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3年5月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组织、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是填补空白之作的话，那么2008年5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顾涧清等编着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则是一部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著了。全书分代序、十一章四十二目，四个附録及主要参考书目和后记，共25万字。非常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组长顾涧清先生，不远万里（时我探亲旅居加拿大多伦多市）寄赠我一册。我饶有兴趣和十分高兴地细细地拜读本书，受益匪浅，体会到本书具有下列的优点和特点，现分述如下，与读者分享。

　　一、内容全面系统，真实阐述丝绸之路的历史。

　　本书既阐述世界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又阐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事实。

　　第一，反映世界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

　　本书第一章指出，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着《中国》一书，首次将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和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后，得到法国等不少历史学家的认同，并提出有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至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如季羡林、饶宗颐、陈炎、陈高华等认同丝绸之路的提法，并撰写长篇论文及专著加以阐述。到了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实施《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研究和组织专家对陆、海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以及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得到专家学者的共识：丝绸之路是2000年前贯通欧亚大陆和海上的交通要道，是欧亚国家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本书用翔实的史料证实：世界古代史上确实存在陆、海丝绸之路，结论说：

　　“丝绸之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举世公认。以至于有一本英文启蒙读物就叫《丝绸之路的故事》。现在，世界上有数以亿计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丝绸之路’这个名词，……丝绸之路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本书第1页，以下只注页数）。

　　“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象征性概括，与‘陶瓷之路’、‘香药之路’、‘茶叶之路’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时空跨度更宽广，内涵丰富，举凡与海洋活动关联的人类活动，例如海上交通、海外贸易、贸易制度、宗教传播、文化交流、海外移民等等，皆在涵盖之列。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具有极为广阔的前景”（第48页）。

　　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已约定俗成，并为絶大多数学者专家和数以亿计的人们接受，所以本书还介绍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下，引起了世界有关国家专家的研究和政府的关注，并计划以此来联合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重新激活丝绸之路，为经济全球一体化服务。首先是：

　　“2005年10月18日，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西安参加国际古道遗址理事会第15次大会时讲到，中国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尽早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第1页）。

　　据报导，已派出专家和工作人员与相关国家联合完成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磋商工作。

　　其次是：在2007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国际丝绸之路大会上，中国交通部提出对“丝绸之路”沿线邻国的路网连接的设想。2008年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欧洲和亚洲19个国家的交通部长会议上，签署了“复兴古代‘丝绸之路’和其他一些欧亚大陆通道协议书”。这一项目共斥资430亿美元以改善古代“丝绸之路”等欧亚大陆之间的公路系统，建设完善的铁路系统，简化边境穿越手续，重新恢复和激活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为实现这个目标，联合国亚太社会交通运输机构负责人巴里·凯布尔在会上指出：

　　“这是丝绸之路的新生，这一项目将不仅会为那些被包围在内陆的中亚和东欧国家提供机会，也使那些与海洋相隔较远的贫瘠地区受益，通过这笔高额投资，沿线国家都将分享到全球化为各国经济带来的好处”(《430亿美元激活丝绸之路》，载《环球华报》2008年6月22日)。

　　联合国官员在日内瓦会议上报告，430亿美元资金已有一半到位，计土耳其的115亿、伊朗的84亿和保加利亚的55亿已入赈。目前阿塞拜疆、哈萨哈斯坦、伊朗和中国的一些项目已启动。预计整个项目的230个工程在2014年完成。于此可见，《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新著适时出版，将对开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激活丝绸之路以及推动经济全球一体化作出贡献。

　　第二，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本书论述“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长安(今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广东。广东地处岭南海滨，东、西、南三面临海，海岸线长居全国首位，具有众多海湾港口，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流域的八大门出海口，使之出海贸易处于优异地位。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便组织船队，携丝绸、黄金在徐闻、合浦(1965年划入广西)出海贸易，拉开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六朝时则从广州港口出发；唐代广州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第一大港直至宋代；元朝广州港虽然屈居第二，但海外贸易仍然繁盛一时；到明清海禁时期，政府特许广东一口对外贸易，使广东(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史称“一口通商”。使之成为自15世纪中叶开始至19世纪初叶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全世界各国和中国各省的商人都云集到广州来做生意，从而开通了从广州港口出发、经澳门中转的环球国际贸易航线网络。这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在本书得到充分的反映。本书对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的船舶、港口、航线、商人、贸易体制、宗教文化等专题进行研究和详细阐述后，得出结论，说：

　　“广东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古代广东的番禺和徐闻都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广州作为世界海交史上千年不衰的东方大港，清时还曾经是唯一对外‘独口通商’的地方。而相对来说， 有些古代贸易港虽显赫一时，但到近代就一蹶不振了；有些近代崛起的沿海名城，在古代则默默无闻；而只有南海之滨的广州，自汉、唐、明、清延续到现在，上下两千年，历久不衰。这个历史现象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第2页）。

