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神户市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和中村哲夫教授的热情邀请，按你们的要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清朝广东商人与华侨》，讲四个问题。

　　一、广东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我近年来注意收集资料研究明清广东商人，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广东商人成为中国的一大商帮而引人瞩目，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政府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实行开海贸易和1757年（干隆二十二年）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作出“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夷船番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1〕决策之后，使广东的海外贸易始终处于开放的得天独厚的优越地位。于是广东商人得以蓬勃发展，并延续到近代而历久不衰。其人数之众、经营项目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商业资本之雄厚均为世人所瞩目，有人用“足迹遍天下”，“广东之富‘在商不在农’”来形容广东商人的经商活动和广东经济的发展，是符合实际的。而其中不乏出海经商的人在外国定居而成为华侨。

　　明清时期崛起和蓬勃发展的广东商人，按其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可以分成商品经营商和货币经营商两大类。而商品经营商又可以分为长短途贩运商、牙商和铺商，其长短途贩运商又可分为海商和内地商；货币经营商可以分为高利贷商、典当商、钱庄票号商等。而广东商人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的是海商和牙商。同时，这两种商人与华侨关系最密切，因此，我着重介绍这两种商人。

　　1.海商。

　　广东是中国的海洋省份，北负五岭，东南西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4300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23%，居全国首位。而广州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2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且历久不衰，为广东海商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广东海商大多数是潮州和广州府地区（珠江三角洲各县）沿海岸地区的商人。如潮州府的澄海、海阳、潮阳、揭阳、饶平等县；广州府的香山（今中山市、珠海市）、番禺、台山、新会、南海等县。清朝地方志记载潮州地区：

　　“濒海居民所持以资生而为常业者，非商贩外洋，即鱼盐本港也。〔2〕”

　　“海、潮、揭、澄四邑商贾辐辏，海船云集。”〔3〕

　　每年春夏之交，南风盛吹，海商扬帆北上；秋冬之际，南往“占城、暹罗一带可行；噶巴吧、吕宋、琉球、东洋日本”〔4〕等外国贸易。

　　广东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商人也热衷于出海经商贸易，史称：

　　“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 。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5〕

　　18世纪以降，广东商人从广州等港口出海，已经开通了到世界各大洲的大三角贸易航线，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商贸易，主要航线有：

　　①广州——澳门——日本长崎；

　　②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

　　③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秘鲁；

　　④广州——澳门——温哥华；

　　⑤广州——澳门——大洋洲；

　　⑥广州——澳门——俄罗斯等。

　　广东商人从广州起航出发，经澳门出海，经这些航线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经商，人数不少。广东御史李清芳谈到广东情况说：

　　“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数百艘，每船中，为商人、为头舵、为水手者，几及百人，统计数十万矣。”〔6〕

　　干隆四十年（1775），新会县商人卢继恪率领数十艘商船到南洋各国经商贸易。19世纪末，据谢希传着《墨西哥述略》一书记载，沿着太平洋航线到秘鲁、墨西哥等国家贸易的广东商人达到35000-40000人之多。同时，台山县商人甘泽农也到南美洲去经商，在那里经过几年的贸易活动，积累了一笔财富往来日本、暹罗、安南，并转到美洲和欧洲各大商埠开展贸易，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回到香港，集资创办南洋烟草公司，其分公司则星罗棋布于南洋诸岛各个国家和地区。

　　18世纪以来，广东商人到日本长崎、神户等港口进行贸易也不乏其人。据统计，1688——1703年，旅居长崎的华侨1万人，占长崎人口6.4万人约十分之一，其中不少是广东人〔7〕。1862年（同治元年）左右，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顺德、新会、中山，开平、恩平和肇庆等县到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了联络感情和互相帮助经商贸易，借鉴广东商人曾于1677年（康熙十六年）在长崎建立会所性质的圣福寺（俗称广州寺，现该寺仍保留，在长崎市美术馆旁边）的经验，于1871年（同治十年）在现在的长崎广马场四海楼附近建立荣远堂岭南会所，后于1884年（光绪十年）改名为广东会所。会所所属广东商号有晋恒号、均利号、万昌和、致祥号、裕盖号、永生隆、三和号、德源号等8家。同时，华侨捐资在原来圣福寺内建立关帝庙，让大家逢年过节前去顶礼膜拜，以祈祷神仙保佑出海贸易人船平安无恙。但日本的广东商人比起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的广东商人就少多了。就我所知，现在日本的华侨以福建、江苏、浙江以及东北人较多。所以日本的唐人街的名字也有所反映，在神户的唐人街称南京街，横滨的称之为中华街，长崎的唐人街也称之为中华街。

