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会合的广东（广州）不仅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而且是随着贸易全球化而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

　　随着16—19世纪初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欧美的传教士也随着商船纷纷而来广州进行传播宗教的活动。而宗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基督教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因此，此时期外国传教士到珠江流域传教，也包含了文化交流的内容。传教士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者。

　　一、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群体

　　明代中叶（16世纪中叶），随着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天主教在中国获得布道的新机会。此就是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入中国。首先是传入澳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广东省，然后逐渐传入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以至云南、贵州和四川。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天主教耶稣会士纷纷随葡萄牙商船来到澳门开展传教活动。1562年，皮莱士（Pérez）和代宰拉（Emmanuel Teixeira）来澳门定居，由耶稣会士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任主教传播天主教。首先是澳门居民在澳门洗礼入教，其次是珠江三角洲各县居民每年一次到澳门受洗入教。但是耶稣会士并不满足在澳门和珠江三角洲传教，而是以澳门为据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广泛的传教。于是决意派出熟悉中国语言的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巴范济（Franciscus Passio）龢利玛窦（Mattieu Ricci）四名意大利籍会士来中国传教。此四人来澳门后，采用中国姓名。范礼安长期住澳门，1606年在此去世。巴范济忙于去日本传教，也于1612年死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只有罗明坚龢利玛窦两人。1582年12月18日，罗明坚得两广总督陈文峰批准，经广州进入肇庆居住在天宁寺传教，此为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之始。但为时不长。罗明坚又回广州，并到广西桂林、浙江绍兴传教，1588年回国，1607年去世。所以，真正进入珠江流域地区以至中国内地开展传教并取得成功的是利玛窦。利玛窦于1582年8月7日来澳门，先是在澳门“学华语，读华书”，而且很快学会中国语言，于1583年9月10日陪罗明坚到肇庆，仍住天宁寺开始传教活动，至1589年8月，吸收了天主教徒8人。但是后来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心想购买利玛窦建造的僊花寺天主教堂为自己的生祠，虽然几经周折，但利玛窦还是只好于1589年8月15日偕麦安东（Antoio dAlmeida）离开肇庆，经三水逆北江而上，前往广东北面的韶州（今韶关市）建造一座中式教堂和寓所，来往于南雄、英德等地进行传教，先后接纳6人入教。到了1592年2月，因为韶州的教堂和寓所遭到抢劫和破坏，利玛窦被迫于1595年4月18日离开韶州，经南雄过梅岭到江西的南安，扺吉安、南昌到南京定居，然后来往南昌和南京进行传教。最后于1598年9月离开南京北上到达北京传教。由于利氏顺应中国礼俗，利用中国语言传教〔1〕，所以能够打开传教局面，取得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成功。于是耶稣会前后约有472名会士入中国内地传教，其中到珠江流域地区传教的会士38人（详第四节）。

　　以上这些外国和中国的天主教士，加上1807年（嘉庆十二年）9月8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arrison）来广州、澳门传教及中国教徒梁发、蔡高等人在广州、高明、江门、高州等地传教等，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他们很多人都拥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钻研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通晓中西语言文字，互相翻译中西著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者。加上明清时期，中国一些统治者如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皇帝，抱有开放思想和取长补短的宗旨，利用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人才，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一些耶稣会和基督教新传教士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向欧洲西方国家介绍中国文化，刺激了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展；同时他们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两者互相碰撞，互相切磋，互相吸收。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珠江流域地区各省特别是广东首先得风气之先。

　　二、西学东渐珠江流域地区

　　如上述，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广东及珠江流域地区传教，从而使中西文化发生更大规模的、更直接的和更具实质性的接触和碰撞，成为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诚如文化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指出：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大，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2〕

　　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正是以澳为中转枢纽而向珠江流域地区传入后发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其中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为第一人。正如台湾学者方豪先生研究指出：

　　“利玛窦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干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3〕

　　1．天文学和历学。

　　中国的天文学和历学历史悠久，很早就有“浑天仪”和历书。但中国的历书需要每年制定，不够科学。利玛窦入肇庆、韶州传教，制作更科学的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和报时器等，并让人们参观这些仪器，向广东民众介绍天文科学知识，是为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之始。同时，利玛窦又于1605年翻译出版了《干坤体义》（ Sphaeram Josnmes de Sacrabosco Commentarius ）天文学专著。此书上卷详细介绍了“日月地影三者定薄食，以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4〕中卷阐述“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和“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科学知识。利氏还着《经天略》一书，将西方国家已测定的诸恒星编成歌曲，便于中国民众背诵和掌握。继利氏之后，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等又从理论上论证“地圆地小之说”；〔5〕阳玛诺（Emmanuel Diaz）又于1615年着《天问略》一书，进一步论证地圆之说。在利氏等天文科学知识影响下，当时李之藻着《浑盖通宪图说》一书，更具体地介绍“地圆”、“地动”理论，使中国首次冲破了传统的“天圆地方说”。正如刘献廷所说：

　　“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开始知之”。〔6〕

　　在西方天文学传入后，崇祯皇帝于崇祯三年（1630）命礼部尚书徐光启为监督、李之藻为副监督（后因李病由李天经督修），组织李之藻和耶稣会士邓玉涵（Jearl Terrenz）、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蒋友仁（Michel Benoist）、罗雅谷（Ja-cobusRho）等人，在北京宣武门内的“自善书院”成立“西局”，修改历书，至1633年完成，定名为《崇祯历书》130卷，又名《西洋新历法书》。该书集西方文天学和历学之大成，采取欧洲近代科学方法编成，并运用了哥白尼（Nicoluaus Coppernicus）着《天体运行论》一书的资料，纠正了元代郭守敬制定《授时历》的误差，是一部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2．数学。

　　上述利玛窦译著《干坤体义》一书的“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圜椭圆互相容较”。此是西方近代数学传入中国之始。〔7〕1607年，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欧几里得（Euclidis）所着《几何原本》（ Elementornum-Libri ）六卷，“卷一论三角形，卷二论线，卷三论圆，卷四论圆内外切，卷五、六俱论比例”，〔8〕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近代数学的最基本内容知识。1607年，利氏和徐光启合译《测量法义》一书，介绍了勾股、测量知识。1608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笔译《圜容较义》（ Tattato della Figura Issperimetre ）一书，阐述圆的外接。1613年，利氏口授、李之藻笔録《同文算指》（ Epitome Arithmeticue Practicae ）一书，阐述比例、级数、开方等知识。接着利氏和徐光启合着了《测量异同》、《勾股义》两书，详细地阐释三角学的知识。

　　 继利氏之后，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于1631年着《几何要法》、邓玉涵（Joannes Terrenz）于1630年着《大测》，罗雅谷（ Jacobus Rho ）于1630年译著《比例规解》等著作先后出版发行，对推动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详第八节 ）。

