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文摘要】卑南遗址地处台湾东海岸。该遗址出土的玉器在台湾最具代表性，卑南玉器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就是台湾史前玉器的研究。卑南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中，包括装饰品、生产工具和兵器等不同类别。距今3000多年前是卑南玉器的极盛时期。

　　【关键词】玉器　卑南遗址　台湾　墓葬　新石器时代

　　Abstract:Beinan site is located on the east seashore in Taiwan. The jades unearthed from this site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n Taiwan, and the research on Beinan jade in a way equals to the research on Taiwans prehistoric jades. Beinan jade, which is mostly excavated from grave, includes decorations, tools for production and weapons. Beinan jades were developed to its peak 3000 years ago.

　　Key words: Jade　Beinan site　Taiwan　Grave　Neolithic Age

　　

　　现在台湾海峡的形成约在距今1万年前的地球冰河期结束的末期，而在大约距今25万年的更新世晚期，太平洋西岸的岛弧，自然也包括台湾，絶大多数同亚洲大陆连接在一起，人类至少在15万年以前就已经在宝岛生活了。1994年版《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中，台湾所属的东南与东北、甘青、西南等为继“我们的远古祖先”、“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之后，与牛河梁等均屈居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1〕。三国东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被认为是古代文献对于台湾住民的最早的可靠记録〔2〕。而一般认为较为可信的文字记载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台湾考古就以此为界限划开为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前者又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四个主要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据研究大坌坑文化可能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长浜文化幷存了一段时间，从文化面貌上分析，大坌坑文化也不是从长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其陶器特征说明可能是距今7000年以来在大陆东南沿海形成、以适应海岸和海洋环境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之一。出现稻作农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体上分为早晚两段：早段距今5000~3500年，主要包括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等；晚段距今约3500~2000年，主要有植物园文化、营埔文化、卑南文化、大湖文化和麒麟文化等〔3〕。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比较复杂，与目前大陆考古学界不同，由于文化类型划分过细，反而导致共性因素突出不明显。另外，一味地依赖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因为数据本身的误差而迷茫。如对于卑南文化絶对年代的上限认识就存在不同的意见，如连照美坚持距今约5000年，而臧振华等史语所同仁则认为明显偏早。

　　虽然圆山文化已出现玉器，但是最具代表的是位于东海岸的卑南文化。1985年连照美曾例举了台湾地区出土玉器遗址19处；1998年陈仲玉收集了台湾地区遗址出现玉器的种类及文化共41处遗址〔4〕；刘益昌认为“多于此数甚多，至少在百处以上”〔5〕；前些年洪晓纯将收集的108处地点统一标注〔6〕。尽管台湾玉器出土的重要地点另有如芝山岩、大马璘等等，然而诚如臧振华所言，卑南是“台湾史前时代玉器的重镇”。约至公元前后，台湾地区进入铁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十分兴盛的玉文化与玉工业却显然随着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而中断了”（连照美，P162）〔7〕。

　　一、  卑南玉器的发现

　　台湾史前玉器的发掘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殖民时代“台北帝大”移川子之藏等在屏东境内日人称“垦丁寮”附近的发掘，编号A10和B13各出土了“铃形玉珠”和所谓的“垦丁型玉坠”〔8〕。台湾考古研究的前辈和同行多认为台湾史前玉器的研究是以日本战败之前鹿野忠雄为肇始。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大学人类学系黄士强在卑南大规模发掘之前洋洋万言对玦进行了系统研究，是东亚玦研究真正的先导者，在最为简短的“结语”中，他写到：“本文写作，承蒙宋文熏师多方指导、赐正，并提供若干有关资料，复蒙高去寻师审阅，在此敬向二师致至诚的谢意”〔9〕，可见之后台湾考古师友对于卑南遗址的发掘及后来对于玉器的关注和学术敏感都不是偶然的。1980~1988年由宋文熏和连照美负责带领的台大人类学系师生为主的考古队对于卑南遗址进行了13次发掘（另1989~1990年遗址公园范围内试掘一次），发掘面积近一万平方米。

　　卑南遗址位于台东卑南山的东南麓，“原以地表上具有高大、成排的板岩立石为主要特征，是日据时代最早被注意到的东部史前遗址”（连照美，P71），曾在1929~1937年先后到卑南十次的日人鹿野忠雄存世的论著中主要是将此作为“巨石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但是关于玉器却未见报告〔10〕。1945年初日人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也仅是“选择遗址石柱系列中最大一根的附件，进行小范围的试掘”（连照美，P71），虽未有玉器的注意，却在“也认为这是台湾东部‘巨石文化’的代表遗址之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测遗址主人可能是采用石板棺埋葬”（连照美，P71-72），后来在1980年发掘中得到了印证。1980~1990年卑南的13次发掘，其实都是台大考古队结合假期进行，尽管铺石地面、石板棺等均为硬遗迹发掘，但是堆积层次复杂，野外工作甚为艰辛。而且由于工程基建的问题，“怪手”就在考古队的边上，连照美题图为“学术考古发掘与挖土机工作中”，更甚至附照1980年台大首次发掘前，遗址遭受严重破坏而旁边竖立的“不具作用的政府公告板”，还不断面临盗挖等严峻情形。不过辛苦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回报，卑南遗址的发掘也为台湾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

　　2001年，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在卑南落成〔11〕。

　　尽管目前已知台湾玉器发现地点不少，遗址文化属性也庞杂，但就玉器而言，濒临太平洋的台东卑南遗址无疑最具有代表性，卑南玉器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就是台湾史前玉器的研究（不过客观上评价，卑南目前的发掘报告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且颇有云里雾里之感〔12〕），这不仅体现在用玉的数量、种类和规模，而且其他地点，哪怕暂时不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存所出土玉器，大致均可以作为比较，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关注或热心于玉器的交换体系、玉器的资源控制等课题研究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二、  石板棺中的陪葬品——卑南玉器

　　卑南遗址除了玉器的鲜明特点之外，也被誉为台湾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其最大面积广达90公顷（约09平方公里），包括铺石地面、直立板岩和砾石结构、小住屋、砌石圈以及陪葬或不陪葬玉器的石板棺墓葬等，是“台湾史前遗址中最具体的住居遗存”，卑南清理的石板棺据臧振华估计已仅两千座〔13〕。

