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地区有系统的宗教是从外地传来的，其中佛教于汉吴时代“在南海道”传入；道教是在汉晋之际由中原传来；伊斯兰教是在唐初由波斯传来；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则是在明清时期从欧洲传入。这些宗教各各对珠江流域地区的思想文化都产生多多少少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宗教文化形态在人们中广为流传。

　　一、佛教

　　佛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是论及中国的哲学、建筑、绘画等都涉及与佛教相关的文物、艺术和哲理。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乔达摩，中译名瞿昙。相传是净饭王太子，出生于迦毗里（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是佛教信徒对他的尊称，出生于公元前490-480年间。

　　朱元璋虽然当过和尚，但他当皇帝之后，却对佛教和道教实行控制政策。洪武六年（1373），太祖下令限制州县寺观数和禁止40岁以下女子出家为尼：

　　“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戍，上以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为基。乃诏天下府州县上存大观、寺一，僧道并处之。非有戒行通经典者，不得请给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为尼者。并着为令”。〔1〕

　　在这个限令下，到洪武十八年（1385），将原来取得度牒的96000多名僧道减至29514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更进一步明确规定：

　　“凡僧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2〕

　　明清时期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1368—1521）为沉寂期；明中叶到明末为发展期；清朝为重大发展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就在明廷颁布限制各府、州、县僧众人数的同年，广州净慧寺的多数寺舍被地方官府改为粮仓。嘉靖年间（1522—1566），广东督学公校“大毁寺观謡祠”，勒令僧尼还俗，佛教呈现衰微之势，禅宗也中止发展，佛寺只有10多所。

　　万历年间（1573—1620）开始，广东佛教开始复兴进入发展期。万历二十三年（1595），憨山德清（姓蔡，名德清，1546—1623）禅师“以私创寺院”罪被遣戍广东雷州。他9岁能背诵佛经，19岁到栖霞山从法会受禅法，从明信受具足戒，听《华严玄谈》，又从法会受净土念佛法门。所以于四月一日即进行手注《楞伽经》的工作。同时经常在天宁寺穿着囚服弘法，引起无数地方官员戍卒闻之若趋，使到天宁寺闻名遐迩。于是雷州周围的寺庵活动形式及内容均仿天宁寺进行。同年8月来广州，在光孝寺弘法。后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到韶州宝林寺（今南华寺）。三十二年（1604）正月再到雷州，翌年四月又到广州，七月再入南华寺，长住8年之久，期间大力整顿南华寺，重新修复遭到破坏和残旧的南华寺，史称：

　　“予见曹溪四方流棍集于山门，开张屠沽，秽污之甚，积弊百余年矣。坟墓率占祖山，僧产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挟骗寺僧，无敢正视者。予叹曰：‘此心复之疾也。苟不去，则六祖道场，终将化为孤窟，卒莫可救矣。于纵居此，何为哉！熟虑之，无已，乃往白制台戴公。’公曰：无难也，予试为公力行之。即下令本县坐守，限三日内，尽行驱逐，不留一人；铺居尽拆，不留片瓦。自此，曹溪山门积垢，一旦如洗”。〔3〕

　　与此同时，他重新建立丛林制度，恢复寺院的产业，查处被盗卖的田产。他在此还亲手整理《六祖坛经》，撰刻《曹溪通志》。他阐释和宣扬禅宗，大力主张禅宗和华严二宗融合儒、释、道三教合一。憨山此次重振南华寺之举，被誉为“曹溪中兴”，对广东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万历四十二（1614）获赦，天启三年（1623）逝世，享年77岁。憨山禅师一生著作甚丰，有《华严境界》、《楞严通义》、《圆觉经直解》、《华严经直解》、《大乘记信论直解》、《金刚决疑》、《观楞伽经记》、《八十八祖真影传赞》、《肇论略注》、《老子道德经注》、《中庸直指》、《庄子内篇注》、《憨山梦游全集》55卷、《憨山语録》20卷（其门徒汇编），等等。可见憨山禅师在广东佛教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也。

　　更重要的是憨山禅师在南华寺培养一批弟子，成为他的传法人，对于明末和清朝广东佛教的兴盛更是功不可没。如其佼佼者弟子栖壑（1586—1658），法名首丘、法字离际，广东顺德县人。幼年天资聪颖，17岁到广州永庆庵出家为僧。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南华寺，拜憨山为师，努力博览佛教典籍，甚受憨山禅师的赏色和器重。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往南京，问教于雪浪、一雨禅师。万历三十九年（1611）到杭州参拜云栖莲池，得莲池授净土法门并付衣钵。天启三年（1623）12月在法性寺受具足戒。七年（1627）春天，礼博山能仁寺的元来无异参禅。崇祯三年（1630）被任为教授。四年（1631）回到广州，居白云山蒲涧寺，六年（1633）应请到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讲授《金刚经》，深受佛门听众欢迎和赞赏。八年（1635）秋天，经端州（今肇庆市）去新州（今新兴县）访六祖慧能故址，目覩鼎湖山一片秀丽山水，为之憧憬，遂生开山之意。当时在鼎湖山上的庆云庵，住持弘赞闻栖壑到山，即欢迎其上山，幷力请栖壑为庆云庵住持。九年（1636）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栖壑在鼎湖山庆云庵正式主法，并将庆云庵扩建为庆云寺，自号云顶老人，从此，庆云寺一时名声大振，远近四方人士慕名而来者数千百计。到了南明永历三年（1649）夏天，永历帝朱由榔偕母妃上鼎湖山庆云寺，请栖壑为母妃说法。后永历帝拟为庆云寺置田为寺产，栖壑却以“夸身出家，期望觉峯”为理由而拒絶，并立石为誓，规定庆云寺今后世代不置田地为寺产。栖壑在庆云寺居留23年，期间曾被邀到大云龙兴寺、宜安全绳寺、广州长寿寺传法。顺治十二年（1655），重建庆云寺大雄宝殿。十四（1657），曾应平南王尚可喜之请到广州做法事，平南王赠王座作栖壑法座。后回庆云寺大力兴建肇庆府周围地区的寺院，如肇庆附近的峡山寺、白云寺、梅庵、天宁寺、跃庞庵、观音堂、石头庵、华严庵、天宁寺、兴元寺；新兴县的国恩寺；新会县的玉台寺；宝安县的广慧寺，又在罗浮建憇庵。顺治十五年（1658）逝世，享年72岁。他前后培养弟子数百人，得戒弟子3000多人。

　　经过上述憨山和栖壑的努力，从明中叶以降，广东佛教从明前期的沉寂期走上发展以至明末初清代的鼎盛阶段了。

　　明清易代，广东成为清兵与南明政权的主战场。在清兵屠城（广州）过程中，广东特别是广州地区的寺院居庵成为为汉人抗清的政治避难所，曹洞宗第34代传人天然和尚，成为广东逃禅遗民的精神领袖。到了清代，因为世宗、圣祖、世宗和高宗四帝扶持佛教以及明末不少官员文人学士遁迹佛门成为“遗民僧”，加上平南王尚可喜曲意佞佛，使广东佛教获得重大的发展，盛极一时。在天然和尚的带动下，广东无数不愿归顺清朝的士大夫多削发为僧，与天然同一师门，或皈依天然和尚。可以说，天然和尚成为“遗民僧”的领袖。

　　天然（1608—1685），僧姓曾，名起莘，字宅师；法名函罡，字丽中。广东番禺县慕德里人，出生于名门望族，17岁补诸生。年青时已作《莫厌贫》诗，云：“读书慕先贤，抱志在四方。”他经常与张二果、罗宾王、梁朝钟等人在罗宾王之散木堂（今广州市东芳草街）聚会，纵谈世事，评古论今。明崇祯六年（1633）考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落榜。南返时到吉州（今江西吉安市）病卧金牛寺，夜感异梦。病痊愈回到家中絶食荤菜，专心钻研佛学。崇祯九年（1636），约张二果同行往庐山黄岩寺谒拜俗家广东南海县的道独和尚，对禅机犹感兴趣，萌生出家之意。此时正值明末战乱，局势动荡，深感世乱，不愿归顺清朝，而坚意出家为僧。崇祯十二年（1639），以赴京参加会试为名，辞亲北上，到庐山归宗寺，拜道独为师，削发为僧，成为曹洞宗三十三传法嗣，号天然和尚，其父母、妻子、妹妹亦随之为僧尼。十四年（1641），天然随道独到广东罗浮山华首台寺，为寺首座。顺治三年（1646），清兵破广州城，梁朝钟、霍子衡父子相继遭难，天然悲痛题诗：“兴明千古节，就义且从容；父子情偏重，君臣义独深。”次年，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等好友起义兵攻殉国，天然亦作诗哀悼。之后，他先后到福州长庆寺、江西庐山归宗寺、广东罗浮山华首台寺、英德丹霞山别传寺、广州海幢寺居住弘法。顺治十五年（1658），他返回番禺员冈乡，将雪锋隆兴寺修葺一新，并易名为海云寺。因为他是“遗民僧”的领袖，那些不愿向清朝归服称臣的广东志士，纷纷投其门下削发为僧者不计其数，史称：