　　3．物理学。

　　利玛窦入肇庆传教时，曾带来自鸣钟和望远镜。1620年，汤若望又带来新式望远镜，并于1626年用中文着《远镜说》一书，详细地向中国介绍瞭望远镜的原理、性能和制作工艺，是为近代光学传入中国之始。自此近代机械技术传入广州，广州工匠即按利玛窦自鸣钟的原理仿造自鸣钟。1627年，由耶稣会士邓玉涵口授、王征笔録着《远西奇器图说》（简称《奇器图说》），在北京出版发行。这是向我国介绍近代物理学知识的第一本著作。全书三卷，分别介绍重心、比重、扛杆、滑车、螺旋、斜面、起重、引重、转重等近代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书中所载，皆裨益于民生。”〔9〕在工程物理学的水利学方面，熊三拔于1612年着《泰西水法》六卷，集西方国家近代水利工程学的精粹，首次向中国介绍水利科学的“吸水蓄水之法”，〔10〕影响很大。徐光启研究了熊氏本书后，结合中国原有水利知识和实践经验，于天启五年至祟祯元年（1625—1628）撰写完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其中卷十二至卷二十的水利部分，皆依据《泰西水法》，但更系统、更通俗介绍西方国家有关修筑水库的技术和方法，创立中国近代水利科学。到了1634年，邓玉涵将一副望远镜送给崇祯皇帝，中国的物理学术界为之震动。

　　1740年，干隆帝委托意大利耶稣会士、宫廷画师郎世宁设计，由法国会士蒋友仁监制，清廷宫匠师制作了融合东西方风格的“报时喷泉”（力水钟）共12个。12个水力钟是按十二生肖动物铸造的人身兽首象。头部为铜质，身躯为石质，以盘坐之态作双半月形分列十二个时辰，口中轮流喷水报时。每于正午时分，十二个动物铜象口中一齐射喷水柱，蔚为壮观。这种水力钟的原理应是仿自鸣钟。铜象铸工精细；兽首上的初纹和绒毛等细微之处均清晰逼真。铜首所用之铜料是清廷精练的红铜，外表色泽深沉，内藴精光，经历数百年而不锈蚀，堪称一絶。可惜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的十二生肖水力钟被偷走，1900年八国联军又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使之被彻底破坏，十二生肖铜首一直下落不明。直至2000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北京保利集团以每尊价1500美元购买了流落在美国民间作浴室装饰的牛、虎、猴三个铜首象；2003年澳门富商何鸿燊购得猪首象，2007年又以6910万港币购得马首象。现回到中国保存有5个兽首铜象，还有龙、蛇、羊、鸡、狗、鼠、兔等仍散失不知下落。而2009年2月25日，佳士得法国公司在巴黎拍卖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持有的兔、鼠铜首象（见右图），也是圆明园的十二生肖铜首象的两尊。贝尔热和佳士得拍卖行不顾中国国家文物局致法国佳士得撤销拍卖的信函和要求，和中国律师向法国法院提出要求停止拍卖鼠首、兔首铜象文物拍卖的诉讼请求，竟然于2月25日以2800万欧元的天价拍卖了此两尊文物。这是佳士得拍卖行违背相关国际公法的精神和文物返还所属国家的国际共识。这种做法严重损誉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龢民族感情。

　　4．西医药学。

　　西医和西医药学传入广东和珠江流域地区，是以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为张本的。1568年，耶稣会卡内罗（Melehoir Carneiro）来澳门传教时，计划集资在广州开办一所癞医院，但未得明政府批准。第二年，他先在澳门“开设一座医院，
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11〕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这座医院称拉法医院（Hospital de Rafael ），俗称白马行医院，地址在今葡萄牙驻澳门总领馆处。该院分内、外两科诊疗医病，看内科者除诊脉外，还以玻璃瓶盛溺水验其色，以识其病根；所用药皆露汁，是为西医药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十分赞扬这种西药，说：

　　“西国用药法，……所服者皆药之精英，能透入脏肺肌骨间也”。〔12〕

　　看外科者，“有安哆尼，以外科擅名”，所用“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汕、桂花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13〕很受市民欢迎。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纷纷把西医学知识和理论介绍到广东和珠江流域地区。1594年，利玛窦撰写《西国记法》一书，其中在《原奉篇》中，论及人脑神经知识，“记月含之室在脑囊，盖胪后枕竹下为记月含之室”，〔14〕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艾儒略（Julius Aleni）于1610年扺澳门，1613年入内地传教，着有《职方外纪》五卷和《性学觕述》八卷，均涉及医学内容。毕方济（Frarlcesco Ssmbiaso）于1623年口授、徐光启笔録着《灵言蠡勺》二卷，涉论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等医学知识。邓玉涵于1621年扺澳门，在澳门行医，曾解剖日本Yme Xie神父的尸体，是为西医生在中国首次作人体解剖实践。后来他与龙华民、罗雅谷合译著《人身图说》，进一步阐释人体解剖的医学理论。穆尼阁1643年经广东到江苏、浙江传教，并口授薛凤祚着《天步真原》三卷，涉及天上星辰变迁与人体疾病的部位、性质等关系。傅汛际（Franciscus Eurtado）在其着《寰有铨》和《名理探》两书中阐述了心脏和视觉之功能、大脑的作用及人之四体液的关系。卫匡国（Martinus Matini）来华传教后，着有《真主灵性理证》一书，介绍人体骨骼数目及人体生理功能等医学生理基础知识。

　　在西医学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多多少少接受了西医学的理论。例如方以智所着《医学会通》一书，涉及西医理论；《物理小识》卷三，引用了汤若望《主制群征》的“血养筋连之故”的西学识：

　　“血者资养之料也。血以行脉，脉有总络，络从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渐分小脉，至细微，凡内而脏腑，外而肤肉，无不贯串……从心出者亦有二大络，一上一下，分细周身，悉与肝络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此专导引热势及生养之路耳。心以呼吸进新气，退旧气，直合周身，脉与之应。少间不应，辄生寒热。诸症医者心从三部跃动之势揣之，病源盖以此也”。〔15〕

　　这显然是方以智盖论肝血、心血供应之理论来解释中医诊脉于三部九候之理。可以看出，方以智堪称中西医会通思想的启蒙者。金声更精西医，他着《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等书，对西医学的推广贡献良多。

　　到了清朝，由于耶稣会士医生罗德士（ Phocdles ）用金鸡纳霜（ Cinchona ）等西药医好康熙皇帝所患的疟疾、心悸、唇瘤等病。此后西医传入中国形成高潮。康熙皇帝派人到广东和澳门邀请传教士医生到北京入宫充当御医。三十年间共有罗德士等20人入宫充当御医。而葡萄牙等外国人为讨好康熙皇帝，亦不断将西药如苏合油、乳香油、止痛膏、鼻烟等送到北京供宫内皇族、官员等享用，甚受欢迎。特别是1796年英国人琴纳（ Jenner ）从中国人痘接种防天花医术得到启发，发明牛痘接种防天花医术传入珠江流域各省以至中国各省内地，更受广大民众称赞和欢迎（详第八节）。

