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爱华，广州市文物总店，助理馆员。

　　【中文摘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族考古学从属于考古学而不是民族学。民族考古学为考古学推理提供无数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论证蓝图或社会文化行为逻辑参照系统。民族考古学知识对考古遗存或现象的分析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族考古学　定义　方法论

　　Abstract:At present, Ethnoarchaeology is seen belonging to archaeology not rather than to ethnology in the academic world. Ethnoarchaeology supplies logical consulted system of argument plan or social cultural activities from different levels both on macroscopical and microcosmic aspects. Ethnoarchaeology also inspires the study o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Key words: Ethnoarchaeology　Definition　Methodology

　　

　　随着《民族考古学实践》一书的出版，引起我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问题讨论的关注，在阅读此书和查阅近来国内学者对其定义问题的讨论，在此做一个读书报告似的回顾，其中有部分个人的观点，请读者多多指教。

　　一、欧美民族考古学的发展

　　1. 民族考古学词源的溯源并不等于民族考古学学术思想的溯源

　　今天追溯“民族考古学”词源，普遍认为最先在美国考古学家霍克斯（Jesse Fewkes）的《图萨扬人的迁移传统》（Tuseyan Migration Tradition）一书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专有术语的“民族考古学家（ethno-archaeologist）”这个词语 。当时他用这个词指对史前史进行研究和调查的具有丰富知识的考古学家。1896年，霍克斯在题为“图萨扬人的史前文化”（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Tusayan）的论文中，进一步表达出“民族考古学”的功能 。他认为作为研究北美大陆中西部大平原上的早期印第安人文化的考古学家，“民族考古学”可以用来解决诸如器物命名和功能判断等问题。而这只是“民族考古学”词源的溯源，可见这时使用的“民族考古学”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学术思想的民族考古学不一样。

　　真正被视为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考古学论文是1939年，由唐纳德·汤普森（Thomson）发表。他的论文以澳大利亚维克猛坎部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指出在适应干湿季节变化中，部落人员在使用工具、聚落形态及其它文化特质上有巨大差异，而不是考古学理解的不同文化的物质遗存。1956年，沃森和克莱尼德尼斯特写的《行动考古学：对活着的社区的考古学调查》，提出民族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随后对民族考古学的讨论越来越多，提出诸如“考古人类学”、“考古民族志”、“活的考古”等概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考古学词源的溯源并不等于民族考古学学术思想的溯源。民族考古学的提出是为考古工作服务的。这种服务最先体现在民族志资料提供的类比，即以考古、民族志或其它材料为基础，“观察历史群体以辨识考古记録”。可以说，发展民族考古学，是为提供更好的民族志类比，以有助于对考古资料的破译解释。

　　2.欧美民族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参见《民族考古学实践》的民族考古学简史，其三个阶段是：①1956-1967年，考古学家们发现在对不同文化情形中的生活进行概念化时，知识非常贫乏。罗伯特·阿舍开始对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志和历史学相互关系讨论，赫德提出“谨慎的神话”，即考古学家希望那些物质和真个文化之间可以被普遍应用的法则或相关规律，以及重建的假设和前提，不再受到挑战。而这只是个神话，所以赫德提醒考古学家们注意多样性模式的存在。还有其他学者的讨论，体现出学者们为考古学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学者在讨论试图找出新的更鋭利分析工具，学者们在关注物质文化的结构因素与考古记録之间的问题。

　　② 1968-1981年，随着 路易斯·宾福德“新考古学”代表著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发表，文化是人类超机体的适应手段这些主张的提出，使得物质遗存离开人工制品制作者意识的考虑得到研究。文化生态学的方法也对考古学有较大影响，演绎推理的实证主义成为“明确的科学的考古学解释方法”。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就是从文化法则出发演绎过去，民族考古学家越来越多地思考物质所包含的更加广泛的意义。此阶段，民族考古学的论著数量以每年134％的速度增长。

　　③ 1982-1989年，为近段初期。伊恩·霍德《活的象征》出版，探讨在活的背景下物质文化器具与考古学文化概念之间的关系，霍德认为物质文化反映文化，而且参与文化的建构，所以人工制品是活的象征。《活的象征》促进了民族考古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出版著作每年增长355％。

　　1990-1998年，为近段二期，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是非西方民族考古学成果的增加。本期新出现一个类别，即意识形态研究，潜藏在物质文化背后“象征意义”的问题的提出，是对文化延续、变迁与发展进行考古学说明与解释的基础。学者们更多的提出，在一个广泛认同的哲学框架内把不同观点结合到一个学科，通过多种途径解决不同的主题，以及综合单一个案研究的第二代研究群体，已开始出现。

