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稻作和家畜饲养起源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反映

　　有关农业起源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对于原始农业何时开始和从哪里开始，以及农业起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进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还处于各种推断的争论之中。到了70年代，在我国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从鉴定研究证明属于栽培稻的籼稻，时间为距今七千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米实物遗存之一。但从稻谷谷殻、稻杆和稻叶等形态结构的研究结果证明，河姆渡遗址的稻作絶不可能属于最早期的稻作，而是带有相当进步性状的稻作。由此可见，更原始的稻作应该到更早的时代中去寻找。前些年，在地处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皂市等新石器遗址发现距今7000～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遗迹，更早的还有湖南道县玉蟾洞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据报导，年代可达10000年以上。这是在中国迄今发现的最确凿的、年代最早的有关农业起源的例证。比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稍晚的稻作文化遗址还有草鞋山、崧泽遗址等，它们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左右。

　　与此同时，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发现的迄今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是裴李岗、磁山、大地湾等，其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但他们栽培的不是稻子而是粟子，而且是大量的。〔11〕

　　从生产工具上来看，不管是稻作农业或是粟作农业，都比较进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锄，有肩石铲，有段石锛和骨耜等工具，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的舌形石铲、椭圆形石斧和鞋底形石磨盘，以及锯齿状镰形石刀等工具。这些工具都说明这不可能是最原始的农耕工具。但在距今约2万年的下川遗址中，以及在珠江流域的阳春独石仔遗址、云岭牛栏洞遗址、黄岩洞遗址、鲤鱼嘴遗址中早已发现了可能与农业有关的工具。

　　现在我们以英德云岭牛栏洞为例加以说明之。〔12〕

　　牛栏洞遗址位于广东省英德市　云岭镇狮子山南麓，属石灰岩洞穴遗址。遗址距离北江边不到两公里，1996年和1998年两次发掘，获得大量人工打制石器以及少量的骨器、蚌器和陶块。堆积中还含有许多人类舍弃的动物骨骼，螺殻等，遗址内的堆积物厚薄不等，以西南边的T1、T5、T9、T10等探方的堆积较厚，尤其是最西南边，靠洞壁的T1、T5和T9三方，其堆积厚度可达266厘米，靠洞壁的部分还未到底，现以T1为代表加以介绍。

　　第①A层，表土，黑色粘土，最近人使用该洞时平整地面而形成的，厚约24～40厘米。含螺殻、动物骨骼、打制石器以及现代瓷片。

　　第①层灰黄色砂粘土，土质疏松，距地表24～40厘米，厚6厘米～26厘米。含大量个体完整的螺殻，出打制石器，1件磨制石器和1片绳纹夹砂陶片。该层下有遗迹H1打破了第②～⑥层。

　　第②层暗黄色胶结层，呈板块状。距地表46厘米～50厘米，厚4厘米～14厘米。含少量动物骨骼和打制石器，1件钻孔蚌器。

　　第③层棕黄色杂褐色斑点砂粘土，土质松软。距地表50厘米～64厘米，厚26厘米～30厘米。含少量螺殻和动物骨骼。出土一颗人的前臼齿，还有打制石器，1件骨针和1块陶片。

　　第④层灰褐色砂粘土，疏松，局部胶结成团块。距地表70厘米～96厘米，厚54厘米～70厘米。含大量个体完整的螺殻和相当数量的动物骨骼，打制石器，出土5片夹砂陶片，其中1片饰绳纹，其余素面。

　　第⑤层浅灰色砂粘土，土质较软。距地表138厘米～150厘米，厚约44厘米～50厘米。文化遗物较少。

　　第⑥层灰黄色砂粘土，质软。距地表182厘米～200厘米，厚约18厘米～46厘米。含大量很破碎的螺殻和动物骨骼碎块，较多的打制石器，1件穿孔石器，1件穿孔蚌器。

　　第⑦层红褐色粘土，土质较纯。距地表200厘米～240厘米，厚约26厘米～30厘米含大量动物骨骼，出土打制石器。

　　第⑧层深红色粘土，粘性强。距地表228厘米～266厘米，厚约40厘米～74厘米。出土人的臼齿和打制石器。

　　鉴于牛栏洞遗址发掘中获取的碳样本太少，未能有足够的份量予以测定，因此，我们选取了部分螺殻和动物骨骼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

　　BK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测定实验室编号，KWG为广州地理研究所中心实验室的编号。

　　牛栏洞的文化层共分三期，各期的堆积特点是：

　　第一期：文化层中含较多的动物骨骼碎块，不见螺殻；打制石器和骨器数量都不多。石器组合为：单刃陡刃器＋长刃砍砸器＋圆刃砍砸器＋直刃刮削器＋弧刃刮削器＋圆刃刮削器＋长刃刮削器＋双刃刮削器＋敲砸器。打制石器中器形多不规整，刃面制作简单粗糙，石片疤不多。骨器有锥、铲和针。

　　第二期：文化层中含有较多螺殻，但较碎，动物骨骼也有相当数量；打制石器的种类和数量都较一期的增加，出现一些稍规整的器形，刃部也打制较好，石器组合为：两端刃陡刃器＋弧刃砍砸器＋大型砍砸器＋石片刮削器＋铲形器＋穿孔石器。穿孔石器的出现是一重要标志，不仅如此，新出现的器种还有蚌坠。

　　第三期：文化层中含有大量的螺殻，个体多完整，尾锥多未砸击，动物骨骼数量略少于第二期。打制石器数量大大多于前两期，较规整的石器也较多，相当部分的石器打制较好，有刃面石片疤呈栉状排列，石器组合为：有两端器＋双刃陡刃器＋盘状砍砸器＋多边刃砍砸器＋直刃砍砸器＋两端刃刮削器＋斧形器＋凿形器＋矛形器＋钻，开始出现磨刃石器，器种和数量大为增加。

　　磨制石器（磨刃部）和陶器制作仅见于第三期文化，而且数量很少，陶器片均为夹砂陶，手制，很原始，火候很低，胎厚，含砂多，疏松质软。由于太破碎，不能辨认其器形。

　　顾海滨等人在分析了牛栏洞遗址的31个文化层样品后，在其中7个样品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这7个样品分别来自T5④、T9①、T9④、T10②、T10③、T10、和T11②上，除T9①是近代扰乱层外，其余都是原生的文化层，它们存在的年代跨度为距今12000～8000年。这7个样品中发现的水稻硅酸体，共计24粒，其中双峰硅酸体7粒，扇型硅酸体17粒。根据对水稻双峰硅酸体的测量，结果发现其硅酸体双峰间距的平均值为25微米，垭深为2.5微米，双峰间距较接近现代水稻的籼稻，而垭深较接近现代水稻的粳型，结果成了非籼非粳的类型。根据硅酸体的扇柄长和扇叶长对来自T10④、T10③、及T10②文化层中的扇形硅酸体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它们同样属于一种非籼非粳的类型，和双峰硅酸体测试的结果一致。因此，研究者认为牛栏洞遗址的水稻硅酸体为一种非籼非粳的类型，其扇柄长与现代水稻籼稻相似；扇叶长与现代水稻粳稻相似；双峰间距与现代水稻籼稻相似；垭深与现代水稻粳稻相似。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从现已发表的资料来看，1万年以上的遗址文化层中发现水稻的仅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两个。而道县玉蟾岩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水稻具有籼粳的综合特征，水稻双峰硅酸体具有粳稻的特征。与其相比，牛栏洞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性质虽与其相似，但籼性明显增加。能否把它看成一种正在演化过程的特征？此外，从T10探方发现的4粒水稻扇形硅酸体的纵向变化来看，文化层下部层位的水稻硅酸体与现代水稻的差异较大，上部文化层的硅酸体与现代水稻较近似，但仍为籼粳不分的状态，这种变化能否说是原始水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呢？