　　5．地理学。

　　利玛窦入肇庆传教时，带来一幅《万国舆图》挂在卧室，知府王泮见状，喜其绘制之精巧，请利氏译为中文，以便印行。利氏即将西文地图重新摹绘一幅，注上中文，名曰《山海舆地全图》。此是西方文艺复兴地理学和地图学传入中国之始。后于1598年修改，在南京翻刻印行十二次，影响极大。正如当时利玛窦所说：

　　“世界地图已传遍各地，这确是他们不曾听见过的，连想也不会想到的。已经翻印十次以上，中国学者与显贵无不争相传阅，着文称赞和加以翻印”。〔16〕

　　此后，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于1611年经澳门入广州，1613年由广州到北京、上海、扬州等地传教，于1623年在杭州出版其着《职方外纪》六卷，卷一绘有《万国全图》、《北舆地图》、《南舆全图》、《亚细亚全图》《欧罗巴图》、《利未加图》和《南北亚墨利加图》，然后分洲阐明各地区和地理概貌，分“亚细亚总论”、“欧罗巴总沦”、“利未加总论”、“亚墨利加总论”；卷六为“四海总论”，其解说比利玛窦的《万国舆图》更为详尽。另着《西方问题》两卷作为补充。  

　　1602年，利玛窦入北京后，为迎合神宗皇帝的心意，测量了南京、杭州、北京、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特别绘制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该图尺寸为366cm×152cm，把中国画在中央，神宗十分满意。此为中国有近代世界地图之始。全图按地球经纬度制作，将世界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加、南北墨利加、墨瓦蜡尼加）和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地理科学知识详细地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周知世界大势，扩展全球眼界，该图的一张为日本一位收藏家所存，2009年10月，美国詹姆斯·福特·贝尔信托会以100万美元购得，藏入明尼苏大学贝尔图书馆。2010年1月12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无数专家学者龢民众前往参观。

　　6．农业科学。

　　16世纪以降，西方农业科学随耶稣会士传教而传入珠江流域地区和中国，除上述从工程学角度所述的水利学外，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农作物品种引进广东以至全国影响最大。例如番薯品种，原产地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1492年新大陆发现后，逐渐传播到欧洲和东南亚国家播种。到明万历十年（1582），由广东东莞县到越南经商的陈益率先带回番薯种，在其家乡虎门小捷村（今梁屋）种植，获得成功，然后传入内地播种。其族谱记载此事甚详，云：

　　“万历庚辰（万历八年），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指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会，辄食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地多产异器，造有铜鼓，音清亮，款制工古，公摩挲抚玩弗释，寻购得，未几伺间遁归。酋以夹物出境，麾兵逐捕，会风急帆扬，追莫及。壬午（万历十年）夏，乃扺家焉。先是邻蠡卢其武断乡曲，公赏排击其恶，卢衔之，阚公归，摭其事，首白当道，时航海关防严肃，所司逮公下狱，定庵公（指陈益兄陈履）方转部郎，闻报大骇，适同谱御史某奉命巡按东粤，诣诉状。扺任，首择释之，初，公至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闲物，栽种花坞，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嗣是种播天南，佐粮食，人无阻饥。……公置莲峰公（指陈益祖父陈志敬，号莲峰）墓右税三十五亩，招佃植薯。遗嘱岁祀以薯荐食，历代遵之”。〔17〕

　　由于番薯适应性强，能耐旱、耐风、耐瘠，病虫害少，宜于旱地山地种植，所以陈益在东莞试种成功后，很快传到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各地种植。至清代前期，除了新疆、西藏、内蒙、东北等地外，关内各省均已广泛种植番薯了。因为番薯产量高，“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18〕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19〕其他地方也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流传。

　　与此同时，西方的蔬菜品种也纷纷传入广东以至内地种植，例如辣椒“大约明末清初由南美洲传入广东，辗转传入中原”。20〕木瓜原产地墨西哥，于明末清初传入广东；番茄原产秘鲁，“约在1621年葡萄牙人将番茄传到中国”；〔21〕南瓜原产美洲，在明中叶传入中国；马铃薯原产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于顺治七年1650）前后由荷兰引入台湾种植，等等。这些蔬菜品种的引进和种植，对于明代广东以至中国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7．语言文字学。    

　　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不采用字母拼音方法。耶稣会士为瞭解决学习中文和华语不易掌握的困难，利玛窦和罗明坚于1585年编写了一本《葡华字典》（原名《葡汉对照词表》），运用罗马字母拼音方法，在每个中文字旁边，注上罗马字母拼音，以见其字即能读其音。这是以西文字母注音汉字之始。利、罗两氏所注罗马字母拼音，共26个声母，4个韵母，4个次音和5个字调符号。每个中文，注有声、韵两字母，标明清平、浊平、上、去、入五声符号，〔22〕全书收録葡文词条6000个，译成汉文词条5461个，很方便西人学习掌握汉语。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着《西字奇迹》一书，是以系统拉丁字母拼音汉字之始。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1625年着《西儒耳目资》三卷，是更系统地运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全书分三编，第一编是《译引首谱》，第二编是《列音韵谱》，第三编是《列边正谱》。其编排是按形、声、义为序，“首册言文字学，及译者之大意；次册是依字之音韵，排列华字；末册是从字之边画排列华文，而以西字拼其音”。〔23〕本书不仅是便于欧洲人学习中国汉语，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方以智着《通雅》一书，其中《切韵声原》一章所附的音韵图表，四次直接引用《西儒耳目资》。民国初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等语言学家，倡导以罗马字母拼音方法来注音汉字，与《西儒耳目资》的罗马字母注音汉字不无关系。

　　8．美术学。

　　利玛窦初扺澳门、肇庆时，在教堂内悬挂着两幅手抱婴儿的天主圣母像和一幅天主像的油画（Oil Paiting），并于1600年入北京时作为礼物送给明神宗，此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作品。罗明坚在广州时，亦将意大利的美术印刷品公开陈列，任人参观。这些美术印刷品不特印工奇异美妙，而且装订堂煌，内中生动的图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吸引了无数的中国观众和画家参观。以后，耶稣会士又将西洋的雕版画带入中国，如程大约墨苑中私人收藏的四幅西洋宗教画就属此类。1629年，会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着《睡画二答》一书，宣传西洋画及雕版之艺术方法。时人顾起元将这些西洋宗教画与中国画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西洋画是一种以透视方法作画，具有中国画不同的优点和特点。他向利玛窦请教，利氏回答他，说：

　　“中国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平正，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象者皆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24〕

