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从理论层面说，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虽然有其相对独立的性格，但毕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明清时代的珠江文化与当时所处的贸易全球化时代密切相关。形象地说，珠江汇通南海，故珠江流域文化与海洋文化相通，同属水文化。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华士古·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Ihān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活动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有20000吨。〔1〕以GDP计，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1%，时欧洲占23.3%，俄罗斯仅占3.2%。1750年（干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欧洲占26.6%，美国占1.8%。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 〔5〕就是说，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仍占着首要地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导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它次要的物产”。〔6〕

　　特别是中国的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絶，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也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8〕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然后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中国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11〕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国际大市场。

　　二、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

　　1.明朝政府开放广东海外贸易。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备逃亡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势力和慑于日本帮助胡惟庸夺取帝位的心态，以保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13〕一反唐、宋、元各朝代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实行一条仅准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形式对中国进行贸易的“时禁时开，以禁为主”的朝贡贸易政策，严禁沿海人民出海贸易。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禁滨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时方国珍余党多人海剽掠故也”；〔14〕十四年（1381）十月，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5〕二十三年（1390）十月，“申严交通外番之禁”；〔16〕三十年（1397）四月，再次“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17〕其后，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等历朝政府都颁有禁海令，并以立法形式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强令军民人等遵守不逾。

　　但是，明政府实行朝贡贸易的过程中，由于以“怀柔远人”和“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朝贡贸易，结果造成了以高于“贡品”若干倍价值的货品“赏赉”朝贡国。这么一来，必然增加明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随着朝贡次数的增加负担越来越重。于是明政府不得不对朝贡贸易的贡期、贡道、贡船、贡品和人数等进行调整和限制，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广东海外贸易实行优惠的特殊政策。

　　第一，准许非朝贡国家商船进入广东贸易。

　　正德四年（1509），暹罗船舶遭到风暴而漂流入广东海域，镇巡官按规定“以十分抽三，该部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18〕准其贸易。特别是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前后，明政府也允准非朝贡国家葡萄牙人在浪白澳、澳门以至“中国第一大港广州进行贸易”。〔19〕这就说明，在广东朝贡贸易已名存实亡。

　　第二，惟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

　　嘉靖元年（1522）五月，日本大内氏所派的宗设谦导与细川氏所派的鸾冈瑞佐、宋素卿为代表的两批日本朝贡使团先后到浙江宁波贸易。由于鸾冈瑞佐、宋素卿贿赂了市舶太监赖恩，其船虽后到却先于宗设谦导办理船舶进港验货手续。同时，在市舶司的招待宴会上，鸾冈瑞佐又被安排于首席。宗设谦导大怒之下，刺杀了鸾冈瑞佐，烧其船舶，追杀宋素卿至绍兴，并沿途掠杀，杀死明备倭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百户胡源，后夺海而逃，〔20〕史称“争贡之役”。事发之后，明廷从给事中夏言的“倭祸起于市舶”之奏， “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21〕于是，广东省的省会广州遂成全国海外贸易的惟一港口，造成了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家与中国贸易，“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22〕和“凡夷船趁贸货物，具赴货城（广州）公卖输税” 〔23〕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规定“广州船舶往诸番，出虎跳门，始入大洋”。〔24〕其他内地的商人也只好将商品长途贩运来广州出口，名曰“走广”〔25〕。

　　到了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26〕。  于是，广东省会的广州港重新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全国惟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海外多数朝贡国家来中国进行贸易多取广东贡道。

　　第三，允准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

　　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明代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管辖的一个小渔村。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同意葡萄牙商人缴纳10％以上（按明朝廷规定为20％）关税的条件下，得以在澳门进行临时贸易；三十六年（1557年），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筑室居住进行贸易；万历元年（1573），明政府允准葡萄牙人以每年交纳地租银五百两（清代加火耗银十五两）租居澳门进行贸易。万历十年（1582），在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答应“服从中国官吏的管辖”〔27〕的前提下，两广总督陈瑞正式允准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这是明朝广东地方政府最高官吏第一次对葡萄牙人租居澳门的承认。于是澳门就成为广东省管辖下的一个特殊的葡萄牙侨民社区。万历十年（1582）明廷确定准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贸易、建城设官管理的方针。从此，澳门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由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直接管理、葡萄牙人租居和经营贸易的“特殊地区”，直至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止。明朝政府采取这一政策，既有效地管治澳门，又使澳门成为东西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中继港。

