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visible hand——Recollect professor Liang Fangzhong guides me Throughs on read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and again at now

　　本文阐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着《国富论》一书关于市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阐明它对当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并余论亚当·斯密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的主要内容，从而说明亚当·斯密既是一个观察力超人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哲学家。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main content on market economics of the book "The Wealth of Nations" written by Adam Smith, a British economist, and On basis of this, clarify the sense on constructing China's socialist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comment the main arguments of Adam Smith's anther book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hus illustrating that Adam Smith was an economist with a super insight into matters as well as a moral philosopher who bemoan the state of the universe and pity the fate of manking.

　　近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美国发布《独立宣言》的同年即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lions），这同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经济学原理》和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的西方经济学著作。1901年，严复将《国富论》翻译为中文，以《原富》书名出版；1931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国富论》出版，1972年再版时易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2001年，杨敬年翻译的《国富论》，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唐日松等五人合译的《国富论》，由华夏出版社出版；2008年 ，谢祖宜译的《国富论》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我于1961-1965年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由于学的专业是明清社会经济史，所以导师梁方仲教授除了要求和指导我通读《资本论》之后，还要求和指导我通读被马克思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一书。当时正值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要求干部学习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年代。那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统理论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出版）一书的出版，以党和国家权力法定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并制定相应的政策，要求前苏联人民都按此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丝毫不可以违背。在这个基础上，他更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提出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当时，我们国家也是以此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所以我读《国富论》时，当然是站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度，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理论为标准，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态度去读，读完之后感到《国富论》关于一只看不见的手、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自由贸易、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扺御外国侵略、执行司法和管理公共事业等核心内容，与前苏联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和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格格不入，完全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辩护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面教材。

　　现在重读《国富论》，正逢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以新时代的视角读《国富论》，自然有迥然不同的感觉和认识，那就是：《国富论》阐述的经济学理论，是总结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中国（书中提到中国有关问题达24次）等文明古国和近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而论述人类社会的生产（包括农业、制造业）、分工、商品、市场、利润、货币、资本、地租、赋税、财政、工资、奬金、证券、公债、政府职责、人民教育、社会保险等丰富内容，在今天的俄罗斯及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无时不有和无处不在的，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所以《国富论》实际上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值得参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下面，我就《国富论》的重要内容及其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谈谈自己重读的体会，以求正方家。

　　一、《国富论》的主要内容

　　（一）《国富论》指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亚当·斯密发现在人类社会经济领域的日常经济生活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每个人行为的动机。他认为，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不管是谁，其行为的动机是“利已”。这是“人性中无法给予进一步解释的原始本能之一”，“这种倾向只有人才有”（唐日松等译《国富论》，第13页，夏华出版社2005年，下同），其他动物是没有的。他说：

　　“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每一项交易的意义。正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彼此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絶大部分的东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国富论》第13-14页）

　　亚当·斯密进一步论述：“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的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第101-102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这个从“自利心”出发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会达到并非他本意达到的目的。这正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指出：

　　“出于对他自身利益的关切，制造弓箭成了他的主要营生，他成为一种专门制造武器的人。另一个人擅长制造他们的小茅屋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为他的邻居服务，邻居们也按照同样的方式，用牲畜和鹿肉回报他。最终他发现，一心一意从事这种职业，成为一个造房木匠，对自己有利。依同样的方式，第三个人变成了铁匠或铜匠。……这样，由于肯定能把自己所需要的劳动产品中自己消费不了的所剩余部分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份，这就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可能具有的从事这一职业的才能或天赋”（《国富论》第14页）。

　　这种劳动生产分工的发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亚当·斯密更举了制针业的例子加以说明：

　　“制针这个重要的职业被分成大约十八种不同的工序。在一些工场，这十八种不同的操作由十八个不同的工人担任。……我见过一个类似的小厂，那里只雇用了十个工人， 在这个小工厂里，有几个工人从事两三种不同的操作。尽管他们很穷，尽管他们连必要的机器设备都很差，但如果他们尽力工作，……这十个人每人每天就可以制造出四万八千枚针……”（《国富论》第8页）。