　　“吾粤向东，罕信宗乘，自师提寺向上，缙绅缝掖，执弟子礼问道不下数千人，得度弟子，多不胜纪，尤喜与诸英迈畅谈，穷其隐由”。〔4〕

　　这“数千人”，据《圣朝粤东遗民録》所记，约有3000多人。其中有曾任礼、兵、户部官员者4人，进士3人，举人8人，解元、会元各1人，文学、诸生等40多人。据姜伯勤教授研究，仅海云寺莲社的67个成员中，就“有进士5人，占7.46%；举人6人，占8.95%；文学占了26.86%。”〔5〕在这些士大夫僧人中，不少是“外观比丘色相，内隐光复大志。”如番禺举人梁朝钟、黎遂球、罗宾王；东莞举人张二果，一代诗人屈大均、程可则；总督熊文灿等，都是取得《皈依证》，居家修行的信徒。广东无数知识阶层的皈依，大大提高了广东佛教的社会地位，也促进广东佛教的发展。当时省城广州“五大丛林”的光孝、华林、大佛、海幢和长寿等五大佛寺，都在清初扩建而成（光孝寺除外）。在寺院的规模、殿宇构筑及佛像的雕塑等方面均有刻意的追求，并形成广州佛教寺院园林化的模式。同时在广州还创建了大小寺庵40多间。可见清代前期广州佛教之盛。其他府、州县的寺院也大加修葺和新建，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全省的佛教寺院达到39所。〔6〕在这些寺院修炼不少大师级的禅师，除上述憨山、栖壑外，还有广东海阳（今潮安县）人道忞（1596—1674）、广东番禺人天然（1608—1685）、广东番禺人成鹫（1637—1719），以及两个主要在广东弘法的浙江仁和（今杭州市）的淡归（1614—1680）、浙江嘉兴的大汕（？—1704）。他们都为清朝广东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明清广东佛教的发展，不得不提到明中叶开始的澳门佛教。澳门佛教的源头来自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因战事连年，原来的佛教寺院被香山县提学副使魏校以淫祠之罪尽加毁坏了。但到明末，澳门的佛教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其重要标志就是普济禅院的建立。普济禅院于天启二年（1622）创建，在今堂院内仍存在一块刻着“天启二年祀坛”字样的石碑。而在普济禅院后山，还有一个普济寺同墖志佐证，其文曰：

　　“普济普同。本山自天启三年由循智祖师斥衣钵资购下，崇祯五年建斯普同墖，雍正癸夘比丘天树、干隆丙午比丘静持、同治癸酉比丘畅澜均重修之。至民国丙子墖渐颓毁，比丘遐龄、比丘济航经营之，遂成今观焉。慧因志”。

　　由此碑志我们可知普济禅院最迟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起已开始经营，创院祖师为循智大师，而普同墖则始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慧因大师乃普济禅院的前任住持，他的说法应该可信。普济禅院为中国南方少数至今仍保存得完好的禅宗寺院；该禅院后山现尚存一碑，可知普济禅院属禅宗南禅曹洞宗一派：

　　“戊辰年仲春吉日

　　洞宗第三十六世敬门老大师之墓

　　比丘济航重修立石”。

　　戊辰年即1628年；比丘济航为普济禅院慧因大师之前一任住持，圆寂于1639年。洞宗一词，当即为禅宗曹洞宗的简称，明末清初颇流行于广东，其中天然函昰禅师即属本系。澳门普济禅院与长寿寺、飞来寺等岭南佛教重地的历史渊源关系密切，我们可以从下页图的《普济禅院·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中得到说明。

　　广西的佛教也是明清时期进入发展期，新建寺院最多，重修寺院也不少。较大的寺院庵堂，明代新建的有106座，其中万历后建的占70%；清代道光前新建的有76座，其中康熙年间（1662—1722），建的占50%，寺院遍及广西所有州县。但广西佛教逐步走向民俗化、民间化。这是广西佛教的特点。以后进一步禅净合一、“三教”（儒释道）合一，佛经简化为通俗的劝善书，佛像多塑近民众的观音、弥勒，修持简化为行善积德、普渡众生。这样，佛教转入民间，使佛教在广西得以延续。今昭平县黄姚镇，原是壮族土著居住的村寨，万历间（1573—1620），陆续从各地迁来一些汉人，成了个小圩场。土人先集资建宝珠观，敬佛祖如来和观音大士，说是观实为寺。客人也集资建兴宁庙，祀道教的真武大帝，说是庙实似观。一佛一道，各拜各的，互不往来。后来随着圩市的繁荣，彼此交往日多，隔阂日渐消除。至干隆年间（1736—1795），合议将两庙扩修，定每年三月初三为庙会，两庙联合祭祀，土人客人都参加，不分彼此。当天也是当地的特大圩期，热闹非凡。从明代将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前两类重宗派修持，或参禅或念经，后者重从事法事仪式。广西的寺院宋以后佛学研究少，高僧大德少，多属教一类寺院，办法事化缘，奔走村市，或为死者追善供养，或为生者祈祷求福。修法事一般按佛门仪式，诵经咒，念佛偈，用木鱼、引磬等法器。但有的地方做道场，和尚、道公、巫师混在一起，佛教日益民俗化，原先的宗派理论得不到新的发展，禅宗下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各地法系谱牒多有不同，堂口不少。到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徐霞客游历广西时，虽遇不少寺院，但穷僧破寺居多。南明于桂抗清失败后，遁入禅林的文人不少，如浑融、性因、方以智、石涛，都是饱学之士，曾一度给广西佛教带来生机，佛像同道教神、民俗神一起被膜拜。史称：

　　“粤西民力俭薄；二氏之庐无宏规杰构，为一方之名胜者。然自明以来乡里之间，茅庵村院，亦不可胜计”。〔7〕

　　这些庵院很少按伽蓝七堂的布局，多属观音堂、观音庙，与文昌庙、真武庙、关公庙并列，或者同处一座神坛。观音菩萨也如关帝一样成为万能的保护神，每逢诞日都一起“游神”。有的地方观音庙里还加上巫教的花婆等俗神。清初建立的桂平县洗石庵，既有佛像，也有老子骑牛像、儒家三帝象及文昌、魁星等。柳州的变迁就更有代表性，宋代柳州以仙奕山为中心，山下为佛教，山上为道教，明以后转到以对面的鱼峰山为中心，山上洞穴既有观音大士阁、十八罗汉岩，也有三清、三星神仙像，还有盘古、花婆像，甚至保存着原始巫教的石祖生殖崇拜。佛教巫教化，宗教信仰与鬼神迷信纠缠在一起，必然更快走向衰落。清初，入桂的清将孔有德等于桂林建规模巨大的定粤寺，并鼓动各府县建新寺修旧寺，但也挽救不了佛教衰落的命运，最后定粤寺只剩下5000斤重的大铁钟，以及能煮千人饭的大铁锅，摆在伏波山下供人摩挲思忆而已。

　　在贵州，由于明代前期，重教（瑜珈教，即佛教的密宗），所以禅宗一度衰微。明中叶之后，由于士大夫掀起参禅之风，从而出现禅宗中兴局面，正如陈垣先生研究指出：

　　“明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然自万历后高僧辈出：云栖、紫柏、密云、湛然各禅宗风，呈佛教复兴之象。流风所被，远及滇黔。……明以前无考，果无考耶?抑无记载耶?有记载而不传?传而为吾人所未见!皆谓之无考。自善一纯撰《黔南会灯録》后，明季黔南传灯之盛，始可考见”。〔8〕

　　明代中后期，贵州佛教兴盛的原因，陈垣先生亦作了分析：

　　“明季黔南传灯之盛。固自有原因：一、佛教复兴；二、中原丧乱也。二因缺一，不能成其盛。贵阳程春翔序曰：‘黔居边鄙，佛法罕闻。明末寇乱，四方禅侣咸避地乞食于其间，或着衣持钵，不坠家风；或持板悬槌，洪宣法教’。于是诸家各有语録，于中片语接入，吐辞见道者不乏也”。〔9〕

　　《黔南会灯録》也记述：

　　“吾黔宗风，兴自明末，自燕居老人暨语嵩、云腹和尚之三人入黔，为破天荒”。

　　文中所说“燕居老人”，即燕居德申禅师，俗姓李，先附吹万，因吹万名声不大，乃从破山法师，是临济宗入黔最早的僧人之一。他先住省城大兴寺，次迁清镇九龙寺，后迁平越福泉山，其弟子在黄平云居寺、黎峨来佛寺、清镇九龙寺及贵筑中兴寺、习安石佛寺、清镇普化寺开法；在川黔佛教的法门之争中，他是一个重要人物。语嵩传裔，是破山的再传弟子，其师为雪臂峦，崇祯年间（1628—1644）在贵筑建报国寺，又在西望山建凤池寺，他的弟子在黔西东山寺、贵筑双林寺、贵阳西山寺和慈云寺、修文知非寺、威宁华严寺、石阡黄菊寺等传法。云腹和尚即云腹道智，四川顺庆人，俗姓李，破山之裔，象崖性埏之徒，开法于永宁中和寺，有《语録》二卷，秀水曹溶为之作序，称其“虽不以文字新天下之耳目，亦不以无言秘大法之传真，故其开法川黔，一皆以恶辣钳锤，本分草料，不带枝叶而超无上者也。”其实，所谓“破天荒”者，不止上述三人，尚有破石悟卓、山晖行浣、敏树如相、丈雪通醉、梅溪福度等人。

　　贵州崇佛之风延至明末，又兴建寺庙10多所，以遵义东宽江畔的禹门寺为最著名。万历初，黎朝邦父子始创伽蓝于此，名沙滩寺，后曾任黄冈知县的黎怀智落发到此，改名龙兴禅院，再后，丈雪法师至此，以为“胜境甚夸，树为学业禅院”，因取“遏人之心之江河，有如禹之随山决排”的意思，更名禹门寺。于是广建禅居，“禅和诸子，日至十百”。在黔中贵阳的大兴寺是全省各寺之首。之后，郑忠，又于城内建永禅寺、万寿寺、黔明寺、准提庵；在新城建铜佛寺。城外则有东山寺、水月寺和雪涯洞。破山的再传弟子梅溪福度、绍南真解皆住过东山寺。贵州卫及贵州前卫所属堡哨亦建有龙泉寺、凤凰寺、狮子山寺。附郭的新贵县所属村寨，亦建有蔡家关的教寺，乐抗的来龙寺和朝阳寺，摆郎苗寨的回龙寺，等等。可见，贵阳城里城外，佛寺已深入堡哨村庄。

