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前沿地的珠江流域地区，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枢纽的广东首得海外风气之先，使珠江文化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而处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前列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梁发的《劝世良言》激荡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自16世纪中叶起，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西方宗教相继传入广东以及珠江流域各省区，虽然其宗教教义不足取，但传教以科学文化为传道手段，游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于是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观念也传入珠江流域地区，对于扩大民众的视野、增广知识和打破封建社会的闭塞局面，却是稍有效应的。特别是传教士传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一切人纳税平等”等思想，对于明清时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民众无疑是一种先进思想。当时珠江流域的民众特别是广东民众虽然反对传教士的种种过分行为，但并不排斥这些先进思想文化，反而吸取其有益的适合自身需要的料养，以充实、壮大和发展自己，使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和提高。特别是全力传播基督教新教的高明人梁发，于道光十四年（1834）到广州传教，利用广东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机会，向全省各县来投考的考生散发一千份《圣经》所发生的效果更为明显。其中花县考生洪秀全手执一份《圣经》回家，以后竟受此书和梁发着《劝世良言》的影响，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称：

　　“现在让我们来看梁发先生派送小书的效果。梁发和他的同事在学院分送小书的时候，曾经把书籍一分派给一个青年童生，这个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洪秀全考试落榜，带了那分基督教书籍回到他的家里去；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时候，年纪只有二十岁。他起初对于梁发所派给他的书并不注意，只将它放在书架上面，搁了九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试，仍旧名落孙山。考试完毕回家，不久就发起病来，他在病中看见许多异现象……1847年某日，他坐在书房中看书，忽有友人前来拜访他。那个友人在书架上发现梁发的书，面对洪秀全说着，这才引起了他对于这书的注意。当下他从书架上把书拿出来阅读。他读了这书以后，就相信他已寻得解释他所见异象的钥匙了。……因此他就拔剑而起，从事他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太平天国之乱’的由来。洪秀全同一个叫冯云山的友人受了梁发的书的感动，兴起打倒偶象的战争，组织了一个上帝会。可是他们虽有热诚，却少知识，而他们所用的破坏手段更难搏得人们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意思要加入基督教会，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试落榜以后；他就决定意思加入教会，他跑去拜访美国浸信会宣教士罗孝全（Roberts）牧师，他与那牧师同住了几个月，沉潜于基督教的教训之中。洪秀全请求那牧师为他施洗，可是那牧师因洪秀全的神学观念有些荒诞不经，不愿为他施洗。洪秀全失望之余，就回去创立他自己的团体，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对偶象的人在他的旗帜之下。……他曾经采取梁发先生用文字布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书，他初期所作的小书极合于基督教的教义，其中一种叫做《宗教戒律》……洪秀全所组织的团体除了送他们自己所着的传道小书外，又印送《新约圣经》”。

　　“……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且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话和《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传道的事迹的影响”。〔1〕

　　洪秀全就是受到《圣经》和后来梁发又送给他自己的著作《劝世良言》的影响后，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二十七年（1847），他前往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与先期在那里进行传教的冯云山会合，后被拥为拜上帝会首领，并于三十年（1850）农历12月10日，即1851年的1月11日率众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号天王。9月攻克永安（今蒙山），次年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克，北进破全州乘胜入湖南，经道州、郴州进军长沙，进取岳州（今岳阳）和汉阳、汉口。1853月1年攻克武昌，2月沿江东下，3月攻克南京，定为都城，名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乡官制度，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的政策。5月，太平军北伐震惊京津，西征占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镇，后因天京高层领导内讧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使坚持十四年斗争的革命运动终于光绪十年（1884）被清廷镇压而告失败。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推出的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对后来珠江流域地区民主革命家的影响甚大。孙中山在青年时代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诩，最后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结果。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龢民生主义这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与洪秀全学习梁发的《劝世良言》而产生反对清朝封建制度的思想而进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无关系。

　　二、珠江文化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珠江文化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是以西医术、西方数学和广东英语传入内地最为突出。

　　1.西医术。

　　西医学和西药学传入中国是以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为张本的。先是卡内罗于1569年在澳门开设第一间西医院，后　1755、1820年方济各会士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温斯顿（John Livingstone）分别开了一间西医院和眼科医院。特别值得注意是，牛痘医术经澳门传入珠江流域各省和内地各省影响尤大。

　　本来预防天花病的人痘接种医术是中国发明的。据史料记载，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在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一带地区已发明人痘接种防天花的医术了。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国人痘接种医术从陆上“丝绸之路”西传至俄国和土耳其相邻的高加索钖尔戛西地区。之后传至土耳其。康熙六十年（1721）传至英国和欧洲，然后传至美国波士顿。但是，西方国家推行中国人痘接种医术，只用了“痘浆法”，即从天然患天花病者疱浆中沾取其浆，然后划破健康小儿臂膊皮肤接种。而且没有做到中国医生那样选择“连种七次，精加选炼”的熟痘苗接种。所以如果所用者是毒力极强的浆液，反而使接种者发生重症天花病而丧命，而且每个接种过的人又成了传染源。因此，有了以牛痘代替人痘的改造发明。发明人是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琴纳（Dr.Ednard Jenner, 1749—1827）。

