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科，云南省宣威市文物管理所。

　　【中文摘要】近代邮政兴起以前,通信全靠邮驿,驿道成了王朝教化与军事建设的根本,道通以否是教化内外、文明与否的标志。邮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促进了道路建设与交通事业的发展，折射着历史的兴衰更替。

　　【关键词】秦汉时期　驿道　交通

　　Abstract:Communication was totally based on post roads before modern postal service. Imperial court education and army constructions rooted in these post roads, which marked that whe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gion was moralized and civilized. The re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is post-and-road system ha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oad construction and traffic system, and reflected the rise and fall and alternation in history.

　　Key words:Qin and Han period　Post road　Traffic

　　

　　在滇黔交界的宣威市杨柳乡境内蜿蜒着一条秦汉五尺道—杨柳可度关驿道。可渡关驿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修筑入云南的第一条官道，是西南交通的大动脉，是西南与中原联系的枢纽，1993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云南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多年来，官兵士卒、商旅邮差、文人雅士络绎不絶,共同缔造了杨柳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藴，从秦汉到明清，在驿道上发生了无数的故事，编织成人们玩味无穷的历史。在驿道入境处的驿道沿线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座，还有未公布的摩崖、石刻、古旧建筑、墓葬、城址、遗迹30多处。分布如此集中的文物遗存在宣威和曲靖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云南也是十分少见。

　　古道雄关，盘江西绕，走进杨柳，走进了文化的殿堂，走上驿道，走进了历史的隧道，走进了驿道入滇的源头。

　　一、五尺道的源和名

　　（一）五尺道的源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驿道就是路，是统治阶级修筑的官道。关于有政府定制的路的确切记载始于西周，周天子为了管控各诸侯国，传递政令军情便修筑了通连各诸侯国的路—官道，把路按级别分为“路、道、涂、畛、径”五等，并对五个级别的路基宽度作了明确的规定：路为“容乘车三轨者”、道为“容二轨道”、涂为“容一轨者”、畛为“走牛车者”、径为“仅能走马的田间小道”。

　　（二）五尺道的名

　　为了有效管控六国旧境，彻底征服北方凶匈和南方百越等少数民族，实现全国的统一，便于军情政令的传递和商旅车货的往来与通行，秦始皇秉承周制，在全国修建了驰道、直道、新道和五尺道，形成了全国范围巨大的陆路交通网络。驰道筑于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从咸阳向东直通燕齐旧地，一条从咸阳向南直达吴楚旧地。这些道路路基宽50步（相当于现在的70~80米），路基用铁锤夯实，比较坚固。路中央宽三丈，是专供皇上巡视时驰车马的通道，两旁辅以小径，供普通百姓行走，二者间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株为标。直道修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蒙恬北击匈奴胜利后收复河套地区，在收复区域设置了34个县（《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为34个县，《史记·匈奴传》记载为44个县），为了加强对这些地方的管理，秦始皇命蒙恬修筑了一条从咸阳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900余公里（直道遗迹至今尚存）。与此同时在湖南、江西、两广之间修筑了翻越五岭的“新道”；又命令常頞在云南、贵州边界修筑 “五尺道”。因云贵地区山势太大，修道难度大，道宽仅五尺〔1〕，故称“五尺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经营和管理云南做了三件事：设郡、置吏、通道。通道就是开凿五尺道。秦始皇派常頞开凿云贵边境的五尺道从川滇边境的僰道向南延伸直通今曲靖。此道是在秦孝文王时李冰所开的僰青衣道〔2〕的基础上修建的:从僰道（四川宜宾，僰青衣道的终点）过石门关，经朱提（今昭通）达味县（今曲靖），再由此转滇池。这条路存在已久，是秦国政府正式委派官员（常頞）组织修筑的，是官方修入云南的第一条道路。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史焉”。据尤中先生所着《云南民族史》记载：“诸此国”指的是“夜郎（今贵州安顺、平坝、普定至关山一带）、滇（今滇池周围）、邛都（今四川西昌县）、巂和昆明（今保山县东北至大理州境内）”等云贵川一带的西南夷少数民族地区。

　　设郡、置吏、通道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秦王朝统一西南边陲的基础，留下了修筑云南第一道的历史状举。

　　西汉统治者对西南夷的开发经营与统治逐渐加强，拓展加宽了入滇的驿道。方国瑜先生在《云南郡县两千年》说西汉时汉武帝遣唐蒙拓展五尺道，将五尺宽的驿道拓宽为一丈有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