　　这充分说明，随着生产分工的发展和劳动划分成越细的专业化，正是出现工厂制度的结果。有了细致的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生产出更多的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整个社会经济领域，都能很好的分工合作，生产人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以相互满足生活所必需，从而大大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国富论》提出和创立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在第一篇第五、六章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中，提出和创立了劳动价值的理论，说：

　　“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根据他所能享受得起的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品质和层次而定的。但是，一旦分工完全确定以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能供应他享受的上述物品中的很少一部分，其余絶大部分他必须从其他人的劳动中获得。这样，他是富有还是贫穷，必然根据他所能支配或购买得起的他人的劳动的数量而定的。因此，任何商品的价值，对拥有这些商品但又不想使用或消费它而是想用它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人来说，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的数量。因此，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第24页）。

　　这就说明，每个商品的真实价格，包含了一个特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因此，我们能够交换当时认定包含相等数量劳动价值的东西。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财富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并想用它来交换某些新产品的人来说，正好等于它能使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的数量”。“因此，劳动是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国富论》第24页）。

　　（三）《国富论》主张和提倡“自由贸易”。

　　这是《国富论》第四篇最重要的内容。亚当·斯密在这里着重从论述商业制度和农业制度，提出一个国家只有对内对外进行商业的自由贸易，才能使社会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富强。他指出，国内的商业自由贸易是解决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

　　“在种植谷物的大国，只要各地之间能够自由贸易和自由交通，即使是最不好的天气造成的粮食短缺，也絶不会严重到引起饥荒”（《国富论》第375页）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大国内各省之间的国内贸易自由，不仅是缓解粮食短缺的最好方法，幷且是有效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大陆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进出口贸易，也是缓解粮食短缺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国富论》第385页）。

　　亚当·斯密进一步论说，自由贸易又是国家富强的好方法：

　　“将商业体系提升到一个繁荣壮大的程度，……这一个体系的目标，与其说是靠土地改良和耕作而使国家富强，还不如说是靠贸易和制造业来使国家富强”（《国富论》第446页）。

　　“重商主义宣称，其最终目标始终相同，即通过贸易顺差来富国”（《国富论》第457页）。

　　亚当·斯密不是就贸易论贸易，而是把自由贸易与制造业相结合起来，认为自由贸易形成的竞争优势会带动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更是如此，说：

　　“得自外贸的主要利益不是进口金银，而是运出国内没有需求的剩余产物和运回本国有需求的其他物品”（《国富论》第319页）。

　　“运出国内没有需求的剩余产物”，就说明国内的制造业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居民也富裕了。他说，欧洲国家就是这样：

　　“在欧洲各国，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产量增加了， 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随之增加了”（《国富论》第320页）。

　　因此，亚当·斯密反对垄断贸易，特别是反对英国、荷兰等殖民国家在殖民地国家的垄断贸易。在他看来，在殖民地实行垄断贸易政策，对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说；

　　“由于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必然将更多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地吸引到殖民地贸易中来，所以垄断殖民地贸易排斥了所有外国资本，必然会减少投入到这种贸易中的资本总量，低于自由贸易时自然流入的资本总量”（《国富论》第428页）。

　　“此外，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由于使得更多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规律流入这种贸易，似乎完全打破了所有英国产业部门本应有的自然平衡。英国的产业不是去适应许多小市场，而主要是去适应一个大市场。英国的商业不是在许多小渠道运行，却被引导主要在一个大渠道运行。因此，英国整个工商业系统就不大安全，其政治组织的全部状态也变得比较不健康”（《国富论》第432页）。

　　“因此，应逐渐开放殖民地贸易。哪些限制应首先取消，哪些限制应最后取消；如何逐渐恢复完全自由与公正的自然制度，这些问题还是留给未来的政治家和立法者运用智慧去决定吧”（《国富论》第433页）。