　　琴纳原是在伯克利行医并在其家乡附近的庄园施种人痘医术的种痘医生。当他在种人痘的实践过程中，有一位少女告诉他：她已患过牛天花病而不需要再种人痘时，他灵感骤闪，产生可以用牛天花（牛痘）接种来代替人天花（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病的想法。后来，他又从德国榨牛奶者从不染天花病的事实中受到启迪，进一步加深和坚定自己的想法。并于1796年5月14日，给一位名曰费普斯的8岁乡村男孩第一次做牛痘接种试验，56天后，接种牛天花病毒的试验获得成功。这是世界天花预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据此，琴纳于1798年发表了题为《关于牛痘成因与效果的调查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Variolae Vaccinae, a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 and Known by the name of Cow Pox）；1799年又发表了《对牛痘的进一步观察》（Fu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Variolae Vaccinae）；1800年再发表了《对牛痘调查研究的继续》（A Continuation of Fact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Variolae Vaccinae）等三篇论文，向全世界公布了他用牛痘代替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发明，引起欧洲医学界的轰动，使牛痘接种医术迅速传播其他国家。而这三篇论文在三年内被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发表。从此以后，琴纳的牛痘接种医术风靡世界，并东渐中国，后在各省传播接种防天花。

　　嘉庆八年（1803）初，印度东印度公司总督收到一份英国急件，希望将英国已在印度施种的牛痘法推行到中国去。于是总督建议有关委员会与清政府官员磋商办法。8月，英属孟买总督将一批牛痘苗寄赠给东印度公司澳门分公司，10月收到。经广东十三行行商协助在澳门的中国儿童身上进行试种牛痘。但因此批痘苗已经失效而未成功。

　　嘉庆十年（1805），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技术高明的高级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利用葡萄牙商人许威氐（Hewit）从马尼拉运来的一批新牛痘苗，再次在澳门试种牛痘取得成功，至1806年1月5日澳门共有314名儿童接种了牛痘。此是牛痘接种医术传入中国之始。皮尔逊在1816年2月18日呈递“国家种痘局”（Board of the National Vaccine Establishment）的报告和其着《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中，详细记述了这次在澳门种牛痘成功的经过，说：

　　“一八O五年春，有澳商葡人许威氐（Hewit），由马尼拉带来‘活牛痘苗’。这是葡皇特命专员保管，用很稳妥谨慎的方法，自南美洲运到小吕宋的”。

　　“（牛痘）后来相传至大西洋、亚细亚、亚美利加等国，依法栽种。……此法继传至大吕宋，……伊国王不惜万金，特发一船，装载婴儿，驶至本国传种此 痘。由船次第轮种回返，依法而行，每种必效。随后发谕伊所属国小吕宋，亦遍行载种。……兹于嘉庆十年四月内由啤道路滑船由小吕宋装载婴儿，传此痘种到澳。本国医生协同澳门医生，照法栽种华夷童稚不下数百。俱亦保全无恙……”〔2〕

　　开始时，皮尔逊自己负担为居民种牛痘的费用，甚得澳门居民的欢迎和赞赏。时正值广东暴发天花病大流行，无数广东居民纷纷涌到澳门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牛痘，据统计，一年之内给数千人施种牛痘。〔3〕当时，皮尔逊雇请梁辉、张尧、谭国和邱熺等人为助手，并教会他们种牛痘的技术。其中最出色、最得力的是邱熺（字浩川，1773—1851），外国人称他为A Heque。邱熺曾记述他在澳门种牛痘的情况，说：

　　“予时操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效甚大也。适子未出天花，身试果验。泊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会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问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无有损失……”〔4〕

　　皮尔逊在澳门施种牛痘成功后，“曾作了一小册子，口授斯当东译成汉文”，书名为《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全书共7页，每页14行，每行18个字，共1764字，黄色封面。第2页第一行标题为《新订种痘奇法详悉》。该书全面介绍了琴纳医生发明种牛痘的过程、种痘法传播的途径和分析种牛痘的特性、方法、过程、器具和临床症状等：

　　“天花之症能传染于人，而牛痘之痘非种不行。天花之症，定必发寒发热，大小便结闭不通，或昏迷不醒，喉干舌燥唇焦乱语不等，虽用针熏药法，亦不能保其无虞；但其牛痘种在于所种之处，只出一颗，如小指头大，至寒热各症不能相染，内中或有微寒微热。虽服药不服药，与病无干碍。想此灵妙之法，相传于数十年之后，永不防有染天花之虞矣”。

　　“种下四日，其形发红，至六日起一小泡，八日起泡略大些，……至九日浆已满足”。〔5〕

　　书的扉页附有种牛痘的方位、真痘形状等图谱。最后介绍取牛痘种和藏种的方法。书的末页落款为：英咭唎国公班衙命来广统摄大班贸易事务哆啉文敬辑，英咭唎国公班衙命来广医学波臣敬订，英咭唎国世袭男爵前干隆五十八年随本国使臣入京朝觐现理公班衙事务斯当东翻译，外洋会隆行商人郑崇谦敬书，嘉庆十年六月新。