　　这就是西洋画立体感强、人物栩栩如生的奥妙。入清以后，耶稣会土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南怀仁、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等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郎世宁还口授、由数学家年希尧撰写了《视学》一书，向中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洋画透视法的知识和技术。〔25〕此后，中国画家有鉴于西洋画“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绘事所不及（《帝京景物略》）”的情况，十分注重研究和吸取西洋画的优点，运用透视法和中国画的传统画法结合起来作画，使中国美术别开生面。例如，明末福建人曾琼采用西洋透视法作画，重墨骨而后敷彩加晕染，使得画照传神，独步艺术，形成了江南画派的写实手法。

　　9．音乐学。

　　西洋音乐之传入中国，也是以耶稣会士经澳门传入广东以至内地伊始的。王临亨记述：

　　“澳门夷人，……制一木柜，中寅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拨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26〕

　　当时澳门的教堂还流行一种演奏风乐的风琴，十分悦耳好听，史称：

　　“三巴寺楼有风琴，藏革椟中，排牙管百余，联以丝绳，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鸣鸣自椟出，八音并宣，以和经呗，甚可听”。〔27〕

　　还有利玛窦在肇庆、韶州传教时，带有西琴一张，其结构“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线七十二，以金银式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28〕他到北京时亦作为礼品呈送给明神宗，还特意谱写《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宗对西琴甚感兴趣，特派乐师四人学习弹琴。利氏还送给神宗一种“其制异于中国，用钢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的铁弦琴。除利氏外，会士徐日升（Thomas Peveyra）、德格里（Theadoricus Pedrini）等亦精通西洋音乐，并向中国极力传播。

　　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康熙皇帝派人到澳门邀请精通西洋音乐的耶稣会士德里格（Theodoricus Pedrini）到北京入宫教授皇子学些西洋音乐乐理，介绍西洋五线谱的唱法和编写。又在三十八年（1699）在宫中建立一个小型的西乐团，由徐日升任首席乐师，在宫中演奏西洋音乐。干隆二十五年（1760），意大利耶稣会士组织一个西洋乐队在宫中演奏，演奏当时风行于罗马和欧洲的皮契尼的歌剧《赛乞娜》Cecchina），深受宫中达官贵人、皇族欢迎。

　　以上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经澳门传入广州、肇庆、韶州和珠江流域各省的最终表现形式，则是反映在耶稣会士所撰、译的各种著作中，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时，耶稣会士所撰、译的各种著作共达102部之多，清朝前期85部。

　　三、中学经珠江流域出海西传欧美国家

　　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随商船沿海路东来广东以及中国各地的西方国家耶稣会士，十分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儒家哲理，于是中国古典经籍、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科学技术、工艺美术、音乐曲艺和风俗等优秀文化西传欧美各国。使中国文化流行欧美国家，传诵一时。并激起欧洲国家知识分子的“中国热”，产生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欧洲人研究汉学（Sinology）顿时兴起，出现了研究汉学的组织。使汉学在欧洲各国文化学术界中蔚然独树一帜。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欧洲国家广为传播，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1.儒家哲理对德国近代古典哲学的激荡。

　　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经澳门到肇庆、韶州、广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非常重视研究儒家的哲学，崇拜儒家的自然神观，并向欧洲国家介绍。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于1681年着《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orum Philosophu）一书，分四部分：一、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二、论原书之历史及要旨；三、孔子传；四、《大学》、《中庸》、《论语》译文。接着，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着《中国哲学》 （Philosophu Sinica）和翻译《四书》、《孝经》、《幼学》等书，向欧洲国家介绍自己研究儒学的心得和体会。18世纪中叶，德国会士魏继晋（P. Florianus Bahr）编辑出版了一本《德汉字典》，有助于德国人学习汉字。

　　真正把儒学引进德国而创立德国古典哲学的是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他虽然未到过中国，但他深受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对中国儒家文化十分感兴趣。1687年前，他阅读过孔子、老子的翻译著作。1689年，他在罗马游览时邂逅在中国担任过钦天监的意大利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等人，以后从与他们的通信中获得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从此，他发奋研读儒家经典译著与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如柏应理着的《中国之哲学家孔子》等。然后根据这些著作提供的资料，于1697年编辑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全面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儒家文化。他高度赞扬中国文化的伟大：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过欧洲哲学的：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于是，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29〕

　　莱布尼兹极力吸收儒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吸收老子关于“道”的思想精华，创立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单子学说（Monadenlehre），从而创立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即他于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在此，他肯定中国理学的“理”与“单子”是相通的。

　　晚年，莱布尼兹把古典思辨哲学传授给他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经过努力研究后，于1721年在哈勒大学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De Sinarum Philosophica Practic）的演说，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七部分，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均可以用数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1730年，沃尔夫又在玛尔堡（Marburg）大学发表题为《论哲学与治国哲人》的演讲，把中国的实践哲学与德国思辨哲学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又为其学生康德（Immanuel Kant）、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等人所批判接受，进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可见，德国成为近代古典哲学的故乡，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影响和激荡不无关系。 

　　2.中国重农思想促进法国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中国以农立国，历代君主实行重农政策。这种重农的经济思想传至欧洲后，为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artis）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养料。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斯奈（Franeois Quesnay）从澳门传至欧洲的中国经籍中，研究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自然秩序思想的影响，并将自然秩序视为法则加以具体化，于1758年撰着《经济表》（Tableau Economque），1767年着《中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me de La Chine）、《自然法则》两书。《经济表》把中国《易经》的六十四卦内容“巧妙地译成为数学的公式”。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他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其中第八章列举了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学习中国，遵循自然法则，建立重农制度，提倡以农为本，并指出只有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要求政府改变轻视农业的观念，改变束缚农业的政策。他希望法国政府倡导“中国化”。他利用充任御医之便，鼓动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于1756年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借田大礼”的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关于均田贡赋法的启示，主张法国应像中国一样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以提供国家财政的需要。可见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形成影响之深。之后，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发展了魁斯奈的重农思想，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30〕他除努力学习中国古典经籍的重农思想外，还说服法国政府邀请两名留法的中国学生高类思、杨德望回中国为他收集中国的土地、劳动、地租、赋税等资料30条，造纸、印刷、纺织等资料30条，物资、地理资料7条，为他进行改革作参考。最后，他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专著《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书中接受了徐光启关于“工与贾则农之自出”〔31〕“商出于农，贸易于农隙”〔32〕的思想，提出了国王和人民一样絶不能忘记“农业是国家收入的惟一源泉”的观点和农业生产剩余劳动的思想，首次回答了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问题，并提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马克思赞扬了他“在这方面的首创精神”。〔33〕

　　其他重农学派思想家也深受中国重农思想的影响，如鼓吹“全盘华化论”的伏尔泰（F.de Voltaire）、霍尔巴赫（Folbahe）、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等，都是赞扬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的。他们说：