　　道路的开通密切了巴蜀乃至中原与西南夷少数民族间的往来，促进了这一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五尺道为什么又叫驿道

　　冷兵器时代官道的主要职能是为军事和统治服务的，王朝的军情、政令全部由驿差从驿道送达全国各地，所以邮驿与道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秦汉到明清，各代王朝对邮驿制度的改革完善促进了道路交通的发展。

　　1840年第一枚“黑便士”邮票诞生时，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还保存着一种十分古老的通信方式——邮驿。邮驿产生于西周。周王室有很多的政令、军情需要及时向周边诸侯传达，于是产生了置邮传命的制度，也就是专门设置一定数量的人员、车马专司信息传递。沿途还设有能供食宿和更换车马的馆舍（即后来所称驿站），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消息的及时快速传递，而且把步行传递消息称为“邮”，把乘、骑车马传递消息称为“驿”。秦承周制，依托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完善了邮驿制度，形成了最早的邮驿法并写入秦律。因此肩负军、政、民和商旅通行的五尺道在政治用途的包装下被更加形象地称为“驿道”。

　　秦朝将邮、驿统称为“驿”，而且对沿途馆舍设置的距离也作出规定：“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秦汉以来，驿传制度逐步完备，承载了中原与边陲联系的历史任务，幷且通向印度、缅甸、波斯等国。隋唐两代邮驿兴盛，唐代共有陆驿，水驿、水陆兼办邮驿共1600多处，出现了“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和“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繁盛局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邮驿制度。到宋代，邮驿开始向军事化过渡，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邮驿事务移交兵部和枢密院管理，实行“兵”、“权”分离，二者互相制约，各司其职，不得擅自专权；二是以兵卒代替役卒，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设置。通信中的军事内容变成了政府重视的头等大事，反映了对驿道使用的频繁和浓郁的军事色彩。元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帝国，为了加强疆域的统治，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大大扩展了驿路范围，增设驿站，建立了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站赤制度。元代的“急递铺”已具规模并按定制设：每10至25里设置一个铺，每铺按定制可建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块，作十二时轮子的标志一枚。明清时期在驿道上增设了卫、所、堡、屯等设施并驻有军队，驿道设置更加详备，派用过多，驿务泛滥。为此，明代初期对驿道积弊作了一些改革，明太祖颁布了“非军国重事不得给驿”的规定，显示了元末明初驿务泛滥和百姓负担沉重的情况，也折射出邮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明代中后期张居正继续加大对驿政积弊的改革力度。清代邮、驿合并称“驿”，驿务的管理权重归兵部，专设一车驾司，任官七人，并于皇宫东华门附近设立两个专门机构由满汉两大臣会同处理京师和各地的驿务联系，体系更加完善，而且通信速度大大提高，一个昼夜可将信息、文书送达400里、500里远的地方，情况紧急的加急文书一昼夜可达600里、800里远的地方。电视剧里的600里加急、800里加急就是这种情况，相当于今天的加急电报。

　　与邮驿制度的发展完善伴随而来的是对沿途百姓沉重的摊派，清代末期已到了因摊派过重而致扰民的程度，这样邮驿制度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宣威杨柳乡境内的免差碑中即有“通饬晓喻事，照得滇黔夫马最为民害……自光绪九年正月起一概裁革”的记载。清代末期，由于近代邮政兴起，1913年1月北洋政府撤消驿站，邮驿制度和驿道、驿道沿线的驿、站、铺、堡、卫、所、屯等设施也就被近现代交通、邮政取代，丧失了原本的价值和用途，成了历史。

　　2000多年来朝代更迭，国家统一，汉夷共处，民族融合的历史故事在驿马急促的蹄声中，在这条巨大的银幕上一幕幕地上演，记载着分裂与统一，封闭与开化，交融与发展的历史痕迹。

　　

　　注释：

　　〔1〕《汉书》颜师古《注》说：“其处险厄，故道才五尺。”

　　〔2〕战国七雄中原争霸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南方吴越一带的争夺，蜀为秦得。秦孝文王时以李冰为蜀守，开凿了四川南部的僰青衣道，此道从成都出发，沿青衣江下，经夹江到乐山，又循岷江下，到僰道<今四川宜宾>。这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僰道有故蜀王兵，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冰）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

　　

　　参考文献：

　　1．《史记·西南夷列传》。

　　2．《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3．方国瑜主编：《云南郡县两千年》。

　　4．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编印。

　　5．罗秉英：《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6．张分田：《秦始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