　　该书为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翻译钞録，并为作序，故有人认为郑崇谦是“最早传播牛痘法的中国人”。〔6〕此书后由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的曾望颜从广东带到北京翻刻出版，在北京影响很大。但在中国，传播种牛痘医术最主要的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出版的邱熺所着《引痘略》一书。此书将皮尔逊在澳门和广州施种牛痘医术加以详细介绍，并把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及出痘后用药护理相结合起来；交直臂种痘部位定为手少阳三焦经的消烁、清冷渊二穴，以经络脏腑理论作了诠释。经过邱熺的诠释，大大扩展牛痘医术的可信程度。又由于皮尔逊在广州免费给居民种牛痘，加上邱熺设置“菓金”送给种牛痘的小儿，这样既吸引广大贫苦之家来种牛痘，又保证了疫苗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从而大大促进了种牛痘医术在珠江流域各省区以至全中国的传播推广。邱熺不是医生，只因在洋行工作以偶然机会得以跟皮尔逊学种牛痘医术，并经常奔走于广州—澳门两地接种牛痘，又根据自己接种牛痘的经验撰写成《引痘略》一书，指出：

　　“痘，可以曰牛也。痘之种良牛来也，外洋向无此疾，后来他外传染，患亦滋多，惟畜牛取乳之家，独不沾染。医人，欲穷其故”。〔7〕

　　这种简便、安全种牛痘的方法是：

　　“种痘并不用药，所取不过牛痘之浆耳。牛痘之法，随时可种，然究于春令为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开臂上外皮，将痘浆点入，须令自干，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后，即于所割处起泡发浆，并不延及他处，经数日即结靥脱落。小儿并无所苦，熺笑如常，并不必避风忌口，真良法也”。〔8〕

　　正因为牛痘接种医术方法简便和效果显着，所以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据廖育群、陈援庵考证，道光二年（1822），李翘楚将牛痘医术传至湖南嘉禾县，三年（1823），传至衡阳、清江县；道光七年（1827），廖凤池传至湖南宜章县；八年（1828）至九年（1829），吴珍儒传至湘潭、桐城；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王新吾传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包祥麟传至江苏扬州和安徽芜湖；二十年（1840）传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赵兰亭传至天台；二十八年，传至浙江杭州；咸丰元年（1851）传入四川，二年（1852），天津设保赤堂种牛痘；八年（1858），山东泰州设局种牛痘；〔9〕同治元年（1862年），邱熺命其子邱昶又到北京和广西设局接种牛痘以预防天花，说：

　　“先君……不能亲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种。京师有痘患，潘德畲方伯稔知牛痘之法昶已得传，遂邮书来延。时以先君逾古稀未敢远游，欲却其请，先君闻而训饬曰：种痘活人乃我素愿，京师痘患与吾粤痘患无异。岂可以我一己之待养而阻人好善之举尔？尔依我所受干苗法即日治装往。昶因敬谨从命，扺都设局凡十阅月，种婴孩数百人，授徒五人，以是传之京师。……未几，广西孙茶云司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约。两年之内由北而西，所到之处皆普其法。先君于咸丰元年易篑之日，犹谆谆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传”。〔10〕

　　从此之后50多年，牛痘接种医术传遍全国各地，收到预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深得广大民众欢迎和赞扬，南海县人氏伍秉镛曾赋诗赞赏牛痘之功效，云：

　　“人事补天天无功，无心牖人人乐从。

　　牛痘自种始夷域，传来粤海今成风。

　　等此批隙导大窍，化尽阴厄调鸿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尔赤子硕且丰。

　　邱君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

　　以气盛气血盛血，岂必炫耀衿神工。

　　呈嗟乎！时医临时补苴耳，尚欲奏数相争雄。

　　曲突徙薪计最早，汝独不有群儿童”。〔11〕

　　可见，牛痘接种防天花医术经广东邱熺、邱昶等人学会掌握后已传播中国内地各省了。而由于在澳门开西医院和种牛痘防天花医术成功，使更多广东民众更相信西医的效力，于是外国传教士医生纷纷在澳门和广州创办西医院，取得经验后又到全国各地设立西医院。现将嘉庆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05—1901）珠江流域各地和全国各地创办的西医院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19世纪陆续来珠江流域各地以至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传教士医生共30人，在广州等地开办的医院（诊所）共45所，其中广州占10所，居全国首位。其他则分布在澳门、香港、厦门、福州、汕头、宁波、舟山、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内地只有武昌、衡州和北京三地。其次，当时到珠江流域和国内各地开办西医院的传教士医生以美、英两国为多。再次，这些西医院的治疗以眼科、皮肤科和简单的外科切除手术为多，很少看到有内科治疗的病历记録档案。

　　2.近代数学。

　　近代西方数学传入珠江流域的广东和各省以及后来传入中国内地，是以利玛窦为第一人传入肇庆、韶州（今韶关市）开始的。1583年（万历十一年）9月10日，利玛窦和罗明坚得两广总督郭应聘批准，从澳门进入肇庆传教。利氏带来浑天仪、考时晷、地球仪、《万国舆图》、《几何原本》、一幅天主象、两幅天主圣母象等。他以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现示给中国人他是精于数学，精于制造钟表，及日晷，精于物理学、绘画学，精于雕刻术及绘制地图术”。〔12〕1589年8月25日至1595年4月18日，利玛窦在韶州、南雄进行传教期间，户部尚书瞿景淳之子瞿太素，利用他曾在肇庆已结识利玛窦的关系，在韶州光孝寺租得一室居住，拜利氏为师，要求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于是利氏先教他学习《同文算指》，后学《浑盖通宪图说》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ormum-Libri）。

