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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先民南迁起因补说



  黄浩烈

  关于珠玑巷先民南迁的起因,曾祥委先生在《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列举了避祸、动乱、自然灾害、战乱及经商、宦游等几种情形,尤其是写到前四种是宋代珠玑巷人南迁的主因时,例举较为详实。文中,虽然也提到官府逼迫也是珠玑巷人南迁的主因之一,但无例子。我认为,疆土的控制、生产的发展、课税的充实,对古今任何一个朝代(政权)都是不会轻视的议题。所以,为了控制和发展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就必须充实那里的人口资源,这个动议带出了国家主导的移民。相对于因避祸、动乱、天灾、宦游等“被动”移民,我们可以称其为“主动”移民。这跟新中国成立后开拓新疆和北大荒的移民是一个性质的。相信在珠玑巷千年历史演变中,由朝廷动议,官府鼓动组织(甚至用威迫手段)的移民行动并不稀罕,只不过浮现于眼前的记载尚不详尽而已。

  下面试举佐证四例(文献摘録,略作删改,纪年为编者加注):

  广州江村《江氏族谱》序:南北朝时期,先祖一龙公由江西吉安越梅岭而下,寓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唐禧宗干符二年(公元875年),黄巢叛乱,恣犯猖獗,于东京湖浙而陷广东。至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叛乱平息,朝廷便出诏南雄之士民,有才力者往广州而居。因而始祖一龙公偕同长子真应命南迁。仅赉俸金三万六千两,牛羊驴马二百头,从仆数百人,至番山之北去城三十五里择一大地以为居,建造草舍七百余间,并广招流民,四方流离者尽皆附焉…, 因姓题乡名曰江村,遂为广州江姓之始。

  又据江高镇大龙头村《黄氏族谱》载:我村始祖鳌公出自南雄府保昌县珠玑里。唐禧宗干符六年(公元879年)七月,山东曹州党句人寇陷广州,岭南士民悉罹锋镝,井野丘墟。唐昭宗景福元年六月,奉诏均保邑之士民,于是我始祖翁应命而起偕弟三人赉金买舻领眷率仆带牛马骡驴望南而发,诸弟一留清远,一就东莞,一扺新会,其时秋风荐爽碧岭之际蔚蔚葱葱,语家人曰,此中地灵洵长发之基也,爰卜而居割草辟地营方建庐,乃号其乡曰大龙头。

  以上两例皆发生于同一时期,起因于农民起义,足证并非虚言。

  番禺北兔冈房《刘氏族谱》:我房迁居始祖刘念四公,漳州府人,迁至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居住。因汉王刘鋹播乱,用烧煮剥剔、刀山剑街之刑,广韶之居民涂炭殆尽。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 年),命潘美克英(德)雄(州)二州,进逼南城,刘鋹出降交广,遂平。省会之区,丁口缺,始从雄民以实之(应有官府之动员一编者)。念四祖自开宝四年辛未正月甲子夜来居大朗村焉。斯时广州府地广人稀,公生六子分为六房,散居各县。

  珠玑巷邓氏后裔联谊会编《中华邓族史略》:仲奇祖离南雄府而移于广州府立业,缘因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罗浮山贼首苏文展、黄自典招集贼众,扰乱广、惠二府地方,杀死官兵军民莫知其数。又遭蝻虫天蜢食尽田禾,地遭荒乱。一致于此处司道奏发。至十年统兵官林奉圣旨,带兵前来征剿,不分良善,三年内并无人民来往(意为滥加杀戮一编者)。至十五年安抚大班官寮奉圣旨,使巡抚御史削拨南、韶二府人丁户口,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来者给予口粮牛谷,不来者问边远充军。二府人只有俯顺。贫者杀猪置酒,邀六亲故旧宴饮辞行。富者安土避迁,留恋不来。后安抚官兵又清查户口,但有持顽不从,问发全家。时势如此,于是户长邓仲仁唤齐众叔伯兄弟仲明、仲义、仲礼、仲奇等商议,… 。众兄弟齐赴祠堂祷告祖宗,捡阉为定。时我祖捡着,众议将祖宗遗下田圹屋宇等项共值银一万一千余两,与各房贴银二百两,齐备交付我祖。…。元丰十六年十一月我祖置酒邀六亲,辞别兄弟与亲戚,同熊氏子女家人,又同表亲张康保、陈杜福、徐德来等泛舟而至番禺波罗庙同弋旗岗。住两年,见近海俱系潮水田,未曾承给,遂再移来增城大埔心。…… 。(廿四世孙城南房之瀚羚民国卅五年冬月録)

  从上面所举数例(还有南宋罗贵南迁事件)可以看出两点:①至少在唐宋两代朝廷和地方官府对人口南移是持鼓励态度的。②珠玑巷人并非只因避祸逃难而南迁珠三角,不少先人能顺应时势,响应朝廷号召而主动南迁拓荒,这种义举所发挥的贡献是不应忽视的。

  此外,这里所列文献尚未看到朝廷给与拓荒者的后续奬励政策,如土地归拓荒者所有,若干年内可免减赋税等,以及这些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对这类问题还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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