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圣

　　一、古墓葬

　　《礼记·檀弓上》谓：“古也墓而不坟”。按古时凡葬不堆土植树者谓之墓，今通称坟墓。墓葬是死者或先人安葬的种种仪式处置的遗迹。形制有土坑墓、砖室墓、石棺墓、石室墓、崖墓（悬棺葬）；葬俗有土葬、棺木或棺葬、石棺葬、一次葬、二次拾骨葬（瓮棺葬）、火葬（含骨灰葬）、水葬、天葬等等。古墓葬的用材形制结构、随葬品的种类特征、多寡、含义及埋葬习俗制度，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生活、工艺品制作水平、建筑以及埋葬习俗和礼制及社会意识的重要实物资料。南雄发现的主要是土坑墓、砖室墓、石砌墓和陶坛（魂坛）等。

　　太和岭墓葬

　　该墓葬位于市区东北2公里，北距太和墟300米，东距浈江支流约250米，西靠雄信公路。

　　1984年9月，工人挖土打砖时发现该墓葬。当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往调查时，墓葬已被破坏，葬物均被取走，墓葬形制不详。共采集器物8件（3件已残），其中一件身穿孔钺形端刃器,色泽如青玉，质地细腻光亮，通体磨光，单面穿孔，身柄两道突棱通至两侧，每道上具有中原夏、商牙璋的某种风格。青灰色页岩穿孔切割器3件：一为：梯形扁平、斜刃、两面对钻孔、磨制，长12厘米，宽4.8厘米，厚0.5厘米。二为：磨制、弧刃、扁平、两面对钻孔、长7厘米、宽3.1 厘米，厚0.2厘米。三为：石锛1件，质地为青灰色页岩，磨制、扁平、刃部以上平滑，首尾略翘，长8厘米，宽2.8厘，厚0.7厘米。

　　以上各件石器，均制作精致，磨制光滑、且多穿孔，尤其形制特别的3件穿孔石器，颇具有中原夏、商礼玉器的特征。同类玉石器、礼器在马坝、狮子岩窑头和乐昌老虎岭也有发现。

　　经调查，以上器物均出自一处，应为一座土坑墓的葬物。据省博物馆考古专家研究，太和岭墓葬出土的穿孔石器其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应属广东新石器末期或称青铜时代早期，是南雄这一时期墓葬的重要发现。

　　乌径高朔村汉墓群

　　墓葬群位于乌径镇高朔村龙口山与甘埠山周围，东临雄信公路和浈江河。1982年10月，新田村村民挖土种烟时首次在龙口山发现汉墓一座，后经博物馆工作人员深人调查，又在龙口山发现汉墓2座，1990年4月，高朔小学在河口岭扩建校舍又发现汉墓1座。现将各座墓分述如下：

　　第一号墓：墓向180ο，形制为“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室结构完好，墓长5米，宽2.8米，高3米，墓壁用长36厘米，宽24 厘米，厚7厘米的长方形叶脉纹青砖平放砌叠。墓底用长方形地砖平铺，东西两壁砌有长2.9米，宽2.8米，高32厘米的砖台。券顶拱用长方形楔形叶脉纹砖砌成，用单行横砖封门。出土随葬物有铜、铁、陶器等，但以陶器为主。铜器有青铜矛1件；铁器有铁刀、铁矛、铁削各1件；陶器有：罐8件、碗2件、耳杯1件、卮1件、盂1件、壶4件、熏炉1件、屋1件、长颈壶1件、井1件、作坊1件等器物。出土的陶器、纹饰多为方格纹和素面弦纹，器身多施黄褐色半折釉，部分已脱落，胎为灰黄色，质地较软。

　　从该墓出土器物的造型、纹饰、釉色以及墓葬结构分析，这是一座东汉前期墓葬。

　　第二号墓：墓向正1800，为单室券顶墓，平面呈长方形，墓长5 米，宽3米，残高1.5 米，券顶已破坏，墓壁弯角用长方形企口砖砌，用正方形砖铺地。墓砖计有：长方形、方形、楔形、企口形等，纹饰有对称车轮纹、三角鱼鳞对称纹等，质地坚硬。墓东侧因水圳穿过，30%被破坏。出土器物计有青铜双龙神兽镜和八乳尚方规矩镜各1件，陶罐1件和陶片10多件。器物纹饰多为方格纹和索面弦纹。