　　“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34〕

　　他们向欧洲国家的国王发出呼吁：

　　“我们欧洲的统治者们知道这些事例之后，应该赞美啊！惭愧啊！尤其是模仿他们啊！”〔35〕

　　中国重农思想也影响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764-1766年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陪同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在法国游历两年中，结识了魁斯奈及杜尔哥，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从魁、杜两人处瞭解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的资料，并吸收了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精华，于1776年写成和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多次提到“天然自由”、“自由经济”等中国资料24次，抨击英国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有学者认为“没有斯密与重农学派的接触，就没有他的《国富论》”〔36〕我认为，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3.中国古典经籍西传欧洲国家。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在攻读和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之余，又将这些经典译为西文，经珠江出海传往欧洲各国出版。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从澳门寄回意大利出版发行，书名为C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出版。1752年，孙璋（Alcxandre de La Charm）翻译《礼记》出版。1770年雷孝思（Joan-Bapt Regis）翻译《易经》为法文出版（第1册），1839年出版第2册，供法国学者研究。1772年，法国会士傅圣泽（Joannes Francicus Fouquet）回国时带去中国古籍共3980种（本），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为法国以至欧洲国家学者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提供极大方便。1772年，法国会士马若瑟（Jos-Maria de Premare）节译《诗经》、《书经》为法文出版。直至今天，在梵蒂冈图书馆还可以看到当时耶稣会士研究《易经》的中文著作稿本14种，即：《易考》、《易引原稿》、《易经一》、《易经外篇》、《总论布列类洛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太极略说》等。19世纪中叶后，法国神甫顾赛芬编译了法汉对照的《四书》、《诗经》、《尚书》、《礼记》、《左传》、《春秋》等书，更加方便法国学者攻读中国古典经籍，深受各界人士欢迎。现将耶稣会士翻译中国经籍和著作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4.中国语言文字西传欧洲国家。

　　来澳门及珠江流域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为传教需要，努力学习中国语文，并根据自己学习汉语的经验，编写了不少字典、辞典寄回欧洲出版，为欧洲各界人士学习汉语提供方便。1584年， 利玛窦和罗明坚入肇庆传教时，合编了一本《葡华字典》，在中文字旁注上罗马字母拼音，见其字即能读其音。这是以西文字母拼汉字之始。字典共收録葡文词条6000个，译为中文5461个。1626年，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征、吕维祺、韩云等人帮助下，完成了拉丁化拼音汉字的著作《西儒耳目资》。他用五个元音（自鸣字母）与20个辅音（同鸣字母）互相结合，配上五个声调记号，拼切出汉字的读音。1687年，白晋编写了一本《中法小词典》。在此基础上，马若瑟（Jos Maria de Premare）于1728年编成《中文概说》（Notitia Lignllae Sinica ）一书，分析汉字结构与性质，被誉为欧洲国家研究和学习中国语文的“鼻祖”，全书列举中文例词13000多条。后法国学者傅尔孟据此书编成《中国文典》一书，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印行。1894年香港纳匝肋书局重印，发行甚广，至今仍流行于欧洲国家。其他国家的会士也纷纷编写各种字典，方便其本国人士学习中国语文之用，计有：1732年卡塔利娜（Fr. Carocus Horalias a Castarano）编写《拉意中字典》；1733年格拉蒙纳（P. Bazilias a Blemona）编写《中拉字典》；1762年罗马教廷出版奥斯定会士编写的《藏文字典》；1789年钱德明（Joan-Joseph Maria Amiot）编写和出版《满法辞典》；19世纪初马礼逊编写和出版《中英字典》，等等。这些字典，为欧洲国家有关人士学习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书。

　　5.中国古典文学西传欧洲国家。

　　明末清初，中国流行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曾被列为“第二才子书”。书中描写青年男女铁中玉和水冰心的婚姻故事。1719年，一个在澳门、广州做生意的英国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率先将《好逑传》翻译为英文（其中四分之一译为葡萄牙文）。1761年，汤姆士·潘塞（Thomas Percy）将其中的葡文译为英文，并调整了全书，加上副标题《好逑传——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ean—the Pleasing History）并附加注释，出版发行。

　　《好逑传》英译本出版不久，引起了欧洲各国极大的反响。于是，1766年，有一名署名M的人将书译为法文出版；接着慕尔（Murr）译为德文出版；1767年，又译为荷兰文出版。这样一来，《好逑传》得以在欧洲国家广为传播和产生影响。据统计，从18世纪中叶至1904年，《好逑传》的外文译本和改编译本达20多种，并被评为“十才子书”中的第二才子书，受到欧洲国家人民的喜爱和赞赏。德国著名作家歌德高度评价说：

　　“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37〕

　　与此同时，元人纪君祥着的元北曲《赵氏孤儿》戏剧也西传欧洲。先是耶稣会士马若瑟（Jos-Maria Premare）于1732年将《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chao-Chi-Gou-Cuih, Ou Porphel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edie Chinoise） ；1734年译为英文出版；1744年译为俄文出版；1749年译为德文出版。于是，《赵氏孤儿》剧本流行欧洲，风靡一时。1753年，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F. de Voltaire）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LOrphelen de La Chine），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引起强烈反响，并于同年在巴黎出版发行。1759年，英国谐剧作家阿瑟·谋飞（Arthur Murphy）又将《赵氏孤儿》改编后在伦敦上演，使其成为显赫一时的悲剧作家。《赵氏孤儿》不断在欧洲国家上演，引起了欧洲文艺界的关注和好评。法国作家阿尔更斯（Marguisd’Argens）、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德·赫德（Richard Hard）、作家恰切特（William Hatchett）、瑞士作家让·乔治·努瓦尔（Jean George Noverre）等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必须承认，杜赫德给我们的那个中国悲剧……连欧洲最有名的戏剧也赶不上。中国人是一个聪明而有见识的民族，在行政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名的。因此，毫不奇怪，这戏的情节是政治性的”。〔38〕

　　中国文学在欧洲产生深远的影响，歌德（Moses Standley Coult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阅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如《马可·波罗游记》，也多次读过《赵氏孤儿》译本。1781年8月，他还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成剧本《埃尔彭罗》（Elpenor）在德国上演，轰动一时。1796年，他读到《好逑传》德译本；1797年读到《花笺记》、《玉娇梨》和《中国短篇小说集》等。1827年，他根据《花笺记》创作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阙。他还认为《好逑传》、《赵氏孤儿》对他创作《赫尔曼与窦緑台》有影响，“书中的人物、思想、行动、感受，都和我们十分相像”。