　　卑南玉器主要出自墓葬——“石板棺”〔14〕，石材取之于当地中央山脉的粘板岩。至于日常生活堆积或文化层中出土的主要是相当多数属于玉器制作过程中少量废弃的玉料，其中据称最大宗玉器废料的出土所在地在花莲平林，不过文化归属还多有讨论〔15〕。由于卑南聚落形式的构成是以板岩、砾石等石构所组成，在野外作中对于聚落形态的判读和考古最小单元的确认应该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卑南考古队一开始就意识到卑南的先民是将石板棺挖坑设置在他们的生活面之下，第11-13次发掘的最大收获还在于认清了建筑类型与墓葬间的关系，所谓的“小住屋”、“立石结构”、“铺石地面”等三类建筑类型之下皆分布有非常密集的石板棺墓葬（卑11-13，P37），可见硬遗迹的多层次堆积在地层把握和判读上实际上也并非易事。

　　卑南的石板棺以单体葬棺为主。这里可以B109和B2413、B2419两个典型墓例说明这一特殊的葬式〔16〕。

　　卑南B109是连照美选择的典型个案，无论从发掘步骤还是复原埋葬过程都可以让我们一窥卑南石板棺之概貌：首先是在砾石层挖穴（其中“卑南石板棺有半数是含有底板的”）；其次是将侧板围在长方形墓穴内进行拼合，其中B109北侧板和西侧板通过“特殊扣榫结构”加固；然后置放死者和随葬品；最后用卯扣形式“扣上横板，依序安放多数的盖板”，“发掘时棺内或半满或全满的淤土是葬好以后，棺外的泥土长期间随着雨水慢慢渗进棺内的”〔17〕。

　　B2413和B2419应该异穴合葬的典型墓例，其中B2413“人骨保存情形很差，在棺内各处都散布着骨头的痕迹及牙齿碎片…，这是一个曾经多次使用的复体葬棺。棺内出土了丰富而精美的陪葬品，…”，尽管发掘者是认为“棺板结构最特殊的地方，是在对本棺重复使用的过程中，将原有北板的上端破坏，再加搭东、西侧板以及由外封贴新的北板，…” （卑11-13，P48-49），但是我们从野外照片上不难看出，B2413哪怕是再在北端破坏后加长搭建（也不能排除B2413本身搭建过程中的改建或者就是搭建的一部分〔18〕），其最后盖板一侧盖压B2419时，充分说明是视之为一个整体的。

　　卑南的石板棺除了埋葬一人的单体葬棺外，还有所谓的“复体葬棺”，“即一石板棺埋葬2人或2人以上”，“是连续使用石板棺埋葬造成的”，卑南第9-10次发掘的152座墓葬中，确定复体葬的有19座，“所有复体葬棺中都有陪葬品的出土”，发掘者也也提到复体葬的鉴别比较困难，主要是人骨保存不佳，这应该多与石板棺留存大量空间加快墓主腐朽有关，另外，在卑南报告的举例中，也未提及关于这些复体葬棺中是否存在二次迁骨葬的可能。复体葬多难以确定数目，报告提到的B2113推测“可能达7人以上”，但是在报告的举例中却似乎逥避了详情（卑1986-87,P46-47）。

　　卑南第11-13次发掘的320座墓葬中，确定单体葬的146座、复体葬棺24座，复体葬的比例不高。当然在判读个体数目的时候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报告提到的B2303和B2325分别出土有12个及14个陶容器，“若依过去的观察，陶容器属于一人陪葬一件的项目，则这些复体葬棺之中，有埋葬达12人或14人以上的”，又提到“复体葬方式可能是卑南文化持续期内较晚发生的埋葬型式” （卑11-13，P42-49），然而今后进一步的探索还有待墓葬资料的详细公布以及结合建筑遗留进行整体考虑。

　　除了复体葬棺外，卑南第11-13次发掘还提到棺外陪葬的现象，如B576带砾石椁型石板棺去掉堆砌之砾石椁后，露出东侧棺板外多次下埋的陪葬陶罐，从东西两侧竖立于两侧棺板之外的上端均留有卯扣看，横向的石板扣合后显然是存在有椁室性质的空间，一些陶器居然能保持完整也充分地说明瞭这一点〔19〕。但是在举例中，B2325的复体葬棺外“自棺盖之上约20厘米厚的土层中及侧板外附近共出现有约35件玉（似玉）质装饰品，5件锛凿形器及10件矛镞形器等精美的标本”，判读为“可能原是棺内陪葬品，因后来再开棺埋葬之行为中无意中被带出棺外”（卑11-13，P49），如此定性就显得有些让人无法接受了。

　　好在复体葬棺是特别的、且具有时代意义的葬式，不影响单体石板棺葬中陪葬玉器的出土状况综合分析。

　　三、 卑南玉器的分类和工艺

　　1992年连照美根据1500多座墓葬的初步整理，将卑南玉石器分为四大类装饰品、三大类工具、二大类兵器、一大类用具及其他等五大项二十小项陪葬品类型与总共13287件，分由总共692座墓葬出土。其中装饰项品又分为头饰（铃形玉珠）、耳饰（玦）、项链和手环；工具类即锛与凿；武器类及矛与镞等〔20〕。大多数的学者遵循了这一分类方法。

　　当然也有研究者依早年李济《殷墟有刃石器图说》〔21〕的，如陈仲玉就将卑南玉器分为有刃和无刃玉器两大类，其中有刃石器包括端刃类锛凿形器、双刃类尖形器（矛镞）和细长条尖状器（石针、石钻）；无刃玉器包括玦形器、环形器（手镯）、管形珠和管珠、带穿棒形器、铃形小珠、不定形坠饰和穿孔圆片等〔22〕。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代表性的分类法，工具、兵器和有刃类的内容均与实际使用的工具和兵器有别，即非仅是玉质类的工具和兵器，这与刘益昌提到台湾玉器萌芽期发现的大坌坑文化晚期之零星的如花莲县寿丰乡月眉Ⅱ遗址出土的玉质的打制石斧、磨制石锛明显有别〔23〕。

　　器物的分类介绍仍旧不失为一种简约的方法，这里拟以装饰品和生产工具两大部分进行介绍。卑南石板棺墓葬出土玉器的种类、数量与出现棺数之间的关系当参照连照美的统计，兹録如下〔24〕（见表一）。