　　到了清代，贵州佛教是以临济宗为主要教派，以破山海明一系影响最大，独占鳌头。这是清代贵州佛教的最显着的一个特点。清初，黔南是佛教传法鼎盛时期的地区，破山弟子入黔传法者达数千百人，其中有无数高僧，著名的如敏树如相、赤松道领、丈雪通醉、燕居申德、云腹道智、莲月禅正等。敏树如相禅师俗姓王，四川潼川（今三台县）人，25岁出家。入黔后居石阡三昧寺开法，后住持大兴寺，门徒甚多，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数十人，分赴石阡、思南、安化（今德江）、江山、施秉、湄潭、贵阳，贵筑、定番（今惠水），黔西、消镇、安平（今平坝）、安顺、镇宁、都匀等地开寺传法，是破山派在贵州最有势力的一支。赤松禅师，俗姓韩，四川潼川人，15岁出尘入黔中南望山，后师敏树如相，闭关三载，于康熙十一年（1672）策杖至贵阳黔灵山，结庐山顶，首开弘福寺，住持三十余年。以后，三百年来弘福寺一直为黔中名刹，而黔灵山也因此被誉为“黔南第一山”。丈雪禅师，俗姓李，四川内江人，为破山嫡传弟子，永历年间（1647—1661）入黔，旋即回川，清初复至遵义沙滩寺，因取“遏人心之江河，有如禹之随山排决”意，更名禹门寺，被誉为“第一清净土”，住持12年，“集四方禅子，盛讲别传”，深通禅理，著述丰富，是川黔佛教中颇有名望的人物，后入川住成都昭觉寺，数年后遣其弟子半月常涵至禹门寺传临济正宗。燕居惮师亦为破山嫡传弟子，俗姓李，四川人，明末战乱入黔，先住贵阳大兴寺，次建清镇九龙寺，后迁平越（今福泉）福泉山，是黔中“法门之争”的中心人物。云腹道智为破山之裔象崖性珽之徒，四川顺庆人，开法于川黔，曾住持永宁中和寺，禅理颇深，在禅林中名噪一时，“气满东南，不独西南一角而已”。莲月印正被破山大师称为“却足老僧一个放心的人”，曾在遵义弘法，后至四川南充和湖北当阳等地开寺。不属破山一系的高僧还有山晖行浣，四川夔州人，俗姓侯，其师浮石通贤与破山海明同为天童悟弟子，曾住黄平长松寺，又开平越扩国禅院和万寿寺，后因门户之争离开贵州，“阐教江浙二十余年”。

　　清代佛教在贵州广为传播，不惟省城及府、厅、州、县城建有佛寺，即如“新辟苗疆六厅”之一的古州厅和台拱厅也建立了观音寺，有些土司地区也建寺兴佛，如葛彰葛商司的圆通寺、龙泉司的长栏寺等。据《道光贵阳府志》记载，仅贵阳府辖地就有佛寺200余座，城内及近郊有36座。大兴寺为全省各寺之冠，黔灵山弘福寺与栖霞岭东山寺为东西相对的两大寺，其余各寺散布在乡间或集镇。如青岩一地就有龙泉、凤凰、青龙、慈云、寿福、朝阳等寺，养龙司有石佛、莲花、广德、木林、茅坡、兴隆等寺及观音堂，洪边里各村寨有寺23座，佛教之盛可见一斑。

　　明代云南佛教比较兴盛，其中心是宾川县和鹤庆县交界处的鸡足山。明中叶开始，就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的峨眉山齐名，成为中国佛教的第五大胜地之一，史称：

　　“以有佛，遂有伽叶；以有伽叶，乃传鸡足山”。〔10〕

　　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高僧宰官等，相争到鸡足山修建佛教寺庙。仅李元阳一人捐资置田产创建的寺院就有普光殿、放光寺、传衣寺、龙华寺、接待寺、宾苍阁、大士庵、静云庵、观音庵、传灯寺、千佛阁、雷音寺、寂光寺等八大寺及71庵。〔11〕

　　随着佛教的发展，云南鸡足山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仅在嘉靖年间（1522—1566），就建造了迎祥寺、观音寺、九莲寺、报恩寺、放光寺、传衣寺、华严寺、寂光寺、伽叶寺、觉灵寺、怀恩寺等11寺和圆净庵、五华庵、无我庵、净觉庵、极乐庵、牟尼庵、法华庵、天竺庵、海会庵、云苍庵、净云庵、圆通庵、万松庵、开化庵、云溪庵、金华庵、瀑布庵、大力庵、兜率庵、慈云庵等20庵。〔12〕万历年间（1573—1620），又新建了祝国寺、白云寺、法名寺、大觉寺、悉檀寺、燃灯寺、三摩寺、雷音寺、拈花寺、大圣寺、广恩寺、翔龙寺、白鹿寺、威音寺、慈圣寺等15寺，和补处庵、幻住庵、法界庵、龙泉庵、大智庵、宝莲庵；万寿庵、乡云庵、灵源庵、妙觉庵、云海庵、无住庵、凌霄庵、慧灯庵、积行庵、水月庵、曹溪庵、功德庵、藏头庵、观音庵、净土庵、慈圣庵、奉真庵等23庵。又有轩、亭、角、堂、坊、塔、殿等200余座。〔13〕可以说，鸡足山上8大寺，34小寺，65庵院，170余静室，大部分都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建造的。

　　由此可见，明代云南的佛教寺庙遍及全省各地，尤其是在昆明，真可谓是“无山不寺，无寺不僧”。据统计，明代全省有寺院500多座。但清中叶以后云南佛教发展却向下滑坡，走上衰微道路。于是佛教寺院日益减少，僧尼不断流失，史称：

　　“云南佛教，在清末极为式微，各大丛林颓毁，而住持僧宝尤为罕觏”。〔14〕

　　例如大理有名寺院感通寺及其所属寺共36所全部毁坏，鸡足山由108寺庵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群，仅剩余30多座了。而在昆明，也只有“住持寺院数十所”。〔15〕可见，云南的佛教活动已衰落了。

　　从现在看到的资料，四川的佛教主要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时才获得发展。当时，四川处于长期战乱、人口鋭减、社会经济瘫痪的状态。于是清朝政府制定了优惠移民政策，从而掀起一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热潮。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的民众纷纷迁往四川居住、生活和生产。这次移民，在广东和福建主要是客家人大量移入四川。据刘正刚教授研究，这次各省移入四川的总数达到837.7万人。其中闽粤移民为210万左右，占25%，〔16〕主要是客家人。这些广东、福建客家人絶大部分是信奉佛教，恭奉“南华六祖”，史称：

　　“刘健庵茂才，原籍广东。宫即其先进来南，于清干隆年间举本籍人同建，具言所奉为佛教之六祖慧能大鉴禅师。中国当南梁时，达摩自印度来传法东方初祖，至五祖弘忍大满禅师，将选徒授衣钵时……受法（慧能）。五祖圆寂，众僧嫉之……逐祖。向庙后南岭逃。逐急，跃入枯井恒化……井中有梅花，花字古作华。后神游粤东显灵，异护众生，称活佛。信徒建道场奉之，即名南华，为成佛纪念。邑庙成后，知县伦显圣题额曰：南天佛地”。〔17〕

　　这说明广东客家人与六祖慧能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他们移民四川后仍以六祖祭祀为纽带来联系乡情。所以当时移民四川后所建立的会馆都俗称“南华宫”。而福建的客家移民则多为崇奉海神天后，即妈祖，在建立福建会馆时，也有相当数量是称之为“天后宫”的，会馆内则供奉天后神。所以闽粤客家人的会馆多称为“南华宫”“天后宫”，据刘正刚教授统计，共有425座之多。

　　在湖南，由于明朝政府支持内地传统佛教各宗派，使得禅宗、净土、天台诸宗得以恢复和发展。于是湖南新建佛寺达38所。〔18〕主要分布在湘西和湘西南地区，计有21所。其中以永乐十一年（1413）在今大庸市永光镇修建的普光寺为最有代表性，寺建有两座山门、大佛殿、二佛殿、观音殿、高贞殿等。现二殿和高贞殿前殿为明代原物，故列为中国佛教名寺之一。此外，还有常宁的多宝寺、烟林寺、莲花寺；道州（今道县）的龙华寺；永明（今江永）的清凉寺、西经寺；新田的广胜寺、龙池寺、龙居寺；沅陵的广福寺；芷江的雁塔寺、大佛寺；麻阳的湘山寺；靖州的报恩寺、香山寺、王麟寺、绥福寺、迎恩寺，等等。随着佛教的发展，湖南出了不少颇有造诣的佛学大师。如德清（1546～1623），明末佛教四大师之一，俗姓蔡，安徽全椒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从广州至衡阳酃湖万圣寺，后在寺傍为他另建昙华精舍。德清在衡阳居住3年，写成了《楞严通议》、《法华通议》、《起信论略疏》等佛学专著，为僧众和信徒设坛开讲。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月，离湖南去九江，登庐山。万历年间（1573—1620）来邵阳居五台庵。后出游湖湘诸寺，“所在公卿缁素，称为古观音再来，法嗣最广。”他曾入广东曹溪请教于憨山，听其讲经说戒，著述甚富，传世的有《华严经纲要》、《颛愚语録》等。

　　至清代，湖南佛教仍不断发展，据统计全省各府州县共有佛寺350所。特别是佛教胜地南岳，重修和新修一些著名的古刹。如藏经殿（原名小般若禅林），明万历年间（1573—1620）遭火烧成废圩。清初，僧徒极力修葺一新，改名曰普光殿，香火旺盛，并拥有田产105亩。又如圣容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为迎接康熙帝南巡，由湖南巡抚赵申乔主持将寺院扩建为行宫。后康熙帝没有来，于五十三年（1714）将行宫改为祝圣寺。扩建后共占地3亩多，由五进构成，有房屋110余间，建筑古檏壮观。康熙帝亲赐佛经4000卷，藏于第四进说法堂的藏经阁上。此经为明正统五年（1440）刻印本。祝圣寺经赵申乔重修以后，香火十分旺盛，寺僧曾达200余人，集会时加上四方来的僧徒，多达600人以上。