　　（四）《国富论》规范政府的三大职责。

　　亚当·斯密在第五篇论述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三大项：扺御外国侵略、执行司法和管理公共事业。这是全书最长的篇幅，占全书文字的28.6%。

　　1.关于扺御外国侵略，他认为这是政府的首要职责：

　　“君主的首要职责在于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这一职责”（《国富论》第491页）。

　　既然要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这一首要职责，那么如何组织军队呢？亚当·斯密提出两种方法，即建立民兵和常备军；

　　“第一，不顾人民内的利益、才能和倾向，通过严厉的政策强迫其进行军事训练，命令兵役年龄内的所有市民或其中一部分，不论其从事哪种职业，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士兵的职业相结合”。

　　“第二，可维持并雇用一部分人经常进行军事训练，使士兵这种职业成为一种特殊职业，独立出来与所有其他职业明显不同。”

　　“如果国家采取第一种方法，其军事力量就是所谓的民兵；如果采取第二种方法，其军事力量就是所谓的常备军”（《国富论》第495页）。

　　他在书中总结了古代战争胜败的历史，指出迦太基常备军在意大利击败罗马民兵，后来罗马民兵成为常备军，反过来击败迦太基常备军；马其顿的常备军击败和征服了古希腊各主要共和国的民兵并不费吹灰之力征服大波斯帝国等事例，得出结论：国家主要依靠组织常备军来防范和扺御外国侵略：

　　“正规的常备军相对于任何民兵却具有优势。只有富裕文明的国家才能更好地维持常备军，也只有这种军队才能保卫这种国家扺御贫穷野蛮邻国的侵犯。所以，只有建立常备军，一国才能永续文明，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其文明。”

　　“常备军是文明国家的惟一保卫力量”（《国富论》第500页）。

　　2.关于执行司法的职责，他认为：

　　“君主的第二个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国富论》第502页）。

　　为了执法公正，亚当·斯密认为司法权必须与行政权分离，独立于行政权：

　　“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结合在一起，要想公正而不经常为世俗所谓政治而牺牲几乎不可能。代表国家重要利益的人，即使没有腐败观念，有时也会认为为了国家的重要利益而有必要牺牲个人的权利。但每个个人的自由以及他对于自己的安全感，有赖于公平的司法行政。为了使每个个人感到属于自己的所有权利完全有保障，不仅有必要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而且有必要使司法权尽量独立于行政权。法官不应由行政当局任意罢免。法官的正常薪金也不应依赖于行政当局的意愿或经济政策”（《国富论》第509页）。

　　亚当·斯密进一步论述，政府首脑不能亲自行使司法权，如果一旦政府长官行政司法权，根本不能做到司法平等和公正，说：

　　“如果是君主或酋长亲自行使司法行政，无论弊端多严重，都不太可能消除，因为无人有足够的权力责问他。不过如果他委托代理人行使司法行政，就有可能消除这种弊端。如果代理人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有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君主未必总是不愿惩罚他或强迫他纠正错误。但如果代理人的不公正行为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是为了向任命并赏识自己的人献媚，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象君主自己有所不公那样无法纠正。所以，所有野蛮国家尤其是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废圩上的古代欧洲各国的司法行政，长期极为腐败，即使在最好的君主统治下也根本不平等、不公正，在最坏的君主统治下就完全不可收拾了”（《国富论》第505-506页）。 

　　3.关于管理公共事业的职责，他认为公共事业是：

　　“良好的道路、桥梁、运何、港湾等等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为商业的发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显然，这类工程建造和维持的费用在社会各不同发达时期极不相同。一国公路的建设费用和维持费用，显然必随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换言之，必随公路上所搬运货物的数量及重量的增加而增加。桥梁的强度，一定要与可能通过它上面的车辆的数量和重量相适应。……港口的广度，一定要与可能在那边停泊的船舶的数量相适应”（《国富论》第510页）。