　　2.牙商（行商）。

　　牙商早在唐宋时代就出现，所谓“买卖要牙”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称“牙侩”、“驵侩”。到明代称牙郎、牙人、客纪、牙商。朱元璋当了皇帝就颁令禁止官牙和私牙。到了清代一般称牙商、经纪，后来发展成为行商。

　　所谓牙商、经纪，就是买卖之间的中介人。在18世纪，广东的牙商，就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行商人，当时称为十三行商人。行商除了很少数是福建人外，絶大多数是广州府各县人。如十三行商的广利行商卢观恒是新会县人；西成行商黎光远、福隆行商关成发是顺德县人；同顺行商吴天垣是香山县人；天宝行商梁经国是番禺县人；丽泉行商潘长耀是南海县人。有些行商虽然是祖籍福建，但已定居广东很长时间，如同文行商潘启、义丰行商蔡昭复等。

　　这些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批准的殷实之家出任的，属富商,与官府有密切关系,所以称某官(如潘官)。他们专门在广州从事中外商人贸易的居间者，在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过程中起代理商的作用，是一种半官半商性质的商人群体。当时的资料记载得很清楚，说：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绸缎等货……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载运回国。”〔8〕

　　十三行商的经营活动主要在广州设立的洋行内进行，但其在国内外的居间转手贸易中，已成为国内外市场的桥梁，体现了其在国际市场的功能，并从中赢利。例如，道光年间（1821-1850），怡和行商伍秉鉴，先是从国内长途贩运商手中购买一大批生丝，托付给外国商人运到印度加尔各答去销售，然后外商又从那里购买大批英国货物回广州出售。伍秉鉴从中赚到一大笔佣金，变成为爆发户，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据1834年统计，伍秉鉴的资本总额达到2600万银两以上；同文（孚）行商潘绍光的家产总额也达到1亿法郎以上，列入当时的世界富豪之一，连法国人也为之羡艳。这些行商赚了大钱，也到海外去经商，扩大其商业资本。如行商伍秉鉴，到19世纪中叶以后，依靠其与美国商人顾盛的私人关系，就到美国纽约去开股票公司，做金融生意。伍家的后代，仍有一些人在纽约经商。当然，当时伍家的资本与美国富商伦比，就不能向其背项了。

　　十三行商因其是半官性质，与清政府荣枯相依。因此，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清政府的衰败而纷纷倒闭。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实施后，废止了十三行，其中有一部份人变为受雇于外国公司的买办，如同顺行的吴天垣，就最先充当英国公司的买办。

　　广东海商到海外贸易而建立起商业网络之后，一些人就在经商的国家定居扩大营业。这些海商慢慢就成为商业移民。这些移民后来就被称为华侨，有些华侨在外国居住时间长了，就索性入了外国籍，我们称这种人为华人。所以说，海商与华侨华人是有其源远流长的关系的。而现在广东的华侨华人占中国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又是与明清时期特别是18世纪以后广东海商出外经商贸易有密切关系的。

　　二、广东华侨的产生和发展

　　就我现在看到的资料，广东商人到海外经商而在外国定居不归而成为华侨者，最早是称为亦盗亦商的潮州府惠来县人林道干。嘉靖四十年（1561）左右，他原在澄海县至福建诏安县一带海域走私经商。然后转至台湾、占城、渤泥（今加里曼丹）贸易。万历六年（1578），他聚众2000多走私商人到北大年（今泰国南部）贸易，并在那里定居，建立自己的港口，名曰道干港。这批潮洲海商就成为潮州人移居泰国最早的华侨群体。与此同时，饶平人林凤也率领船62艘，水手2000多人、妇女1500人去到吕宋（菲律宾）的马尼拉湾贸易，后受到西班牙人阻拦，转移到北面的冯加施兰（pangasinan），并在此地定居而成为菲律宾华侨。南海县商人梁道明，也因为到三佛齐贸易而居定不归，成为较早的华侨。