　　由于目前人们掌握的材料有限，只能说牛栏洞遗址发现了原始型的非籼非粳水稻，年代为距今12,000～8,000年前，至于是否属于最原始的，这个结论只能说是迄今为止的，而且和道县玉蟾岩遗址基本是同期的。因为在整个珠江流域里与英德牛栏洞同时代的，而生态自然环境一样优越，幷且在文化层中同样出土了不少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如重石、刃部磨光的石刀、骨铲、骨锥、蚌刀、石磨盘、石杵等等。这类遗址均分布在珠江流域大小河流沿岸的阶地上或附近的石灰岩洞穴中。从上游一直到下游都有，如贵州普定穿洞、六盘水桃花洞、广西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广西桂林庙岩、甑皮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英德青塘等等。由此可见，农业稻作起源在整个珠江流域可能带有普遍意义，如果加上在这片广阔地区内野生稻的存在也相当普遍，可以说农业稻作起源的机率是很大的。

　　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争议颇多，但不管怎样，基本可划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原因。即人类要试图栽培野生植物，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适宜的生态环境以及为人类所熟悉而又适宜于栽培的植物品种的存在，乃是必要的客观条件，但这并非是唯一的条件。原始人群的经济生活状况。包括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与人口的比例，食物资源季节性变化的大小与获取的难易程度，人们在狩猎与采集中消费的热量与获取的食物所能提供的热量的比例，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部落的心理传统等因素都可以影响到人们对于试验栽培作物的态度。此外，人类掌握栽培技术的过程也不容易，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漫长得多，比起狩猎和采集，最初的作物栽培往往不是最经济和最可靠的谋生手段。而且大量的当代人类学的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生活的适当条件之下的原始人类都一定倾向于农耕。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人们花费较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充裕的食物时，栽培作物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天然食物日益供不应求时，农业就成为人类迫切的需要。言下之意是，如果采集和狩猎所得足以糊口，无需另谋生计，这样农业的诞生就提不上日程。但事实上，采集、狩猎、捕捞的发展不可能无限的，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所得和人类生活的需求之间慢慢会发生日益尖鋭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来自人口的增长，另方面来自食物资源的缩小。根据人类学家的计算推断，地球上人口　总数的变化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地球上人口只有300万，中石器时代已经发展到1000万人口，到新石器时代已增长到5000万之多。人口的增长，所需之食物量明显地增加，但自然界的食物资源，不论是动物或植物，在自然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愈来愈少了。

　　影响到动物资源减少的自然因素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最后一次冰期过后，气候由冷变暧，使长期习惯于生活在寒冷气候下的猛玛象、披毛犀、麝牛和草原野牛等大型动物，在适应不了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而引起大量死亡甚至絶灭。动物对气候变化的不适应反应是多方面的，例如过长的冬季，对孕期长的食草类大动物是非常不利的，这将使它们面临幼子出生时由于缺草吃而出现大量死亡。此外，冰期的环境在一些地区形成冰原或沙漠，使一些被困于緑洲中的动物成了孤立的群体，往往因此而失去对某些疾病的免疫力，等到冰期过后动物群发生次生接触后会导致某些传染病的发生，引起动物大批死亡。

　　在社会因素方面，导致动物资源减少的原因也不少。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狩猎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提高，由石块、石片，木棒的打击发展到挖陷阱捕捉，用弓箭、流星球等工具进行远距离的猎取，再加上学会“火林狩猎”方法。被猎取的往往是成群的动物，这种现象在旧石器晚期已开始出现，如峙峪遗址和许家窑遗址发现几百头的羊和马化石就是一明显例子。这种狩猎结果使猎取量和动物自我繁殖量失去了平衡，结果使可以被狩猎的某些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少。

　　能影响到动物资料的因素对植物同样发生作用。气候的变化，由于严寒和乾旱，引起了植物区系的变更，森林大片缩小，可供人类采集的水果、坚果、橡栗等树种的产量减少和分布区域缩小。天然林火以及后来那种“火林狩猎”法无形中人为地破坏了植被，危害到伴生动物的生存，使生态失去平衡。结果导致了病、虫害经常发生，这样对野生植物的影响更为严重。原始人类的采集变成了失去来源。人口又不断增加，对食物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影响到植物生长的社会因素。

　　在人类生活的最低需求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设法生产食物，以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就成为人类生活的迫切需要。但这种需要不是一下子就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经历了孕育、萌芽和发展三个阶段。

　　孕育阶段是漫长的，可以说人类从动物界解放出来那一天起，就为将来　创造出更高一级的生产食物阶段而准备。因为人类是从动物界演化而来的，必然因袭了类人猿的一些习性。他们象其他动物一样，从大自然中寻找自己的食物，并和他们的祖先类人猿一样保持着杂食性的习惯，既吃植物又吃动物。一些植物的根部（特别是块根）、茎部（特别是块茎、球茎）叶片、果实（水果、坚果）、种子等，一些陆生、水生动物的肉、蛋等，都被原始人选做自己的食品。在尚未学会生产这些食物的情况下，植物类食物全靠采集，动物类食物全靠狩猎、渔猎和捕捞。

　　采集和狩猎种类的确定，开始是盲目的。经过长期尝试，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才慢慢地确定下来。对各种野生植物的辨认，是经过长期的采集实践才由上千种的植物中慢慢缩小到为数不多的易得、好吃、无毒的品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过程中对这些植物的生态特点，何时开花，何时结果，在怎样的环境下它们纔可以长得好，才能大量地寻找到它们。这样无形中为人类由采集业向种植过渡准备了条件。所以在冰期全盛期由于气候乾燥造成植物区系的变更，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地区在冰后期变得木本植物减少，禾谷类等草本植物扩大，人类的采集重心由采集水果、坚果、根块茎转而采集禾本科、豆科的种子。这个过程逐渐上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成为采集业向种植业过渡的重要环节（尚定因、王有文，1984）。这些变化　和过程，孕育着农业起源的条件。到最后一次冰期后期，已使农业处于一个萌芽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相当一部分。

　　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和条件，还有其他的看法。例如，已故的卡尔·O·索尔（Carl·O·Sauer）在他的一次题为“农业的起源及其传布”的演讲中就提出：“农业不是起源于食物的逐渐私有制或经常不足”。他坚持认为，生活于饥饿状态下的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和时间支持经历一个缓慢的从容实验的过程，以便使一种更好的不同的食物供给从中在遥远的未来发展起来……通过选择改良植物以便更好地效用于人类，只有生活在需求水平上的舒适状态的人们完成的。为此，索尔就选择东南亚作为这些食物采集者可能确实完成了向农业过渡的一个理想环境，一个具有扮演农业起源的角色所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的地区。因为这里具有极其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和林地、丘陵、山地的环境，并有淡水供应。他推测，那里最早的农人是一个“先进的捕捞部落，他们居住在温暖气候带的淡水河流沿岸……水道充当了各村落联络的路线，也起到了交流思想和发展思想的作用。水鸟、河岸上的哺乳动物、水边植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食物。韧皮和纤维用来制作鱼网和绳索，附近适宜的树木则可以制作小船和浆”。上述的推测似乎与我们在珠江流域所观察到的生态条件相符合，不管是洞穴遗址或阶地上的遗址，亦不例外地都靠近河流沿岸，大部分是分布在丘陵地带，少数靠近山地和高原区。森林的存在是普遍的。