　　而地方性的公共事业，则应由地方收入来维持：

　　“比如，伦敦的照明与铺路费用，如果由国库开支，那街上的路灯和铺路的石头能做到现在这样完善吗？而同时费用又能象现在这样低吗？”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管理地方收入和本州的收入，固然有时不免发生弊病，但是，这种弊病若与管理和花费一个大帝国的收入时所产生的弊病相比较，实在算不了什么”（《国富论》第515页）。

　　至于人民公共教育事业，亚当·斯密认为更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共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公正的判断能力。所以政府推动教育发展，特别是推动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发展，是不可稍有疏忽和闪失的：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对有身分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关注”（《国富论》第550页）。

　　他指出，因为普通人民“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时间。就是在幼年时期，他们的双亲也几乎无力供养他们”，因此他说：

　　“国家只要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必须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国家可在各教区或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小学校，收费低廉，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那基本教育了”（《国富论》第551页）。

　　“国家即使由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仍然值得国家注意，使下层人民不至陷入全无教育的状态。何况，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赖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看法，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对政府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国富论》第553页）。

　　二、《国富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

　　从上所述《国富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国富论》确实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它对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资本、商品、利润、工资、地租、赋税、财政、奬金、公债股票、政府管理政策和政府职能等社会政治经济都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具体设计，是迄今为止，近代的主要政治经济学都是以《国富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既有理论的指导意义，又有可供操作的实际意义。特别是从人性出发，把“一只看不见的手”当作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培育出一整套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则。231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人类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都是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实行市场经济，成功地组织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使到当今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

　　今天 ，我们全国上下正在努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国富论》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必需参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在以下两方面，更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第一，承认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利心”，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

　　亚当·斯密认为，人与生俱来的“自利心”，是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经济理论和秩序的基础。他毫不讳言，人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人性就是经济学的基石，离开人性就没有什么经济学理论了。而人性有利已龢利他两方面构成。人在社会的一切活动，首先是从利已出发，然后才达到利他，这是符合实际的人人心知肚明的道理。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离开人性而抽象设计编写瞭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具体操作经济体制及规则，80年来苏联计划经济实践证明是搞错了，行不通。现在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如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等以及以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越南等国家，也只好搞市场经济了。本来人人心里都明白，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都存在着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心”这只“看不见的手”，犹如凡是买商品的人自然都是希望自己买到尽量便宜而好的商品；而凡是卖商品的人都是希望商品卖得价钱越高越好一样。但是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显然道理，我们在开放改革前的30年，由于全部照搬苏联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而都一直不敢和不屑承认。连这种人人皆知的老实话都不敢说，所以在1949-1979年的30年探索社会主建设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压倒一切，结果发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回忆开放改革前，我们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勒紧裤带，一心一意想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促进国家富强，但是搞来搞去，失败了。特别是在三年（1959-1961）经济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甚至饿死人，还谈什么小康富裕和国家富强呢。到 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以来，邓小平大胆果断拼弃前苏联那套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模式，决心搞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努力和坚定不移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度发展的成就（2008年GDP 4.4万亿美元，人均GDP 0.33万美元）。可以说，我们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需要100年才完成的使命，取得了世界嘱目的经济发展，使13亿人民解决了温饱，以至过着小康的生活。这是搞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就离不开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承认不承认都一样。事实就是如此。

　　第二，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的职能。

　　当前我们全国上下正在努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是市场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理所当然靠关心自己利益（即类似亚当·斯密所说人的行为自利心）的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力和动力在人民群众。唯其如此，我们应当参考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职责的设计，切实把我国政府职能认真转变到防范外国侵犯、执行司法和管理公共事务三大职责上来。