　　二、结构新颖，纵横结合，凸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条件。

　　本书开宗明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作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的特别委托项目，研究目的“就是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资料准备，就是要按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要求来开展课题研究”  (第6页)。因此，本书除了第一章是按纵向阐述自西汉至清前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梗概之后，第二章起即从横向分块按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条件的船舶(第二章、第五章一目、附録三)、港口(第三、四、十、十一章)、航线(第三章)、商人(第五章二目、第六章一、二目、第七章一、三目)、贸易管理体制(第六章一、  二目、第七章二目)、宗教文化(第八、九章、附録二)等专题编写。这种纵横结合的编写，给读者一个深刻的印象：广东古代确实是存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相关条件的，而且今天还保留遗存。这样，就能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资料准备。

　　三、实事求是提出研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理建议。

　　本书有鉴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广东在这方面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首要地区、当今中国第一大省地位很不相称”(第46页)的情况，向广东社会和政府提出积极的、合理的和建设性的建议：

　　第一，“广东要高度重视海上丝绸之路遗存的研究和保护并更鲜明地亮出这一价值连城的历史品牌”(第3页)。本书还鉴于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海上丝绸之路所经港口没有广州港的遗憾，专门引用了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关于“广州人要珍惜自己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广州始终是整条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但是如果宣传和挖掘得不够，这个‘起点’就会被人家拿走”(第47页)的担忧和告诫，进一步具体建议：

　　“在广东社科、文化部门的具体领导下，正式成立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通过研究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国家文物局的相关工作衔接，并抓紧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开启、捆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资料”（第5页）。

　　“以广州‘南海神庙’、广东十三行、阳江‘南海一号’为中心，整合省内外海洋历史人文资源，联合穗港，精心设计‘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47页）。

　　第二，“解放思想，创造条件，以广州、阳江为基地，以广州地区高校、研究机构、国家水下考古基地为依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加盟，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和信息中心(资料库)，为中外学者提供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与交流平台”(第45页)。

　　从本书以上三个优点和特点来看，可以说本书既是以新颖结构的形式全面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专著，又是可以供政府文化部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操作的新著。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在广东甚至在全国实属首例的佳作，值得专业研究人员和政府文化工作实际部门参考和应用。可喜可贺。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过：“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认真细细看来，如果从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资料准备”来要求，我认为仍有不足之处。

　　第一，运用中外文原始资料不够丰富。

　　我统计了一下，本书末所列的参考书目共29本(包括中文著作25本、外文中译著4本)。在25本中文著作中，有23本是1985—2002年出版的现代人著作，只有《粤海关志》和《番禺县志》是原着。没有一本是档案专书或原件。如写广东十三行，《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一档案专书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写利玛窦到肇庆、韶州(今韶关)和南雄传教，是必须利用《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讯集》、《利玛窦传》等原书的；写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英国著名历史学家C·R·Boxer的几本书也应利用，即：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u and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美国出版的William Lytt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都应该利用；写清代广州对外贸易，The Empress of China一书是应利用的，如能利用贡斯当（Constant）《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回忆録》（Souvenir: le commerce Extericur A Canton Au XVⅢ sieecle），和路易斯·德尔米尔（Louis Demigny）着《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 Paris Au XVⅢ Sieele 1719—1833，Paris）两部法文著作就更好了。

　　我亦统计一下全书的注释引用资料，计全书共注释293条，集中在第一、四、七、八章，分别为68、37、67、42条，合计214条，占全书注释的61%，其他代序、第二、三、五、六、九、十一章分别为5、11、8、2、10、20、13、10条，合计79条。在293条注释中，引注中文古籍163条，近人著作98条、外文译著30条，转引外文1条，外文1条。而在293条注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同引用一本（篇）著作的，例如第四章注释37条，其中同引马士书14条，郭小东、张晓宁书各3条，韦庆远论文3条，其他著作14条；第十一章有注释10条，其中引用阮应祺论文3条，叶显恩书2条。特别是第五章16000字，只有2条注释，而且是引注《广州日报》的报导和《南风窗》的一篇非学术性文章的。我认为，一本旨在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资料准备的专著，引用资料是不够分量的，是不能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和专家信服的。