　　6.中医学和中药学西传欧洲国家。

　　外国传教士经澳门入珠江流域和中国内地传教，对中医治病均感到神奇，纷纷加以研究，并把中医术、中草药向西方国家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把接种人痘防天花的防疫医术西传欧洲。根据地方志记载，中国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安徽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一带已流行人痘接种防天花的医术了。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经陆路传至土耳其和俄罗斯相邻的高加索锡尔戛西地区，后来又经俄国人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蒙塔古（Mary Worntley Montague），于1716年向英国介绍了亲眼看到接种人痘防天花的医术，并于同年3月给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接种人痘。1718年，她回到英国后，遇上了1721年伦敦流行天花病，“100人中有95人得病，7人中有1个人死亡”〔39〕。有鉴于此，蒙塔古女士又给她女儿接种人痘，并请伦敦人和医生观摩效仿。从此，人痘接种医术便在英国及欧洲国家传播开来。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接种人痘医术有着严重的缺陷，即采用天花痂皮或浆液接种，如果所用者是毒力极强的痘苗，反而使接种者发生重症天花而致命。而且每个接种过的人又成为传染源。英国医生琴纳注重了中国人痘接种医术的免疫功效，但又尝试寻找一种避免重症天花的更好接种痘苗。后来，他从德国一个挤牛乳者从不染天花病毒的事例中得到启发，试种牛痘获得成功，这是天花预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据此，他于1798年撰写和出版了《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的研究》专著，几年之内再版数次，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医术从此风靡世界，后来传到中国。

　　把中医术介绍到欧洲国家首功者是波兰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他于1658年着《中医津要》（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dm de Pulsibus），译出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和中医以舌苔、气色诊病法，并列举中药289味。该书于1688年出版后，又译为欧洲各国文字相继出版。该书原由柏应理带回欧洲，中途交给巴达维亚耶稣会士，被荷兰的外科医生克莱耶（A.Cleyer de Cassel）攫为已有，于1682年改名为《中医临床》（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出版，并附有木刻插图143幅，铜版图30幅。从此，中医学在欧洲广为流传。1671年，在广州居住的法国人又将王叔和的《脉经》译为法文，名曰《中国脉诀》，寄往格莱诺布尔出版。

　　把中医传至欧洲有突出贡献的应是法国会士巴多明（Dominicas Parrenin）。他科学地评价中医，认为中医在治疗效果方面是显着的，但在理论方面不如西医，表现在解剖学落后，这个结论后来为伏尔泰所接受，他在《论各民族风俗精神）一书中论及中医学时说：

　　“在他们（中国）那里，医学理论仍属无知和错误，但中国医生在实践上却是相当成功的”。〔40〕

　　巴多明还从澳门给法国科学院寄去用阿胶治疗肺结核病的医术资料。他又在《北京教士报告》中，选择了《洗冤録》为世界首部法医著作。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t）在《北京教士报告》第4册中也介绍了中国治疗天花病的方法和病理。此后，中医术在欧洲开始流行起来。

　　传教士对中草药能治百病感到不可思议，但毕竟又是事实。于是，他们亦注意研究中草药，并与植物学联系起来，促进了欧洲国家植物学的进一步发展。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着《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时，就引用了《本草纲目》一书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资料来说明动物有人工选择问题。他在另一本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二章《人工选择）中，一再提到《本草纲木》。据统汁，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提到中草药、中医学的地方达104处之多〔41〕。这说明中医学和中草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

　　7.中国数学西传欧洲国家。

　　《易经》经翻译西传欧洲国家后，对欧洲的数学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作为微积分创始人之一的莱布尼兹受到《易经》影响，发明瞭二进位数学。他在给普鲁士国王的一份备忘録中说，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易经》的一些古老的符号虽然现在鲜为人知，但其中确是保存了某种“新的数学钥匙”。这里已涉及到他的《函数论》（Ars Combinatoria）的思想。他认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的符号含有二进位数学的因素。比如阴×（－－）表示“零”，阳×（－）代表“壹”。《易经》的六十四卦来自各有三行的八卦，根据数学的规则，可变为各有六×的“六十四卦”。此六十四卦又可根据各种不同的序列排出。此序列开始于第二卦的“坤”（），直至第一卦的“干”（），其中还包括另外的六十二卦。这个序列代表的是逐渐有规律地减少阴爻，增加阳爻。莱布尼兹将“坤”卦等于“零”，却发现此序列逐点与自己的二进位数学相对应，直到最后的“干”卦。惟一区别是此种数字排列恰将其自己的数字排列倒转过来，从终点的数字开始，回溯到始点的数字。此一事实正好证实东西文化既相似，又互成倒影，犹如照镜一样。他认为，对他来说，从《易经》中可以得到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精神方面的真理亦可以由数学的发现加以证实；而数学的真理，是不可否定的。于是他给二进位数学以一种宗教的意义，说：

　　“所有的结合都始自‘壹’与‘零’。这等于是说，神造万物于‘无’；而世上只有两项第一原则：神与‘无’”。〔42〕

　　这就是说，他从《易经》的易卜序列中发现了二进位数学的原则。只用“0”和“1”两个数字。据此，零加在任何数字之后，只为该数字增多一倍（不是10倍）。数字序列是如下形式：

　　1，10，11，100，101，110，111，1000，等等。   

　　这就说明《易经》的易卜序列和莱布尼兹于1679年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则是吻合的：《易经》含有二进制数学的因素。

　　8.中国工艺美术西传欧洲国家。

　　16～19世纪中叶，由澳门起航经果阿到里斯本，再运往欧洲国家贸易的中国丝织品、瓷器、漆器等商品，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絶伦的工艺品，深受欧洲人民的欢迎和称赞。特别是各国君主均酷爱中国的瓷器。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命令其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经澳门入广州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运回巴黎凡尔赛宫设专室陈列展览。德国一些洛柯柯（Rococo）式的宫殿也以收藏陈列华瓷炫耀一时。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li II）更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设玻璃橱窗陈列各色华瓷。有鉴于此，欧洲各国纷纷掀起仿造中国瓷器的热潮，并有专家对瓷器进行研究，撰写专著加以阐释和宣扬，使中国的工艺美术得以在欧洲广为传播和影响。1677年，法国人查尔定（Chardin）在希撒诺（Pierre Chicaneau）开设瓷厂，仿造中国青花软质瓷。1717年，在江西传教的耶稣会士殷弘绪（Pierre d’Entrecolles），将景德镇的高岭土标本寄回法国，1750年，杜尔列昂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和开发瓷土；1768年，发现了类似景德镇的高岭土瓷土层，即设立塞末勒瓷厂制造出硬质瓷器。1750年，英国在斯特拉福设立瓷厂，仿制出首批中国软瓷。1760年，又在博屋建立“新广州瓷厂”，招收工匠300多人，利用广州运去的制瓷设备，仿制出中国硬质瓷器。这些瓷厂均仿中国瓷器的模型和图案工艺制造，而所造瓷器的质量已接近中国瓷器水平，以致一些欧洲陶瓷史专家把伍斯特瓷厂制造的瓷器误为中国制品。正如1763年的《牛津杂志》载文夸耀说：“中国瓷器和罗斯托夫瓷器可以搭配使用，毫无差别。”这说明中国的制瓷方法和工艺美术已为欧洲国家所掌握。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不断仿制中国的漆器。1730年，法国人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独立仿制中国漆器，以蓝、红、緑和金色为底色，以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和牡丹花为图案，深受法国人酷爱。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邸宅的漆制家具全用此种有中国图案工艺特征的制品。耶稣会士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漆器的工艺美术，于1760年撰写和发表题为《中国漆考》的论文，附有中国精美漆器图片多幅。英国商人为了满足英国人酷爱中国漆器的需要，先是到广州购买大块漆器运往英国，然后改制各种规格的屏风出售。有时甚至将英国的木制家具运来广州，请广州漆师上漆加工，然后运回英国出售。18世纪的英国上层妇女以学绘中国工艺美术为时尚，绘漆竟成为女子学校的一门美工课程。也有不少专家研究中国漆器工艺，著名家具设计师汤姆·齐本达尔（Tom Chippendale）和海普尔·华特（Heppel White）设计和制造的橱、台、椅等家具，全部仿制中国式样，采用上等福建漆，绘刻龙、塔、佛像和花草图案。英国18世纪的家具被称为齐本达尔时代。直到今天，还可看到英国家具保存着中国风格的痕迹。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尔斯（William Chambers）到中国考察后，于1757年写成和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集》（Designs of China Building，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 Utensils）一书，向欧洲国家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家具、衣饰等工艺美术。