　　3. 从方法的使用变化看民族考古学发展的变化

　　①类比方法

　　“以今证古”的民族考古学模式，有两种类比方法，至迟在20世纪初期已定形。但两种类比方法的理论化表述，则出现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1961年罗伯特·艾舍尔（Robert Asher）的《考古学阐释中的类比》（Analogue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 ，丹尼尔·斯泰尔（Daniel Stiles）于1977年的《民族考古学：方法和运用的讨论》（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中作出进一步完善。通常情况下，这两种类比方式分别表述为“直接历史法”和“一般比较法”。但是，在不同的考古学传统中也存在其他的称法。在欧洲考古学中，“直接历史法”被称为“民俗文化法”；而在澳洲考古学中，这两种方法分别被命名为“连续模式”和“断裂模式” 。 

　　这两种类比方法依赖于两个种假设，“直接历史法”假设在一个相对孤立的地区，文化不受外界影响，而且变化缓慢，制造和使用该种文化的居民成分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民族志资料的借用，后来被证明是无效的。“一般比较法”的理论前提是世界各地相距遥远的文明都会遵循类似的发展轨迹，这种单线发展模式更是被否定的模式。这种类比的方式都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应用模型，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切记生搬硬套地应用史前材料，甚至会有胡说八道的情形出现。

　　② 新考古学运动的民族考古学方法

　　1978年，宾福德的《纽纳米特民族考古学》（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的出版，这是一部全新的民族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宾福德以1969-1972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是关于生活在极地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的一支——纽纳米特人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

　　宾福德采用归纳—假说—推理—验证的模式，他发现众多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遗址中，兽骨埋藏具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这种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是否具有文化意义？这个想法促使宾福德观察纽纳米特人的狩猎和饮食上的空间使用状况。书中重点观察了这个由100位成员构成的人类群体在捕猎驯鹿和山羊两种动物的行为，幷且记録动物遗骸分布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他发现，纽纳米特人的兽骨扔弃模式和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者的兽骨扔弃模式上有近似之处。但是，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行为方式，宾福德认为，他的研究目的是寻找“导致形成静态模式的考古学记録的文化动力的一整套具体描述” 。

　　关键是验证这一步，宾福德通过连续几个整年周期的跟踪调查，通过全书列出的上百个表格和各种示意图，形成并检验了一个中程假设，即一个小小的群体可能因为猎物不同、时间不同、参与者不同、地点不同以及活动性质不同而形成完全不同的遗物堆积。这样，以往在考古学记録中用来区分不同人群的埋藏堆积，很有可能是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下形成的。

　　或许这样的结论很简单，有必要验证吗？这就是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的出现，不是考古学家将各种民族志资料从它们的情境中分离出来，进行事实层面的类比，而是考古学家意识到由民族学家提供的民族志资料不能有效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出于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目的展开的民族学调查。

　　③ 超越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1973年，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主持的图森市的现代垃圾研究计划，其实是一个研究考古学埋藏问题的项目计划。从埋藏学的角度分析，除了属于有意埋藏类型的墓葬和窖藏之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以古代垃圾为主。拉什杰对根据考古遗物直接推衍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物质文化构成提出质疑，希望通过对现代垃圾的研究，反思我们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通过长时期的跟踪调查，拉什耶团队像分析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一样分析来自图森市居民垃圾桶的各类垃圾，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排序。同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和过程，以及消费观念进行问卷调查。拉什耶的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对消费和弃置的认知，与通过垃圾进行物质文化分析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这个研究对我们通过考古学物质文化复原古代社会和古代认知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在构建中程模式的层面上，民族考古学甚至可以把现代化的个案分析纳入其研究范围。

　　二、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发展

　　狭义民族考古学和广义民族考古学。在国内，查阅书籍或网络搜索民族考古学的定义问题，会遇到把民族考古学解释为的“少数民族考古学”或“边疆考古学”。其实，以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范畴的考古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无异于常规意义的考古学，少数民族的考古学研究以及由此派生的边疆地区考古学研究都是狭义的民族考古学 。汪宁生先生就指出“一派认为，只有考古学者亲自到现代民族中从事田野工作，亲自取得材料和考古材料进行类比”，“可以说是狭义的民族考古学”；“另一派主张，民族考古学就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当然，按国外的民族考古学语境，少数民族考古学或边疆考古学都不是民族考古学。