　　太素从利氏学习，十分努力，日以继夜；听课时，勤力笔记，回到寓所，再整理笔记，重抄一篇，从中学会了阿拉伯数字、四则整数、分数法则、三率（淮则）法、级数和开方等欧洲数学基本知识。一年后，他翻译了《几何原本》第一册。“然后他学习绘制各种日晷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和他所归功的老师赢得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他日以继夜地从事工作，……他还为自己制作科学仪器，诸如天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及其它这类器械，制作精巧，装饰美观。……经验证明，神父们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白费时间……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评论欧洲事物”。〔13〕可见经利氏在韶州和南雄传教，《几何原本》已为瞿太素接受，并在南雄翻译了第1卷。后来利氏于1595年4月18日离开韶州经南雄，沿张九龄开凿的大庾岭道越过梅关直扺江西南安，然后到吉安，于5月3日到达南京，然后来回南京和南昌之间进行传教。1606年，由利氏口授，徐光启笔译《几何原本》六卷，向中国内地介绍近代数学基本内容和知识。1608年，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笔译《圆容较义》一书，证明园外内接，以引伸《几何原本》的原义。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利氏又口授、李之藻笔録的《同文算指》一书。接着利氏又和徐光启合着《测量异同》、《勾股义》两书，较明确地阐述了三角法的知识。继利氏之后，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着《几何要法》、邓玉涵《Joannes Terrenz》着《大测》、《割圆八线表》、罗牙谷（Jacohus Rho）译《测量全义》、《筹算》、穆尼阁（Nieolas Smogolenski）着《比例对数》等在中国内地印行，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学近代化。从此之后，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数学，并把它与中国传统计算方法相结起来，出现了一批贯通中西数学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把中国数学向近代化推进了一大步。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前期从事研究西方数学的学者有112人，〔14〕撰写了不少中西结合的数学专著。例如安徽宣城的梅文鼎（1633—1726）着有《筹算》三卷、《平面三角法举要》五卷、《弧三角举要》五卷、《方程式论》六卷、《勾股举偶》一卷、《几何通释》一卷、《几何补偏》四卷；江苏吴江县的王钖阐（1628—1726）着《晓庵新法》六卷；李之全着《几何简易集》四卷；杜知耕着《几何论约》七卷；年希尧着《对数应用》一卷、《对数表》一卷、《三角法摘要》一卷；毛宗旦着《勾股蠡测》一卷；陈讦着《勾股述》二卷、《勾股引蒙》十卷；王元君着《勾股衍》；程禄着《西洋算法大全》四卷；安徽休宁县戴震（1723—1777）着《算经十书》、《策算》、《勾股割圜论》三卷；江苏甘泉县（今扬州）焦循（1763—1820）着《加减乘除法》八卷、《开方开解》一卷、《释弧》二卷、《释楕》一卷，等等。

　　特别要提到的是创造“代数”一词的江苏海宁县人李善兰（1811—1882，见下页图），他先是于1852年在上海隅遇英国传教士维烈亚士，后两人合作译出《几何原本》共9卷。1859年，两人又合作翻译英国数学家迪·摩根的新著《Elements of Algebra》，第一字Elements，无疑译为“原理”，但第二个字Algebra的原来译为“阿尔热巴拉”。他感到中国人不易懂。于是他不因循守旧，大胆地第一次把“Algebra”这一在欧洲数学上沿用了多年的“阿尔热巴拉”意译为“代数”一辞，即以符号代替数字的意思。与此同时，他在翻译此书时，创造出中国人易懂的常数、变数、函数、系数、指数、实数、虚数、已知数、未知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等一大批新的数学名词。之后，他又翻译美国数学家罗密士着的《代微积拾级》一书，第一次把解释几何与微积分引入中国。可以说，作为译者，他对中国近现代数学的贡献远大于原作者，因为他的译作，把很难为中国人理解的众多数学常用名词中国化和通俗化了。直至今天，中国和日本人仍然享用着李善兰的数学思想成果。以上清朝时代中西结合的数学著作和译作，都是中国近现代数学的启蒙之作，为中国近现代数学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

　　3.广东英语传入内地。

　　明清时期，珠江流域出海口的广东省和广州市，是明清政府特准与海外国家进行贸易的“一口通商”的地区和港口，中外商人为便于进行商业贸易，都要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中国商人努力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从而出现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到清干隆十五（1750）期间的“广东葡语”（Cantāo-Portagues）和干隆中叶开始的广东英语（Pigean-English，又作Pidgin English）。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商业交往的语言。“广东葡语”，是采用汉字注音葡文的一种语言，在印光任、张汝霖着《澳门记略》一书末附有以广州话注音的葡文单词305个，这就是当时澳门居民和商人学习葡文的日常会话的简明字典（未成熟和未完成），共分天地、人物、衣食、器数和通用五大类。“广东英语”实际上是广州商人用广州话来注音英语，以便与外国商人交流做生意或办事，史称：