　　但是，广东商人出海经商不归并形成移民高潮是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而且从南洋各国扩展到美洲、澳洲和非洲各个国家。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初期，广东人在东南亚的华侨人数已达到734700人，现将1824年广东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数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与此同时，广东的商人也纷纷到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经商，并有大批广东商人前往各国定居而成为华侨。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番禺、新会、台山等县的商人共340人到墨西哥的港口阿卡普尔科从事贸易，并在那里定居开发这个港口，使这个原来只250户人家的小港口骤增12000人，居民大多是广东人，当地居民称为“小广州”。

　　18世纪末，随着干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广州贸易成功后，广东商人也纷纷前往美国贸易和定居。例如，广州商人阿蒂特（英文名Atit），他到美国波士顿经商后在那里定居不归，成为华侨。到19世纪，随广州—美国贸易而移居美国的广东人已达到30万，几乎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其中又以台山县等四邑人为多。据统计，185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华侨有4万人，其中四邑人（新会、台山、恩平、开平）占41.6%，香山县人占36.2%，客家人占4.6%，其他县人占17.6%。现在四邑及江门市国内共有300万人，而在外华侨华人也是300万，其中台山市有100多万，比台山市国内人口还多。这些华侨建有六大会馆，即：三邑（南海、番禺、顺德）会馆，阳和会馆（香山、东莞、增城、博罗）、冈州会馆（鹤山、四会）、宁阳会馆（台山），合和会馆（开平、恩平、新会），人和会馆（新安、归善、嘉应州）〔9〕。香山县人孙眉（孙中山的哥哥）也是19世纪70—80年代到美国夏威夷经商定居下来而成为华人的。1878年（光绪四年），年仅十二岁的孙中山，随他母亲从澳门出海去探望其兄孙眉，并在夏威夷居住读书。到夏威夷的华侨华人，基本上是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人，讲的是中山话（广州话语系）。现在居住在美国的300多万华侨华人，基本上是广东人，是18世纪以来广东商人到美国经商及以后的移民所形成的。他们在那里仍然保持中国和广东的传统文化。例如纽约市曼哈顿的唐人街（China town）居住30多万华侨华人，其建筑物一如广州，商店摆设同广州毫无二致，餐厅饭店一样以饮茶为盛，而且均讲广州话，（当然，他们也会讲英语）；在旧金山等城市的华侨华人也多是广东人。纽约的华侨华人还在进入唐人街口处，立了孔子象和郑和象。

　　广东商人到了美国后，于19世纪中后期又回到新会、台山、恩平、开平等地，动员大批四邑人去加拿大而定居下来成为加拿大的华侨。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广东人在加拿大定居的华侨已达到187000人了，其中90%是四邑人。现在加拿大的华侨华人约121万人，60-70%是广东人（包括香港及澳门人），而广东人中80%是四邑人。加拿大的唐人街也是居住广东人为主，如多伦多的唐人街（社区），居住40多万人华侨华人，主要是广东人，到了那里，犹如到了广州。他们讲话多是讲广州话，文化风俗传统一如广州，饮茶风气甚浓，甚至影响了加拿大，因为多伦多市有400万人，10个人就有一个广东人。有些加拿大人到唐人街购物，久而久之也学讲几句广州话。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共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其中广东人占2000多万，占华侨华人总数的70%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和美洲各国，其中潮州人和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珠江三角洲人主要在美洲各国。泰国的人口80%是潮州人，去泰国讲潮州话就可以交流。新加坡主要是客家人，讲客家话可以沟通。李光耀的老家就是广东客家地区。

　　三、广东海商和华侨多的原因

　　总体而论，是中国自明朝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海洋经济（特别是广东的海洋经济）发展是基本动因，简单分析如下。