　　2.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海外贸易政策。

　　满洲贵族入关之初，承袭了明末的贸易制度，对沿海人民出海经商，并无明文禁止，只是到了后来，为了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迫使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就范，于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和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七年（1678）五次颁布禁海令，规定如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以及“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持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28〕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絶沿海商民出海贸易。因为这一禁令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清政府于是将禁海升格为更加残酷的“迁海”。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元年和三年（1662、1664）三次下达迁海令，将“山东、江、浙、闽、广滨海人民，尽迁入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29〕强迫沿海居民迁往内地，使广大沿海地区成了人为制造的“无人区”，企图断絶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经商贸易。

　　海禁政策严重阻碍海外贸易发展，影响政府财政收入，也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灾难，遭到了许多大臣特别是粤、闽、浙各省地方官吏的竭力反对。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废除海禁政策，实行开海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鉴于统一台湾，三藩之乱也已平息，决定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30〕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宣布在广东的广州、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为对外贸易港口，并设立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等4个海关，〔31〕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此为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之始。至此，清初海禁宣告结束，中国海外贸易进入开海设关管理时期。

　　清政府设立四口对外通商后，东南沿海百姓纷纷搭造贸易船只，前往南洋谋生，甚至还向外国私卖船只。为了防止外商深入东南沿海地区贸易，清廷在干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宣布封闭闽、浙、江3个海关，规定蕃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32〕。

　　从此，中国一直实行广东一口通商，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使广东（广州）商业贸易出现了繁荣景象。

　　三、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和澳门是转运港

　　正是因为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特殊政策，所以全世界各国和全中国各省的商人都聚集到广东（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开通了从省会广州出发，经澳门中转到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航线。

　　1．广州一澳门一果阿一欧洲航线。

　　自从葡萄牙人于1533年（嘉靖三十二年）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后，他们就利用明朝政府允准广东市舶司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开展对广东的贸易，从1578年（万历六年）始，得广东地方政府批准于每年春夏季到广州海珠岛（今长堤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处）参加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贸易，直接向广东和中国商人购买生丝、丝织品、瓷器等商品，从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西行横过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然后按唐、宋原来的老航线到欧洲外；还可以从广州起航后，经南海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横渡印度洋到好望角，再沿大西洋非洲沿岸北上扺里斯本，全程长达11890海里。

　　2．广州—澳门—马尼拉—中美洲航线。

　　1571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后，于万历三年（1575）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到马尼拉中转直至拉丁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以及巴西巴伊亚（Bahia）的航线。

　　到了万历十二年（1583），西班牙允准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自澳门到马尼拉贸易合法化。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贸易航线得以形成。

　　3．广州一澳门一长崎航线。

　　自从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澳门成为广东到日本长崎贸易的中转港，广州一澳门一长崎贸易航线十分繁忙。每年六至八月，船队自长崎出海，经马六甲驶来澳门，在澳门停留至十一、十二月，一方面等候西南季风，同时，更重要的是等候从广州购买的丝货、瓷器等货物。然后于次年六至八月初，载货驶回日本长崎，完成交易后于十月或十一月初，乘东北季风返航澳门，在澳门卸下银子，购买从广州运来的丝货，又返航日本，进行新一轮的贸易。

　　4．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

　　这条航线是广东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但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广东与东南亚地区贸易关系进一步巩固。首先是澳门商船定期到帝汶岛收购檀香木，然后运经澳门入广州，再到珠江流域各省和至中国内地贸易。 