　　（一）装饰品中的典型玉器

　　卑南玉器中的装饰品主要指玦、管珠、棒形玉饰和长管等，一些装饰性玉器形制特殊，非常有特色，但是数量甚少，如形制上接近于T字形环的喇叭形镯也是非常具有特征性的卑南玉器〔25〕。在卑南头端玉饰件中，叶美珍女士曾提到1994年出土于卑南复体葬棺中的一件一端尖细而另端稍作扩大的似叶形玉饰，或作插入耳洞之耳饰，或为“簪饰”〔26〕。

　　这其中铃形玉珠和玦最具有代表性。

　　1.  铃形玉珠——佩戴在额头上的装饰缀珠

　　铃形玉珠〔27〕“细小精致，外形通体精磨呈铃形”、“重量介于009至019公克之间，长度面多在4至9公厘之间”，“在台大考古队发掘的1530座墓葬中总共只有六棺人骨头部出现”，“这六座都是单体葬的石板棺，其中人骨可以鉴定性别者都属于女性”（连照美，P168），判断铃形玉珠具有性别特征显然是合理的。从B1029成年女性头骨上方的呈带状铃形玉珠出土情况判析，似为上下错落两排，卑南的铃形玉珠当成组出土〔28〕，PNPAB7出土铃形玉珠多达102件。根据出土状况判读为串起来围遶于头顶发髻自然合理，但是缀在织物带上的“装饰缀珠”可能性更大，台湾阿美族群就有类似的装饰品〔29〕。在史前那些人骨已腐朽的墓例中，对于一些出土有成组管珠的现象读识无疑也是个参考〔30〕。

　　连照美仔细检索了1931年日人发掘之垦丁A10随葬的铃形玉珠，鉴于与卑南比较更精美、大小又不一，修正为“作为颈饰之用的可信度更为提高”〔31〕，附此考备。

　　2.  玦——卑南玉器的代表

　　“玦”、“玦形耳饰”是卑南出土玉器中数目多、类型丰富的代表性重要玉器。如卑南第9-10次发掘的171座墓葬中，玦80件，出于71座有陪葬品的35座墓葬中，其中23座出土玦的单体葬中，有18座分别出现在左右耳部位置，仅5座只带1玦；卑南第11-13次发掘之320座墓葬中，玦159件，出于132座有陪葬品的67座墓葬中,出现频率依旧最高。

　　（1）玦的分类

　　连照美将卑南出土的玦形耳饰分为四类，其中Ⅰ类素面环形玦、Ⅱ类四突起玦占有絶对数量；Ⅲ类近似长方形甚次之，连照美曾分为细长型和宽短型两种（连照美，P172），细长者如卑南馆藏044，长958、宽207毫米。而宽短型的两侧往往钻有对称的圆孔，可能有特别的意义甚至功用。这些长方形玦的外形显然是以片锯切割而成，如馆藏卑南046。玦穿孔当为管钻，如馆藏卑南048一面还留有歧出的管钻痕迹。而玦豁口应是以短边刃的片锯切割而成，如同馆藏卑南046之一面玦豁口上方留有的一端尖浅状痕迹。

　　Ⅳ类“是指其他三类耳环以外的六件耳环”（连照美，P125）。这里的四类玦之分显然也并非明确所制其现代年代具有承袭关系。为了能更好地瞭解卑南玦在墓葬中的出现情况，尽管卑南整理者的统计数字可能随着整理的深入会略有变化，在连照美论著统计表中〔32〕，卑南出土的数量占有絶对优势的Ⅰ类环形玦和Ⅱ类四突起环形玦无疑是卑南玦的主要形式。当然Ⅰ类环形玦数量的多还应该与其制作工艺有关，这类玦的内外缘多保留有管钻痕迹，一些体形较小的环形玦显然还是利用了大型玦孔芯再制作的，这一工艺特征与珠江口制玦一致。如连照美就指出ⅠB玦是利用ⅠA玦“旋截下来的圆核‘废料’再加工而成，故标本较小。”（连照美，P170）。可能也顾及到器形小而至重心的稳定，故后者玦圆孔往往甚偏于一侧。只是ⅠB玦的数量与ⅠA玦还不成合理的比例。

　　连照美所分之ⅢB式玦形制特殊，不可能是“废料”再加工的玦饰。卑南1983年出土的那件呈“Ω”形玦，除了内圆可辨认明显管钻之外，两侧缘不符一次管钻成形，而上部的半圆应该是多次片切割而成（馆藏卑南043）。同样卑南第11-13次出土的“月弯形玦”，也被认为“很明显是‘旋截’圆心后的周边废料，是废料再利用的玉器”（连照美，P125-126），报告图版ⅩⅣ之中右可辨认玦体内侧明显的管钻（即“旋截”）制痕，然而左侧的月弯形玦不但看不出旋截的制痕，而且下端还另雕琢出“脚”来，这类玦饰还见于宋文熏教授1989年提到的卑南“徐瀛洲先生藏品”（宋文图1之53、54）以及緑岛油子湖遗址的“鹿野（忠雄）1942a:10图5a、黄（士强）1975:Ⅷ,7”（宋文图1之59、60），我认为哪怕是利用废料再行琢制，也是有意行为，更何况旋截时产生废料当不少，唯独就是那么几件？若我们侧视之，倒是颇象一挺胸凸肚、长喙、伫立的鸟形。

　　卑南B2467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所谓玉质箭头改制的玦〔33〕，除了说明他物也利用之外，其玦豁口未开，一则可说明豁口是以短刃边切割，二则也说明这类玦的佩戴是通过玦的中孔系挂。有意思的是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时期的M2也出土有一对这样豁口未开的玦〔34〕。

　　（2）四突起玦(有角玦饰)

　　四突起玦的出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其相对年代已经跨入约中原的夏商时期，如石峡属于第四期墓葬的M31有角玦饰等。我很认同有关提到四突起环形玦“玦身修整程度较高，软耗痕亦多，可能为生前使用品作为陪葬之用”的推测，以及一些未有突起玦因为“多数标本留锋利之制作痕，不利生者使用，似乎为专制之陪葬耳饰”的观点〔35〕。

　　四突起玦的制作工艺非常有特色，连照美未详细论述玉质地的带四突起玦制作工艺，仅指出是“只作一次旋截去掉核心”（连照美，P170），至于板岩材质的带四突起玦经观察是“在经敲打或磨平的薄板岩片上打击制造带四突起的耳环，多数再经磨平修整完成，没有旋截痕迹。缺口由两面磨锯造成。…标本明显粗糙。大都出自复体葬棺。…推测是玉材料缺乏时制作的耳环。目前除了可以说这种板岩制造的耳环出现的年代较晚之外，戴这种耳环的人是否较穷等社会意义尚待进一步分析”（连照美，P172）。