　　1．广东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地理条件。

　　广东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洋省份，东西南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4300公里，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3.8%，居全国首位。境内又是内河水网交错，以西、北、东三江为主流的珠江水系贯通全省，并与全国的河流交通相沟通，交通十分方便。从而使省会广州自汉朝开始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2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且经久不衰。这就为广东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点，当时清朝的雍正皇帝也认识到，他在1729年（雍正七年）的一道谕旨中就指出：

　　“粤东三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国商民，携钱买货往来贸易者至多也。”〔10〕

　　2．人多田少，使一部人向海外发展。

　　据吾师梁方仲教授着：《中国历代田地、户口、田赋统计》一书统计，至清朝，广东省的人口已达到2155万（现在是7000多万），而耕地仅有3430万亩，平均每人只有耕地1.6亩左右。其中人口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各县人均耕地只有1亩左右（现在仅有0.3亩）。在这种情况下，人多田少，地不足养，成为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潮州地区的社会问题。于是人们只好另谋生计，一部份人在有限的耕地种植经济效果好的经济作物或者施行新的耕作方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部份人转向从事手工业生产，专门进行商品生产；更有一部份人弃农经商，包括到内地和海外经商而成为商人，到海外贸易者就成为我们上面所讲的海商。

　　3．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为海商从事海外贸易和华侨在外国定居经商贸易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明中叶以降，特别是到了清前期，广东各地已普遍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如种桑养蚕养鱼，种植甘蔗、水果、蔬菜和花卉等，幷且形成了专业化的商品性生产。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已流行一种“桑基鱼塘”一地多用的生产模式，农民中也出现了不少养鱼、种桑、种花、养蚕的专业户。这些专业户不再是种粮食来维持生活了，而是“衣香食果”、“衣食于茶”，“以花作衣”了。这样一来，粮食也卷入了市场。

　　此时，广东也发展成全国手工业先进地区之一，其门类之多、花色品种之齐全、技术工艺之精巧闻名全国，空前未有。如广州、佛山、顺德、南海、潮州的丝织业；东莞、增城、阳春、番禺的制糖业；佛山、韶州、惠州、潮州的铁冶业；梅县、饶平、东莞的陶瓷业；广州、高州、阳江、海口、新会、东莞、潮阳的造船业；广州、英德的制茶业等，都成为专门的手工业商品生产部门，为追求价值而进行生产。

　　这些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就为商人进行内外商品贸易提供充足的货源，使广东商人得以活跃经商于全国和海外。

　　4．清政府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为广东海商出海经商提供了方便。

　　大家知道，清朝政府曾实行海禁政策。但到了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正式废除海禁并于次年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而到了1756年（干隆二十一年）发生洪任辉（James Flint）事件后，又于1757年宣布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作出“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夷船番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的决策。于是广州成为一口通商对外贸易，一直延续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共156年之久。这样，使广东在150多年始终处于合法出海贸易的优越地位。这对于广东海商就近出海经商，以及经商后在外国定居不归成为华侨，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政治因素。

　　5．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来广东，对广东海商和移民海外而成为华侨是一个诱惑因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路来中国者较早是葡萄牙人。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并遣使入广州。1553年，他们进入和租居澳门四百多年。1570年西班牙人来广东贸易，1604年荷兰人两次来澳门，1622年西班牙人再来广东贸易，1637年英国人来到广东，1699年法国人来广州，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成功。这些西方国家跨过印度洋、太平洋首先来到广东，在他们来说是为了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但对于广东海商的出海经商以至向外国移民，却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诱惑和刺激。

　　从上面五个方原因来看，18世纪以来，广东商人（特别是海商和牙商）和华侨的产生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广东地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决定的。总体来说，是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广东海商和华侨对世界的海洋经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广东商人和华侨华人的历史作用

　　广东商人和华侨华人自18世纪以来，在推动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帮助中国改革和革命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推动了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经济的开发和繁荣。

　　广东商人和侨华华人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首先是将中国先进的商品、农耕和手工业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各国，促进这些国家经济的开发和发展。18世纪，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比中国落后，正在处于开发阶段。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海洋岛国，与广东海洋地区有相类似的地方。所以很容易接受广东商人和华侨华人传播的先进经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这一点，连当时在东南亚地区的西方殖民国家的官员也是承认的。如19世纪80年代，婆罗洲英属殖民地的官员都肯定华侨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一位官员叫约翰·费尔曼（John Foreman）高度评价说：