　　根据此理论，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13〕对照河姆渡遗址和台湾大坌坑等遗址的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索尔的的假设是在东南亚的考古证据几乎不存在时系统提出的，今天看来甚至比过去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证据足以使人们得出结论认为：河姆渡人类既是“丰富食物采集者”，又是稻作农人和动物驯养者。他们很重要一部分食物来源于自然资源，很大一部分器具是用动物骨骼制作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包括400多件鹿角。没有迹象表明就在河姆渡文化出土之前的时期内，这里的自然环境曾经历过突然而重大的变化；据孢粉学证据我们还知道，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气候条件至少在其出现之前2000～3000年就已存在（即在距今10000～9000年间）。这就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人类的直接祖先虽然可能只具有比他们自己少得多的农业因素，但与他们一样也是丰富食物采集者。同样，台湾西海岸的大坌坑文化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这些例子似乎证明瞭索尔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索尔的理论来探讨农业起源问题，这样很容易使人感到，农业起源的原因似乎难于寻找。对此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呢？根据前人发现和研究的结果，对照人们在珠江流域及邻近地区观察到的材料，人们认为，和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农业起源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下子代替采集和狩猎，或者采集、狩猎、渔狩和捕捞经济的。最初的种植不过是在自然启示下的偶然试验，后来慢慢地成为采猎经济的补充，但仍居次要地位，只有不断从事种植和进行饲养，才慢慢地显示出这种生产食物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出它比采猎经济更可靠、更稳定、更安全和事半功倍的优点。一直到距今5000年前到4000年前这一时期，原始农业生产才在不同地区先后逐渐地上升到主要的经济地位。

　　说到其起源的原因，前面谈到的两种观点都没有错，只是都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原始农业的起源。的确如此，人类不可能在饥饿状态下从事驯化野生动植物。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类一直处于丰衣足食的状态下，也不会去致力于一次对自己可有可无的活动。丰衣足食的生活条件必然使人们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人们不必经常处于漂泊不定、迁徙无常的状态，而是处于半定居或季节性迁徙的状态。这种状态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人口的增加，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打破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当人们对食物的需求量远远超过自然状态下供应量，为了生存，人类必须开拓新的食物生产或者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人类面临开始新的迁移，回复到原来那种游荡的生活，向能找到可供整个人群生活的新的食物地区迁移。在此过程中，再次打破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显然这样做对群体的繁荣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往往这种作法阻力很大，这种阻力来自人类过惯定居生活后新形成的社会阻力和风俗习惯。不然，人类在失去平衡后被迫利用在原来通过长期采集过程中已逐渐掌握野生植物生长规律的知识，开始人工栽培过程，以求取得更多的食物，解决食物不足带来的压力。这样，原始农业的种植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在打破平衡的各种因素中，除了上述的外，著名的考古学家R·J·布列伍德认为，农业起源是由于公元前9000～7000年间西亚家畜饲养的发展，以及加强野生谷物采集实践的结果。早在1884年，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已经提出：“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食物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还有“緑洲起源说”、“原生地起源说”、“富饶的半月形地带”等观点，学者认为，这都是以某一角度来谈问题的，有其合理的一面。〔14〕

　　学者认为，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虽多，最关键的还是气候条件和人口两个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围遶着这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的。

　　在谈到农业起源的年限时，差不多都承认农业起源应该发生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的时期，各地早晚也有差异。最早的农作遗址是在非洲埃及地区发现，年代为19240±290B·C·～16960±200B·C·；西亚地区的则从9000B·C～7000B·C；中美洲地区的是晚一些，迄今已发现的农耕遗址最早的也没有超过5000B·C；这可能与人类分布到美洲的时间较晚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情况和西亚地区差不多。由此可见，原始农业经过长期的孕育阶段后，到了中石器时代中晚期已　处于一个萌芽阶段（个别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已出现），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上升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所以，我们认为，中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文化是伴随着农业起源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农业起源应该成为中石器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征。

　　人们在研究珠江流域的中石器文化遗址的过程中，虽然很注意收集各遗址文化层中的孢粉样品，但化验结果并不理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人们在采样过程中未能按照要求严格去办，另方面不能不承认，对于华南地区带酸性的红色或褐色土层中的孢粉筛选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这点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改进。不过，在一些遗址中，如广西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兰家村、武鸣县苞桥A洞、腾翔C洞、桂林甑皮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还有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都已经发现了一些碾磨石，石磨盘和石杵，还有穿孔石器（有人称穿孔重石）、刃部磨光的石刀、石斧。在几个检测出植物孢粉的遗址中（封开黄岩洞、罗沙岩、桂林甑皮岩等遗址）发现在花粉谱中，草本植物的明显地增加。这一系列的材料和情况，人们认为不可能与农业一点关系也没有。

　　人们在研究珠江流域地区有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过程中发现，不同的经济形态具有不同工具体系，谷物农业有谷物农业的工具体系，块茎农业（园艺农业）有块茎农业的工具体系，采集、捕捞、渔猎经济形态也有其相应的工具体系。例如，在中石器时代为了适应中石器时期发展起来的采集、捕捞、渔猎的综合经济的需要，大量加工竹木器工具的需要，因而从原来普遍存在的大砾石石器工具体系中发展出来一套陡刃的砾石工具体系，这种陡刃砾石工具体系是更适合于进行竹木器工具加工的。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在华南这种带酸性的红色土层中，尚未能发现遗留的竹木器工具。现在能见到的是遗留下来的石器工具。

　　农业工具体系一般包括三大类：生产工具；收获工具；农业加工工具。〔15〕

　　华南地区早期历史中谷物农业只有稻作。但中国迄今发现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华东地区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也是稻作农业遗址，但年代已晚得多。就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农业工具而言，它们包括大量的骨（铲）、骨凿、石斧、石锛、石刀（镰）及磨石。其中，骨铲、石锛应为稻作生产工具；石刀（镰）为收割工具；磨石则属于谷物加工工具。可是前面早已论述过，河姆渡遗址是一个年代处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相当进步的农业遗址，它不是原始农业，而是一个已经历过萌芽阶段，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农业遗址。这样看来，更原始的，处于农业萌芽阶段的农业工具又该是怎样的？现在在华南地区，一些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一阶段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斧、石刀磨石等石器工具，这些工具是否能作为早期原始农业的象征？是否可称得起农业工具体系？

　　首先，中国学者周国兴先生在研究了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出土的穿孔砾石和磨刃石斧之后这样认为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穿孔砾石或“重石”，和磨刃石斧的出现，在华南地区是与原始农耕活动相联系的，它们可能是原始农业萌芽的标志，也就是由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过渡——中石器时代存在的标志之一（周国兴，1984）。”

　　李富强先生等在研究了甑皮岩等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磨棒和穿孔砾石后认为这是农业和谷物加工工具（李富强，1990）。