　　近些年，台湾的一些研究者根据一些史前玉器的不同曲度的弧形边缘，推估成形时可能选择不同的圆形点与不同的半径来切割，提出“截具”的工具说〔36〕。不过在所举例的璜体上，至少目前还未有发现此类的截具方法，我们在一些尚保留有切割痕迹的璜体边缘部位，看到的依旧是多次片切割相叠所形成的外轮廓圆〔37〕。

　　（3）人兽形玦

　　人兽形玦是卑南文化晚期出现的最为独特的玦，出土数量不多。1984年宋文熏和连照美介绍了当时称之为“人兽形玉玦耳饰”(zoo-anthropomorphic jade ear ornaments)13件，其中发现于芝山岩的10件、卑南3件。其中芝山岩CSY:A经由考古家收集，并确认“这是圆山文化无疑”。而1984年台东政府采集、现馆藏卑南馆的完整PN:A出土单元根据判断“必然是个复体葬的大型棺” 〔38〕。目前发现于芝山岩的标本数量和形制还多于卑南，而且两地之间没有沿海平原相通，而这些特殊形制的玉饰当不是在各该遗址独立创作的作品，推测两文化之间在玉器工业上必然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之后除了上述两地之外，后来台北十三行人又“传世或拾获”了一件〔39〕，等等。

　　卑南第11-13次发掘分别在B2391的棺外和B2413清理出人兽形玦。其中B2391的单人兽形玦，出自于“西南侧棺外附近”，不过若也视为如同所谓复体棺“后来再开棺埋葬之行为中无意中被带出棺外”（卑11-13,P49）就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了。

　　PN B2413是卑南出土玉器最多的复体葬棺之一，总约49件，自然也“无法得知墓主的数目与姿态”（卑11-13,P48），出土有一件人兽形玦，而另一件为“多环兽形玦”，形制确实独特，不过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玉件的整体仍旧似一人形，而在具体的结构上，不但上部兽的部分与B2391所出一致，而且两侧多环和环玦对称，若分割侧视之，亦为动物造型，或许这是某种可能的读识。

　　从采集和发掘的这些人兽形玦标本看，除了B2391和B2413所出上部为明显玦形之外，余双人者均呈“Π”形，大致对称，下端切割有豁口，头顶以兽相连，符合玦的基本形制，应该归之为“玦”类。人兽形玦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下部突起的有无，在一些论述中，被读识为“脚”或镶插的“凸榫”、甚至推测为“脚铐”用意等等，鉴于所发现标本突起的有无、以及单突和双突，我倒以为或许是与有角玦饰的突起玦形式有关的，在一些细致的图片上我们也大致可以辨认突起的制作形式彼此甚为一致。

　　台湾地区民族学资料丰富，史前阶段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在原着民的祖先，今后的研究固然是要结合两者学科的优势。在人兽形玦的研究课题上，有学者认为这类玉器不是用作耳饰的玉玦，“是生活在台湾岛上的古越人所崇拜的图腾标志” 〔40〕。结论自然有顾此失彼之嫌，但是注重民族学的资料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41〕。

　　上文也提到在卑南人骨遗骸可辨的石板棺中玦均位于墓主的耳廓部位，确为耳饰无疑，且往往玦豁口朝下。有意思的是在台湾本土，除了十三行陶偶耳垂有疑似玦模样外，清干隆年间绘制的“番社采风图”之“种芋图”局部之成年男子还保留有玦的传统〔42〕，一幅“髡头穿耳”的景象，这与邓聪先生在海南调查所获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两端带孔的棒形玉饰和长管——项饰

　　卑南两端带孔棒形玉饰和长管也是非常具有特征性的玉器，尤其是前者。除了其形制外，主要还体现在制作工艺上，如两端带孔玉棒长者逾20厘米，一些是中孔，一些是两端各带一穿，一般认为作为颈饰的一部分，两端或有沟槽、“伐槽”相接。整器当以片锯切割而成，中体贯穿孔为双向对钻，一般的实心桯钻不能完成，当存在组合式的实心钻头。

　　除了两端带孔的棒饰玉饰之外，还有中间贯穿孔的长管，长的甚至在20厘米以上，而外径一般都在1厘米之下，如此精准的对钻孔而未有丝毫偏差着实令人惊叹，鉴于“有多起例子呈现三至五件长短相当的玉管组成一件项饰，……也见有不同长短的管或管珠在同一件项饰上”（连照美，P176-178）。臧振华在观察中，还提到“由于长管易断，因此长管使用之重点应在于避免长管间碰撞，为达到次目的似乎以附加其他物质之组合方式为宜”〔43〕。

　　（二）  生产工具和“兵器”——玉锛凿和玉矛镞

　　邓淑苹提到台湾史前出土的玉锛凿刃部“多带有长期使用所造成的磨蚀沟或小破喳。卑南文化也不例外” 〔44〕。连照美不仅注意到玉锛凿留下的“消耗痕迹”，也观察到柄端面尚保留的片切割扳短后的粗糙面（连照美，P129），这说明很有可能原先还是安装木柄的。在目前尚还不知石质类的锛凿在居住区中的有无和比例，我还是难以理解“玉锛凿是当时人相当高级的工具”之意，是玉质的生产工具还是高级的生产工具，实在是今后卑南玉器再研究的内容之一。

　　玉矛镞有时也难以准确区分，是否有使用过的痕迹也不清楚，但从一些墓例的野外照片判读，应该原先多是无柲的，否则位置过于局促。这些玉矛镞的性质也有与玉锛凿同样的问题。不知是不是1992年版《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卑南玉器中未有玉锛凿和玉矛镞的原因。

　　四、“旋截”和旋截的玉核，废料还是坯料？

　　台湾地区学者提出的“旋截”工艺应源自1946年鹿野忠雄曾据平林遗址出土的圆形玉核残留的制造痕迹观察，认为应该是使用金属管钻器物穿（旋）截的方法制造或“管状穿截器”的概念〔45〕。争论是否为金属自然不是关键所在，但是“旋截”却是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也就是大陆学者习称的“管钻”。1998年由刘益昌负责的平林遗址被认为是台湾目前所知最大的玉器制造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圆形切锯废料”，或许刘先生也是“无法想像会是使用何种工具做到的”，他提出所谓“中性的‘圆形切锯’”称呼。