　　“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著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他们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取糖汁和大铁锅熬糖的制糖法介绍到这个殖民地。”〔11〕

　　英属殖民地沙劳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说得更彻底，他说：

　　“若无中国移民，我们将一事无成”。〔12〕

　　就算是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和华侨华人也起着重要作用的。例如1870年，秘鲁大种植园使用大量广东华侨种植甘蔗，到1875年产量比1870年增长了35倍。同时由广东华侨大力改进制糖技术，使用真空平锅熬糖法制糖,大大提高了糖产量，由1870年的51吨增至1880年的8000吨,使秘鲁的甘蔗和制糖业获得了新生。

　　对于美国西部的开发，广东华侨华人也是立下汗马之功。大家知道，19世纪初，美国西部地区还是一片人迹罕见的荒僻之野。加利福尼亚洲萨克拉门托河与圣华金河流域亦是一片辽阔的涝洼地，长着高达2米的蔗草芦苇，称为蔗草地（Tule Land）。蔗草叶腐烂与河流的积土形成肥沃的土层，具有农业生产的潜力。但因地热低洼，河水经常泛滥，无法进行耕作。华侨华人以珠江三角洲修堤防洪，开渠排涝等兴修水利的丰富经验去经营垦殖这块土地，很快取得了成效。1840年左右，农场主鲁本·克切瓦尔（Reuben Kercheval）雇用了大批华人开发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涝洼地，环绕数个小岛筑堤围，格兰德岛的堤围长29英里，谢尔曼岛的堤围长49英里。不久三角洲所有55个长满蔗草的小岛被称为“中国堤堰”圈起来，把岛上的土地开垦成为可耕良田。据1877年统计，华人共开垦涝洼地500多英亩，种植小麦、水果和蔬菜。正是由于数十万华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开发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坚实基础，创造出大量的财富。这一点当时海潮土地垦殖公司董事长兼经理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承认说：

　　“我认为，居住在本州的华人所生产的财富总值等于我们的矿山，包括内华达州和达科他州的矿山的总值。他们每年所生产的财富总值很可能达到六千万、八千万乃至九千万美元之多。”〔13〕

　　与此同时，华人对开发加州的黄金矿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8世纪，珠江三角洲人获悉加州淘金热的信息之后，有2.5万人随广州商船从香港横渡太平洋，前往圣佛兰西斯科（华侨称三潘市，亦称旧金山）去淘金，为加州的金矿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1852年生产黄金产值达到3.22亿美元。于是，使得1848年还不到1000人口的圣佛兰西斯科小镇人口激增到1849年的5000人，1850年增至25000人，1857年增至38万人。可见，加州的矿业开发和富庶与广东华侨华人所付出的巨大劳动是分不开的。华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还特别表现在参加兴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上。这条铁路是1845年动议，1861年美国政府决定修建的。铁路由东向西贯穿美国大陆。分东西两端同时动工兴建。东段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由奥马哈（Omaha）向西到奥格登（Ogden）修筑，称为联合太平洋线；西段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由萨克拉门托往东到奥格登，称中央太平洋线。华人是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主要劳动者，前后参加筑路者达40000~50000人之多。而且负担着臂开霍恩角峭壁和打通絶顶大隧道等最繁重最关键的五分之四的工程。有上万名华人遭到牺牲，而得以提前七年完成。可见，中央太平洋铁路是华工的血汗修筑而成的。正如美国人E·B·麦罗克法官在庆祝通车典礼集会上所说：

　　“我希望提醒诸位，我们所修建的这条铁路之所以能早日完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被称华人的贫穷而受人蔑视的劳动工人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勤奋精神”。〔14〕

　　由上可见，华工在开发和繁荣美国西部经济中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诚如郑观应所记：“美国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15〕。美国学者莱丹也评述说：“加利福尼亚的迅速发展，没有中国劳工是不可能的”〔16〕。1877年2月27日《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工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也承认：

