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认识金应熙教授的学者公认：他是一位博学多才、通达睿智、严谨治学、为人恭谦的专家。我在这里加上两句话：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奬掖后学的好老师，大家都称他为“金师”。下面我仅就个人亲身的感受谈一谈，以见一斑。

　　一、劝导学生学习历史专业

　　我是1957年高考被中山大学以第五志愿録取入历史系读书的。因为历史专业不是我的前四个志愿，所以9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晚上，我就找到班主任邹云涛老师(金应熙教授夫人)家里去请求转系。邹老师客气地叫我在客厅沙发坐下，然后问我有什么事。

　　“邹老师，我想申请转系”，我说。

　　“你为什么要转系，想转读什么专业?”邹老师问。

　　“想转到外语系读法语或英语，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是法语，第二志愿是英语。”

　　邹老师严肃地说：

　　“按学校规定，不能转系转专业。如果真的想转，也要在历史系读完一年级，明年才能向学校提出申请。但一般说来也不容易获得批准。”

　　邹老师又说：

　　“其实读历史专业也是不错的，也是有前途的。说着指了一指坐在厅另一端正翻看报纸的金应熙老师，他就是学历史专业的，现在也当了副教授兼系副主任”。

　　于是金老师放下报纸，转面向我，和气地询问我的姓名，是什么地方人。然后给我讲述他自己在香港大学文史系读历史专业，毕业后在岭南大学教历史，解放后曾调到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1952年又调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历史的经历。然后深有体会地说：

　　“我感到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也是很好的，也是有前途的。事实上不管学什么专业，只要你认真钻进去，努力学习，就会有兴趣，也有前途。关键是自己学好学深。”

　　经过两位老师的谆谆教导，我终于慢慢地安心在历史系读书了，而且一直读了11年。1968年秋，我服从国家分配到山西太原钢铁公司工作，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指导老师梁方仲教授和系主任金应熙教授，离开了我住满十一年的康乐园中山大学。

　　二、帮助学生从事历史专业

　　1965年8月，我从花县搞“四清”回来，因为要赶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梁方仲教授带领我和叶显恩(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鲍彦邦(今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到北京收集资料。当时适金应熙老师已先于1963年被借调到北京“中俄关系史研究组”工作，参与当时“中苏论战”中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资料收集研究工作，于是我得以经常到他的住处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向他请教。记得有一次他对我和邝柏林(当时是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的历史系研究生，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说：

　　“梁方仲教授年纪这么大，身体又不大好，还亲自带你们来北京收集资料写论文，实在是少有的难得机会，你应该努力看书收足资料，写好论文，毕业后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业工作。”

　　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金应熙教授离开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到暨南大学历史系当主任和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历史组组长职务。1980年春，他以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与李鸿生(今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出差到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协商筹办纪念太平天国130周年学术讨论会事宜。当我去宾馆拜访他时，他面对面对我说：

　　“你还是想办法调回母校历史系，搞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好，现在系里只有两人搞明清社会经济史，力量不足。”

　　在他的提示和劝导下，于是我向广西区党委党校领导提出归队搞专业研究工作的要求。可惜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调动工作谈何容易。党校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理由，坚决不同意我的请求。当金老师得悉此情况后，他事先与中山大学领导通气，于1980年秋，利用再次赴广西具体落实召开纪念太平天国130周年学术讨论会工作的机会，以要我回母校整理梁方仲教授遗着出版为理由，向与他认识的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长贺亦然说项，希望他支持我的归队请求；最后还利用一个下午时间专程到广西区党委党校找主持工作的党组书记兼常务副校长(校长是区党委一副书记兼任)陶云萍细谈，希望党校支持和批准我的归队要求。最后虽然未获得同意，但却达成了借调回中大工作一年的口头协议。晚上，金老师高兴地亲临我家示知我，说党校已同意你借调回中大一年，你就先回去吧。他还饶有风趣地说：老虎借猪，以后就好办了。后来经过一番努力争取，我终于1981年1月得准调回母校历史系，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阳春三月，我举家五口重新回到熟悉的康乐园，回到母校母系的怀抱，回到金老师、邹老师的身边。遗憾的是，我再见不到我的指导老师梁方仲教授了。他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害于1970年离开人世了，享年仅62岁。