　　旋截玉核的详细报告见于曲冰的发掘。1980年10月，参加“‘中央’机关公仆自强活动”之“枫叶谷健行队” 沿着浊水溪步行的陈仲玉特别注意了这个地理位置独特、日人也曾经发现过石斧的河谷地带，曲冰便是后来“浊水溪上游河谷的考古学调查”计划并历经1981-87年发掘的重要遗址〔46〕，除了发现48座房基、171座墓葬以及大量陶、石制品外，还出土了少量与“石玉器工业”有关的所谓“石核”，这些石核被认为是“制作石器所剩余的石材核心部分”（P191），与卑南玉器的质地不同，这个位于台湾西海岸中部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材常见的是蛇纹岩。对于这些石核，报告认为“器物全身磨制工整，当是从一块两面均磨制平整的石块上，用周边锋利的竹筒类旋截器所旋磨而成的。也可能是制造石环时，先旋挖出石环的好时所产生的副产品”（P191）。报告举例了34件（另4件为砂岩）中的8件，各类附表虽未涉及石核的各项度量数据，若依比例，S5996近中部外径逾45厘米，而高度逾7厘米，这种度量的钻芯在良渚玉器中也就是琮的钻芯或是柱形器的坯料，在台湾史前玉器中，似乎还未有发现如此高的母体玉器。按照刘宜昌先生的介绍，如平林遗址TP4所见标本，所谓圆形切锯“通常为直线切锯后为制造圆形器物所进行之下一工序”，据称在圆山等遗址中，“圆形玉核本身且经二次修整”〔47〕，二次修整的证据不得而知，下一工序又是什么呢？

　　从已报导的卑南玉器尤其是环类看，似乎还未有高度超过5厘米如同良渚筒形器那样的手镯，唯一能说明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玉核极有可能是坯料，制作玦的坯料，那些厚度明显高于大多玦的所谓“厚型芯料”或许是玦分体制作的原料！

　　旋截问题是琢玉工艺中最为复杂的课题之一，邓聪将如罗家角的“砺石钻” 〔48〕从《澳门黑沙》认为的“环砥石”到《珠海宝镜湾》修整为“辘轳轴承器”，就可以深刻地反映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哪怕是所谓的这类辘轳轴承器如同凌家滩98M23:6所出歪歪扭扭实在难以理解如何作用，还是我们诧异在那么多的良渚考古中，这类辘轳轴承器却是不见了踪影，这显然与良渚时期发达的管钻工艺不符，或许原先这类所谓的辘轳轴承器都被有机质的陶车替代了。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注意到管钻技术似乎与陶器的轮制技术同步，而快轮的广泛使用又与管钻的成熟一致。我们还注意到哪怕在良渚时期管钻穿孔如此的广泛，但是在一些次等级墓地的石钺穿孔中，还可以大量看到掏搅的穿孔技术，可见徒手的掏搅永远比“机械”的管钻方便多了。所以我主张在不能定论的时候尽量留意和归纳器物本身的细节，良渚玉石器的管钻芯和管钻孔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一定的提示，我们发现：

　　大多的管钻孔为两面对钻，少量的玉璧和石钺存在着单面管钻后另面进行或扩孔修治的情况；目前尽管不能确认两面对钻是同时还是错时，不过从一些单向管钻未透的标本似乎可证实错时的可能甚大，这样一来，原先曾经推测的或许双向钻具不动而器件旋动的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反山M12:98琮极其精准的双向管钻误差在1毫米左右，不但充分说明定位的准确，而且要保证絶对不“跳钻”，类似如反山M14:208石钺，我们还发现至少存在三次以上的跳钻行为；在所发现的双面管钻芯之往往一面或往往一面更为明显地可以发现近似同心圆的旋痕，在良渚塘山金村段发现的标本上，都可以清晰地辨认近似同心圆的中心点还微微下凹，我们也发现，个别大的管钻芯如反山M20:5定名为“璧”者外径甚至达到105-106厘米。这些旋痕显然不能理解是因为管钻具的向下运行中解玉砂摩擦产生的！现在我们都注意到了管钻的着力点在顶端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现象良渚快轮旋转制陶技术的成熟，不过在具体下压旋转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机械的施压并形成管钻具与玉坯料接触时能产生中心的下凹并或有近似同心圆痕迹，这是不能理解的。唯一的解释是目前存在于管钻芯面的旋痕应该是另一面的旋转作用力所为，这一作用力的着力点或许就是一个接近管钻具的外径范围大小。藉助制陶快轮的转盘，我将良渚管钻机械推测复原如图所示。

　　或许良渚的管钻工艺认识可对台湾史前玉器的旋截工艺判定有所启发。

　　五、 卑南玉器——太平洋西岸岛链中的一环

　　已出版的卑南遗址报告还只能算是简报，多数的认识观察还不得不依赖主要是连照美的系统观察，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然而台湾研究者具有特色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以及本身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对于玉器的研究更具意义。如较早地关注玉器的产地和制造地点的研究等；以及通过对于东南亚出土玉器的质地、形态来讨论所谓“南岛语族”与大陆地区及南中国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49〕。尤其是后者的研究，应该说是早先主要就玦的分布范围进行谱系研究的再深入如鹿野忠雄关于东南亚“有角玦形石环”的分布及传播研究，以及1975年黄士强《玦的研究》和1989年宋文熏《论台湾及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等。诚如臧振华先生所指出的，“对于卑南玉器的研究并不能局限再类型分类、器用、年代和工艺技术之方面；其实从文化史的观点，卑南玉器在交易和互动、社会结构和心灵认知等方面，也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50〕，这对于其他区域史前玉器的相关研究也是难能可贵的启示。

　　邓聪是近年来颇为关注东亚玦饰的研究者，在关于东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玦饰的分布和传播问题上，他还提出非辘轳和辘轳玦饰两大体系〔51〕。东亚玦饰的起源可能是一元的，问题是这一元的区域有多大，目前被认定的起源地——兴隆洼文化无非也就是絶对年代距今8000多年，要早于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不过就从太平洋的西侧、从“日本列岛——东南亚岛弧链”的玦饰分布来看，不但可能存在着两大体系，而且除了日本的琉球群岛顽强地保持着原始玦饰的孑遗，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尤其是所谓“南岛语系”分布的范围，突起玦或有角玦饰的分布比较明朗，而这一年代最早大约可以上述到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最晚可以进入到东南亚的铁器时代，至于仍旧保留于目前土著穿戴玦饰的习俗，显然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地区，可以浙江衢县西周土墩墓出土的一组突起玦为代表，有意思的是，在周时期的中原地区，却甚少发现这类“有角玦饰”。