　　“‘广东英语’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广东英语’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奇特语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短暂，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一种难学的语言，甚至要学讲一些极普通的话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地方也毫无用处。加上当地政府严厉禁止学习它……另一方面，伶俐的中国人，却巧妙地运用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他自己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意思。他们就这样创造了一种语言，可以说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将其化为最简单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

　　“这（指广东英语）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以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纔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彚逐渐被吸收进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在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15〕

　　这种“广东英语”，据司徒尚纪教授统计，自干隆十五年（1750）至1949年，“广东英语”，包括用广州话、客家话和潮州话注音在内的英语单词约400多个，其中用广州话注音者为125个。〔16〕现将部分用广州话注音的英语单词和会话短句举例如下：

　　用广州话注音会话短句：

　　1.原英文：Have you bought Some tea from him

　　广州话注音：哈父 夭  砵  心  哋  父林  谦

　　译文：你与他买茶吗？

　　2.原英文：Yes, I bought from him five thousand Chests of green tea.

　　广州话注音：耶是，埃砵 父林谦  辉父偷臣车士士阿父忌连  哋

　　译文：是，我与他买了五千箱緑茶。

　　3.原英文：Have you paid him for the tea?

　　广州话注音：哈父  夭  丕  谦  科  哋  哋？

　　译文：你交了茶银与他吗？

　　4.原英文：I have paid him one half of the money, and will pay the orther half next week.

　　广州话注音：埃哈父 丕  谦  温哈罗父 阿父 吔 蚊呢  晏喊路  丕  哋 阿得  哈哕父 匿士 域。

　　译文：我已经交了一半银，下礼拜再交一半。

　　5.原英文：He has a great varictg of articles in his shop.

　　广州话注音：希哈士衣忌列华与尽咽地阿父押地高 烟希士湿。

　　译文：他店里有各色各样货物。

　　6.原英文：They are Englishmen from london.

　　广州话注音：爹  丫  应忌利树文 父林  伦顿

　　译文：他们是从伦敦来的英国人。

　　7.原英文：Has you older brother a shop

　　广州话注音：哈士 夭 衣路打 毕剌打 衣   湿

　　译文：你令兄有开铺店吗？

　　8.原英文：He has Several

　　广州话注音：希 哈士 些花路

　　译文：他开有数间。

　　由此可见，广州已成为中英语言文字聚会之地。在广州街道均可以见到人们用“广东英语”交谈和中英文标写的商店招牌。1793年，有一个英国人在广州看到：

　　“广州已不仅是中国人。今天在那里仍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罗马字写的招牌，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英语”。〔17〕

　　因为广州很多人能用“广东英语”说话，所以嘉庆年间（1796～1820），当英国贡船上北京扺达天津时，嘉庆皇帝即催令广东的行商直接遣派熟悉英语的翻译2人，兼程赶到北京礼部衙门报到，“以备翻译之用”。道光二年（1822），两广总督阮元接到外国大班的公文英语原件，亦是请行商译成汉文的。道光八年（1828），马礼逊根据已流行的“广东英语”编成《广东省土话字彚》，方便了中外人士的语言交流，从而成为一举成名的汉学家。到了同治元年（1862），在香港洋行的香山县唐家湾人唐廷枢与其兄弟一起编写印行一套《英语集全》，用广州话对英语单词进行比译和注音，成为后来被公认为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教科书，对推进当时广东人从事洋务活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因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上海，所以许多广东商人随之而迁往上海经商，亦将“广东英语”带到上海洋泾滨，久之，称为“洋泾浜英语”。上海的中国商人即以“洋泾浜英语”与外国商人和外交人员交流办事。可见“洋泾浜英语”之源是“广东英语”。直到今天，在广东的广州、香港都流行在讲广州话过程中插入一些英语，应该说其源流亦可追溯到当年的“广东英语”。

　　三、珠江文化加速中国近代社会制度文化发展的进程

　　珠江流域与南海相通，传统的珠江文化通过南海最早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交流，到明中叶（16世纪中叶）开始又与西方欧洲文化互相接触碰撞、交流、吸收、影响，而形成中西合璧的新颖珠江文化，并向内地传播，从而加速中国近代社会制度文化发展的进程。可以说，具有传统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相结合特色的珠江文化对中国近代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第一，物质文化方面。处在珠江八大门出海的广东，从16世纪中叶开始大量接触和享受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在广东商人沟通中外商业贸易过程中强化原已发达的商品意识，促进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的发展，冲击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时期，就总体而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制度，但是由于明清政府实行允准广东“一口通商”的特殊政策，而形成了包括明代三十六行和清代十三行商人集团在内的广东商帮，他们远走海外与外国商人做生意，近在广州作为中介商人做内地商人和外国商的买卖，进而沟通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以至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甘肃、陕西等内地与外国商人的贸易，从而构建通往各国的市场，促进中国商品货币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到干隆嘉庆年间（1736—1820），在中国某些地区的制茶、制烟、榨油、酿酒、制糖、造纸、木板印刷、丝纺织、棉布、踹染、冶铁、铸造、制瓷、制盐、煤矿和航运业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新因素。这就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8〕