　　第二，专题欠集中，造成内容分散且多见重复。

　　本书除第一章外，其余是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条件分专题、分章撰写。这样的结构如前述是新颖的。但现在本书却把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条件分散而不集中。例如第二章，标题是专写船舶的，但却把外国来广州贸易的商船放到第五章，而里面又不集中写外国商船，只是写十三行的公行和贸易。同时把震撼世界的“南海一号”宋船分散到第二章第二目和附録三第一目去专论。第四章标题是写广州港的黄埔挂号口，但只写清代，而把广东西部的徐闻、合浦、阳江和东部的凤岭、庵埠、南澳、柘林等港口另辟第十、十一章撰写。而明清时期作为广州对外贸易的中转港澳门则没有写。唐代的扶胥港与南海神庙应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则另立第九章单独写南海神庙。第六章是写管理体制的，但只写清代的行商和广东十三行的广州制度，而唐、宋、元、明的市舶体制则放在第七章第二目去写。第七章的章题是写外商，但文中并没重点突出写各个时期的外商如唐代的阿拉伯商人，明清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瑞典、丹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而是用多数篇幅写市舶司和蕃坊。闻名全世界的广东十三行，本来应列入管理体制的粤海关管理内加以足够的编写，但现在本书把广东十三行分散到第四章第二目、第五章第二目、第六章第二目去撰写。这样把同是一个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条件专题分散到若干章去写，既不能凸现这些条件，又必然有所重复。如介绍美国首航广州的“中国皇后号”，在本书的第23—24、99和145—146页三处地方同时出现，内容文字大致相同。又如唐代市舶使，在第188—189页与第6—7页两次出现；“南海一号”在第70—76和第334—346页所写内容文字大致相同，等等。这样一来，本书反而未能给读者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条件以集中、突出和深刻的认识和印象，更不利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第三，缺乏图表，遗存不够形象化。

　　本书除了在正文前摄拍有新建的黄埔古港、扶胥古埗、粤海第一关、“南海神·广州日报”号和“南海一号”沉箱、广东海上丝绸博物馆和“南海一号”出水的瓷器等文物图片共26幅外，其他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条件的图片就没有了。其实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条件的遗存及原照片还可拍摄很多，例西来初地、华林寺、光孝寺、兰圃、清真先贤古墓、怀圣寺(光塔寺)、光塔、琶洲塔、赤岗塔、南华寺、圣心大教堂(石室)、长洲岛的巴斯教徒墓地、粤海关、十三行街、怀远驿、南华寺、明清发给外商的部票、中国皇后号、哥德堡号、出口商品的丝绸、瓷器、茶叶，  进口商品的象牙、圆形银盒、波斯银币、十三行商人住宅、商人画象、利玛窦象、马礼逊象，等等，均可拍摄或复制照片附载在各相关专题章目内，以便更形象地证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至今还保留有实实在在的遗存。同时，各个时期广东(广州)对外贸易航线，亦可绘制航线示意图如广州通海夷道示意图、明清广州全球贸易航线示意图，等等。

　　第四，各章文体不统一，注释差别大。

　　细细阅读本书发现，第一、四、七、八、九章的行文是按学术著作规范撰写的，  引用原着资料亦较多，计五章共注释234条，占全书注释293条的73％：其他六章的行文则比较多是按通俗读物规范撰写，引用原始资料亦较少。结果造成同一本书的文体各异不一现象。

　　此外，如果本书有一个英文目録，甚至把代序亦翻译成英文同时付印，  以方便外国读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和专家阅读，那就锦上添花，大大有利于广泛宣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加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

　　本书之所以出现上述几点不足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作者“坐冷板凳”的功夫不够。据我所知，本书有几位作者在学校读书时，并不是研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或与之相关专题的，毕业后到了行政部门工作，更无暇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参加本书写作后，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图书馆、档案馆“坐冷板凳”收集中外文原始资料或图片等。正如第五章作者自己所说，他写本章16000字，主要是根据本书顾问耿升研究员2002年发表在《岭南文史》增刊的论文《从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看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地位》改写而成的。所以本章只引注《广州日报》的一篇报导和《南风窗》一篇非学术性文章就完成任务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作者中，有个别人原来就是否认历史上有丝绸之路和反对研究丝绸之路的。我记得此君在2003年11月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轮到其上台作论文报告，只有15分钟。此君不宣读自己的论文，而是离开会议主题，不知从哪里拿来的尚方宝剑，用一种否认历史上有丝绸之路和讨伐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唯我独尊和官方命令的口气，指责广东省政府文史馆组织编写、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03年5月出版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一书，说：

　　“本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广州与南海交通’报告会上，已经正本清原，不要再提丝绸之路了。但最近在广东居然冒出一本厚厚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来。”

　　然后批判此书，说得一无是处，口气非常大。但时隔不久，此君则来参加写《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章。我想是很难写好，至少也是言不由衷的。

　　以上就是我读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新著的感想，写出来既祝贺本书出版，也提出意见请教作者。目的是希望本书在日后再版时修改参考，以更高质量献给读者和更好地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出力。

　　（原载《岭南文史》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