　　中国的壁纸（墙纸）亦于16世纪中叶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购买后经澳门运往欧洲出售。这种每幅通高4米、阔1．3米的墙纸，上面绘有花鸟、山水和人物图案，甚受英、法顾客欢迎。不久，欧洲国家也仿制中国墙纸，大批中英、中法混合式墙纸，于1688年仿制成功。虽然如此，英法所制墙纸仍逊色于中国墙纸。所以，直至1766年，英国仍从广州、厦门等地贩运大批中国墙纸供其本国需要。今天伦敦古斯银行客厅内还保留着当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觐见干隆皇帝后带回去的花墙纸，上面绘有302个栩栩如生各不相同的人物，表现了中国极高的工艺美术水平。中国丝绸的工艺美术更为欧洲人（特别是妇女）所艳羡，尤其是刺绣工艺，在风行时期竟取著名的科布林花毡而代之。在法国，直到18世纪，里昂生产的丝绸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工艺美术风格。可见中国工艺美术在法国影响之深矣。

　　9.中国绘画和建筑艺术西传欧洲国家。

　　中国绘画艺术也由耶稣会士带回欧洲国家而产生深远影响。明清时期，中国的山水、人物画成为欧洲著名画家的摹本。例如法国最杰出的画家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的作品，常常仿照中国画的黯淡流云和纯朴山景构成画面中烟雾迷蒙的韵致，被人誉为深得中国作画方法之佳作。他所作《孤岛帆影》一画，更是一派中国画风格。英国著名画家柯仁（John Robert Cozen）的水彩画，亦深受中国画风之影响。他作画的设色山水，与中国画毫无二致，常常用棕灰作底色，再涂上红、蓝二色烘托。他作画时还仿照中国画家好用毛笔蘸色和墨，以墨草图，使水彩画在欧洲发展初期就显出了特色。其学生特涅（Truner）等人的人物水彩画，亦继承他的笔法。另一名著名画家康斯保罗（Consiberglo）的作品亦受中国画之影响，其杰作《緑野长桥》，洒脱而出，一如中国江南风光。直到19世纪，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仍然受到中国画风的感染，常用中国的泼墨法作画。其中莫里斯（Malisse）尤以模仿中国瓷器工艺美术画见长，深受人们喜爱。意大利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于1713年扺澳门，同年到北京，进入清朝宫廷画院如意馆，直到1766年在北京逝世。在北京51年期间，他在中国画风影响下，将西洋油画、水彩和中国画工笔重彩的艺术相结合，产生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新画派，久负盛名，对中西美术贡献极大，被称为“郎世宁画派”。

　　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对欧洲国家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中国的庭园艺术匠心独运、迎合自然的风格，更使欧洲的园苑建筑大为逊色，因而欧洲国家纷纷仿照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建筑房屋或园苑，蔚然成风。德国华肯巴特河旁边的费尔尼茨宫（Pillnitz），开了按照中国式屋顶建筑的先河，以后德国波茨坦和荷兰、法国、瑞士等国家也多竞相修筑中国式的钟楼、假山、石桥和亭榭。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在他所着《东方园艺》（A Disertation of Oriental Gardening）一书中高度赞美“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50年，他为丘城（Kew）设计一座中国式庭园——丘园。园内有湖，湖中有亭，湖旁有高达54．3米的14层角形塔，角端悬以口含银铃的龙。塔旁建有孔子楼，图绘孔子事迹，一派中国建筑风格。1763年，他把丘园的建筑撰写成专书《丘园设计图》（Plaris，Elevation，Section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rey）出版。另一建筑师哈夫佩尼（W. Halfpenny）也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Trinmphal Arches，Gatdenseats，Paling）一书，系统地介绍中国庭园建筑艺术，使中国庭园建筑在英国日益完善，被誉为“中国式花园”。1773年，德国派出园林设计家西克尔（F.L.Sekell）亲自到英国研究中国庭园建筑后，于同年出版了温塞所着《中国庭园论》（Uber diee Chine-sischen Gartten），以示德国对英国所时兴的中国式庭园建筑应迎头赶上之意。此后，卡塞尔（Kassel）伯爵在威廉索痕（Wilhelm Shohe）建筑木兰村（Moulang），村旁小溪起用中国名字吴江（Wu-kiang）。村中一切建筑风格和艺术均模仿中国，俨然江南苏州园林。中国庭园建筑艺术对德国的影响跃然可见。

　　10．中国音乐西传欧洲。

　　利玛窦是系统地向欧洲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音乐的第一人，1584年9月13日，他在广东肇庆传教时，曾寄信给西班牙税务司罗曼，谈到中国音乐说：

　　“人们（指广东人）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季节的举行，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做乐的处所……”〔43〕

　　利玛窦所指的音乐书还附有音乐或作乐的插图，如嘉、万年间（1522-1620）王圻父子编着的《三才图会》就是。1592年，利玛窦在肇庆曾与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会晤，瞭解更多明代中国戏曲的知识，他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戏曲音乐，说：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有时候戏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从幼就参加合唱、舞蹈以及表演和学戏。……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会主人呈上一本戏目，他挑他喜欢的一出或几出。客人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幷且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一出接一出也可连续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戏文一般都是唱的，很少是用日常声调来念的”。〔44〕