　　湖南其他地方的一些古刹名寺，清朝初年也多进行了重修和扩建。如宁乡大沩山密印寺，明末毁于兵燹，顺治十二年（1655）重建。长沙开福寺，明末毁于兵火，顺治十七年（1660）寺僧佛国主持重建，干隆嘉庆年间（1736—1820）又两次修葺，山门中门上的“古开福寺”横额和楹联“紫微栖风，碧浪潜花”，为嘉庆十一年（1806）韩葑所书，寺内至今还保存有康熙年间（1662—1722）石刻碑一方。此外，长沙的铁佛寺、麓山寺，永州的龙兴寺（万寿宫）和大庸的普光寺等，清初也都予以重修和扩建。

　　明清时期，江西的佛教是流行马祖创立的洪州宗。特别是马祖的高徒百丈怀海等人继续发展他的思想，同时创立了《百丈清规》，对寺庙的组织管理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这是江西佛教史上辉煌的一页。成化十八年（1482）布政使王克复建檀佛庵、嘉靖年间（1522—1566）建湛持庵、万历二十五年（1597）建普济庵、天启三年（1623）建西竺庵。康熙四年（1665）僧人无生建庆云庵，九年（1670）巡抚佟国襄在状元桥东建护国庵，十一年（1672）僧人绍镫建长寿庵，十五年（1676）布政使刘捷建珍林庵，三十年（1691）尼姑积松募建清华庵、雍正七年（1729）建白衣庵，道光三年（1823）住持僧静亭重修只树林，等等。同治年间（1862—1874）仅南昌市的佛教寺庙就达到92座，其他各府、州、县的寺庙达数百座，〔19〕

　　在福建，元代佛教处于衰微阶段，明清时期才得以重振生机，主要是以临济宗和曹洞宗并行发展，以临济宗为盛。

　　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是福建佛教著名的寺院，也是中国著名寺院之一。临济宗就是以此寺振兴佛教的，而且成为南方禅宗的重要基地。天启五年（1625），密云圆悟禅师（1566—1642）春天“飞钖来闽”，住持万福寺。〔20〕同年，他回归金粟，后往浙江天童。圆悟禅师对福建佛教的振兴在于重振临济宗。在明末谈禅风气不浓的情况下，无数士大夫成为他的寄名弟子，他们对理学的枯燥说教甚感不满，希望从圆悟禅师的禅理中获得启发，因此，密云圆悟每到一处，“风行草偃，驰走天下，宿衲鸿儒”，〔21〕从而成为当时佛教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而他和亲传弟子费隐通容对弘扬临济宗也多所贡献。而隐元则是受他们培养的闽籍高僧。

　　隐元禅师，讳隆倚，福清县（今福清市人）。他的学术造诣及在佛教徒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史称：

　　“今隐元禅师又为费老人高足，去眼洞明，机锋猛烈，一门而三禅宗旨，树帜禅关，诚古今法宝中希觏者。飞钖回闽，首登黄檗，开堂说法，普照人天，而言信之皈谛听者，不啻龙象纷驰，凤麟毕集”。〔22〕

　　因此，费隐禅师的《语録》远传日本，南明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他应邀到日本传法，并为他在京都近郊修建一座黄檗万福寺，隐元通容居此弘法不归。之后他在日本传法的中国佛教理论及其书法、绘画、医学等，深受日本僧徒欢迎，被日本人誉为“黄檗文化”。〔23〕可见，隐元通容已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佛教僧人。

　　经过密云圆悟，费隐通容和隐元三人在万福寺说禅，使万福寺成为南方的临济宗据点之一，传承了禅宗文化，其影响至晚清不衰。

　　与临济宗抗衡的曹洞宗于万历年间（1573—1620），由江西无明慧经禅师传入福建。无明慧经（1548—1618），抚州崇仁县人，俗姓裴，21岁出家，创曹洞宗“寿昌系”，世称“寿昌慧经”。慧经门下有两大青出于蓝的弟子元耒和元贤。元耒（1575—1639），字无异，号大舣，安徽舒城（今舒城县）人，俗姓沙，少年出家，常住闽北董岩寺，曾一度“入闽光泽（今光泽县），居白云峰三年，以所得著书”。〔24〕然后到江西谒寿昌慧经，得其佛法。先住信州（今上饶市），后迁居博山能仁寺。再入闽住福州彭山涌泉传法，“挥尘据席，音如潮吼，来集者数千人。”〔25〕不久又转回博山。其禅风大传于闽、吴、越、江诸省。其著作有《住建川董岩禅寺语録》、《住建川仰山禅寺语録》、《住福州鼓山禅祠语録》，均是明代禅宗名著。

　　无明慧经的得法弟子永觉元贤和晦台元镜也在福建传法。元贤（1578—1657），福建建阳县人，出家后以研究曹洞宗闻名，被誉为“明三百年之一人也”。他住持福州鼓山涌泉寺，重兴鼓山，然后住持泉州开元寺。他来往于闽、浙、赣三省传法。晚年长住鼓山涌泉寺，使之成为曹洞宗的据点。其弟子有道霈、雪樵相继传灯。慧经一生著作甚丰，有《永觉元贤禅师广録》、《继灯録》、《建州弘释録》、《法华私记》、《补灯録》、《楞严翼解》、《楞严略疏》、《船若心经指掌》、《金刚略疏》等共60多卷。其弟子道霈着有《华严经疏要》一书，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禅宗著作。他们的传法和著作形成了与江苏镇江金山寺系并称的曹洞之“鼓山寺系”，至晚清才衰微。

　　二、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因此，道教历来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朱元璋是出身平民，对道教有很好的感情，在他打天下的时候，其贴身卫士的周颠和张中就是道士。他们往往要以道教的占卜术来宣传自己是有天命之人，把自己神化，以便于统治人民。所以朱元璋建国后，亦把道教和佛教一样列为官方宗教。正因为如此，明清珠江流域地区的道教也有所发展和广为传播。

　　明代广东的道教以正一道为兴盛，全真道稍为沉寂。但广东的正一道与全真道的龙门派比较融合，两派均和谐相处，正常活动。万历元年（1573），全真道龙门派的第八代传人李守仁前往南雄县的洞真古观出任住持，按道规建造全真道龙门派丛林。据史料记载，明代广东的道教日益趋向民间化龢民俗化，道观不断面向民间社会。崇祯十六年（1643），当钦天监官吏来广州巡视时，看到广州越秀山的雄浑澎湃的气势，认为是与天星三台列宿相对应，于是就在鲍姑越岗院加筑一座三元宫，祀祭三元大帝，以应天瑞气，惠利广州。因此，越岗院正殿塑制一尊三元大帝神象，成为广东省内道教的一大道场，香火兴旺。

　　到了清代，清廷对全真道大力扶持。康熙年间（1662—1722），全真派第十一代传人曾一贯进驻罗浮山冲虚观，并充任冲虚、酥醪、黄龙、白鹤和九天五观的住持。其弟子杜阳栋于康熙三十九（1700）任广州三元宫住持，于是广东道教就以全真道龙门派为主了。此派在广州建造纯阳观和修元精舍等道观。但是龙门派十分注意与正一道搞好团结，吸收正一道的斋醮礼仪，逐渐广泛推行斋醮祈禳，做好功德法事。因此可以说，在清朝，道教的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派都是得到共同发展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广东各地的道观（亦有称宫、馆、庙、精舍）共有数十座，即永乐七年（1409）在乐昌县南都修建的明福观；万历年间（1573—1620）在博罗县镇美修建的三官古观；高州县城的潘仙观；天启五年（1625）潮阳县河溪的海棠古观；崇祯年间（1628—1644）陆丰县东海的观生观；明代（年代不详）开平县梁金山的梁金道院、普宁县流沙的秀陇古观、揭阳县城的北极古庙；清顺治十七年（1660）广州应元路的应元宫；康熙二十七年（1688）陆丰县河西的紫竹观；嘉庆十七年（1812）广州白云山麓的云泉仙观；十九年（1814）白云山滴水洞的碧云观，道光四年（1824）广州潄珠岗的纯阳观；咸丰四年（1854）清新县城花尖山的太和古洞；清朝（年代不详）惠东县的南天观，博罗县观音阁的天皇宫、新会县的紫云观等。还有明清时期重修或扩充的道观，即万历崇祯年间（1573—1644）的广州越秀山南麓的三元宫、清代雍正五年（1727）重修的博罗县罗浮山的酥醪观；康熙九年（1670）扩建的玉清宫；二十七年（1688）修葺的惠州惠城西湖北畔的元妙观；干隆十五年（1750）维修的揭阳县榕城的娘宫观；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的博罗县罗浮山黄龙洞的黄龙古观等。〔26〕在这些道观修炼的也有无数的著名道士，如：李明彻（1751—1832），字青来，广东番禺县人。12岁去罗浮山冲虚古观学道，潜心钻研道学，兼涉读数学、天文、丹青、测绘等，均学有心得体会，青少年时到广州学习绘图和西洋油画，期间周游全国各地，拜访名山道师问学，在北京拜石和阳为师，获授《道德经》、《阴符经》、《黄庭经》等秘要真诀，并着《黄庭经注》、《道德经注》两书刊行。嘉庆年间（1796—1820），曾以卖画收入购买道教、天文历法、测绘和数学等大量图书资料，恰与北京来粤使官认识，得使官推荐入宫献画，受仁宗帝称赞，请准在钦天监学习天文、占候。回广州后往澳门，向外国人学习天文、测绘并购买一批图书回广州，住玄妙观，撰着《寰天图说》一书。此期间，广东大旱，两广总督在城皇庙求雨，遇见李明彻，李以天文学知识奉知阮元，广东大旱将延三年。并建言阮元，应向清廷上奏准办洋米进口，以拯救广东民众饥饿之急。阮元以其言行事，果然能解救广东民众苦难。后阮元设立志局重修《广东通志》，委李任分纂《舆地略》，编绘广东地图。阮元给其稿酬，于是他用此金加上阮元募金于道光四年（1824）在五凤村潄珠岗创建纯阳观，九年（1829）竣工，阮元为观题书匾额以记之。