　　有的学者引用了聚居在我国云南边疆地区的独龙族、傈僳族、怒族、佤族、苗族、苦聪人与景颇族、纳西族、海南岛的黎族、广西壮族等兄弟民族，在解放初期所进行的刀耕火种农业中的一些操作技术——拿木棍戳穴点种作物。而木棍上往往套上或缚上一个带孔的砾石。以此来作为原始农业所使用的某些工具的佐证（李富强、卢勋，1981）。其实，现今还是采集　、狩猎经济的南部非洲桑人，至今还使用一种圆形钻孔的石头，装在削尖的木棒上，来挖掘可食的植物块根。布须曼人的卡拉哈里部落也用同样的工具来进行采集。所以说穿孔砾石是原始农业工具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

　　亦有学者研究了穿孔砾石的表面结构，发现石器表面有敲击痕迹，因此认为应把它看作是与狩猎有关的敲击动物骨骼的辅助工具——石锤较为妥当。同时认为，个别遗址出现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因无其他农业工具做佐证，故难以证明它们是农作物的加工工具，似作为野生作物的加工工具来解释较为恰当（何仍汉，1985）。

　　此外，有学者觉得，既然认为华南出土的穿孔石器是点播棒的重石，而点播棒的点播对象一般为谷物，因此，与穿孔石器共出的工具套应有谷物农业工具套，华南早期洞穴遗存出有锛、斧，也有刀，但缺乏最关键的要素——谷物加工工具。同时又认为，甑皮岩的磨石也不是谷物加工工具。实际上，这种磨石是用来研磨赤铁矿粉的，因为磨面和砾石上有赤鈇矿粉末痕迹。同样功能的磨石，也见于中国山西沁水下川文化。巴勒斯坦加利利（Ga-lilee）的卡夫泽洞（Kafzeh cave)等距今17000年以上的遗址中，也发现不少磨石。法国史前学家H·J·于戈认为，其中一些磨石很可能是用来碾碎涂抹身躯的种种颜料的。甑皮岩的磨石的功能可能与此同类。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认为，上述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不太全面之处。说这种穿孔砾石可以作为原始农业点播工具是可能的，因为这种穿孔砾石絶大多数是扁圆形砾石穿孔加工而成，加在点播棒上作为荷载重石，有利于戳穴播种，而且民族学上此类例子不少。根据人们对黄岩洞出土的穿孔砾石的研究观察，砾石表面并不是都有敲击痕迹，不象作为敲击动物骨骼和工具，如果这种扁圆形砾石，穿上木棍后作锤子用时不见得好用。如果真的作石锤敲击动物骨骼时，其敲击受力而形成的点窝絶大多数集中在两端或边沿侧处，在扁平面上不会有的。但目前尚未看见如此典型的标本，此功能难于确定。但作为狩猎的辅助工具——流星球使用倒是有可能。况且人们在出土中也发现过半个，观其孔壁比较光滑，是否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与绳索磨擦有关？此外，作为挖掘根、块茎作物的收获工具也是比较理想的。刃部被磨光的石斧或石刀是否是原始农业的工具呢？对此人们认为，这种器物的用途颇广，只要是切割方面的工作，这类工具都可以用。但一定说用于原始农业则难于肯定，作为野生植物的采集用途也不是不可能，如果进一步用于收割栽培植物，亦难于肯定絶对不可以。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配套的农业生产工具。

　　对于磨石，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人认为是谷物加工工具，有人又加以否定，认为另有用途，是用来研磨赤铁矿粉末或抹身体的种种颜料的。人们觉得应考虑有多种用途才是，至少人们已经发现，磨石并非一种，有磨槽和磨面两种。所以以上的用途并不奇怪，都有可能。只要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加以测试，不同结构的磨石，其用途是不难弄清楚的。

　　根据人们调查发掘过程中观察到的，较为困难的事情是如何肯定一些植物残余物，是采集来的还是栽培植物的收获物。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加工这些植物的工具性质的确定。不过有一点我们比较赞成，确定一个遗址是否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单纯从一些工具入手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全面地考虑整个遗址的其他因素，例如，遗址存在的年代，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伴生动物群的组成和特点，本地区的周围同期遗址分布的密度，遗址文化层中孢粉谱的成分和组成比例等等因素。只有综合分析后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谈到家畜饲养起源问题，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农业起源具有同等重要而又关系非常密切的问题。前面的论述过程中已经有学者认为，农业起源主要的原因中有一个就是由于饲养家畜的需要。摩尔根和恩格斯认为，先有动物饲养后有农业生产，他们把农业产生的根本动因归结为解决动物饲养对饲料的需要。〔16〕

　　摩尔根称：“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

　　恩格斯同意摩尔根的观点，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牲畜饲养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中外学者中持此观点的不少。例如，S·梅加夫认为，最早的农业不是出现于最适于耕种地区，恰恰相反，农业发生仅在那些适于放牧牲畜的地方才有可能。布雷伍德也主张，农业起源是由公元前9000～7000年间西亚家畜饲养的发展以及加强野生谷物采集、实践的结果。中国学者孔令平先生在许多文章中都表明瞭同样的观点；农学家梁光商也认为，南方野生稻变为栽培稻是牲畜饲养的需要引起的。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有，例如，文化地理学家埃里奇·伊萨克认为农业先于动物驯化，他指出：“人类驯化植物早于驯化动物的事实似乎是明确无疑的”。考古学者冯孟钦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写道：“姑且不认孰先孰后，它们（指农业起源与家畜饲养）之间的关联，但未必是因果关系；说它们的关联，是因为它们都与永久性定居生活相适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牲畜饲养都仰赖农业提供饲料，摩尔根观点的正确性是有限的。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可以见到牛、羊、鹿的骨头，这类动物的饲养是不需依靠农业的；对于这类动物，其实只有草、叶供应便足够了，狗是最先饲养的动物，也不必以农业为基础。至于猪的饲养是否一定依赖农业提供饲料，也须探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在猪的饲养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可以人类粮食作为猪的饲料；合乎逻辑的推想只能是，当时人们用于饲养猪的饲料，跟野猪的食料相似，即野生植物的叶、茎、根等。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用残羹剩饭作补充饲料，并逐步过渡到以残羹剩饭（或粮食）为主的阶段——也只有在改变了食物结构之后，猪才能获得驯化特征。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诸多牲畜中，唯有猪在一定程度上需农业提供饲料。因此确切地说，猪的饲养纔可以作为判断农业发生的一条标准。

　　此外，历史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这时的生产力已大大提高，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进了一大步，已从依靠单纯的石头、木棒发展到使用流星索、弓箭、木标枪以及挖陷阱等方法的使用，能猎取到更多的野生动物。这样，除瞭解决人的肉类食物需求外，无形中也为开始有可能驯化野生动物准备了物质条件。

　　其实，气候条件、定居、人口、采集、狩猎、驯化动植物这几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平衡，互为因果的关系。农业、畜牧业的起源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也不是一次突发的革命，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在起源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发展得很快。