　　第二，制度文化方面。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珠江流域地区的一大批精英分子，以寻求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心态和爱国情怀，合理调适自己的社会位置，吸取西方制度文化的先进因素，提出创建新颖的制度文化的主张并付诸行动，以代替中国封建制度文化。这就是前述花县的洪秀全，受到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士梁发的《劝世良言》和该教《圣经》的影响，而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毕竟震憾了清朝封建制度的根基。后来近代广东人王韬、郑观应提出“君民共主”的国家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抨击清朝君主专制而倡导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至最后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发动辛亥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制度，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达到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高峰。我们可以这样评说，震撼和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制度王朝的精英者，是珠江文化培育出来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这是珠江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贡献。

　　第三，教育文化方面。吸收西方教育先进思想和制度的珠江文化，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足了铺垫作用。其突出表现在珠江流域地区兴办书院上。明清时期，随着珠江流域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兴办书院亦居全国前茅，据统计，宋代全国所办书院以长江流域地区为多，占74%，珠江流域占21%；到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长江流域降至51%，黄河流域19%，以省为单位排名，广东书院位居第三。到清代，长江流域下降至44%，而珠江流域上升至38%；以新建书院计，长江流域仅占35%，珠江流域占45%，黄河流域占35%，可见珠江流域书院不断上升，居全国首位。〔19〕通过兴办书院，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例如曾为官四川、浙江、湖广布政使的何真，任内阁首辅的梁储，礼部、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方献夫，户部尚书的谭大初、李待问；直臣谏官御史的何维伯，湖广按察使陈谔，浙江巡按周新，左副都御史庞尚鹏，副都御史罗亨信、彭谊；御史王学曾。军事人物兵部尚书叶梦熊、袁崇焕；左都督、总兵官陈璘、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安南知府翟溥福，曲靖知府庞嵩。学者文人有明朝南园诗人孙蕡；理学家唐伯儿、陈献章；南京礼、吏、兵部尚书湛若水；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黄佐等。清朝协办大学士兼四川总督骆秉章，户部尚书罗淳衍，闽浙总督何璟，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法部尚书戴鸿慈，安徽、山西、贵州、巡抚邓熙，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广西巡抚黄槐森，湖南巡抚吴荣光，河南、江苏按察使、浙江布政使许应釒荣，等等。〔20〕于此可见，明清时期珠江流域地区人才领时代之风骚，以广东为中心的珠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已经跻身于先进文化行列。

　　第四，科技文化方面。广东得风气之先，无数的科学技术如物理学的望远镜，是1620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带来一付新式望远镜，并于1626年用中文撰着《远镜说》，向广州人介绍瞭望远镜的原理、性能和制作工艺，同时介绍了自鸣钟的制作方法。于是广州工匠即按自鸣钟的原理大批量仿造自鸣钟成功，并送到北京展览。崇祯七年（1634），耶稣会士还将一副望远镜送给崇祯皇帝，使技术界人士为之震动。

　　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清廷之命来广东查禁鸦片，为防备英国人的武力入侵，曾下令仿造西方夹板船。于是“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21〕盐商潘仕成“自觅良匠，照战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监制战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钢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样式，以期坚固”。〔22〕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潘仕成又“捐资雇觅美利坚国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药，制造水雷”，历时九月之久，制造水雷成功，经广东官府派员在珠江河面反复演试，“计时入水半刻许，水雷即行轰起水面二丈有奇。又于坚重木排之下试加演放，木排亦被轰断碎，似破得力”。〔23〕之后，潘仕成还派李光铨向美国壬雷斯学习制造水雷的技术，并将绘缮的《水雷图说》一书和制好的20具水雷，由李光铨等送往北京。然后在天津试演，亦甚具轰击力。可惜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则认为，因没有人能将水雷送入船底难以适用，故搁置下来。但是广东行商和盐商购买和仿造船舶、水雷的创举，是产生重大影响的，正如魏源指出：

　　 “或仿粤中所造的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一意，一举而轰击之”。〔24〕

　　我们可以说，在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十三行行商和广东盐商等商人，仿制西方的夹板船、水轮船和水雷的实践，是魏源后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著名理论的基石。于此可见珠江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四、明清时代珠江文化的特征

　　明清时期珠江文化的特征是它的质的规定性的外在显现。“质”是深层次的，特征则是比较表层的。但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研究珠江文化的基本特征，将有助于更好把握珠江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纵观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可以看到它具有下列的基本特征。