　　澳门的道教，可以追溯至与道教信仰关涉的、相传成化年间（1465—1487）由福建和潮州商人建立的妈祖阁庙。曹思健先生于1984年撰的《澳门妈祖阁五百年纪念碑记》提到“澳门初为渔港，泉漳人士莅止懋迁，聚居成落，明成化间创建妈祖阁……”；另据道光九年（1829）赵允菁撰《重修妈祖阁碑志》，道光二十七年（1847）黄宗汉撰的《香山濠镜澳妈祖阁温陵泉敬堂碑记》、同治七年（1868）黄光周撰的《妈祖阁漳兴堂碑记》、光绪三年（1877），住持僧善耕撰的《重修妈祖阁碑志》等碑记所载，大都提到该庙乃由闽潮商贾于明朝建立。据说，此庙初建时只有茅舍数间，后来逐一增建；现所知最古老的建筑为弘仁殿，谓建成于明弘治元年（1488），距今已有521多年。而有确实资料可稽的要算妈阁庙的石殿了。石殿门横梁上刻“神山第一”四字，下方刻有“明万历乙巳年德字街众商建，……”共三行字，由此可知最迟于1605年，即395年前，天后信仰已在澳门流行。又据成书于干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记略》（下称《记略》）《娘妈角图》，乃知妈祖阁庙初名天妃庙，而所在地则名娘妈角；其实澳门最早的地名很可能就是以妈祖命名的，据Andrew Ljungstedt着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Boston, 1836）记载，葡人于1553来到一个名为“阿妈”的荒芜小岛，阿妈即澳门。更有一点有趣的是，澳门的古外文名字Amaquam，很可能是“阿妈澳”或“阿妈港”的音译，据万历廿三年（1595）前已刊行的、郭棐编着的《粤大记》（按此书一般被视为一部记载公元1577年至1595年前已知的广东地方史料）卷三十二有一幅《香山县图》，在今天的澳门地区（图中显示为一小岛）上，有濠镜澳一名，右侧印有房屋图像，旁注小字“番人房屋”，足证其时葡人已于澳门建有房屋，以供居住之用；再向右则有“亚马洪一名”，相信即今之妈祖阁所在处。按此名足证澳门临海旧有一港为亚妈，故可信葡文澳门古名为Amaquam应与此名有关。现在流行的澳门外文名字Macao或Macau，很可能只是一种省略写法而已。澳门的洋名，与阿妈一词有关。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整个澳门地区，其实是一个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信仰圈，其历史最少已有四百三、四十年以上。粗略地统计一下，澳门自明以来共有八处拜天后的地方，最早的可追溯至明成化以前，即500年以上。1988年2月8日凌晨，妈祖阁的天后大殿失火，全殿焚毁，连一个高近六尺的有200余年历史的铜钟亦被猛火烧熔，只剩吊挂巨钟的铁钩，但木制的天后神像除被熏黑外竟丝毫无损，信者以为天后显灵，自此香火更胜从前，每年年三十晚，极多的澳门市民都会去妈祖阁庙上香礼拜，而平时则有极多来自日本、韩国、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的游客到妈祖阁庙燃点鞭炮，诚心参拜。总之，天后信仰在澳门的发展，历久不衰，可谓极盛。此外，妈祖阁后山有摩崖“太乙”二大字，亦足见其地与道教之密切关系。

　　广西的道教在元朝时虽然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到了明朝，由于朝廷在对道教利用的同时，加强了管束和限制，加上道教自身理论停滞，组织涣散，于是走向衰微，出现了向世俗渗透的倾向，内容明显地粗俗化，诵经拜忏、祈祷斋醮之事遍及城乡。道教进一步传到了今平南、昭平、灌阳、荔浦、武宣、岑溪、苍梧、武鸣、平果、天等、德保、凌云等县，相当于今广西约一半市县。桂西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道教有所发展，明朝修建了4座宫观，分别位于镇安府城东（今德保县）、田州府城东（今田东县）、泗城府城（今凌云县）、旧城土司前（今平果县）。桂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思恩府城东南（今武鸣县）、武州武城山顶（今天等县）也修建了道观。

　　清朝统治者倾向黄教（即喇嘛教）而轻视道教，对道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抑制政策，于是道教进一步向世俗化发展，它的内容大量充入民间迷信、民间神祀，道教渐渐融化在民间信仰之中，严格意义上的道教更加衰落。从收集到的资料看，只有平南县建17座宫观，宣化县城内（今南宁市）仓西门外建3个道观，桂西奉议州（今田阳县）建4个道观而已。

　　道教传入贵州是元至正年间（1341—1368）江西道人彭如玉在贵阳建道观开始的，史称：

　　“大兴寺在贵阳城中，元至正间江西庐陵道人张如玉来创精舍，奉普庵（安）祖师”。〔27〕

　　到了明代，因内地受到排斥的全真道派道士陆续到贵州，使道教在贵州获得发展。首先把张如玉在顺元（今贵阳市）城中修建崇真观改为大道观，内有石坊一座，坊上有“大罗真境”四字。同时杨氏土司在播州（今遵义市）重修宋代所建玄妙观、玉皇观和元人所修的集贞观，真州（今道真县）的冲虚观，瓮安县草塘的后岩观，黄平县的福智观，平越府（今福泉县）的凝真观。杨氏于正德年间（1506—1521）在高坪县紫霞山新建先天观；嘉靖年间（1522—1566）在桐梓县城北建黄沙观；万历年间（1573—1620）在黄平县五台山建玉虚观、在金凤建白帝宫和平越的高真观，使播州地区道教鼎盛一时。在思州（今岑巩县、思南县）道教亦甚盛，建有思州崇林观；思南县玄天观、玄帝观、云台观；婺川县玄帝观；镇远县北极观、真武观、玉虚观、玄妙观、青龙洞；施秉县的玄都观、玉皇阁；黎平县的北极观、玉皇阁等，以思南、镇远和施秉三地为最盛。镇远县地当黔湘要冲，故湖南和贵州道、佛两家相继至此，佛寺和道观交错，好一块神佛胜地。施秉县地狭民贫，亦建道观之所。

　　明代贵州的卫所也是道教活动频繁之地，普遍建立观宫，如清平卫建有玄真观；龙里卫有紫虚观；平越卫有高真观；新添卫有真武观；都匀卫有三清观；安庄卫有紫霄观、高真观、玄天宫、玄真观；平坝卫有玄真观；普定卫有崇真观；安南卫有玄灵观、南真观；普安卫有太清殿、通明阁、玉真观；毕节卫有崇真观；乌撒卫有真武观、龙泉观；赤水卫有高真观；永宁卫有文昌宫，等等。因为贵州的卫所一般都是设在驿道上，所以卫所的道观形成了一条道教传播线，纵穿南北、横贯东西，使得原来道士难到或未到的偏僻地方也有道观。〔28〕

　　清代，由于政府采取重佛轻道的政策，使贵州道教总体走向衰落。全省仅剩下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派别，而且内部分崩离析，组织涣散，家传性十分明显，无法形成一股势力。虽然如此景况，但清代贵州的道教有两个特点：第一，边远地区的道教仍然相当活跃，处于小范围的发展。如思州、播州地区的道教仍有进展，黔北的遵义县新建了道观9所，再加上与道教相关的马王庙、城隍庙、东岳庙、火神庙、蚕神庙、王显庙、黑神庙、陈公祠、萧公祠之类，总计共达40多处。贵阳城内外的道教宫观祠亦达150多处。其中城中的大道观最大，成为道教活动的中心地，内藏有《正统道藏》5000多卷，并设有道纪司于观内办事，大凡节日和做斋醮法事均在此观举行。贵阳城外的栖霞山有来仙洞、仙灯洞、八仙洞，康熙十二年（1673）又建三官殿、三清殿，成为道教一大胜境。镇远城东河山县崖上有青龙洞、中元洞、紫阳洞、番炉岩等道教圣景，各方道士云集于此。康熙年间（1662—1722）大加修葺后，形成一个庞大的道观建筑群，成为黔东的道教中心。第二，贵州道教在清代日益世俗化。它把人们崇拜各种神象如财神、灶神、门神、火神、龙王、马王、牛王、药王等都当作神只，发挥民俗信仰和多神教的特点，形成一个道教信仰的庞大体系，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精神需要，从而使道教在艰难发展的环境中不断延续下去。总之，清朝贵州的道教，有极大的功利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迎合了各阶层人士的心理需求。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我们从不少中原高级道士入滇弘道、传播范围广大和教派繁多三方面得到说明。当时中原的高级道士入滇弘道者有张三丰、刘渊然、刘士宽、邓豁渠等，而影响最大和促进云南道教发展最有成就者当推张三丰和刘渊然。

　　张三丰，名全一，字三丰，籍贯不详。他原是道教武当派的开创人，他吸收宋元以来道教金丹派南、北宗丹法的优点，融入自己的见解，自造一套颇具特色的道教炼功法，并撰着《玄要篇》和《玄机直讲》两篇重要丹经。他将自己炼功法传给武当道士印元清、卢秋云、刘古泉、杨善登、周真得等5人，从而奠定了武当道派兴起的基础。洪武二十五年（1392），张三丰从湖北武当山入云南弘道，招收沈万三、余飞霞等数名弟子，并在民间屡显其神灵，史称：

　　“昆明礼诰、迎神、祷雨辄应，始于三丰”。〔29〕

　　张三丰入滇弘道，是全真道传入云南之始，开了云南道教向高层次发展的先河。他培养的弟子沈万三原来是大渔户，后得张三丰所授黄白术而暴富甲天下，因与朱元璋命相同而欲杀之，经马后苦谏而免死，于是率全家大小迁徙，深得西平侯沐春的抚慰。余飞霞是沈万三的外孙女，嫁西平侯沐春为夫人。〔30〕因为与西平侯有这种亲戚关系，他们入道并是张三丰的学生，无疑将促进云南道教的长足发展。

　　刘渊然，号体玄子，江西赣县人，16岁出家，师从净明派第五代嗣师、全真派和清微派传人赵宜真。洪武二十六年（1393），受朱元璋擢任道録司右正一，永乐初年又升任左正一。但后因触怒权贵而被贬谪江西龙虎山，然后移居昆明龙泉观弘道。刘渊然道行高深，在百姓中影响甚大，史称：