　　反观我国政府的职责，还未真正转变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主要表现在由于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行政资源和审批权力而形成的政企、政资、政社、政事不分，导致政府直接参与或干预企业、事业和社会单位的生产经营及具体事务；而政府的不科学的政绩考核体制、不合理的公务员考核、选拔和任用制度、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任用制度，使到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府及官员不考虑市场经济的规则，只考虑政绩需要而一味追求GDP和固定投资高速增长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政府经济照样热，政府没有集中精力和财力去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而影响社会事务的发展，造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使得大量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和长远利益的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人民教育等公共事务缺位、缺财（即政府提供产品不足）。而由于社会保障等公共事务不到位，普通中下层收入的居民不敢消费，使2007全国居民的银行存款达到14万亿元以上和2008年增至21万亿元，以至存款无法转化为消费，没法拉大内需。从而导致一方面GDP和居民储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却出现产品大量积压买不出去和失业率上升。这样，就很难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保证在GDP高速增长同社会的和谐发展。

　　有鉴于此，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情况，提出当前和今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原则，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所作部署那样，必须集中力量抓好政府职能转变的三项工作：

　　“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坚持政企分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提高办事效率。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三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我们必须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认真主动按市场经济机制把转变政府职能落到实处，把生产、事业、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事业单位；同时防止政府管制市场准入，把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把社会可以解决和自行管理的事务交给社会，真正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实现将“全能政府”、“大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小政府”的职能，促使“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经过温家宝总理所论述的“我国正在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义初级阶段”（《立足初级阶段发展》，载《瞭望》2007年10月14日）的持续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真正富和强的国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走上人类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道路，实现亚当·斯密对人性的另一面“利他性”的道德情操的理论。

　　三、余论

　　以上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谈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内容及其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但这仅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其实，亚当·斯密自己认为，他的《国富论》只是一碟清粥小菜，并非是自己的至爱。而他早于《国富论》出版前1759年出版的另外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内容和观点，才是他的至爱。亚当·斯密在本书中认为， 人性的另一面是利他性和同情心，是伦理道德行为的基础，假如社会缺乏这个基础，那就迷失了方向。所以，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认识和论述是全面的、是双重意义的：即在经济学理论上，他侧重和强调论述人的“自利心”一面，而在他认为每个人都要唤起自己的“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观者”，努力做到推已及人。所以，在伦理道德上，他侧重论述和强调人的“利他性”一面。只有把经济学的“自利心”和伦理学的“利他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真实的人性。 因此，全面地科学地评价亚当·斯密，他既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伦理道德学家；又是一个观察力超人和分析力深刻的经济学家。只是因为当代我们人类仍然处在市场经济时代，所以人们着重推崇他的《国富论》；到了将来市场经济达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人们必然推崇他的《道德情操论》，而《国富论》就可能变为过时而送入经济学理论的博物馆。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亦有理由相信，届时《国富论》仍然是最具有价值和为人类经济发展起过不可估量作用的经济理论展品，供人们回味和鉴赏。

　　

　　附録：亚当·斯密简历

　　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克卡尔迪（Kirkcaldy）的一个小渔村。

　　1737-1740年， 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获硕士学位，导师是法兰西斯·哈金森（Frances Hutchison）。

　　1741-1748年，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748-1750年，回家和母亲生活，并在家自学和研究。

　　1751年，被聘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讲授《逻辑与修辞学》课程。

　　1752年，讲授《道德哲学》课程。

　　1759年，出版处女作《道德情操论》。

　　1761-1763年，晋升为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

　　1764-1765年，偕巴克勒（Duke of Buccleuch）游览日内瓦和巴黎，结识重农学派魁斯奈（Quesnay）和杜尔哥（Turgot）等人，受中国重农思想影响。

　　1766-1767年，回到伦敦。

　　1768-1773年，回到家乡陪母亲，撰写《国富论》。

　　1776年3月9日，《国富论》出版。

　　1777-1778年，退休回家乡，撰写一本艺术书以自娱。

　　1778-1790年，和母亲移居爱丁堡，出任苏格兰海关关长职位。

　　1790年5月，大幅度修改和增订《道德情操论》一书再版。

　　1790年7月17日，逝世，享年67岁。

　　（本文为提交“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100周暨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