　　中石器时代，由于最后一次全球性冰期的影响，环境产生巨大的变化，在广大的华南地区（包括整个珠江流水系在内），受气候环境影响的程度虽然比不上北方地区，但由于大面积的大陆冰川的出现而导致海平面的大幅度下降，海水撒到130～145米以下，大片大陆架出现，半岛与陆块、岛屿与陆块，陆块间都相连，变成通途，大大方便了古人类和伴生动物群的迁移和辐射，使人类有更广阔的天地可活动和发展，生活环境有更多的选择，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早在最后一次冰川的前期阶段，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时候，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在整个珠江流域内，人类历史迎来大发展，大量的文化遗址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无论狩猎和采集，都有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石器的加工技术也大大提高，表现在石器形态从简单加工的砾石石器变成陡刃的更为适合加工竹木器工具的砾石石器，更进步的是出现了刃部磨光的石器，骨、角器的制造和使用越来越普遍，复合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越来越普遍，狩猎和采集的发展不仅反映在工具的制造上，而且在方式上也大有改进，出现了挖陷阱、围猎、成群地大规模地狩猎一些野生动物，这种狩猎方式也为家畜饲养提供了先决条件，因为在大规模的围猎中，很可能获得不少幼仔畜，这就是家畜饲养的前提。这样的文化遗址在珠江流域颇多，比较有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究所研的韩德芬和李有恒两位先生，在研究了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猪骨后，认为甑皮岩遗址的先民已经开始了猪的饲养。1998年11月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的学者有幸和甑皮岩博物馆及桂林市文管会有关工作人员一起，对1973年进行试掘出土的以及后来又进行多次的小规模发掘出土的所有兽骨，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又新发现了9个种属，一共为六目十四科三十四种。特别注意对所有猪骨进行了较仔细的观察，结果认为，韩、李两位先生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因为所有比较完整的猪上、下齿列，都表现出其被饲养后所产生的形态结构上的变化，齿列缩短，齿隙变小，下颌水平枝变平直和宽厚，獠牙变得不那么粗壮，而且青壮年个体的比例明显提高。单个牙齿的齿尖磨损度变弱。由此可见，这都是被饲养后带来的特征变化，这些特征如此明显也反映了一个问题，甑皮岩遗址先民饲养猪并非刚刚开始，可能已有一定时日，这点从遗址所处的年代已是新石器时代前、中期亦相符合。其萌芽阶段应在中石器时代。到了甑皮岩当时的先民已经相当繁荣了。这点从甑皮岩遗址出土了大批与农业或园圃式农业有关骨铲、骨锛、骨锥、骨刮器，以及蚌铲、蚌镰、蚌切割器等工具得到旁证，因为前面早有学者说过，家畜饲养起源和农业起源关系非常密切，基本上是同步的。

　　这种例子人们又可以举一个年代较早的遗址来看看，这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它的文化层里不仅发现了原始型的水稻硅酸体。而且在文化层中出土了大批鹿的兽骨，在整个动物群中偶蹄类占60%，而鹿类在偶蹄类中占75%。鹿类中壮年个体则占65%。这种情况与早期古人类狩猎所得大有异常，暗示着可能存在着驯养活动。因为如果仅靠捕获，则老幼个体占多数才较合理，青壮年个体应较难捕获，更何况善于奔跑在崖石上的鹿类。我们试图通过兽骨本身的形态结构来说明问题，但经观察其特征并不明显，也许处于饲养刚开始不久阶段的兽类，其形态特征的变化是不可能明显的。目前人们只能作这样的推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促使人类开始动物饲养的原因何在？家畜饲养起源和农业起源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人们首先注意到的问题是，导致农业起源的客观和主观因素是否也是导致家畜饲养起源的原因？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少人持肯定的态度。因为从以上农业起源的分析中人们清楚地看到，打破人口和资源之间平衡的因素不仅影响到植物资源，同样影响到动物资源，引起动物资源的变化。例如，气候的变化不管它往好的方向或向坏的方向变化，都会对动物资源的变化产生影响。当气候条件变坏时，大量野生动物经受不起恶劣气候环境的打击而死亡，这样使人类可以狩猎的野生动物数量鋭减，收获量也因此而大大减少。这种不良气候的变化，当然也会对当时的植物生长产生明显的影响，使野生动物大量死亡或产量大减，这样使许多大型的食草性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食物供应量也跟着出现困难，必然引起动物群的迁移和大批死亡。这直接影响到人类狩猎的结果，对打破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起到直接的作用，迫使人类产生迁移或另寻求新的生产食物的方法。这是一种影响力。一埸不大不小的乾旱就会导致这样结果。

　　另方面，如果气候环境产生好的变化，不管是野生植物或动物都会因为气候环境的好转而生机勃勃，给人类的生存提供较充裕的食物资源，在这样情况下，人群有可能从游荡的生活转变为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这为人口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狩猎量的大增，有剩余物品，活捉得来的幼兽得以保存，这为野生动物被驯化创造了一个物质条件。

　　前面已说过，其实气候条件、定居、人口、采集、狩猎、驯化动物和植物这几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平衡互为因果的关系。农业，家畜饲养的起源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也不是一次突发的革命，而是一个经长期变化、发展、积累，而最后达到成功的过程。这点不少人一直这样认为。

　　如果有人要问，究竟人类先学会种植植物，还是先学会饲养动物？即先有栽培业还是先有饲养业？对此问题人们的看法是，农业一般不是以单一的栽培业或单一的饲养业问世的，而是二者兼有的混合式出现的。因为人类是杂食性的，采、猎时代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其实人类祖先亦如此。人们对植物性食品和动物性食品同样有所喜好，有所必需。食物供不应求时，人工生产食品的需求，也不是舍此求彼或舍彼求此，而是二者兼得。另外，人类开始定居时所选择的自然环境，往往都是既易于采集、又易于狩猎，既是种植作物的适宜生态环境，又是开始饲养牲畜的理想埸所。这种结论已被人们从考古发掘遗址所出土的遗物所证实，往往是驯化作物的种子与家养动物的遗骨共存，农业工具与渔猎工具并有。前一小节（3.2）所列出的例子可以充分证明。当然，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有的地方种植条件占优势，种植业就可能先产生；有的地方饲养条件好，饲养业也可能先出现。但在一般条件下，更多的是以两者并行发展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人们研究分析了珠江流域一些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物组成成分，结果发现，高度发展的狩猎、采集（包括水边采集和捕捞）经济同华南原始农业的出现有直接的联系。农耕者所用的掘土棒和狩猎者使用的矛、枪是没有多大的差别，它同时又是最重要和最普遍的采集工具。穿孔重石最初也是用以采集根、块茎植物的工具，只是后来到了原始火耕后才用作点播种的常用工具。凡是出土穿孔重石者都属于此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不少人类重要的家畜驯化工作是在中石器时代完成的，甚至有些可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已经开始了，如前已举例的广西百色右江及其支流——者仙河交汇处的百达遗址就是一典型遗址，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也是如此。所以，人们可以说，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一直到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稻作起源（还有园圃种植起源）和家畜饲养起源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反映是很清晰和相当强烈的，园圃式农业更加如此。 

　　第五节　原始宗教和艺术起源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证据

　　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和原始宗教艺术起源，都是在中石器时代发生的世界性历史事件，那么在珠江史前文化中有什么反映呢？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在旧石器时代，其社会形态还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一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原始群的社会结构变化不太大，仍然过着采集、狩猎住山洞的生活。但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和进入中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这种社会形态已开始改变，首先，第一变化是人口的增加，在国外这种典型遗址较多，如在西亚乾燥的平均海拔在1000公尺左右的托罗斯山和札格罗斯山所构成的新月形肥沃丘陵地带，以及从伊朗的德、卢兰平原的山地侧翼，通过土耳其东南部，直达约旦高地南部的“伞形地区”。在此地区内，发现了著名的遗址：阿姆格（Amoua）、姆列比特（Mnreybit）、拉曼德（Munbaatla）、耶利哥（Jericho）、等12个遗址，其中以约旦耶利哥遗址年代最早（公元前8350～7350年，即距今10358年～9358年前），人口约为2000人；位于叙利亚的阿勒颇城以东的姆列比特遗址（距今12000～8000年），这遗址的居民住园形的石茅棚（石头压底，茅草盖顶）。而且发现了烧焦的野生单粒小麦、野大麦、豆、野苦豌豆、阿月浑子等。〔17〕