　　从发现的器物造型、纹饰、质地、墓砖花纹及用楔形砖砌拱顶等，鉴定该墓为东汉晚期墓葬。

　　第三号墓：位于龙口山1号墓北约30米，为土坑墓，墓形已破坏，出土大量方格纹陶片，其中一部分为方格纹附加拓印。大部分器物已破坏，只有鐎壶，陶碗各1件软完整。鐎壶，灰胎青釉、束颈口，外敞，腹有一柄翘起，三兽足外斜，腹部有凹弦纹三道。通高19厘米，腹径15.5厘米，足高6.5厘米，口径10厘米。

　　根据土坑墓及出土陶罐上拍印方格纹带小戳印图案等特点分娜鉴定该墓为西汉晚期墓葬。

　　第四号墓:1990 年4 月中旬，高朔小学在河口岭扩建校舍时发现。葬为砖室墓，平面为“凸”字形，该墓发现时已被破坏。券顶、墓室中部、后室封门壁地砖早毁。墓室内填满泥土和破碎墓砖。墓残长6.4米，宽2.25至2.85米，残壁高1.7米，壁用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5厘米的半圆纹灰色青砖平铺错缝叠砌。墓底均用长方形砖对缝平铺一层。此墓早年亦被盗掘。遗物多集中在前室，大部分器物破碎残缺，同一器物有的分散在几处。出土器物均为陶器，陶器计有：罐7件，井1件，盂1件，甑1件，壶2件，俑1件，兽l件，小耳杯1件，船形器1件，器盖13件。

　　该墓型制较大，属中型墓，随葬品能复原的达20多件，盖10多件，而能配器物的只有1件。

　　陶器颜色以深灰、灰黑、红色为主，大部分器物施黄褐色釉，纹饰有方格纹、篦纹、刻画弦纹等。从器物的形制、纹饰分析，为东汉墓葬。

　　在高朔村汉墓群出土的：铁刀、铁矛、铁削和一件铜矛都是兵器。据《中国文化渊源手册》资料分析：西汉铁刀长度85-115厘米，直脊直刃短柄极端均制成扁圆的环状。东汉时期用于劈砍的是环柄长刀，兵士作战时，左手持盾，右手挥刀，刀盾结合使用，刀一直是历代军队中的主要武器。汉代的铁矛有2种：一矛头长30厘米左右，是军队中普遍使用的长矛。兵士持在手中直前刺杀敌人。二矛头长12.3厘米，矛体窄小，柄长8尺（汉代尺合23.5厘米），这种矛叫手矛，主要用来投掷杀伤敌人。汉代铁剑取代以前的铜剑，汉代铁剑较长，一般均100厘米以上，到了汉代中晚期，随着骑兵的发展，用于劈砍的铁刀盛行起来，剑逐渐衰落。

　　战国时期的铜矛多为三菱形，矛身有凸槽，矛体窄而长，锋刃鋭利。奇怪的是乌径1号汉墓出土的铜矛好似战国的铜矛。从出土的兵器推断，作者认为汉墓可能是一位汉代的兵士或者乡闾的“三老”或“亭长”。据《汉书·百官公卿》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数代”。这是秦汉时期的基层组织，后世不设置。

　　乌径高朔村汉墓的发现，对研究1700年前南雄人民的生活、风俗、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各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

　　梅岭汉墓

　　该墓葬位于南雄市梅岭（珠玑）镇中站城北，距中站城约2米。1983年4月发现。该墓已经严重破坏，仅存少量叶脉纹砖、砖砌墓壁和平砌墓底，墓葬形制模糊。出土随葬物有方格纹陶片数件和磨石板1块。根据器物推断应为东汉时期墓葬。

　　汉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南北文化交流以及南雄境内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甘埠山晋墓

　　该墓位于乌径镇甘埠村，1984年10月发现，墓向180ο，早年被盗，墓顶已破坏，残存部分可看出为券顶单室，墓长10.1米，宽3米，残高1.5米，东西1.8米，西面封门仅存36厘米，墓用长28厘米，宽18.5厘米，厚6厘米的长方形青砖平砌。砖纹有：五铢钱纹、单车轮纹、双车轮纹、兽面纹、富贵吉祥纹等，出土器物32件，有铜、铁、陶等器物，但以陶器为多，有陶罐8件，陶壶1件、陶豆1件、陶碗2件、陶井1件、陶鼎炉和陶纺轮等。以灰色硬陶为主，也有少数红陶。纹饰有弦纹，也有少量方格纹，釉色有褐色、淡黄色。铜器有带钩，铁器有环首刀、铁削等器物。