　　“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由于华工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就其物质繁荣而言，毫无疑问，太平洋是最大的受惠者。资本家因为有了华工而获得其利。这里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指美国西部）的物质繁荣。”〔17〕

　　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承认和纪念19世纪初华侨华人对美国西部经济开发的作用和贡献的。1964年，中央太平洋铁路所穿过的内华达州，在纪念建州100周年大会上，宣布10月24日为向华人先驱致敬日，并竖立一块永久的石碑，以志纪念。碑文用英、中两种文字刻上：

　　“华人先驱，功彰迹伟，

　　开矿筑路，青史名垂。”

　　这说明华侨华人与美国人民共同开发、繁荣美国经济所建立的深厚友谊是长存的。

　　加拿大的东西太平洋铁路长达4000多公里，也是由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广东华侨和加拿大广东华侨华人15000多人共同修筑的。现在多伦多市中心唐人街附近也树立一个纪念象，来纪念华侨华人参加修建铁路的功绩。今年10月27日，蒙特利尔市政府重新修建唐人街，落成时布克市长在讲话中又赞扬广东华侨华人以生命的代价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功绩。

　　2．促进广东经济的发展。

　　上面说了广东商人和华侨把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传播到外国，而因为海洋经济的互动性，又是他们把海外的物质文明回馈广东，引进许多农作物新品种，以至19——20世纪为广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使广东的经济向近现代化迈进一大步。

　　首先，是通过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大帆船的贸易，广东商人把许多欧、美洲产的农作物如烟草、玉米、红薯、番茄、南瓜、人心果、荷兰豆、椰菜、生菜、木瓜、马铃薯、芥兰、西洋菜等品种带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及广东种植，更进一步促进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玉米、红薯的引进，因为两者均属高产耐寒的粮食作物，对于解决广东人多田少缺粮的社会问题以及中国粮食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玉米从中美洲引入广东后，到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已有20个省种植成功，到18世纪末，已在全国普通种植了。红薯也一样，初由东莞县人陈益到安南经商，带回东莞家乡试种成功，然后传至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种植成功，以后全国普通种植。对于解决中国人多地少、粮食不足也起了巨大作用。

　　其次，广东商人和华侨华人在外国经商贸易发了财，不忘家乡，纷纷把一部份资金回馈广东家乡，兴办近现代化的工厂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使广东的近现代企业、交通先走一步。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广东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继昌隆缫丝厂，就是由南海县简村乡华侨陈启源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回来投资创建的。他于1854年去安南经商，十多年成为当地巨商。回来后投资7000多两白银建厂，仿西方人缫丝方法，发展近代缫丝工业，获得成功，到1881年（光绪七年）工人将近1万人之多。

　　第二、飞机制造业是恩平县华侨冯如投资制造的。他于1895年去美国经商定居，先在美国组建广东制造机器公司，自任总工程师，开始设计制造飞机，几经失败，于1910年试制成世界上性能较好的飞机，并于同年10月参加旧金山国际飞行协会举办的飞行竞赛，获冠军。1911年，他带自制的飞机回广东，在广州创办广东飞行机器公司，11月参加广东革命军，被任命为陆军飞机长。后虽于1912年8月在广州作飞机飞行表演失事遇难，但他却在广东以至中国航空飞行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投资办铁路交通。广东华侨华人回广东修建中国最早的民营铁路，一条是台山县华侨陈宜禧修建的新宁铁路。陈宜禧，台山县人，1860年（咸丰十年）去美国西雅图，参加了1865年美国修筑太平洋铁路。太平洋铁路筑成后，他转从事商业赚了钱，于1904年回台山，集资2758412元，成立“新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于1906年4月开始修筑新宁铁路（由台山县的斗山圩起至新会县江门），全长133公里，于1917年完成通车。另一条铁路是梅县华侨张煜南修筑的潮汕铁路。张煜南，是印尼华侨，与友人集资200多万元，偕同其弟张鸿南一起共同组成潮汕铁路公司，于1904年回国修筑潮汕铁路。请日本工程师爱久泽直任总工程师设计筑路方案，于1904年8月动工，至1906年竣工完成通车，自潮州至汕头全程长42公里。