　　在埃及努比亚高地及它周围地区亦发现了图什卡（Tushk）、年代为距今14550±490年前；阿斯旺以北的库姆、奥室（Kom Ombo）年代为距今13560±120年前；在伊斯纳（Isna）则发现属于距今12600～12000年前的遗址。

　　以上的遗址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其存在年代均为距今9000年前，有些已达到距今14000年前。二是均是原始农业已开始的遗址。三是这些遗址大多数都已经从洞穴走出来，开始在野外建造临时住所，冬天仍回洞穴中居住，有季节性短途迁移。这种类型的遗址在西亚特别多，连中美洲南部也有发现，甚至从现代民族志中也可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未发现年代如此早而属于原始农耕早期阶段的遗址。中国学者孔令平先生在他的《关于农耕起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很可能在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交界处，如鹅毛口遗址附近或其周围地区，可能有这么早的遗址。我国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则认为，我国的原始农耕起源地区，可能在山西中部和陕西中部地区，或在山西的下川文化也很可能，因为在这里曾发现二万年前的石磨盘。而在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在珠江流域地区内，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近二十几年内发现不少，如广东的封开罗沙岩、黄岩洞、罗髻岩、阳春独石仔、广西的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白莲洞、兰家村、桂林的甑皮岩、庙岩、贵州的穿洞、桃花洞等遗址，特别是近几年在百色右江两岸亦发现年代与此相关的遗址，具代表性的有：百达遗址（前面已详细介绍过）、那赖遗址等。但明确地能统计出人口数的遗址还没有，不是遗址没有发现，而是没有从事人口增加方面的统计研究，例如百达遗址在C区东南部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柱洞群。这些柱洞均开口于第3层底，打破第4层。分布面积近400多平方米。柱洞呈园形，直径一般为10～15厘米，深10～20厘米。柱洞的排列有一定的形状和规律，所以发掘者认为这一柱洞群应是一处建筑遗迹，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如果按400多平方米算，可供200～300人居住，约推测无误，这个族群已是一个不少的群体，他们存在的年代，按第3～第4文化层算，应属于距今约9000年前的中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和前面介绍的国外同期遗址完全是一样的。还有，在这个时期，在珠江流域内，发现大型的石器加工埸好几处，如百达遗址是一处，另外，百色市右江四塘镇桂明村大梅屯东北侧的大梅遗址又是一处，而且这个遗址延续的年代特别长。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末，那赖遗址也一样，它涵盖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革新桥遗址也是一处石器制造埸，在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数万件文化遗物，埸内还分布着大量制作石器的原料（砾石）。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香港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在发掘了15平方米的探方内出土了3000多件石制品，遗址的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在海漫滩被潮水淹没的面积还不算。民族考古学家容观琼教授指出，这么大的石器加工埸，生产这么多的石制品，可以供多少人使用？参与加工的人员又要多少？这两个数字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得很快，很好，需要使用这么多的石器工具，另外，这个时期也有这么大个的族群，可以从事加工制造这么多的工具，运输走这么多的产品，不仅自己使用消耗，还可以远消他乡。人口增加了，其决定因素是人类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的出现，以前由于长期游动的生活，对人类的繁殖非常不利，由于以原始群的结构存在，造成了近亲繁殖，所以殀折人数很多，有人以北京直立人为例统计过，在40个北京直立人中，死于14岁以下占39.5%，死于30岁以下者占7%，死于40～50岁以下者占7.9%，死于50～60岁的点2.6%，还有43.%的北京直立人寿命不可确定。南亮二郎（日本学者）在他所着的《人口思想史》一书中，根据对发掘出来的187具原始人残骸的分析，发现几乎全部是殀折的，能活到40岁以上的寥寥无几，平均寿命不到20岁。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一个原始群死于11岁以下的8人占40%，死于12～20岁者3人，占15%，死于20～30岁者5人，占25%，死于31～40岁的3人，占15%，死于41～50岁的只有1人，占5%，50岁以上者没有。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是人口出生率极低，而殀折率极高的社会。因此，那个时期人口的增长是极为缓慢的，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由于环境的改变，加上人类社会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历练，人类进化已到了成熟的阶段，人类适应大自然的能力，或者扺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地加强。这样人类社会就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这就是中石器时期社会特色之一。

　　在定居逐渐成为传统的情况下，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缩小，利用某一生态环境的时间大大加长，为瞭解决当地快速增长的人口食物来源，就要更广泛深入地开发本地区的食物资源。但是，各类的自然资源的可扩充性是不一样的，有些野生动植物，在人类利用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一定条件下，就不能再增加其数量了。例如在某一部落居住地周围的野生植物可能被采集的果实或种子，在自然状态下，这些野生植物所结的果实产量不会有太多的增长，甚至遇到不好的年头，其产量很自然地减少。就算不减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它也会因扩充利用而相对减少。只有在人的照看下，改善生长条件，这些野生植物才能在扩充利用情况下，可以再增加其产量。因此，在人口的压力下，人们为瞭解决食物问题，有必要改进获得野生食物的季节性，增加对特定资源的专业利用，同时也要改善某些野生动、植物的生活，加以人为驯化，使其逐渐走上被栽培的道路。另外，在这一阶段里，有些群体着重加强采集的捕捞，而有的则着重技术改进和动植物的遗传选择，从而最终走上农业经济的道路。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各地不一，一般都在中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这方面在华南地区的反映是比较清楚的。由于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流域地区纬度低，环境复杂，动植物资源丰富，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和中石器时代早期已开始广泛地开发龢利用各种动植物资源，形成广谱的狩猎采集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界动植物的认识龢利用，同时使人们定居下来，人口开始增加，产生了原始农业，最初时，进行的并不是稻作农业，而是种植块茎植物的园圃式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采集、狩猎的经济占很大优势，这种综合性的社会经济也是中石器时代社会特色之一。只有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才逐渐变成农业经济占优势的社会特色。

　　人口的增加，不仅产生人口压力，导致原始农业的诞生。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也引起群体的分化，逐渐出现聚落，形成民族部落。人口多了，社会形态结构产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由于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人之间需要交流，从简单的神情，眼神的交流，到简单的手势和肢体语言的出现，从简单的发音逐渐出现了语言。从部落分化成各个小家族，人的生老病死，也逐渐被人们关注，人们把这一切和大自然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就逐渐变成神化。所以在人死了的时候，家族成员逐渐以某种送葬形式来表示自己对死者的哀思和怀念，并产生了一定的葬式，这就是原始宗教的萌芽。加上在生活、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大事件，正好和大自然里某种大型动物的形象相似，在人们对这种现象不能取得一个科学的解释时，往往容易就对这种动物产生某种崇拜性的印象，并把它看成是本族人的守护神，加以神化，这就是原始宗教的发生。因此，葬式和图腾的出现就成了原始宗教的一种反映。也是意识文化的反映。