　　从墓葬形制和墓砖纹饰来看，几乎似东汉晚期墓葬，但从墓葬随葬器物的造型、施釉等方面来看，又具西晋墓葬器物的特点。根据专家鉴定，暂定为西晋早期墓葬，是我省发现的较大的西晋墓。

　　梅岭晋墓

　　该墓葬位于梅岭墟东500米的稻田中，墓葬已严重破坏，但仍可辨认，墓葬为单室砖墓，长2米，宽0.9米，残高0.2米，用叶脉纹砖和车轮纹砖砌叠。砖长30 厘米，宽16厘米，厚6厘米。出土器物有陶盘口壶1件，陶罐1件、陶碟1件、陶盏1件，方格纹陶片数件。盘口壶为灰陶，盘口外侈，短颈、双环耳，鼓腹平底，高17厘米，口径10 厘米。

　　从出土的器物盘口壶、方格纹陶片和叶脉纹墓砖等分析，此墓为晋代墓葬。

　　乌径南朝墓

　　该墓位于乌径中学内，墓顶已破坏。墓葬为为单室砖墓。墓葬纹饰均为叶脉纹，砖长32厘米，宽20厘米，厚5厘米。墓长2.5米，宽1.5米，暴露于地面。根据墓形制和砖纹分析，此墓为南朝墓。

　　隋宿国公麦铁杖墓

　　隋代麦铁杖墓位于百顺镇约5公里的朱安村大水径凤形山上。墓向北，依山而筑，墓正面形制呈半圆形，用青石条和碎石块垒叠而成，墓高1.8米，宽1.9米，墓碑刻“隋宿国公麦铁杖墓”，中上刻“山清水秀”。2000年由麦氏裔维修了此墓。左刻“民国二十六年重修”等字。墓山茂林秀竹，肃穆幽静，据《隋书》记载：麦铁杖，南雄百顺麦家村人，少时贫穷，父早逝。身材魁梧，及后好习武练箭，膂力过人，能开五石弓，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的本领。且好交游，重义气，以渔猎为生，善劫富济贫。陈文帝时，麦铁杖被召为“配执御伞”。期间，凭着“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的非凡本领，曾“夜至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市）逾城而入，行光火劫官僚世族”，将得来财物分给穷人后，又赶夜飞回京师（今南京市），“夜出旦还，仍又执伞”。陈朝亡，麦铁杖为隋朝效力。在跟随杨素南征北战时，“每战先登，屡建奇功，累官车骑将军，官至右屯卫大将军。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辽东之役，麦请为前锋，身先士卒，为国捐躯。隋炀帝得悉，“为之流涕”，赠麦铁杖为“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并举行隆重的殡葬仪式，其灵枢运回铁杖的故乡南雄百顺安葬。

　　后周参军何昶墓

　　该墓在珠玑镇巾子岭上，依山而筑。墓呈半圆形，面积20多平方米，用石块垒砌而成。2000年由何氏后裔重新修建此墓。现墓的北面尚存为纪念何昶而建的“忠义庙”遗迹。

　　据《直隶南雄州志》记载：“何高祖，沙水村人，后周时，为广东参军，从征南海，贼势甚盛，出策御之，贼遁。后以母老归省，贼复出寇，彭、陈二将军战死。遂辞母请御敌，妻戴氏负责奉养。高祖与战辄胜，一日凯旋，不十里被围，奋杀贼数十，乃卒。其灵魂归见母，语妻曰：我为臣尽忠，汝为妇，当尽孝，倏不见。不数日，讣至，乡人祠之。宋熙宁间，敕封何公为殿前侍御史，追赠为清海军节度使，自是祷祈辄应，其子孙甚众。”

　　何高祖即何昶，是珠玑巷何氏南迁氏族之始祖（因称为高祖），现其后裔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以及港澳和海外各地。近代名人何香凝，港澳知名人士何鸿燊、何贤、何厚铧等皆为其后裔。