　　1.开放。

　　珠江文化的开放性，既有其自然环境的条件，又有其历史的渊源。就自然条件而论，珠江流域与南海交汇，面临大海水路交通便利，使珠江流域八大门出海的广东，具有海外贸易的优异地位。作为历史条件，明清政府鉴于广东三面临海的条件和其他原因，对广东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广东成为唯一合法海外贸易的地区和广州、澳门成为海外贸易的港口和国际贸易的中转港；使珠江流域各省也得以与海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于是珠江流域地区特别是广东省民众形成一种开放贸易的文化心态，呈现出与内地较为封闭的文化心态有明显的差别。就连明清时代内地来广东的官吏也受到开放意识的熏染而主张对外开放贸易和交流。明代广东巡抚林富在向明廷上奏时，大声疾呼开放广东海外贸易具有“足供御用”、“悉充军饷”、“救济广西”和“民可自肥”的四大利益；〔24〕总兵俞大猷也大谈“市舶之利甚广”。〔26〕清朝初年，首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亦以“广东内外，货物流通，番舶、巨商、富贾争相贸易，民获资生，商获倍利”，“通商因以裕国，而通番国之商尤以充广省之饷”为理由上奏皇帝，提出“许濠镜商人上省、商人出洋”〔27〕贸易的请求。顺治四年（1647），户部复议同意所奏，允准广东商人去澳门和澳门的葡萄牙等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顺治九年（1652），荷兰第一艘商船进入广州虎门时，广东巡视海道“以全体广州官员的名义表示接待和欢迎”。〔28〕顺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颁布和实施“迁海令”，但两广总督李栖凤、平南王尚可喜和巡抚王来任等连续上奏，提出广东展界建议，清廷于康熙八年（1669），允准广东初步展界，又将澳门划为“化外”之区，“奉令免迁”。〔29〕于是在明清时期，凡日本、朝鲜、吕宋、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英国、法国、荷兰、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好望角，无不有粤人足迹。因而在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太阳永远普照着粤人社会）”。〔30〕而随着广东商人出海贸易，在外国短期或长期居留而成海外商业移民，娶妻生子。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1820—1830），每年定居暹罗的广东、福建移民达到6000—8000人，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每年15000人，至光绪十年（1884），移居暹罗的中国移民已达到150万人之多。〔31〕其中基本上是广东、福建人。如此的地理条件和移民，使广东、福建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文化态势。而随伴海外贸易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又使珠江流域地区民众睁开双眼看世界，冲破封建思想文化的藩篱，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赋予珠江文化充满生机活力、别开生面开放性特色。

　　2.包容。

　　开放与包容两者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珠江文化既是开放性的文化，必然具有包容性的特征。“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这就是珠江文化充满新颖和活力的动因。在秦末汉初，当中原的先进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珠江流域时，马上为珠江流域全盘接受容纳。以后经三国、隋、唐、宋、元时代，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的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继续为珠江流域民众所继续接受的同时，又接受和包容了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等外来文化。到明清时期，又接受和容纳欧洲传入的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新教文化。在这一长期历史进程中，珠江文化不仅同外来的各种异质的海洋文化和平共处，而且以开阔的胸襟和博大的气魄，不怕“异端”、“邪说”，兼容并蓄，甚至进行直接的文化嫁接，以较为自觉的“拿来主义”的适应性为我所用，从而成为当时极具活力的中西结合的珠江文化。这就是珠江文化包容性的奇特反映。这种具体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例如，利玛窦于1583年从澳门进入肇传教时，曾带来西方的西洋镜、日晷、自鸣钟、三棱镜、油画圣母象和《万国舆图》等，肇庆知府王泮见状，喜其绘制之精巧，请利氏将地图译为中文，以资利用。利氏即据西方地图，重新绘制一幅，附上中文注释，说明地球大势。图绘成后题名为《山海舆地全图》送给王泮。王氏甚悦，挂在官署反复浏览。更具拿来主义典型者是，如前述利玛窦在肇庆传教定居后，于1584年，在王泮的帮助下于肇庆城东崇禧塔附近，耗资250两银子兴建一座西式天主教堂和寓所，王泮亲自为教堂题送“僊花寺”和“西来净土”两块匾牌。这两块制作精美的匾额既说明利玛窦极受王泮等地方高官的礼遇，更说明珠江流域的肇庆包容西方文化的胸怀。更有趣的是，1589年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从梧州来肇庆视察，在文人谭君谕等挑唆下，竟然看中了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僊花寺”和“西来净土”的教堂和教士寓所，以拿来主义的心态，决心将之购买改造成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生祠。他遣下属向利氏献银700两，作为购买“僊花寺”的价银。可惜利氏不愿受价。最后以利氏应允“若准我在南雄随地择购，可拱手让也”〔32〕为条件送给刘继文。这就说明，连这两位不是珠江流域地区人氏的广东高官，也因任官广东地方而受到珠江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建筑文化和绘图文化发生兴趣而接受和容纳。足见明清珠江文化的包容特征已潜化到地方官员高层了。

　　3.重商。

　　在珠江流域地区这片有悠久商业传统的沃土上，孕育着人们的浓烈重商文化意识。重商意识是以“趋利”为核心的，珠江流域地区的人特别广东人正是如此。他们并不完全崇尚“以农为本”和“君子谋道不谋利”的传统信条，而是选择“以商致富”的道路，“人多务贾以时逐”，连雍正皇帝也只好为之发出“广东本土之人，惟知贪射重利，……以致民富而米少”〔33〕的感叹。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影响存在。在明清时期珠江流域地区民众普遍形成浓烈的重商意识的情况下，出现了“弃儒而商”、“弃吏而商”以至“亦官亦商”的局面。诸如南海县的冼文清、佛山的冼树耀、戴联珠、梁定荣等，均“弃儒而商”、“弃读而贾”、“弃书学贾”；佛山的冼树藩、南海的龙光“弃吏而贾”；佛山的霍韬、石琳等高官“亦官亦商”。

　　霍韬，在嘉靖元年（1522），得世宗赏识，自五年（1526）至十五年（1536）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位居上卿。但他一面在北京做官，同时请族人在家经营商业，其子霍与瑕回忆说：

　　“先父敏尚书，当其为吏部时，气焰烜赫，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鹾，稍一启口，立致富矣”。〔34〕