　　三、指导学生进行历史研究

　　1982年夏某天，金应熙教授叫我到他住在东山的家，还请我在他家里共进午餐。饭前他对我说：    

　　“我不久前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会上北京方面要我们广东负责写两本书：《香港历史》和《澳门历史》。我计划：我带一个刚来省社科院港澳史研究室工作的青年刘泽生(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写《香港历史》；你和研究室的邓开颂(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去写《澳门历史》。”

　　我听后感到为难，顿时脱口说：

　　“金老师，我不懂澳门历史。你知道，我是梁方仲教授的研究生，对明清时期的经济状况稍为瞭解，但对澳门历史却是一团漆黑，实在难以胜任。”

　　金老师接着说：

　　“正因为你是梁方仲教授的研究生，我才找你。不错，你是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但这与研究和撰写《澳门历史》是一致的，也是你研究的范围，  因为澳门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其崛起和发展主要是明代中叶以后。而其之所以崛起和发展，最主要的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从而开辟了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广州—澳门—日本长崎：广州—澳门—墨西哥阿卡普尔卡和秘鲁利马的三条环球贸易航线，使澳门成为当时全球国际贸易的中转港，澳门才发展起来。今天澳门虽小，但仍是经济发展的国际有名的城市。而其经济支柱就是国际贸易。就是说，澳门是靠明中叶后做国际贸易才发展起来的，贸易是什么，不就是经济的一部分吗?这与你研究明清社会经济是一码事，不矛盾吧。”

　　金老师的一席专业性极强而又深入浅出的话，使我顿开茅塞，头脑产生不好拒絶金老师要我去研究和撰写《澳门历史》的感觉。于是我勉强地说：

　　“金老师，你说得对，我试试看吧。”

　　金老师听见我没有很大的信心，接着说：

　　“你不太瞭解澳门历史，不要紧，你可以就近请教系里戴裔煊教授。他写过有关澳门的论文，1957年发表过《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1958年又写过《关于葡萄牙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1963年又发表了《1557至1580年间的澳门》一文；现在他正在撰写《明史·佛朗机传笺证》一书，都是很有深度、很高水平的论著，你可以参考，并请他指导。”

　　就在金老师和戴老师的启发指导下，我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和大学时代的同学邓开颂一起收集有关澳门历史、特别是收集有关澳门对外贸易史的中外文资料，历时8年，到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厦门、香港、澳门等城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钞写和复印了大批澳门历史的资料，然后进行梳理、分类，先是编辑成《澳门港史资料汇编》 (50万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 (40万字)，由澳门基金会于1994年出版；《澳门对外贸易资料汇编》(120万字)，由澳门《华侨报》连载5年。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又多次到澳门实地考察和访问。坐了十年冷板凳，我对澳门历史稍为熟悉后，开始撰写《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方针和政策》、《澳门是16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海关的管理》等30多篇论文，在《中国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在此基础上，我和郑炜明先生撰写的《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宗教》两书，由澳门基金会于1994年出版。接着，我撰写的《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由澳门历史学会于1995年出版。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前夕，我撰写的《澳门通史(远古-1998)》，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庆祝澳门回归的献礼。    

　　光荫荏苒。1982年金应熙教授要我们编写的《澳门历史》，在他和戴裔煊老师的亲切指导下，经过17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交卷了。但万分遗憾的是，金、戴两位老师均不能看见和批改学生完成的作业。戴老师已于1988年仙游了，享年80岁；金老师亦于1991年6月25日在香港新华分社编写《香港概论》工作中溘然撒手人寰(当时我在香港大学开学术讨论会，前一天还见金老师，第二天一早马鼎盛先生来示知：金老师于昨天晚上突然逝世了。顿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不能接受)，享年仅72岁。事实已成为历史，在今天纪念金应熙教授逝世15周年座谈会上，我只有作此短文，以表达学生对金应熙老师以及戴裔煊老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原载《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金应熙教授纪念文集》，香港出版社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