雷的构造、原理、制造程序及方法等进行了说明，编撰成《攻船水雷图说》，杰出的爱国思想家魏源对之甚为称许，并在1846～1847年间对《海国图志》进行增补时，将其録入。    

　　5.西餐

　　在《旧中国杂记》一书中，作者翻译了一位参加过美旗昌洋行“番鬼”饮宴的中国人于道光十年（1831）写给北京一个亲戚的信，信中描述道：“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番话叫做苏皮（即soup汤）。接着大嚼鱼肉，这些鱼肉是生吃的，生得几乎跟活鱼一样。然后，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盘烧得半生不熟的肉，这些肉都泡在浓汁里，要用一把剑一样形状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来。……接着又端上来一味吃起来令嗓子里火辣辣的东西。我旁边的一位用夷语称为咖喱，用来伴着米饭吃。然后是一种緑白色的物质，有一股浓烈的气味。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酸水牛奶的混合物，……叫乳酪，用来就着一种浑浑的带红色的液体吃，这种液体会冒着泡漫出杯子来，弄脏人的衣服，其名称叫做啤酒。”〔12〕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窥到，广州商人在道光年间已经初步接触了西式菜肴及烹饪方式，而就是这种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原始的毫无品味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已为商人所接受，据记载，同治年间广州已经有了中国人开的西式餐馆，当时叫作“番菜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人的大量进入，西餐业得到迅速发展，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番菜馆陆续从广州迁徙到了上海和北京，西餐的烹饪技术也逐渐被中国厨师掌握。

　　四、结语

　　清代十三行时期的中西贸易以其规模之大、影响深远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伴随贸易而来的西学在这一时期也通过各种孔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在包括医学、绘画、语言、科技、思想等多个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开启了诸多历史之先河，并在国人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向自习自醒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1〕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

　　〔3〕费赖之着、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

　　〔4〕白晋着、冯作民译：《清康干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台中光启出版社，1966年。

　　〔5〕（英）李约瑟着、《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

　　〔6〕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7〕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四《奕山：制造出洋战船疏》。 

　　〔8〕魏源：《海国图志》卷八五《郑复光：火轮船图说》。

　　〔9〕清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三，第十五页。

　　〔10〕魏源：《道光洋舰征抚记下》。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

　　〔12〕（美）亨特着、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