　　国内的这种民族考古学理解，说明中国的民族考古学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但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源头和发展历程。郭立新先生把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发展和20世纪50年代院系与学科调整、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改革开放后西学的再次引入这三个大事件有关。

　　1950年代到1978年，这一时期，院系和学科调整，人类学被取消。中国南方的许多大学在解放前受美式主张，把考古学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这些大学里受人类学影响又受过考古学训练的人类学家被迫转行，转入历史系，主要从事考古学工作，如林惠祥、冯汉骥、梁钊韬等。同一时期，政府大力推动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抽调了部分考古专业的师生参加工作，使得受过考古学训练的专业人员进入到民族学调查领域，如汪宁生、宋兆麟等。这就使他们具有跨学科研究的视野。

　　1978年以后，西方的学术思潮再次涌入中国，西方民族考古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引入和介绍到中国，使得国内的民族考古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上述广义和狭义之争，也是一个事物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应该说，民族考古学从引进之初，并没有在中国取得如其在西方学术环境中的地位，一度处于边缘化的地带，在学术和出版方面，只有童恩正先生主编出版了五辑《南方民族考古》。

　　也有学者从中国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来说明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发展，认为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是人类学对考古学影响的过程。解放前期，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以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是平行发展的两门学科，后来出现交叉研究，即称为“民族考古”。早期民族学活动可以分为两类：考古学印证民族学的问题；民族学印证考古学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和考古学迎来瞭高潮的发展，通过对两个学科的整合，民族考古渐渐形成了民族考古学，即发展出一套理论方法，具备了构成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

　　三、中外民族考古学定义差异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词彚的翻译再造。很多自境外引入的学术词彚、概念和理论，翻译本身也是传统再造过程。“民族考古学”这一术语即属于此例。这个译法的准确性问题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反省和讨论 。“ethno-”的涵义确实与“民族”不尽相同，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各种替代的命名方式，但尚无一例可以被广泛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民族考古学往往被理解为少数民族考古学或边疆考古学。

　　二是民族考古学兴起的背景不同。

　　① 如果以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中国考古学也是一门引进的西学，其发展主流一直以田野考古发现为主导，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倾向把考古对象客观化。在对文化史重建的过程中，考古学的基本材料或基本语言是“物”，而不是制造这些物的“人”。

　　② 格林·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追溯西方考古学至迟以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向公众展示由汤姆森按石器、青铜和铁器三期说组织的陈列开始，到1973年，西方考古学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书中第一章就以“古物学背景”为标题，介绍古物学的兴起及石器的发现。随着古物学的发展，远古人类存在的发现，1840-1870年，为考古学的诞生时期。就是说，西方的考古学一开始也是关注“古物”，在研究“古物”的基础上发展诞生。在经历100多年的发展，1945年以后，西方考古学经历了“新考古学革命”。不论过程主义还是后过程主义，其基本目标由“物”转向“人”。

　　三是中外考古学发展阶段造成理论关怀的不同。前面讲到，西方考古学在经过“物”研究阶段之后，提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如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简化为一个考古遗存的问题。过程主义考古学者通过对物与人的关系来探讨和重建古代文化和古人生活方式。过程主义研究重视系统论和实证研究，采用归纳—假说—推理—验证的模式，试图建立一些反映普遍的自然和文化法则的中程理论。作为新考古学的西方民族考古学，其理论关怀一致，即重建古人行为，考察物质与社会其它方向的关系。而国内还处于对西方民族考古学输入再吸收的阶段，当然，也随着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学科发展，民族考古学的地位和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考古人开始关注“物”与“人”的关系。

　　四、民族考古学的定义问题

　　关于民族考古学的争论，集中在它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问题。普遍认为，民族考古学从属于考古学而不是民族学。考古学家从事民族学调查的目的是解决考古学问题。民族考古学着眼于物质文化中不可直接观察的行为和意识，致力于构建中程假设和检验假设。

　　民族考古学为考古学推理提供无数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论证蓝图或社会文化行为逻辑参照系统。民族考古学知识对考古遗存或现象的分析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促进考古材料与信息获取，促进考古研究理论模式与方法论探索。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民族考古学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3．许永杰：《民族考古学是什么？》，《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

　　4．郭立新：《中外不同语境中的“民族考古学”认知》，《东南文化》2008年第6期。

　　5．徐坚：《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