　　利玛窦接着介绍中国道教的音乐和乐器说：

　　“这个教派（指道教）的道士们住在皇家祭祀天地的庙里，他们的部分职责就是当皇帝本人或代表皇上的大臣在这些庙里举行各种献祭时必须在场。这当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声望和权威。这种场合的乐队也由道士们组成。凡是中国人所知道的各种乐器都包括在乐队里面，但是他们奏出来的音乐让欧洲人听起来肯定是走调的。这些乐师还常常被请去办丧事，他们穿上华丽的道袍，吹笛和演奏别的乐器”。〔45〕

　　1599年3月3日，利玛窦又介绍他在南京观看祭祀孔子仪式的音乐，说：

　　“这里让我们插进几句话谈谈中国的音乐，这是欧洲人很感兴趣的一种艺术。……纪念孔子……这种特殊的典礼伴有音乐；他们提前一天邀请主管官出席乐队的预演会，以决定这种音乐是否宜于这种场合。……乐队预演会是由称为道士（Tausu）的儒生的祭司组织的，在一座为了崇奉上天而建立的大厅，或者不如说皇家的庙宇里面举行。……组成乐队的祭司们穿上华贵的法衣就仿佛他们要去参加祭祀仪式那样。在向大臣致敬后，他们就开始演奏各式各样的乐器：铜铃、盆形的乐器，有些是石制的，上面蒙有兽皮像鼓一样，类似琵琶的弦乐器，骨制的长笛和风琴，不是用风箱吹而是用嘴吹。他们还有一些别的乐器，形状也像动物，他们用牙齿噙着芦管，迫使管内的空气排出来（译者注：原意大利文所録的乐器及德礼贤的译文如下：campane\[编钟\]、campanelle\[铃\]、baecili\[钹、响板\]、alti\[韵锣、铛锣\]、ahd di pietra\[编磬\]、pelle\[大鼓、祝、应鼓、搏柎\]、altri corde di leuto\[琴、瑟\]、altri difiauti\[龠管、箎埙笛\]、velllo\[排箫、凤笙萧、笙\]altri earno acmeanimali\[敔\]。）在预演会上，这些古怪的乐器一齐鸣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声音毫不和谐，而是乱作一团。中国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一位学者有一次说，他们祖先所知道的音乐艺术经过几百年已经失传了，只留下来了乐器”。〔46〕

　　由上可见，利玛窦在向西欧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音乐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

　　11.中国风俗的西传。

　　中国饮茶的风俗也是从珠江流域经海路传到欧美国家的。多明我会最早派往亚洲传教的会士、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于1556年到达广州，并在中国沿海一带游览数月，然后回国。他根据在广东及沿海地区所见所闻撰着《中国志》（Traetado em que se Cotam muito per esteso as cousas da China），于1570年他病逝后十六天在故乡思渥拉出版发行，书中首次向欧洲介绍中国的饮茶风俗，说：

　　“如果有人或有几个人造访某个体面人家，那习惯的作法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称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带红色的，药味很重，他们常饮用，是用一种略带苦味的草调制而成。他们通常用它来招待所有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们也好多次请我喝它”。〔47〕

　　1606—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澳门首次贩运中国茶叶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约于1610年贩运到欧洲。于是荷兰人于1637年开始饮茶。1636年中国茶传至法国巴黎，1650年传至英国。从此，英国、法国逐步兴起饮茶风。1660年9月22日，英国人塞谬尔·佩庇斯（Samuel Pepys）记述：

　　“我当真要了一杯茶（一种中国饮料），那是我以前从未喝过的”。〔48〕

　　与此同时，中国人乘轿子及轿式马车的风俗也传到欧洲。法国路易十四（Louis XIV）做国王时（1643-1715），贵族官吏出行时，已有乘轿的习惯，轿顶围被的质料和颜色，按官吏等级高低严格规定，轿身以漆油绘，一般流行芍药和牡丹等中国的花卉色。但法国人抬轿不像中国那样用肩抬，而是用手举抬，法语称为“抬椅”（Chaise a porter）。

　　
明清时代以珠江流域为枢纽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当时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就对这超越宗教层面的文化交流做了很好的评价，说：

　　“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壮举。它将大大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面的知识就会成倍地增长。这是人们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49〕

　　这与前述我国文化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1993年所说的明清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文化交流的论断是一致的。

　　

　　注释：

　　〔1〕 黄启臣、郑炜明：《澳门宗教》，第48页，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

　　〔2〕1993年2月19日为陈炎教授专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所写的《序言》。

　　〔3〕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卷第692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类二》。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类二》。

　　〔6〕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五。

　　〔7〕张萌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六·天文算法类二》。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奇器图说提要》。

　　〔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O六，《子部十九·农家类》。

　　〔11〕Lettre de l575 dans Lettre，P．215、217。

　　〔12〕转引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第118-119页。

　　〔13〕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藩篇》。

　　〔14〕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丛书。

　　〔15〕转引自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第478页，文彚出版社1993年版。

　　〔16〕Peng Yoke Ho，China and Europe：scientific and Technoligical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ies；ThomasH．C．Lee，China and Europe，The Chine University，1991．

　　〔17〕《风冈陈氏族谱》卷七，转引《宣统东莞县志》卷十三，《物产上》。

　　〔18〕陈耀：《甘薯録》，转引《金薯传习録》。

　　〔19〕施保鸿：《闽杂记》卷下。

　　〔20〕《民国广东通志稿》，《物产·蔬菜类》。

　　〔21〕《台湾农家要览》，《园艺作物·蔬菜篇》，台北，丰年杂志社出版，1980。

　　〔22〕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3分册。

　　〔23〕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摘要》第32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4〕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张庚：《画征録》卷中。

　　〔25〕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藩篇》。

　　〔26〕向达：《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5号，1936年。

　　〔27〕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外夷志》。

　　〔28〕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二O。

　　〔29〕利奇温着、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0〕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1〕《明经世文编》卷490，徐光启：《拟上安边御虏疏》。

　　〔3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中华书局1956年版。

　　〔3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4〕盂德斯鸠着、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5〕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思想对欧洲文化的影响》，第294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36〕宛樵、吴宇辉：《亚当·斯密与<国富论>》，第16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7〕转引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8〕转引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24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9〕布罗代尔着、顾良译：《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88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40〕伏尔泰：《论各民族风俗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第2册，第398页，巴黎加尼埃（Gamier），1963年版。

　　〔41〕潘吉星：《中国文化的西渐及其对达尔文的影响》，载《科学》1954年10月号。

　　〔42〕参阅莱布尼兹致Rudolph August公爵的信。

　　〔43〕《利玛窦全集·书信集》。

　　〔44〕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5〕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11～11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6〕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60～36l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7〕C·R·博克塞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48〕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77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记为1666年，似是笔误或印刷之误。

　　〔49〕转引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兹与中国》第75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