　　人类发展到这一阶段，大脑发育已完全完成，思维也慢慢出现，爱美的意识从动物阶段就已经存在，任何动物对自己的羽毛，皮毛造型的爱护和经常整理，人们都可把它们归入美的意识所起作用的范围内，而且这种爱美的意识从开始的那一天起，都会对其本身产生各种有利的因素。人类最早把已钻孔的小兽牙串起来挂在颈上，开始只为了方便，为了保护这些小工具不易丢失，所以把它们挂在颈上，慢慢地同伴会觉得这种作法反为给人们增加了不少形象上的有利因素——美，所以后来慢慢地成了人人都喜爱的装饰手段。人类把这种打扮变成一种需要，既然有需要，就必然促进加工这种东西的行业，从这里，我们不是无形中看到手工业萌芽的出现了吗？而且这又是原始艺术起源的开始。逐渐地发展或纹身、壁画、岩画的出现。

　　第六节　珠江流域中石器文化与我国北方中石器文化的比较

　　世界那么大，自然生态环境千差万别，单就中国本土都已经跨越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等地区；地理环境既有高山、丘陵和高原，又有广阔的平原；既有内陆，又有海洋、河流、湖泊和沼泽地。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已经发现有人类活动，有他们的文化存在。经过近200多万年的发展，到了中石器时代，其文化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

　　珠江是我国七大水系中水量最为丰富的河流。流域面积为45.4万平方公里。它由西江、北江、东江汇流而成，是我国第三大河流。珠江之源在云南曲靖地区，流域地区大多位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地跨北回归线，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夏长冬短。少部分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边缘区。环境非常优越，加上世界性几次大冰期对这块地区影响很小，反为给古人类的演化增加了许多优越条件，由于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大片大陆架出露，为古人类的迁移辐射提供了捷径——陆桥，与此同时也增加了人类生活的面积。由于气温的降低在高纬度地区，出现大片大陆冰川，使原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动物群，在气候变冷而使植被破坏，失去生存的条件，被迫往气候比较温暖的南方地区迁移，这为南方地区古人类的狩猎带来了更多的食物来源。在珠江流域地区在冰期到来之际，气温稍有下降，变得更加凉爽或四季变得更分明，这对一切生物来说都是有利的，包括古人类。所以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在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冰期到来时，或者过后的冰后期，到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在岭南地区人类迎来了大发展，从上述的几章里，已有较详细的介绍。在此，我们仅介绍一下，在这一时期里，珠江史前文化中的中石器文化和我国北方的中石器文化有何异同。进而帮助人们加深对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

　　上述的是在中石器时代珠江流域所在的岭南地区的大环境。而此时的我国北方地区情况与南方地区絶然不同，〔18〕总的来讲，环境突出几个字就是乾燥、寒冷、植被以权木丛、落叶林和草原为主，人类的社会的生产活动虽然仍是采集和狩猎，但对象可能有所不同，而且狩猎的成分有所增加，所以在适应这种生产的需要，在生产工具上就生产出一套体型较小、而功能上适合于加工兽肉兽皮的细石器。后来人们在研究具有这样的生产工具的遗址时，把这种文化称为“细石器文化”。在我国北方地区这种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广泛，具代表性的典型遗址有：内蒙古海拉尔遗址，陕西大荔沙苑遗址、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山东临沂凤凰岭遗址、江苏东海大贤庄遗址和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现举例介绍如下：

　　（1）　海拉尔是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座城市。在海拉尔的西面，有一片范围较大的固定沙丘，生长着百年以上的松林，故被称为松山。早在1928年，这里就发现一批石器，四五十年代亦曾做过一些调查。1962年，对松山的调查工作有了很大的收获，发现了16处文化遗物地点，其中13处地点只有石器，判断为中石器时代遗存。

　　这批石器的质料包括有燧石、凝灰岩、火山岩、石英岩、砂岩等。从石器制作工艺和器形上，可分为细石器、石片石器、砾石石器三类。

　　细石器主要有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核石片三种。其中，细石核又有船底形、扁锥形、楔形、圆柱形等。而从总体上看，前三种为扁体，后两种为圆体，制作方法也略有不同。细石叶是从细石核上压制产生的长条形石片，包含有长条形石叶、尖端细石叶、加工细石叶、细石叶尖状器等。这类石叶应是复合类工具，尤以后三种多见并有使用痕迹；而长条形石叶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剥片过程中的产物。细石核石片也是石片的一种，这是为修理石核台面时产生的石片，一般没有进一步加工或使用痕迹，是属于废弃的石片。

　　石片石器有石片、刮削器、雕刻器、矛、镞等。石片中有长条形、不规则长条形和打片、修理时产生的体片，前二者中有少量投入作用。刮削器有多种形态，如长刮器、短刮器、圆刮器、圆头刮器、弧刃刮器、复刃刮器、双边刮器和多边刮器等。雕刻器则有盘状与叶状两种，其中盘状器有平直的鋭尖，每个侧侧缘亦成锋刃，可能兼有雕刻与刮削两种用途；叶状器在尖端一侧形成平刃，使之利于雕刻。矛加工细致，刃缘鋭利，前聚成尖。镞呈扁平三角形。

　　砾石石器用砾石两面打制加工而成，形体较之石片石器要大。器形有砍砸器、斧形器和船底形器。砍砸器呈盘状或近三角形状，一般有多个刃缘，有的保留较多砾石面。斧形器加工较规整，呈长身较厚，周缘或三边修理，刃缘呈弧形刃，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船底形器器体较小，加工较粗糙，其前端有使用痕迹。

　　从总体上看，海拉尔的细石器数量接近石器总数的50%，一般认为属“细石器文化”的范畴。细石器中的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在北方地区的细石器遗存是常见的，如沙苑、下川、灵井等，南方地区的西樵山遗址亦可见到。虽然这些遗址的年代早晚不同，但据此可知使用这类细石器的地区较多且广泛，延续时间亦较长。

　　海拉尔的细石器遗存含有典型的细石器，没有陶器共存，石片石器数量最多，砾石石器则较少，这种组合情形与山西杮子滩遗址的情况极为接近，文化面貌表明这类石器遗存肯定早于新石器时代。另外，其经济生活以渔猎、采集为主体，石器工具小型化，出现矛、镞一类较先进武器（狩猎工具），推断遗址时代又晚于旧石器时代，即属中石器时代，研究者认为在距今8000～9000年。

　　海拉尔遗存虽含有相当数量的细石器，但并不是单纯的细石器遗存。因此，有人认为，严格地说，不宜将海拉尔遗存笼统地称之为“细石器文化”。确切地说，海拉尔遗存是含有细石器，并以石片石器为主体的文化遗存。当然，即便是石片石器，其制作工艺与细石器工艺亦同属一源，只不过石片石器有相当部分使用直接打击法，而细石器与较多的石片石器都使用间接压制法制作。认真地加以分析，可见细石器的制作较之石片石器要规整得多，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此外，在注意到这些使用细石器工艺而制作的石片石器时，我们还应联系到华南一些年代与这相当或稍晚的文化遗址存在着有细石器风貌的小石器，如白莲洞遗址、鲤鱼嘴早期文化等。这使我们认识到从东北地区到华北、华南地区都有相似的石器文化，是否可看成这是它们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反映？或是相同和相似的生产类型需要的结果？

　　（2）　陕西大荔沙苑遗址

　　沙苑遗存于1955年发现，1956年进行复查时共发现15处石器时代遗存。沙苑是一个面积广阔的沙丘地带，石器遗存主要分布于沙苑西部，根据遗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有研究者暂称为“沙丘文化”。