　　“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龙泉观）求济，无不得所愿欲”。〔31〕

　　洪熙元年（1425），刘渊然受召回京师，得赐“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真人”号，并“领天下道教事”，给二品印诰，从而成为官方的道门领袖。宣德年间（1426—1435），刘渊然利用其职位“奏请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32〕这么一来，云南道教大发展理所当然。据地方志记载，云南府、永昌府、昭通府、大理府、楚雄府、临安府、蒙化府、东川府、姚安府、澄江府、曲靖府、丽江府下属各州、县都有道教的传播活动，并建立和修葺道观、宫、祠1000多处，供奉道教的神灵如真武、三宫、玉皇、三清、吕祖、文昌、天皇、关帝、城隍、丰都、灵官、东岳、财神、武穆、龙神及风、云、雷、雨、山、川诸神。而且各地区的道士活动频繁活跃，计云南府有张三丰、刘渊然、杨用广、刘可成，邵以正等30多人；大理府有陶浚澜、芮道材、豁渠、季常在、杨洲鹤等10多人；临安府有郑颠仙、赵紫霞、李舍阶、姚成、王遴宾等；丽江府有赵廷猷、张道裕、苏羽土等；东川府有舒仙、李道真等；曲靖府有李清溪、陈大仙等。他们均是云南道教中名噪一时的道士。其时云南百姓凡遇不利之事，则往往前去道观祈神求祷，如昆明龙泉观，因为“前有龙潭；深不可揣拟。世传有龙穴其中，骄不可制；泉水泛滥，民苦垫溺”。〔33〕故每当昆明地区有旱涝灾害，人们就到龙泉观去祈祷。明末徐霞客到云南旅游时，则见道观“参叩男女满其中”。〔34〕于此可见，明清时期云南民众信仰道教程度之一斑和云南道教发展的繁盛景象。

　　云南道教的正一道派分布和活动范围最广，此派道士以为群众送葬念经、撵鬼驱邪、超度亡灵和禳灾祈福为其主要活动。各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正一道派作法时所用的服式、经文和斜经等不完全统一，有些地方建有正一道派的观宫，并派道士护持香火。可以说云南的正一道派已逐步民俗化和平民化，逐步成为民间宗教。而全真派在云南分布比较集在经济发达地区，表面上是不够广大，但其影响却最大，下面还形成和细分为天仙派、龙门派、长春派和灵宝派等。

　　天仙派。此派道士称自己的祖师是吕洞宾，主要活动在大理府的巍山一带。此派有自己的40字派普：

　　“妙玄合道法，阴阳载干坤；志心皈命礼，万古永长春。清静无为宗，临通大洞金；暂状师得位，辉腾谒太空”。〔35〕

　　灵宝派。据说是康熙年间（1662—1722）从西河派衍化而来，自称其祖师为萨守坚，也是在巍山一带流传，也有其自己的60字派谱：

　　“守道明远德，神真应太和；志诚宣玉典，中正演玄科。会一崇元化，丹阳含妙果；素心宗法藴，阐教学仙多。道明元弘教，灵虚启洞微，纯一通玄静，守性妙家传”。〔36〕

　　龙门派。此派的祖师是丘处机，主要流传于昆明、保山和巍山等地。此派的派谱达100言：

　　“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惟懋，希微衍自宁。信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虚空干坤秀，金木姓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实新。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先生。万古续仙号，三教都是亲”。〔37〕

　　此派因多向民间传道发展，于是又分出穴居龙门派，其特点是道士道姑入道不必离家住观，也可以娶妻生儿育女，可见其已经平民化了。

　　长春派。其祖师是刘渊然，因为刘曾得洪熙皇帝赐封“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人”称号，故以“长春”为其派名。主要在昆明一带流传，其派谱20字：

　　“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传正教，绍述仙踪”。〔38〕

　　此派特点是注重符箓，尚刻鬼邪，精于医术，为人治病。因此，深受广大社会人士欢迎和尊重。

　　除上述四派外，还有昆明的“三丰派”、“江西庙”等。

　　由上述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云南的道教已向民间平民化发展了，从而形成很多颇具地方特式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民间宗教组织，例如圣谕坛、青莲教、同善社、普缘社、洞经社、常斋教等。

　　四川的道教，由于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人口日减，宫观大部分被毁坏，道士也到处星散，直到康熙八年（1669）才有湖北武当山的全真道士陈清觉和其师弟数人入川，住在青城山的天师洞，后搬住成都二仙庵，创立全真道龙门派丹台碧洞宗。他们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以全真道龙门派教理为主，参与佛学和儒学，性命双修，明心见性，独全其真。全真道士奉行北京白云观道士王常月开创的“三坛大戒”，即“初中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当时道教的宫观所奉祀的神仙是三清（最高尊神）、昊天玉皇上帝（众仙之主）、三官（天官、地官、水官）、三皇（轩轩黄帝、伏羲氏神农氏，特重神灵）、老君（教祖）、五岳丈人（特有大神）、张天师（四川创教者）、李八百（古老神仙）、梓橦神（蛇神）、二郎神，等等。四川道教在斋醮活动中，使用的音乐有韵曲、吟诵曲、朗诵曲三种声乐和大乐以及细乐两种器乐。两乐相和，显得曲调幽雅肃穆，宗教气氛浓烈，世俗气息深沉。

　　明代湖南的道教是“武当道”，因兴起于湖北武当山得名，其开山祖师是张三丰。相传张三丰是踪迹不定的人物。他曾到过湖南，在今衡阳市东北的九仙观修炼，从此九仙观名声大显。一些古道观，在明代仍为道教胜地和道士修炼场所，也不乏骚人墨客游题咏其间，如南岳集贤峰下的黄庭观，享有盛名，余天溥、李凤翔、伍让等名士均有登游此观的诗篇传于后世。

　　湖南还有一些古道观，明代曾先后重建和增修，如武陵的神仙观，建于唐，洪武年间（1368—1398）重修；桃源的桃花观，建于晋，明代予以重修；临武的成仙观，始建于宋，元末毁于兵燹，天顺四年（1460）予以重建；宁远的九疑观，建于唐，洪武中重建；长沙寿星观，洪武年间（1368—1398）移建；宁乡的景德观，宋至和年间（1054—1056）始建，洪武中重建。

　　湖南各地新建的道观为数不多，远不如佛教寺院。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沙岳麓山上的云麓宫。成化十四年（1478），吉简王朱见浚就藩长沙，在岳麓山的云麓峰建云麓宫。嘉靖年间（1522—1566）复加修葺，并增植松柏、桐樟及篁竹千株；隆庆年间（1567—1572）募捐拓地，增建堂殿，凿石为柱，覆以铁瓦，前为关帝殿，中为玄武祖师殿，后为三清殿。云麓宫成为著名的道观，称道教72福地的第二十三洞真虚福地。此外，明代在湖南新建的道观还有：长沙北门内的真武宫，永顺的祖师殿，东安的清溪观，麻阳的玉华观，晃州（今新晃县）的紫极宫等。

　　清前中期道教在湖南大体处于式微趋势。前朝的一些著名道观，清初也有进行增修扩建的，如长沙云麓宫，康熙初年分巡道张璇曾予以增修，但大多数均未增修扩建，更未见新建道观。据《嘉庆湖南通志》所载统计，湖南全省各地道观共129处，只有佛教寺院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江西的道教在元代曾一度衰微。到明代才继续传道发展，对元至正十二年（1352）兵乱全部焚毁了的南昌万寿宫进行修葺和增建。正德十五年（1520）重建高明殿；嘉靖二十六年（1547）修缮；万历十年（1582）重建三清殿、三宫殿、山门、逍遥靖庐等。清代西山万寿宫兴废、修缮则更为频繁，有14次之多，康熙二年（1663）修正殿、谌母殿、三清殿，募建三宫殿、关帝殿、玉皇阁，此时该宫逐渐恢复旧观。干隆四年（1739）重修、重建望仙楼、偶来松下等胜景；干隆八年（1743）募建夫人殿；干隆三十四年（1769），真君殿、玉皇阁因火灾被毁，后又募建；嘉庆二年（1797）玉皇阁、真君殿、关帝殿又因火被焚，后又募建，并创建文昌阁；嘉庆八年（1803）募修山门，望仙楼等；道光六年（1826）火烧夫人殿，后又募建；道光八年（1828）募建真君殿、筑建院墙；道光十四年（1834）修缮玉皇阁；道光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35—1848），分别修缮谌母殿、夫人殿、文昌阁、关帝殿、三宫殿等，增建2座宝库；咸丰二年（1852），募建三座仪门。于是万寿宫香火不断，特别是每年农历八月，农民纷纷前去进香，成为南昌独具特色的重大宗教活动。

　　明清时期，福建的正统道教走向衰微与世俗化。福建的道教主要是正一道派，其最大的基地是 武夷山。因此，环山周围地区的道观比较多，据统计，明前期崇安县有道观43座，建阳县12座，欧宁县8座，松溪县6座，浦城县4座，寿宁县3座，建安县6座，共计82座。其中崇安县的43座大多数集中在武夷山风景区一带。但武夷山道派较复杂，许多是全真道派。而无论是哪一道派均处于式微状态。主要原因，一是朝廷缺乏经费支持；二是寺观田地赋税繁重。嘉靖四十三年（1564）规定寺观田租为六成，史称：

　　“巡抚谭论议就寺僧之田以十分为率，四分给僧梵僧（每亩输官差银八分），六分入官充饷（每亩输正赋银八分，加输充饷租银一钱二分，一赋一租共输银二钱），定为寺租四六之法。隆庆二年，巡抚涂泽民议将六分入官田照租估亩，征银二钱或到四钱，后僧徒告累，增减不一（通常在一钱二分左右）”。〔39〕