　　霍韬除了经营窑、铁、木、盐等生意外，还经营房地产，“做房与人赁住”。〔35〕

　　到了清朝，官吏经商者更是屡见不鲜。两广总督石琳就请家人改名换姓在江西赣县、广东英德等地经营食盐运销生意，史称：

　　“粤东本籍素无殷实商人，……惟前任督臣石琳家人沈维相承充赣县埠则改名赵廷佐，承充连平州埠则改名沈义和，共有盐本十余万金……粤东各埠往往乏商承充，而道府州县之亲友携资到粤承埠认商者有之，各官幕客积蓄馆金、辞幕充商者有之。若辈上有禆于国课，下无害于民生，商人原无一定，有本即可承充，是亦情理允协，无足怪也。他如顺德、恩平等县屡次招商，无商承充，请地方官不得不代为运销。又有无力运销之州县，则由督臣拨发帑本官运官销，如惠州府属之长乐、兴宁，潮州府属之平远、大埔等县是矣。在封疆大吏，方且招商之不瑕，何致反有倚势夺埠之事，吴如泽所奏封疆大吏倚势夺埠之处，似名影响于官运官销之说，而未得其确实也……”〔36〕

　　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南海县主簿潘唐典、潘迪元、何佩猷等三人，在佛山分别开办福裕堂、人仁堂和万春堂三间资本相当雄厚的参茸药店，经营中药生意。〔37〕如此众多官民经商，可见珠江文化重商性特征之明显矣。

　　4.革新。

　　珠江流域地区远离北京，接受正统思想束缚较少，加上明清时交通和通讯联络不便利，以及长期一口通商而吸收西方新思潮较快较多，于是人们提倡革新思想或进行改革先走一步。明朝时，陈献章标榜自己以自然为宗，冲破程朱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海瑞提出整顿吏治，实行革新的措施。在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在张居正万历九年（1581）正式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前，南海县人庞尚鹏任浙江巡抚时已率先在浙江全省进行一条鞭法的改革试验，此后他又在广东、福建任上继续推行，史称成化年间（1465—1487）：

　　“广东丁田，自编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谓之均平钱”。〔38〕

　　而行于福建者，曰名“纲银”，史称：

　　“成宏（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一纲，以雇一年役事之佣者谓之徭。既出此钱，则归之农，雇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39〕

　　到了清朝，又是广东、四川先走一步，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率先进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将康熙五十年（1711）的丁银摊入田赋中统一征收。〔40〕然后在福建（雍正二年，1724）、云南（雍正三年，1725）、江西（雍正五年，1727）、湖南（雍正六年，1728）、广西（雍正六年，1728）等省逐步推行。到干隆年间（1736—1795）才通行全国，使双重的地丁税制度过渡到单一的土地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从汉代以降将近2000年的人头税。这是一项制度文化的重大进步。而这种制度文化的进步又是从珠江流域地区开先河的。鸦片战争后，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震撼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可以说是具有革新的珠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　释：

　　〔1〕麦沾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着、胡簪云译、：《梁发传》（Life of Leung Faut）第74—77页，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5年版。

　　〔2〕Wang and Wa，History of Chiinese Medicine, P143, 1932．

　　〔3〕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版。

　　〔4〕邱熺：《引痘略自序》，嘉庆丁丑敬业堂初刊本；道光百兰堂复刻本。

　　〔5〕George Thomas Staunton, M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ereial Intep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pant the Second. 附録：《新订种痘奇法详悉》。

　　〔6〕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7〕邱熺：《引痘略》。

　　〔8〕王韬：《瀛堧杂志》卷6。

　　〔9〕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陈援庵：《牛痘入中国考》，载《医药卫生报》1909年第7期。

　　〔10〕邱昶：《牛痘新法全书》序，光绪已未宏道堂木刻本。

　　〔11〕伍秉镛，《渊云墨妙山房诗钞》下卷。

　　〔12〕裴化行着、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3〕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诸可宝：《畴人传三编》。

　　〔15〕威廉·G·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第44～4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第22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佩雪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01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

　　〔1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9〕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史》第337—3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明史》各人传；《清人物传稿》、《清史列传》。

　　〔21〕《清宣宗实録》卷383。

　　〔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249～250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195～196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24〕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

　　〔25〕严从简：《殊域周咨録》卷9，《佛朗机附》。

　　〔26〕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

　　〔27〕《文献丛编》第24辑。

　　〔28〕转引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29〕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4。

　　〔30〕罗一星：《试论海洋经济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开放时代》1986年第6期。

　　〔31〕Virglinla Thompson, Thailand: the New Sion, New Yoke, Maemillam, P103，译文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

　　〔32〕李一欧：《利玛窦年谱初稿》，载存萃学社编：《利玛窦研究论集》第132页，1971年版。

　　〔33〕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2，《训典二》。

　　〔34〕霍与瑕：《霍勉斋集》卷22，《寿官石屏梁公偕配安夫人何氏墓志铭》。

　　〔35〕《霍文敏公全集》卷七下，《家书与郭冢山书》。

　　〔36〕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第699—701。

　　〔37〕《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1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8〕《明经世文编》卷163，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

　　〔3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福州府·纲银》。

　　〔40〕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

　　

　　（原载《中国珠江文化史》第七章《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广东教育出版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