　　宋孔闰墓

　　孔闰墓位于南雄市油山镇大兰村北1公里的双坑羊角岭。墓呈半圆拱形，用红砂质岩条石砌叠而成。墓向南，高1.7米，宽1.6米。

　　据南雄孔氏族谱和南雄州志记载：孔闰，字怀清，为孔子41代后裔，生于唐僖宗甲午元年（874年）五月初一日。孔闰幼聪嗜学，涉猎经史，为景福元年壬子科举人，癸丑连捷进士及第。历登显官，官至朝散大夫，迁袁州刺史。后以海内骚乱，不屑就职，于宋建隆元年（960年）挈家归籍南雄州平林村隐居，并在平林村创办了南雄第一间书院——孔林书院。后卒于干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964年），终年91岁。

　　宋陶坛墓

　　1980年2 月，南雄市苍石镇（全安镇）苍石村村民开水圳时，在距地表1米多深处发现合葬在一处的陶坛2件。其中1件器身饰3条波浪弦纹，色泽为灰白色，坛盖呈塔形。通高39厘米，腹径17厘米，口径9厘米，足高6.5厘米，盖高14厘米。另1件色泽为黑色，通高38厘米，腹径1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1厘米，盖高4厘米，器盖内刻有“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等字。该墓是一座北宋年代的火葬墓。

　　根据广东的发现，这种陶坛葬出现于晚唐，直至明代初叶，一墓出土2件陶坛，一件放骨灰，一件放稻谷等物。封开县利羊墩等地宋代陶坛墓就有这种情况。

　　宋代陶坛的发现，表明粤北地区在宋代已实行火葬。南雄出土的有絶年代记载的陶坛，对研究宋代火葬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麦家岭明墓

　　该墓位于全安镇河塘村麦家岭上，1983年4月发现。该墓向南，是碗砖结构墓，墓的形制为先用青砖平砌一层拱，再用青花碗砌叠。碗口向下，有规则地排列成10多行，然后用石灰砂浆覆盖合成。墓高1.2米，长2米，宽1.2米。该墓部分被破坏，遗物不多。出土的碗造型大小一致，高4厘米，口径12厘米，敞口，斜壁，底足无釉，碗底有鸡心状突出，身印有青花“寿”字纹一圈，口沿饰有弦纹一道，细砂胎质，瓷化程度较好，施釉匀净。

　　根据出土的碗鉴定该墓是明代墓葬，是广东省首次发现的碗砖结构墓葬，对研究古代墓葬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古窑址

　　莲塘坳窑址

　　该窑址位于全安镇陂头莲塘坳村。窑址分布于莲塘坳村四周，面积约1万平方米，堆积高度1-3米，已发现10多座馒头窑，均是依山坡而筑。从现场采集的瓷器和窑具分析，此窑是宋代窑址。主要产青白、灰白瓷，器形以碗为大宗，间产碟、盘、壶、瓶等。瓷器胎壁平薄，形状规整，瓷釉细腻光洁，薄胎器有透明感。采集到较完整的碗有：

　　l式：碗侈口，唇外沿凸起，斜弧腹，矮圈足，灰白色釉，高6厘米，口径17厘米，足径6.2厘米；Ⅱ式：墨緑釉碗侈口，唇外缘凸起，高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5.5厘米。莲塘坳瓷窑的烧制方法，采用单件仰烧法，一钵一器，重叠装烧，器底垫以泥饼与匣钵相隔，饼径小于器物足径。这种烧制特征均是宋代具有的。

　　据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记载：“宋代著名窑址分布在广东的有：佛山、广州、惠阳、阳江、南雄等地区。”可见宋时南雄陶瓷业相当发达。莲塘坳距市区3公里多，窑址西北距凌江河500米左右，交通运输便利，具有丰富的优质瓷土和粘土，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铺背窑址

　　位于市郊铺背村约100米处。1974年发现，1981年省和本地文物工作者一起前往实地勘察，发现龙窑两座，面积约100 平方米。从窑口内可窥见窑口结构是：窑灶平面为长条形，断面为半椭圆形，拱顶、窑壁用砖平砌，极为坚固。其中一窑长13.5 米，宽2.5米，高3米。窑址地面上散落大量瓷片、残瓷器、窑具等。从现场采集的器物来看，主要产碗、盘、杯、盅等。釉色以豆青、灰白两种为主。瓷器的胎质极为精细，器物规整端正，厚薄均匀，纹饰清晰，釉色润泽纯净。从器形发展上看，早期碗为低圈足，釉施圈足上部，侈口弧腹，釉色较暗，瓷器胎较厚，质较粗；晚期碗为低圈足，釉施至圈足，侈口，釉色细腻光亮。