　　这种四六分成租，对福建道教打击极端沉重，几乎使所有道观的经费陷入困境。就算一向富裕的武夷山的一些大道观也难逃厄运。例如武夷山的冲佑观：

　　“旧设常住田在建阳县二十一顷，前期优复时，递相管辖，以充迎送。近此典不存，住持者咸称贷支费及田产入犹不足以偿负息。宫日益弊，弊而贫，贫而逋者多矣”。〔40〕

　　福建最富裕的道观情况尚且如此，其他道观的经费拮据就不在话下了。因此，道观因长年失修而成废观者不计其数，例如南平县的元妙观“国朝末，道流零落，观宇颓废”。〔41〕

　　明清时期，正当正统道教走向衰微之时，以关帝、城隍、三官、土地等民间祭祀和祈禳等实用道术的世俗道教则异军突起。世俗道教流行，神庙遍布城乡，人们顶礼膜拜道教俗神。特别祭祀关帝、城隍神、三官（天官、地官、水官）文昌、徐仙、瘟神等，更是盛极一时。尤其是对瘟神的信仰和祭拜更为普遍，且带有浓烈的道教色彩。在福建民间社会，奉“五帝”为瘟神，“凡近水依寺之处，多祀疫神，称为涧，呼之为殿，名曰五帝，与之以姓曰张、关、刘、史、赵”。〔42〕每逢五月初五神诞，举行隆重祭典，先后月余演戏娱禅。道光时（1821—1850）已日益变成民间宗教了。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伊朗商人从陆、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广州、泉州，然后再传入中国各地的。它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唐至宋元，是广泛传播期；后期的明清至近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稳步发展并形成中国特式的时期。在明代，回回正式形成民族共同体而信仰伊斯兰教。朱元璋在推翻蒙元统治过程中虽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建立明朝后，眼见伊斯兰教不反对明朝政权，加上帮助朱元璋建国立业的许多大将领均是回族，如胡大海、汤和、常遇春、邓愈、蓝玉、冯胜、沐英、冯国用等，都是武功显赫的名将，所以明朝对伊斯兰教采取优厚政策，宽容穆斯林（Muslin）教徒。

　　成化四年（1468），南京的回回军首领羽士大夫马黑麻等率领回回军队1000多人南下广东平乱，立下战功。之后奉命留守广州，分别驻节在大东营（今芳草街）、上东营（今越华路）、西营（今光孝路）和竹筒营（今解放北路）等四个戍卫据点。这些驻穗的回回军士及其眷属与原来在广州的蕃客后裔均信仰伊斯兰教。由于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的需要，逐步在军营驻地创建南胜清真寺、东营清真寺和濠畔清真寺，并从各地聘请一批阿訇（Akhund，教师）来寺主持教务。这样一来，在广州的南胜里、濠畔街、光塔街和小北湛家园等地周围一带地区，形成了四个回族穆斯林住宅区，时称“四坊”。各坊的穆斯林分别献金置产或献产给各坊清真寺作为活动经费，以便进行每年庆祝默罕默德和法吐玛圣女诞辰的活动。回族的教徒也共同集资，先后兴建绍圣堂、群英堂、康寿堂、长顺堂、顺成堂、颂寿堂、祝圣堂等。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发展，教徒也集资重建、修建和新建不少清真寺，作为穆斯林举行讲经宣教、培养教职人员和办理教务的场所。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重修、新建的清真寺有广州的怀圣寺、东营寺、濠畔寺、南胜寺；佛山的清真寺；肇庆城东的清真寺、城西清真寺等。

　　怀圣寺，位于今光塔路56号，始建于唐，元至正三年（1343）毁于火。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都御史韩雍主持重修；康熙三十七年（1698）、道光二十六（1846）、同治十年（1871）又三次重修。该寺坐北向南，入寺门后进甬道，迎面是看月楼，状如古城门，红墙碧瓦，重担平拱，拱门四开，贯通两廊庭阶；北面是大殿，门庭居中，四面雕栏环绕；外围有矮长廊，东西环抱；大殿南边的两翼，各有碑亭；大殿背面建沐浴室，东边建藏经厅，东廊后边有教长室。碑亭与东廊墙壁，有历代碑碣竖立。寺内西南角是光塔，一柱擎天，高36.3米，地平处塔身高27.79米，直径8.95米，塔脚南北各开一门，内有螺旋阶梯直上，盘遶塔心中轴，直通塔顶平台。建筑时塔顶有金鸡，可随风转动，标示方向，现已不存。

　　东营寺，位于今越华路小东营1号；南胜寺，位于今大南路112号；濠畔寺，位于今天濠畔街378号。三寺均建于成化年间（1465—1487）。肇庆市城东清真寺，建于明末清初，位于今端州区水师营路，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大殿是砖木结构，深13.6米，阔13米，该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干隆五十三年（1788）和道光元年（1821）三次重修。佛山市清真寺，康熙四十七年（1708）建，是由在佛山经商的江南各省穆斯林捐资兴建，后来当地的穆斯林迁到广州居住或回原籍，寺无人管理，遂于干隆四十八年（1783）折卖，所得银元280两分别赠送给广州的怀圣寺、濠畔寺、南胜寺、小东营寺。

　　广西的伊斯兰教大量是在明清时期从波斯、顺天（今北京）、四川、陕西、广东等地迁徙而来，并分布在广西各地聚居。明洪武十三年（1380），波斯人伯笃鲁丁的次孙白永龄携兄弟永清、永秀游宦粤西，后在桂林落籍，形成桂林白姓穆斯林的一支。明初，镇江府丹阳县人章宏道游学桂林到临桂县厄底村，任尹玛目，后移居永福县，形成永福穆斯林。永乐九年（1411），顺天（今北京）人张洪猷任广西中卫（侍官），落籍桂林，后形成桂林张姓穆斯林的一支。万历七年（1579），四川成都人氏马福肇，曾是朝廷命官，因家道中落，携眷经广东入广西，定居桂林，从而形成桂林马姓穆斯林一支。明朝阿拉伯人以布拉欣的后裔（陕西渭南人）以振宸（字简堂）为都指挥同知，征广西浔州、庆远“蛮民”有功，被封为义宁协戍，定居桂林，形成桂林以姓穆斯林的一支。明末，有穆斯林自陕西入百色和柳州定居。清代初年，陕西渭南李姓穆斯林到桂林讲经学并定居，形成桂林李姓穆斯林的一支。顺治九年（1652），河北人马昆岗遍游名山大川，后定居广西临桂县旧村，形成临桂马姓穆斯林的一支。康熙十三年（1674），被流放苍梧的傅宏烈因平定吴三桂有功，任广西提督，定居临桂旧村，形成临桂傅姓穆斯林的一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广东商人何德隆（号云溪）因经商入桂林，后定居桂林西关外，形成桂林何姓穆斯林的一支。清干隆初年，湖南衡州杨姓穆斯林，经商至南宁，后定居，形成南宁杨姓穆斯林一支。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田姓穆斯林从桂林迁入南宁定居，形成南宁田姓穆斯林一支。此后，许多穆斯林从桂林或柳州迁入南宁。

　　贵州的伊斯兰教是明朝传入。洪武十四年（1381），沐英、蓝玉，傅友德等率明军30万远征云南，当中有部分是来自江南和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后亦入籍乌撒府（今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和晋安州（今盘县城西北），有白、马、赛、沙、哈、纳、撒、凤八姓，据马氏族谱称：

　　“洪武十四年任命开国有功之将领傅友德、沐英、蓝玉统大军南征，我祖马能、马俊二公随傅、沐、蓝三将转战滇黔，屡建战功，直扺威郡，得守乌撒卫之职，世居威宁城内……明末清初，我九世祖鹏熬、钟灵二公始迁威宁城西三十里之杨旺桥，报领田地，建置园宅”。〔43〕

　　当时贵州的伊斯兰教，均属“老教”的“格底目”派，在教义上属逊尼派，教律上则属哈乃裴派。“格底目”，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尊古”，一被称为“老古派”或“尊古派”。他们坚持正统的伊斯兰旧规，反对标新立异。教派组织比较松散，实行互不统率的“教坊制”，各教坊自成一体，互不干涉。教坊也称寺坊，实际上是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聚居区，凡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穆斯林都同在一个清真寺举行宗教活动，并归这个清真寺的掌教管辖，与其他教坊没有隶属关系。教坊设有由乡老组成的董事会掌管，在教务上设有“伊玛目”、“海推布”和“穆安津”三种教职。“伊玛目”即掌教，由董事会聘请，是清真寺的最高宗教领袖，负责率领穆斯林进行礼拜、讲经及传教活动，并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后来改称“开学阿匐”。“海推布”即教经，后来改称“二阿匐”，职责是讲经授课，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代行“开学阿匐”的职权。“穆安津”，后改称“玛金”，其职责是传呼穆斯林们到清真寺做礼拜。“开学阿匐”的任期各地不一，一般是一年一任，也有两年或三四年一任的，期满后即在开斋节或占尔邦节后辞职，如果教众挽留且本人同意，可继续留任。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所以贵州的伊斯兰教教徒十分注重建立清真寺，据看到的资料，最早建立清真寺的是洪武年间（1368—1398）的威宁马撒营清真寺，规模宏大，可惜咸丰年间（1851—1861）毁于兵火。万历三年（1575）建威宁杨湾桥清真寺；明清之际建威宁下坝清真寺、马家屯清真寺、白碗乡凉水井清真寺等。

　　云南的伊斯兰教是洪武年间（1368—1398）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兵进军云南时，军中大量回回士兵落籍云南而传入的，据史料记载，在今昆明以西的楚雄、顺宁、保山、腾冲、大理、巍山；昆明以南的河西、华宁、王溪、蒙自、临安、石屏、开远、曲溪；昆明以东的寻甸、沾益、曲靖、嵩明等地，均有回回的聚居点。现存于晋宁县城郑和公园所立的礼部尚书、大学士李志刚为郑和父亲所写的碑文《马哈只碑》，是我们瞭解明代云南伊斯兰教情况的珍贵史料。该碑为红砂石质，高1.6米，宽0.93米，额呈半圆形，上篆刻有“故马公墓志铭”六字。碑正文14行，每行28字，共392字。碑文记述：郑和父亲和祖父都是哈只。“哈只”是对能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的尊称 ，凡有“哈只”称谓的“乡俗不复称其名”。碑文记载了郑和的父亲和祖父都到过麦加朝觐，文字简略流利。说明郑和也是伊斯兰教家庭出身。