　　有角玦饰是指在玦的外缘对称雕琢同一形状的突起，不同于商周时期外缘，即脊背雕琢有“扉棱”的龙玦。

　　有角玦饰较早研究者据称应该是鹿野忠雄，他称之为“有角玦状耳轮”，曾有一幅有角玦的四路传播图，尽管线路单一，传播源也夹杂了个人的文化背景，不过将有角玦放在东南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却是开拓性的〔52〕。之后，除了外籍学者之外，台湾学者对这一独特的饰件颇为关注，其中如黄士强在《玦的研究》中详细对这一第二大类型的有角式进行了分类，按角的形状分为：鸠尾状、乳突状、动物状和尖锥状等四个类型，“其分布局限于东南亚及其邻近地区”。 1989年宋文熏详细论述了台湾和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有角玦饰，他指出有角玦饰的两种类型：具三个突起的球茎状、双头兽形耳饰〔53〕。1989年，杨建芳在商周越式玉器中明确将这类“具凸式之玦”定为越式（百越）玉器〔54〕。

　　大陆地区有角玦饰有明确出土单元、又年代较早者为广东曲江石峡墓地，两件有角玦饰均出土于小孩墓M31，其中M31:2角呈“∪”形，外径达91厘米；另件M31:1则呈“ω”形（或称“山字形”），外径也有62厘米。两件各位于小孩骨骸的肩侧和右上肢侧〔55〕。从角的形态看，显然山字形角是其祖形。

　　这类山字形角形同介字冠，但两端上翘，与良渚介字冠略有别，却比较接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时期的多发现于玉钺两侧的介字冠，这类也以形式作为符号的山字形角应该是中国南方地区延续至少至于春秋时期的典型符号。而东南亚地区发现的那些“球茎状”有角玦饰等无疑带有这些影子，应该是他们的异体或发展。当然，在卑南玉器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四突起玦的有角玦饰的“角”形相当简单，絶大多数是乳突，我们认为这是最为简约形式的有角玦饰，自然也是影响的结果。而少量的动物形等突起，如台湾东海岸富冈出土玦（黄士强1975:Ⅸ，9、6；宋文熏1989:图1,19、20）、以及鹿野忠雄和国分直一提到的緑岛油子湖和兰屿出土标本（宋文熏1989:图1,57、62-65），由于目前公布所见的图片和线绘图较为简单，还无法进一步探讨，不过却为东南亚出土的那些动物造型突起异形玦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异形玦目前还仅见于东海岸、甚至岛屿上。

　　如此，分布于从东南亚大陆到菲律宾诸岛的各类有角玦饰、以及所谓的“贝轮”无疑都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这一现象与“南岛语族”的研究结果甚为吻合。新世纪之初，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等组成的Batanes Islands考古计划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但显示巴丹群岛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是在距今4000年以前从台湾迁移过来，而且密切的持续往来，“频繁的互动包括了台湾板岩和玉料的搬运、输送（很可能是经由緑岛及兰屿）到巴丹岛及Itbayat岛”（Peter Bellwood和Eusebio Dizon）。这其中饭冢义之和洪晓纯用电子微探仪（EPMA）对台湾花莲丰田的玉料和菲律宾群岛出土玉器进行比较〔56〕，我理解的是那些出土于Palawan岛Tabon Caves遗址群和吕宋岛北部Nagsabaran遗址的緑色玉饰其微量元素或指纹元素，即文中所述的角闪石矿物之“铬铁矿包裹体中含有指标性意义的锰元素以及锌元素”，与丰田玉矿吻合。而用低真空扫描电子显微镜（LV-SEM）配备X射线光谱仪（EDS），对Batanes省Anaro玉作坊遗址出土玉器的测定证明，玉料也均来自丰田。洪晓纯还从菲律宾北部最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台湾地区的相应比较中，得出许多要素皆可见于台湾，尤其是“距今3500-4000年间的红彩陶阶段最有关联性”，“From Taiwan to Luzon?”得到了肯定的答案〔57〕。

　　而在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后续，有角玦饰在商周－春秋阶段的出土尤为瞩目。如1983年，在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中清理有36件玉玦，其中四件有角玦饰〔58〕，从角的形态判读，无疑应是石峡有角玦饰的发展系统。

　　商周时期的南方地区，还出现的一类璜较有特色，即璜体中部较宽而两端较窄小，系孔位于两端或位于璜体之中，这类璜体从吴越地区一直分布到云贵高原〔59〕，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配饰中仍旧可以见到。与这类璜体较为接近的是一类外缘另雕琢有对称角的所谓“玦形佩”，如江苏吴县严山窖藏（后已判定为墓葬）出土。最近浙江东阳前山“越国”墓M3:34-2“璜”、多件的不同质地的、或无角或有角的“月牙形饰”均属此类〔60〕。

　　东南亚的越南，据研究介绍，那里的有角玉玦耳饰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前东山文化（Pre-Dongsonian Culture）中的冯原文化（Phung Nguyen Culture），“these earrings were distributed along the Red River vally, and have been dated from 2000 to 1200 BC. The earrings with projections from the Phung Nguyen Culture  appear to be quite unique, and so far, no closely related objects have been found in other cultures. They are square or rectangular in shape, with a round hole in the centre. Projections are formed by cutting deep angles on both sides of every corner of the square or rectangular body of the earring.……Dongsonian Culture, also distributed along the Red vally, and dating from 1200 to 1000BC. …They have four symmetrical projections. ……The Go Mun Culture,…and dated from 1000 to 700BC. Earrings with projections, associated green jade, and each projection is cut into three or four pointed teeth.”〔61〕。越南的这些发现不仅可与本地那些Sa Huynh Culture等所发现的四角或三角玦饰联系，而且无疑也是那些“Earring Long Pointed Projections”的先声 ，更进一步地说，越南的这些有角玦饰和广西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有角玦饰都是一致的〔62〕。