　　从窑址采集到的瓷片、残瓷器以及窑具来看，其器形、釉色、胎体和烧制方法，均具宋代风格。

　　三、古窖藏

　　延村宋代银铤窖藏

　　1981年，南雄大塘镇（现油山镇）延村村民冯宏文，在延村上井塘一个小土墩里挖地基时，在距地表约1米处，挖掘出宋代银铤两罐，共17件，重7649.3克（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17件银铤外形大致相同，长宽亦相差不远。除一件表面无文字外，其余全部均戳印有文字，有的还有葫芦形印记。从银铤所印文字来看可分为11种：

　　第一种：有6件，文字均相同，铤面四角文字均为“霸北街西”，中右一行为印“苏宅韩五郎”，中左为“重拾贰两半”。

　　第二种：1件，铤面四角铭文为“霸北街西”，中右一行为“苏宅韩五郎”，无记重量。

　　第三种；1件，铤面四角铭文为“霸南街东”，中右印文“蔡宅王二郎”, 中左是“重拾贰两半”。

　　第四种：1件，铤面四角印“京销铤银”中右一行为“旧日苏韩张二郎”，中左是“拾贰两半”。

　　第五种：1件，铤面四角铭文均为“霸北街西”，中右为“建康卢八郎”, 中左一行书“京销银”。

　　第六种：1件，铤面四角均印“霸北街东”，中右为“徐宅记”，中左一行书“京销铤银”, 无记重量。

　　第七种；共2件，印文相同，四角及中左一行均印“京销铤银”，中右一行书“王宅”，无记重量。

　　第八种：1件，铤面四角书“京销铤银”，中左已无法辨认，无记重量。

　　第九种：1件，铤面四角铭文是“真花银”，中右为葫芦形印记，中左一行是“上巴河□”, 无记重量。

　　第十种：1件，铤面只有中间一行印“□十郎销”，无记重量。最后一种无铭文。

　　以上银铤没有刻印年号，但从形制看，与1955年湖北黄石市出土的一批南宋银铤相同。宋代银铤特别是印有“铤银”铭文和铸有重量在我国少见，对于研究我国宋代货币史、度量衡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泰源古钱币窖藏

　　1979年11月，梅岭镇（现珠玑镇）泰源村村民挖地基时，发掘出铜钱5公斤左右。当时铜钱均用绳子串起，埋藏在一个青砖砌的窖内，1990年5月村民黄得宏把铜钱20枚交给博物馆。其中有：“五铢”、“开元通宝”、“干元重宝”、“明道元宝”、“皇宋通宝”、“至和通宝”、“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祟宁通宝”、“崇宁重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建炎通宝”、“嘉定通宝”、“绍兴通宝”“皇宋元宝”等。

　　百顺古钱币窖藏

　　1981年6月，南雄百顺镇百顺村村民挖土种菜时，挖出铜钱20公斤。为土坑埋藏，无器皿盛装。铜钱是用麻绳串起，由于埋藏时间久远，麻绳已全部腐烂，仅在一些腐锈而叠在一起的钱眼中还可看到残断的麻绳穿绑。铜钱腐蚀严重，大部分已经不能辩认，少量经处理后，可辩认钱文。其中有：汉代；“五铢”、“新莽’、“货泉”；唐朝：“开元通宝”、“干元通宝”；北宋：“太平通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通宝”、“景佑元宝”、“皇宋通宝”、“至和通宝”、“治平通宝”、“熙宁通宝”、“元丰通宝”、“元佑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天圣元宝”、“祟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南宋：“建炎通宝”、“绍兴元宝”、“正隆元宝”；“庆元通宝”、“嘉泰通宝”、“开禧通宝”、“嘉定通宝”；金朝：正隆元宝；元朝：“至元通宝”；明朝：“永乐通宝”、“隆武通宝”、“永历通宝”；外国钱有日本国“宽永通宝”、“景兴通宝”。其中一些比较少见。

　　这批铜钱的发现，对于研究南北贸易往来以及货币流通和南雄货币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依据。

　　(庄子圣：南雄市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