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柏坚、黄启臣教授新著《广州外贸史》

　　刘正刚　黄国信（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国信：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均是博士生指导教师。）

　　广州是中国最早从海上进行对外贸易的南大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而且，无论是贸易时间之长还是贸易市场之广，广州海上“丝绸之略”均为沿海各港口所不及，并凌驾于陆上“丝绸之路”之上，成为二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开放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经久不衰。但是，对广州两千多年海外贸易的发展，仍未有进行系统的、完整的研究，一部贯通古今的广州对外贸易史书，尚付阙如。值得令人欣喜的是，近日我们读到了陈柏坚、黄启臣两教授合着的，于1995年10月由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外贸史》一书。全书按古代、近代和现代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发行，洋洋130多万字。这无疑是我国第一部填补空白而最具份量的开拓性的广州海外贸易史巨著。

　　据我们所知，陈柏坚、黄启臣两教授自1987年开始通力合作，以广州外贸史为课题，广泛收集资料，撰写专题论文10多篇发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由黄启臣执笔编写上、中两册；陈柏坚执笔编写下册，费时达八年之久。于此可见，作者撰写本书是有坚实基础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

　　纵观全书，作者以“横排竖写，纵不断线”的体例，阐述了广州2000年来海外贸易的全过程，内容包括了广州海外贸易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广州海外贸易史书，就其内容和形式看，有如下特点。

　　第一，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具体表现是，一方面时间跨度大，上自秦汉始，下至1994年共2000多年的外贸史，包括广州外贸兴起、发展、繁荣的全过程。全书脉络清晰，便于人们从纵向瞭解广州外贸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从横向涉及内容甚为广泛。该书全方位地阐述了两千多年来广州外贸机构设置，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外贸易经营方式，国际贸易往来，外贸管理制度，外贸政策演变，国际市场网络，以及外贸的社会功能等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阐述，作者以厚今薄古为视角，注重现实，全书130多万字中，现代部份占了篇幅的约一半，字数60多万字，且又突出以改革开放以来的10多年，对于外贸公司的发展及港、澳、台乃至华侨的有关外贸政策和措施，如“三资”企业 “三来一补”的具体做法，都作了补充说明，这对今后广州进一步发展外贸，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充分反映了作者庄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第二，资料翔实，中外文献并重。该书的两位作者倾8年之心血，广泛地收集了大量有关广州二千余年外贸方面的古今中外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力求以确凿的史料为基础，叙述广州外贸发展历程和问题。本书运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古籍，地方志、海关志、关册、档案、报章以及有关外贸的详细统计资料和外文资料等。其中有许多资料，特别是解放后的大部分档案资料是首次向世人披露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笔者粗略统计，仅该书的上册(自秦汉至1840年)、中册(1840—1949年)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就有1277种之多，而下册(1950—1994年)所用的资料更是外贸系统的档案，又是第一次披露的。

　　作者还尽量广泛吸取了前人研究广州外贸史的成果，又自成独特体系，使全书既内容充实，又有自身的独创性和超前性。 

　　第三，观点鲜明，论证充实。全书共分三册15章。每章均有鲜明的观点，并运用了翔实的史料进行分析论证。如全书开篇的第一章，两位作者提出“一部中国海外贸易史写在广州的记録上”的新观点。接着从广州自古以来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大都会和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口两大方面进行论证。作者从广阔的历史视角，将广州放入中国乃至世界的海外贸易与港市中加以考察，认为自秦汉以来直到今天，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和大都会仍雄风不减，并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据1989年统计，广州的外贸总额仅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1994年广州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总值已达46.8亿美元，在全国对外贸易港口中，始终居于前列。正因为广州有传统优良的外贸历史，优异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辽阔广大的经济腹地，新中国建立后，从1957年开始直到今天，作为与世界各国贸易合作友谊桥梁的国家级“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始终设在广州，使广州更加名扬四海，贸易繁荣。而从世界对外贸易史来看，世界对外贸易港口以成千上万计，但无一能与广州相媲美。的确，广州是历史上资格最老，历代相沿，唯一经久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市。作者还认为，市舶制是我国历史上对外贸易发展的产物，它表明我国既善于经营对外贸易，又善于管理对外贸易。然而，历史上唯有广州市舶司一直与中国长达千年之久的市舶制相始终，保持着善于经营和管理海外贸易的优良传统，而具有近代海关性质的粤海关，自干隆二十二年以后就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海关，统管着全中国海上的对外贸易事务。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飞跃地向前发展，广州又充分发挥了毗邻港、澳，海外华侨众多的地缘和人缘优势，运用中央给予的特殊经济政策，坚持“以外经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从1978年至1994年广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09.46亿美元，其中出口占200亿美元，年均递增24.88％，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作者从上述种种论据充分证明瞭“一部中国海外贸易史写在广州的记録上”的观点，是非常新颖中肯、恰如其分的。

　　第四，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海外贸易必然有大量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及各种市场上的统计数字，作者根据这一特点，编制了各种贸易商品及贸易市场的统计表和曲线示意图等100多个，这在目前出版国内对外贸易史专著中是罕见的。全书正是利用大量的图表、数量统计表，通过定量分析去论证诸多外贸的定性论点，大量数字表格的定量分析，足见作者治学风格的严谨和完善，使本书具有更高的科学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

　　第五，图文并茂，恰到好处。作者在检阅爬梳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还根据历史事实选録了数十幅极有价值与广州外贸密切联系的图片资料，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并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使本书更受欢迎。

　　[JP2]　　《广州外贸史》一书，还有一个很值得提的极大特点，就是在现存的历史论著中，很少收録有像《广州外贸史》那么多的政策和法令，就算宋朝元丰三年(1080年)修订的《广州市舶条例》一书，因时地之不同，尚无定例，在宋代史籍中都没有系统地记载其职能和业务管理。虽然，“条例”写出来了；也不过仅是1000多年古代外贸史中的一小点。而《广州外贸史》则大不相同了，从1949年至1994年的45年间，却大量收録了当今外贸的有关方针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法”，“进出口货物管理”等等，这不仅包含中央外贸大法，还收録了结合广州地区的特点的有关法规，诸如订出对港，澳、台的有关外贸优惠政策，收録了广州外贸专业公司在如何发展外贸企业的一连串的具体措施，其中大部分是一份非常难得的资料。所有这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收録的外贸条法，都是对今后外贸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历史经验，更是难能可贵的。[JP]
《广州外贸史》一书的出版，是中国外贸史，经济史、商业史，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项可喜可贺的成果。它不仅为外贸实际工作者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而且，也为同行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很值得一读。

　　（原载《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