　　5．广州—澳门—北美洲航线。

　　1783年冬天，曾任美国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的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和以丹涅尔·巴驾（Daniel Paker）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置一艘360吨的木制帆船。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们将该船定名为“中国皇后”（The Empress of China，以下简称皇后号）号，投资12万美元，装载了大量的花旗参，首航广东。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跨越印度洋，于同年8月23日到达澳门，再溯珠江而上，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航程1．3万多英里。美国商人将所载货物顺利出售，获利3万多美元，约为投资的25％。同年12月28日，皇后号从广州黄埔港出海返航，次年5月11日扺纽约。皇后号从广州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深受美国人喜爱，很快被抢购一空。据说美国总统华盛顿（G. Washington）也购买了一批瓷器。皇后号首航成功轰动了美国社会，皇后号的货物管理员山茂召（Major Samuel shaw）向美国外交部部长约翰·杰伊（Joha Jay）报告中国之行的经历，受到国会欢迎。约翰·杰伊以国会的名义写信对山茂召大加赞扬，认为他对华通商的成功，使政府莫大欣慰。不久，山茂召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他任此职达九年之久，直至1794年第四次返航途中病故。皇后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也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

　　1787年9月，美国船“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女土”号从波士顿启航，两个月后到达位于大西洋的威德角群岛（Cape Verdels．）。在群岛上补充给养之后，船只向西南绕过合恩角，再经诺特加湾的友谊海岬（Friendly Cove）。1789年7月离开西北海岸，途经夏威夷群岛，前来广州。在广州卖掉毛皮，装载中国货回国，于1790年8月回到波士顿。这是美国船首次环球航行所开辟的航线，时间至少需要三年。

　　此后，美国的重要港口波士顿、沙伦、普罗淮登斯、纽约、费城等地的船只也络绎不絶地来到广州贸易。

　　6．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

　　嘉庆二十四年（1819），新到中国的詹姆士·孖地臣，就从广州经澳门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Port Jackson），放出一条第一次装载茶叶的船只——‘哈斯丁侯爵’（Marguis of Hasting）号。到1830年，当威廉·查顿的一个老船伴拉德（Ladd）船长在‘奥斯丁’（Austin）号三桅船上装了茶叶和生丝驶往贺伯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这样广州到大洋洲的航线开通了。

　　7．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

　　沙皇于1803年（嘉庆八年）五月，组织了以克鲁任斯泰伦为指挥官，率领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作环球航行。这两艘商船从俄国的克隆斯达港启航，横越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然后朝西北方向航行，扺达夏威夷群岛，再横渡太平洋，于1805（嘉庆十年）十一月扺达广州，把价值19万西班牙银元的毛皮在广州销售，又在广东买进价值11万西班牙银元的茶叶等中国货物，于1806年2月7日离开广州黄埔港返航。

　　从上述可见，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至嘉庆十年（1805）的252年间，中国开通了自广州经澳门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贸易航线后，一个贸易全球化的局面形成了，为珠江流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枢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注　释：

　　〔1〕 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第7页，1981年7月版。

　　〔2〕戴逸：《论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3〕Angus Maddise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CD Development，Paris，1998．

　　〔4〕保罗·肯尼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5〕考太苏：《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6〕Robert Park，These for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P.61.

　　〔7〕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8〕《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福建巡抚常赍奏折》，《文献丛辑》第176辑。

　　〔10〕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1〕R·C·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Lisboa，1963．P．47、61、64、128、138、144、147、153、157、164、169。

　　〔12〕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着，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现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m，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4〕《明太祖实録》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

　　〔15〕《明太祖实録》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

　　〔16〕《明太祖实録》卷二O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

　　〔17〕《明太祖实録》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

　　〔1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0，《海外诸番·入贡互市》。

　　〔19〕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澳门》；Gaspar da Cruz，Tractado em se cotam muito par esteco par as cousas de China，co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ino de Ormuz，Evora，Cap23，1569．

　　〔20〕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二，《倭奴朝贡事略》。

　　〔21〕《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

　　〔22〕《明史》卷三二五，《外国六》。

　　〔23〕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一。

　　〔2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零，《海外诸番·入贡互市》。

　　〔25〕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二。

　　〔26〕谢清高撰、冯承钧校释：《海録》卷上；参阅J. K.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reatyports P. 47, 1951．

　　〔27〕《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49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28〕《光绪大清会典》卷六九二，《兵部》，《緑营处分例》，《海禁一》。

　　〔29〕夏琳：《闽海纪要》上卷，《迁界徙沿海居民于内地》。

　　〔30〕《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31〕对4个海关设置的地点，有多种说法，本书采纳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第135页的说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32〕《军机处上谕档》，见《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第107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