　　尽管距今约4000年前的埋设石板棺和陪葬玉器的富山文化是否为卑南玉器之始还有待厘清，但是从石峡M31出土的两件有角玦饰似乎可以证明，这一阶段的中国南方与台湾地区琢玉工艺的互通大致是对应的〔63〕。就我们目前所知，中国南方大陆地区这一时期琢玉工艺整体面貌还不是十分的明显，以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玉器为代表的琢玉工艺似乎更影响了中原的夏商王朝，而目前零星出土的资料主要是以石峡墓地为代表，湖南澧县孙家岗出土的玉器暂时还不能简单地厘清，与台湾地区隔海想望的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主要是以山谷河流区域为特征，目前似乎还未有高等级聚落群的发现，玉器的出土也甚为零星。我不但非常赞同“玉器工业是一种层次较高的技术，不是各地都能自行发展的”的观点〔64〕，而且还涉及到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归顺。既然我们可以认定以卑南玉器为代表的台湾玉器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排除在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长江下游地区对他的影响，但是当就有角玦饰来看，那么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暂时锁定在岭南地域或许是较为正确的选择〔65〕。

　　距今约3000多年前是卑南玉器的极盛期，在这一阶段，台湾地区相对与中国大陆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闽台之间的交流大致仅是局限在有限的物质层面上，而闽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或许受到本身自然地理上的格局，与周边本身交流就甚少，作为精神层面上的出土玉器数量和种类寥若晨星、质地恐怕也以石质居多〔66〕，隔海想望的卑南琢玉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和顶峰或许也是原因之一。海洋原着民的特性让他们成为南岛语族的先民（之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在距今2200年前，丰田玉材尚有藴藏而卑南玉器技术却很快消失，这其中肯定是人为的因素。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以及中原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使得生产力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岭南的南钺王赵陀扺挡不住秦军的南下，同样福建的闽越国随即也被汉武帝所灭，隔海也仅逾百公里的宝岛台湾也未能逃脱宿命，这一时期不但金属器传入了宝岛，而且与大陆南方印纹陶文化尤其是福建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影响了宝岛，这种传入还肯定带有意识形态上的某种颠覆，至少卑南玉器似乎全被埋入石板棺了〔67〕。

　　

　　附记：本文为拟出版《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之“第五章  髡(kūn)头穿耳——关于卑南玉器”之部分，提交本次年会文集已经删节和局部修正。

　　

　　注释：

　　〔1〕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书中所述之台湾地区之“芝山岩、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也主要基于局限于距今4000年左右的年代考虑，书中丝毫未提卑南文化。

　　〔2〕 转引张光直：《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其中据《太平御览》卷780所载“此夷各号为王…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等非常有意思。

　　〔3〕参考文物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部：《台湾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文章说明其中大都转引臧振华相关的论述，特此说明。

　　〔4〕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邓聪主编《东亚玉器》Vol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5〕刘益昌：《台湾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史前与古典文明》（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3年，页2。

　　〔6〕 洪晓纯：《台湾史前玉器在东南亚的分布极其意义》图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7〕本章节凡是标注“连照美，P”即表示均引文自连照美：《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台湾）历史博物馆，2003年。

　　〔8〕“垦丁寮”台湾“光复”改制后即称垦丁，有关1931年垦丁寮发掘陪葬玉器可参考连照美：《新石器时代台湾南端的玉器——垦丁寮1931年发掘陪葬玉器之研究》，2006年。

　　〔9〕黄士强：《玦的研究》，《考古人类学刊》第37/38期。

　　〔10〕最近臧振华还提到，最早注意到卑南遗址并拍摄照片的是鸟居龙藏（1896年），参见臧振华：《海隅奇葩——台湾东岸的玉器文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编《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2005年，页5。

　　〔11〕颇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台大和卑南馆也存在着文物移交的矛盾。参见卑南前馆长臧振华：《从卑南文物之移转争议出土文物之分级指定及相关问题》，“在这一争议之中，除却公文书约定和学术伦理部分之争议之外，单就出土文物之层面而言，也涉及到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其一是出土文物是否符合文资法中‘古物’之定义？其二，出土文物如何分级指定？其三，出土文物应该属谁？其四，如何规范出土文物发掘者之权利和责任？其五、如何适当保护出土文物？其六，现行文资法有关出土文物规定之缺失为何？”。引自http://www.nhu.edu.tw/~aesart/icica/abstract/10.doc.

　　〔12〕容易收集的卑南报告有：1.宋文熏、连照美：《卑南考古（1986-1987）》，（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9月再版。也即《卑南遗址第9-10次发掘工作报告》，《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八种，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1987年7月出版。引文简称“卑9-10,P”。2.宋文熏、连照美：《卑南遗址第11-13次发掘工作报告》，《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十二种，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1988年12月出版。引文简称“卑11-13,P”。

　　〔13〕《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页6。

　　〔14〕大陆地区的石板棺除了东北红山文化外，江苏大伊山两次发掘的石棺墓地是大陆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典型的石板棺遗存，絶对年代约距今6500年，由于是孤例，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1986年的发掘》，《文物》1991年第7期。

　　〔15〕刘益昌：《台湾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史前与古典文明》（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3，页1-44。

　　〔16〕台大考古队对于石板棺的编号，是“冠以B（Burial＝墓葬）为代号”（连照美，页73-74）。日人旧称的垦丁寮A10与B13单元，从连照美教授2005文图1推测A、B应是代表当时垦丁寮遗址的A、B地点。《曲冰》、《大马璘》均以“M”标识。

　　〔17〕连照美：《卑南遗址第109号墓葬及其相关问题》，《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1期，1982年。又刊连照美：《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国立历史博物馆，2003年，页79。

　　〔18〕卑南第11-13次发掘图版ⅩⅩ之PN B2268幼童脚端部位的石板搭建，图版ⅩⅩⅠ之PN B2380之所谓“中介型”棺板结构的石板搭建等似乎均可以说明。参见“卑11-13”。

　　〔19〕连照美：《卑南遗址发掘》，刊连照美着《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台湾）历史博物馆，2003年，页13，图版10。

　　〔20〕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表二，刊连照美着：《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台湾）历史博物馆，2003年，页120-121。

　　〔21〕李济将殷墟所出有刃石器分为端刃器（如斧斤）、边刃器（如刀削）和全刃器（如戈矛）三类。参见《李济文集》（卷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293。

　　〔22〕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东亚玉器》Vol.Ⅰ。

　　〔23〕刘益昌：《台湾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史前与古典文明》（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3年，页11。

　　〔24〕连照美：《卑南遗址出土“玦”耳饰之研究》，刊连照美着《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页66之表一“卑南墓葬出土陪葬品项目、数目、出现棺数”。表中粗体字为笔者所注以示醒目。