　　总之，华侨投资办企业对广东近代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天，广东华侨华人回广东地区投资兴办现代化企业比以前更多。可以说，广东实现近现代化是离不开2000万华侨的大力支持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外资企业，80-90%都是广东华侨华人回来投资的〔18〕。

　　3．支持中国的改革和革命。

　　广东的商人到外国经商定居成为华侨华人，但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但时刻都盼望自己的祖国富强，所以他们始终是支持国内那些为国家走上富强、民主而进行改革或革命的志士仁人的。例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变法维新的戊戍变法运动，华侨是支持的。当变法运动于1889年9月失败后，康有为由北京转香港到日本，得到日本华侨的帮助。后来，他又在日本华侨的帮助下去加拿大，得到加拿大华侨的支持。梁启超赴英国去请求英国海军大臣柏丽斯威子爵帮助变法图强，未成功，又在英国华侨的帮助下，再到加拿大转回香港。1900-1903年，他又在华侨帮助下，从香港去新加坡、印度、缅甸等国家，企图再谋求变法。康梁的变法失败了，但他却是受到广东在世界各国华侨的大力支持。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更是同广东华侨华人支持分不开的。首先是孙中山组织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就是在华侨支持下于夏威夷成立的。孙中山在广州进行革命过程中，因经费不足，于1911年1月到加拿大去向华侨华人筹款，华侨华人也慷慨解囊,捐款11.6万加元支持孙中山革命。后来孙中山受到排挤逃难英国，也得到英国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所以，当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孙中山总结成功的经验时，他满怀激情说：

　　“华侨为革命之母。”〔19〕

　　4．促进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广东商人到国外经商定居，首先是将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各个国家交流和传播。与此同时，他们又将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带回广东交流和传播。两种文化互相交融，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仅举种人痘西传和种牛痘防天花病东渐中国，就是最好的说明。种人痘防天花原来是中国发明的，于17世纪由中国商人经土耳其、俄罗斯西传到西欧国家。到了1796年，由英国医生琴娜（Edward Jenner）改良将牛痘之源注入人体，同样起防天花的效用，得以传播开来。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将牛痘苗运到澳门试种成功。当时在澳门经商的十三行商郑崇谦，即请梁辉等4人学种牛痘，后来回到广州，又在行商伍秉鉴、卢观恒等人的支持下，设立牛痘局，向市民施种牛痘防天花，30年间，广州市150万人种牛痘防天花效果显着。于是推向全国种牛痘防天花，1825年，番禺商人潘仕成在北京南海会馆设痘局，由余心谷主持向北京市民施种牛痘防天花成功。此后，种牛痘防天花传播全国各地。

　　

　　注释：

　　〔1〕《东华续録》卷46，（干隆朝）。

　　〔2〕《干隆澄海县志》卷19，《风俗》。

　　〔3〕《干隆澄海县志》卷2，《圩市》；《嘉庆潮阳县志》卷19，《风俗》；《干隆潮州府志》卷14，《圩市》。

　　〔4〕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皇朝经世文编》卷83。

　　〔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6〕《军机处録付奏折》，李清芳奏，干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7〕原田正路：《世界史中的长崎》第55页，东京1971年版。

　　〔8〕《军机处録付奏折》，干隆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9〕Thomas W·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p20，1969.

　　〔10〕张嗣衍：《干隆广州府志》卷首。

　　〔11〕转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5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3〕转引朱杰勤主编：《美国华侨史》第7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4〕F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135,P151.

　　〔15〕郑观应：《盛世危言》第33页，《贩奴》

　　〔16〕莱丹着、王造时译：《美国外交政策史》第366页。

　　〔17〕转引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18〕《人民日报》1998年11月6日，《海外版》。

　　〔19〕尚明轩等编：《孙逸仙生平事业追忆録》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本文是作者于1998年在大阪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应神户市华侨华人研究会之请所作学术报告的讲稿，承蒙中村哲夫教授翻译成日文发表于《孙文研究》第25期，1999年1月。在此再次向中村哲夫教授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