　　到了清代，云南的伊斯兰教进入向地方化、社会化演变发展阶段。这一演变是伊斯兰教从明代注重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延续，转变为注重宗教理论学说的研究，于是出现了云南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制度和云南学派的形成。

　　云南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起于清初，后来经经学大师马德新、马联元几代人的不断创新和推进，到清末达到极盛。从而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三大中心之一，并由此造就“云南学派”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伊斯兰教将经堂教育视作一种宗教的教育制度，是以明朝中叶由陕西咸阳知名阿訇胡登洲（1522—1597）首倡开始的。而经堂教育在云南兴起则是清初。开始时，云南经堂教育并未形成系统的规章制度，仅仅是照搬《古兰经》，到了光绪年间（1875—1908）才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第一，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从早期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传授为主，逐步实行“中阿文并重”的双语教学与方法，第二，学制方面，从早期无学制到初具学制规模，逐渐形成由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体制。经过创新的经堂教育，在云南培养一批钻研伊斯兰教的学术人才，导致“云南学派”的形成。从看到的史料知道，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自明朝中期兴起之后，逐渐形成了陕西、山东两大学派。其中陕西学派秉承中国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学说，特点是精而专，专授主学（教义学），注重研究宗教哲学，以讲授阿拉伯文经籍著作为主；山东学派由胡登洲四传弟子“周老爷”晚年的学生常志美创立，特点是博而熟，兼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教义。云南学派（或云南支派）源于陕西学派，由“周老爷”的学生、云南大理下关人马德新创立，后经马联元等人继承发展而自成体系，兼有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特点，开创汉文、阿拉伯文并授的“中阿并授”制度，幷兼授波斯文，首倡经典教义和汉文书籍并授的“经书并授”制度，注重教材的多样化和系统化，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学制体系。这对全国伊斯兰教的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湖南的伊斯兰教于明初由南京、北京等地的回回人从军征传入，幷且主要落籍于常德和邵阳两个军事战略要地，于是后来常德和邵阳成为湖南的回族、维吾尔族两个较集中的聚居区，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明、清之际，又有不少回族由于经商等原因进入湖南，使湖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日益增多。据记载，洪武五年（1372），回回军进驻常德，伊斯兰教即开始传入常德地区。当时称“天方教”、“清真教”。永乐二年（1404），在常德县境石门桥镇八斗湾村，首建清真古寺。清代又陆续在伍家堰、段家溶、官沟坪、西庄坪等处建造清真寺。康熙年间（1662—1722），穆斯林在长沙城西三王街始修清真寺，称为清真古寺。后又在三兴街建清真客寺。

　　四川的伊斯兰教在明清时期有较大发展，据《成都通览》记载，仅成都市就有皇城清真寺等九座，穆斯林2594人。四川的清真寺大多带有当地寺观的地方特色。其建筑内部主要包括礼拜殿、望月楼、宣礼楼、洗净室、诵经室等。礼拜殿坐西向东。拜月楼圆顶或尖塔上有弯弯的新月标志，象征伊斯兰教开创了新的文明。清真寺殿堂清洁肃穆，无塑像。按照《古兰经》讲，伊斯兰教称其信仰为“伊玛尼”。其五大基本信仰是：信真主，相信安拉是惟一的神；信天仙，亦称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四川穆斯林严格奉行“五功”，简称念、礼、斋、课、朝。按伊斯兰教拜功的古俗，每日要作五次礼拜（即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但人数最多的是主麻日聚礼，即星期五午后举行集体礼拜，时间与“晌礼”相同，穆斯林在参加礼拜前必须沐浴净身。领拜人在集体礼拜时站在前列称“伊玛目”，聚礼之前必须念“虎图白”（用阿拉伯语诵经）。其余经师通称阿訇。

　　四川省阆中市的巴巴寺，是伊斯兰教嘎德林耶派的一个圣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沙特阿拉伯麦加人华哲阿卜董喇希（即西来上人），从甘肃、陕西前来阆中传教，他归真后安葬于此，“巴巴”即祖师之意。其大殿名为久照亭，外体四方形，内体顶部为苍穹八方形，分内外两室，外室设丝毯跪垫，供人朝拜；内室即西来上人墓室，由甘肃河州、陕西汉中的穆斯林轮流来此守墓。

　　江西的伊斯兰教见诸文字记载不多，只是从1952年在南昌市进贤门外发现的一块回民义坟区的墓碑刻有“西域顺回马□□”字样，并有生殁年为“万历年间”（1573—1620）。仅此说明，江西最早的伊斯兰教传入是明代末年。〔44〕后来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集居于顺化门内外的梢瓜池、槐树巷、羊子巷一带。此地段内的教门巷，因伊斯兰教民较集中而得名。南昌的第一座清真寺，即立在教门巷内。道光元年（1821）又建醋巷清真寺（称古寺或古坊）。以后，安徽等地回民有在赣任官职或经商者，离任后与家属定居南昌。随着南昌穆斯林人口增多，又在下水巷建立一座清真寺（称客寺、客坊），并在下三益巷建立女清真寺，供穆斯林妇女参加集体宗教活动。南昌仅有四处清真寺，可见江西的伊斯兰教并不兴盛。

　　福建的伊斯兰教也不很发达。因为朱元璋是驱元得天下的，所以自然有排斥异族之心理和政策。他恶于蒲寿庚有倾守导元之罪，下令禁止蒲氏子孙读书入仕。蒲姓在泉州穆斯林中是一巨族，既然子孙不能读书入仕，加上泉州地区此时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急剧下降，所以蒲姓家族穆斯林隐姓埋名，由泉州迁往福建省的晋江、南安、厦门、同溪、同安、漳浦、福州等地；更有迁往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浙江的黄岩、嘉兴；山东的临清；以至山西、陕西等内地。据陈支平、郑振满教授研究，距泉州城南约20多里的晋江县陈埭乡13个自然村，有1.6万人是丁姓回族，号称“万人丁”。据其族谱记载，就是从泉州星散后改姓丁的：

　　“我祖自节斋公而上……不知其所至也。嘉靖丙申（1536），伯父出所藏毅祖手书见示，……番地番语，难于史册记也。其起曰：“赛曲赤·胆思丁，回回人”。〔45〕

　　在与泉州后渚港相望的惠安县白奇、里春、莲埭、下埭、大山、吉甫、后海、岙厝、斗门头、田吟、山兜等11个自然村，居住着1.2万姓郭的回族人，亦是阿拉伯的改姓后裔，其家谱记载：郭德广于元末“督糈来泉”，因为“干戈抢剧”，乃“纳室于泉”，居法石，蕃衍子孙。法石发现刻有中、阿两种文字的“晋坡庭惠白奇元郭氏世祖坟墓”墓碑曰：

　　“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46〕

　　译为汉文是：“伊本”是父系世家；“库斯”是“郭氏”；“德广贡”，即“德广公”，今法石还有二、三户郭姓祠堂，与白奇村等郭姓同宗；纳姆是姓。

　　除了丁、郭姓外，还有从泉州内迁改姓为马、金、黄、杨、铁、葛、夏、米、闪等姓的。他们与当地的汉人已经融合，习惯于汉人的各种风俗习惯，终于成为既区别阿拉伯族又区别于汉族的新回族。可以说，今天福建的回族是明清时期穆斯林汉化的结果。虽然如此，但这些回族人仍然信奉伊斯兰教。

　　上述外国伊斯兰教徒居住的泉州附近地区，他们死后均葬于比较集中的墓地上。现在保存完好的泉州伊斯兰教墓地就是一例。该墓地有200多方伊斯兰教墓碑，墓碑主人有来自也门、哈姆丹、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布哈拉、花拉子模、大不里士、贾杰秀姆、崔拉桑、伊斯法罕、古兰尼等国家和地区。他们之中有伊斯兰教的长老、传教士，有将领和商人等。

　　四、天主教

　　基督教三大教派传入中国的时间各不相同。但在其尚未分派之前曾两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贞观九年（635），由基督教聂斯脱里派（Nestorianism）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传入新疆，唐朝人称景教，至会昌五年（845）便销声匿迹了。第二次是在元朝至元三十年（1294），由罗马教廷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Mont Govino）传入中国，并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当时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Arcoum），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而再次消失。第三次是16—19世纪，分裂后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Sacerdotes）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东正教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和基督教新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传入中国，并延续至近代。

　　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传入中国，是以耶稣会士传教为滥觞。如上所述，基督教分裂为三派后，为了挽救罗马教皇的危机，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Lgnatius de Loyola）于1534年8月15日，在法国与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旨在向新航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寻求新教区的传教团体，名曰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1540年9月27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Paulos III）颁发命令：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第二年4月13日，任命罗耀拉为第一任总会长。他非常积极支持耶稣会士到东方传播天主教。时适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III）向教皇申请委派传教士与新任果阿总督同行，于是教皇将此事委托罗耀拉。罗氏即派沙勿略为“教廷远东使节”随总督同去果阿。他于1541年7月由里斯本出发，次年5月6日到达果阿。1542年，沙勿略由阿果去马六甲，后又在日本逃犯安日禄（Anjiro）陪同下，于1549年8月15日到达日本沿海的鹿儿岛商埠。但当他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时，他认为要在日本传教的法子就是先去“感化”中国人，因为中国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他回到果阿后，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计划，获得批准后，于1552年4月14日离开果阿前来中国。8月到广东省台山县的上川岛，曾设法与中国商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带他到广州传教，费了不少周折仍遭到拒絶。后来，他花了200元钱雇佣了一只小船，企图秘密驶入广州，也未能如愿。到了12月2日晚上，他突然患疟疾病，发高烧不退，终于12月3日躺在一块大石上死去了。一个曾经到过果阿公学读书的中国人叫安多尼的为他料理后事，将其尸体运往果阿埋葬。后来天主教传教士称他为“远东开教之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