　　〔25〕关于T字形环，可参见吉开将人：《论“T字玉环”》，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

　　〔26〕叶美珍：《卑南遗址之玉器文化》，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编《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2005年，页24。

　　〔27〕形制有些接近良渚文化瑶山M8:34小坠，后者或可能与32号一组10件小珠共为墓主右腕饰，《瑶山》P109。

　　〔28〕卑南报告似未详细涉及。

　　〔29〕李亦园等：《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二，台湾南港，1962年，图版拾玖。

　　〔30〕卑南B749复体葬墓中出土的一串“由三个陶管珠一排、共约33到34排编串”的饰件，连照美教授订为“项链”，参见连照美：《卑南文化的人身装饰之研究》图版14。

　　〔31〕连照美：《新石器时代台湾南端的玉器——垦丁寮1931年发掘陪葬玉器之研究》，《考古人类学刊》，页158。

　　〔32〕连照美：《卑南遗址出土“玦”耳饰之研究》，刊连照美着《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页68之表二。

　　〔33〕连照美：《卑南遗址B2467“母婴合葬”墓之研究：兼初论卑南文化特殊的“复体葬”》，图版5。刊连照美着《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页111。

　　〔34〕俞为洁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参见俞为洁：《良渚人的人体装饰品及衣冠服饰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256。

　　〔35〕叶美珍：《卑南遗址之玉器文化》，《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页25。

　　〔36〕沈建东：《院藏卑南耳饰玦的工艺研究》，（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57）第22卷第5期，2004年。孙国平先生根据河姆渡文化玦提出的的“点裁切割”方式也有与此类似的观点。

　　〔37〕史前璜之外缘原生琢玉痕迹往往已被打破，笔者新近观察普安桥M20:14由璜改制的坠饰外缘，就留有如同良渚壁切割之痕迹。

　　〔38〕宋文熏、连照美：《台湾史前时代人兽形玉玦耳饰》，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44，1984年。

　　〔39〕臧振华：《十三行的史前居民》（关怀淡水河系列丛书之一），台北县十三行博物馆，2001年，页50。

　　〔40〕古方：《台湾史前时代人兽形玉器的用途和宗教意义》，《考古》1996年第4期。

　　〔41〕“台湾有丰富的民族学与语言学的资料，是台湾考古的一笔很大的资本”（张光直：《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考古调查报告》，1977年）转引陈仲玉：《曲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时语言研究所1994年，页2。

　　〔42〕转引自邓淑苹：《院藏卑南古玉解读》，（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57）第22卷第5期，页14，2004年。

　　〔43〕臧振华：《海隅奇葩——台湾东岸的玉器文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编《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2005年，页27。

　　〔44〕转引自邓淑苹：《院藏卑南古玉解读》，（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57）第22卷第5期，页8，2004年。

　　〔45〕鹿野忠雄：《东南亚细亚管状穿截器文化》，《东南亚细亚民族学先史学研究第1卷》1946年，转引自刘益昌：《台湾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史前与古典文明》（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3年，页21；又刊连照美着《台湾新石器时代卑南研究论文集》，页133-134。

　　〔46〕陈仲玉着：《曲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二，台北1994年6月。

　　〔47〕刘宜昌：《“台湾玉器制造技术”与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讨》，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页482。

　　〔48〕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九·9、10。

　　〔49〕洪晓纯：《台湾史前玉器在东南亚的分布极其意义》图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又洪晓纯等：Ancient jades map 3000 years of prehistoric ex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50〕臧振华：《海隅奇葩——台湾东岸的玉器文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编《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页13，2005年。

　　〔51〕邓聪：《东亚玦饰的起源与扩散》，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52〕转引自黄士强：《玦的研究》，页63。

　　〔53〕宋文熏：《论台湾及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历史与考古组（上册）庆祝中央研究院院庆六十周年》，（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

　　〔54〕杨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原刊《南方民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年，又杨建芳：《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上），页133-134。

　　〔55〕石峡M31图片资料采自《东亚玉器》。另据杨式挺介绍,石峡M31有玦4件，其中M31:2、3一对，杨式挺：《广东史前玉石器初探》，《东亚玉器》Vol.Ⅲ，页315。

　　〔56〕与此同时，学者也对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所藏30件卑南玉器用LVSEM搭配EDS进行定性分析，并部分结合EPMA搭配WDS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絶大多数的卑南玉器材料来自花莲丰田。参见饭冢义之、臧振华、李坤修：《卑南玉器之矿物学》（Archaeomineralogy on Nephritic Jade Artifacts from Peinan site, Eastern Taiwan）,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2005年。

　　〔57〕均参见臧振华主编：《南岛研究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2005年6月。

　　〔58〕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考古》1984年第7期。

　　〔59〕又如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约当西汉时代）M341出土时“位于死者右耳部”的M341:6玦，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350-351。

　　〔6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阳市博物馆：《浙江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8年第7期。清晰照片还可以参见洪丽娅：《越国玉石器及早期昌化石文物研究》，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二十九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61〕何文瑨（Ha Van Tan）：《越南有角玉玦耳饰》（Jade Split Earrings with Projections, in Vietnam），《东亚玉器》Vol.Ⅲ。

　　〔62〕广西地区的有角玦饰可参见蒋廷瑜、彭书琳的收集，蒋廷瑜、彭书琳：《广西先秦两汉玉器略说》，《东亚玉器》Vol.Ⅲ。提到的出土地点有如安等秧（《文物》1988年第12期）、银山岭（《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锅盖岭（《考古》1986年第6期）等。

　　〔63〕尚不知这是不是与探索南岛语族老家可能源于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带的论断有关，参见臧振华：《从台湾南科大坌坑文化遗址的发现检讨南岛语族的起源地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也可参见臧振华：《华南、台湾与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关系——生态、区位与历史过程》，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64〕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东亚玉器》VolⅢ，页346。

　　〔65〕黄士强等也提到台湾的绳纹陶文化受石峡影响颇多。参见黄士强、周述蓉：《老番社遗址及部分出土玉器材质与工艺技术特征》，《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2001年，页435。

　　〔66〕有关福建先秦玉器的基本情况可参见吴春明：《福建先秦玉器初探》，《东亚玉器》Vol.Ⅲ。

　　〔67〕臧振华认为“最可能是因为族群不同之故”，臧振华：《海隅奇葩——台湾东岸的玉器文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编《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録》，2005年，页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