　　沙丘文化遗存主要是一些打制的石片和石器，有细石器、石片石器两大类。

　　细石器的数量占全部石器的大多数，原料有燧石、石英岩、玛瑙、硅质岩等。器形可分为石核、石叶、小石片、尖状器、镞、刮削器等。石核中包括有圆锥形、圆柱形、扁锥形、石核刮器、石核石片、碎石核等。石叶数量很少，经较细致的加工，有一个尖端。小石片数量很多，均作细长石片，长短宽窄不一，不见第二步加工痕迹，但多见使用痕迹。尖状器有三角尖状器、椭圆尖状器、长条尖状器、斜刃尖状器、两面尖状器数种，加工精细。镞有三角形和三角凹底形两种。刮削器则有短刮器、长刮器、复刃刮器、圆刮器四种。

　　石片石器的数量不多，器形也较简单，仅有石片、尖状器、刮削器三类。这些石器形体较细石器要大，原料有石英岩、硅质岩、玛瑙岩等。石片有细长石片与叶状石片两种。尖状器是最为典型的产物。刮削器有短刮器、长刮器、复刃刮器等。打制加工方法与细石器基本相同。

　　此外，还采集到穿孔骨珠与文蛤尾部穿孔的垂饰，据认为与上述石器遗物同一时代。

　　沙苑遗存中的细石器，与北方地区常见的细石器遗存的特征是相同的，如石核、石叶、小石片、尖状器等，都是细石器遗存中的典型器。略有差异的是，沙苑的细石器少见两面加工，石器大部分保留原来的岩面。从总体牲看，沙苑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细石器文化，它的组合情况与海拉尔、杮子滩遗址有些接近，但这两处遗存的石片石器数量甚至超过了细石器数量，这是它们的区别。不过，就年代而言，它们可能较为相近，大致可判断为中石器时代。

　　（3）　河南许昌灵井遗存

　　灵井遗存发现于1965年，位于颖河东岸。这是较靠南边的一处含旧石器和细石器的文化遗址，含石器的堆积是距地表10米深处的桔黄色细沙土，共获得石制品1300多件。

　　这批石制品的石料以石英为主，其他为燧石、石英石以及片麻岩、粉砂岩、页岩、砂岩等。石制品中，部分片或石核仍保留有自然砾面。灵井遗存的石制品，可分为细石器、石片石器、砾石石器三类。

　　细石器的数量较多，器形主要为石核与石片。石核有圆锥状、半锥状、柱状、扁锥状以及扁形等多种，多为燧石。石片大部分为细长形，其中部分为窄长石片，部分为较宽的长石片。这类石片是从石核上剥落，有部分可见使用痕迹。

　　石片石器也有相当数量，有不少石器具有细石器的特点。器形有尖状器、雕刻器、小型厚刃斧形器、刮削器、石片等。

　　其中刮削器又可分长条刮器、弧背长刮器、陡刃刮器、圆刮器、单刃刮器、凹刃刮削器、圆头刮器、复刃刮器等多种。这批石片石器的制作方法多样，有单面加工，也有双面加工，亦有交互打击加工，有的沿周边加工。一般是燧石石器加工痕迹明显，而石英石器的加工痕迹不大明显。

　　砾石石器数量较少，器形仅见砍砸器与刮削器，多保留原砾面，刃缘用交互打击加工；有的刮削器周边经修理成复刃。

　　此外，还有用骨化石修理成的复刃刮削器，幷发现有用火痕迹，如烧骨、烧石、炭块等。

　　灵井遗址的石器特点是以砾石为主要原料，并以制作细石器为主要器类。细石器的特征与我国各地含细石器的文化遗存的特征相同，如各种细石器石核，可见于沙苑、海拉尔、杮子滩等遗存。灵井遗址的石器大类为细石器、石片石器和砾石石器，这一组合形式也见于上列文化遗存，而从含细石器多、砾石石器少这一情况看，与凤凰岭遗存又有相似之处。总体观察，上述各遗存的细石器，都有一些典型的细石器特征，但灵井遗址不见船底形石核。它们共同的地方，还有石片石器亦具有细石器的特点，即制作细石器的技术也同样用于制作石片石器。另一个较明显的差异是灵井遗址不见上述许多遗存中常见到的箭镞，这或许暗示灵井居民的狩猎活动不够发达。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推测灵井遗址的年代可能与虎头梁遗址更为接近，或许会早于海拉尔、沙苑、杮子滩遗址，属于中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不过根据2007年和2008年的进一步发掘，这个遗址不仅出土了更多的旧石器，种类上除常见的还有一些国内所独有的幷且出土一批精致的牙制工具，其中有制作细石器的牙器。在下文化层中则发现大量的打制石器、骨器、动物化石和人类头盖骨化石。据光释光测年，人头盖骨出土层位年代为距今8－10万年左右（李占扬，2009）。

　　（4）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

　　杮子滩遗址位于吉县城关西南30公里的清水河畔，发现于1980年，同年进行发掘。遗址地处清水河阶地，堆积中有四个文化层，根据出土遗物的特征，可分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

　　下层文化以一批粗犷硕大的打击石制品为代表，加工粗糙，石料有变质砂岩、角页岩、石英岩、灰岩、砂岩等。石制品包括有石核、石片、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主要加工方法是用石核打击石片，然后以略大的石片来制作石器，一般是由劈裂面向背面单向加工，石器不规整。

　　上层文化石器甚多，其中可分为细石器、石片石器、砾石石器三大类。

　　细石器占总数的42%，石料有黑、白、红各色燧石及角页岩、水晶、石英岩等。按其形态及工艺特点，有细石核、细石叶、细石叶歪尖尖状器与细石叶侧刮削器四小类。石核中有楔状、船底形、锥状、漏斗状等。这几种类型的细石核是中国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常见的。其中的楔状石核和船底形石核，与萨拉乌苏、海拉尔、沙苑、虎头梁、下川、西樵山、灵井上层、薛关等地遗址所出者极相似，说明它们都是同一石器工艺传统的产物。细石叶的形态与上列各遗址所见也相同，加工特点是去头或断尾，或两端皆去，这是制造复合工具必须的作法。有的加工成尖状器。

　　石片石器占总数的57%，石料以石英岩为多，次为角页岩、燧石，还有变质砂岩、灰緑岩等。石核数量很少，有漏斗形、船底形、两极三种。前二者与细石器的工艺相同，不过形体稍大而已。石片数量很多，不同于细石器的石叶，这是从石核打下的石片，用以制作石器，产片方法主要是锤击法，尺寸较小，能打击成器的数量亦不少，器形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和石镞、雕刻器、锥钻、锯、砍斫器等。刮削器数量最多，占石器总数的77.4%，包括有侧刮削器、端刮削器、凹刃刮削器、龟背形刮削器等、三棱状刮削器等。其中又有多种形态，有的为厚刃，有的为薄刃，有的刃角陡峭，但大都加工修理较好，有的刃缘石片疤重迭。尖状器有双尖、歪尖、正尖、心形尖、三棱小尖等多种形式，加工修理较精细。镞则有带鋋、扁尖、歪尖几种，边缘有很细的修理片疤，后部打制较薄，应为了镶嵌杆柄。雕刻器有斜边与屋脊形之分，均有一个工作尖，器很小，长1.9～3.27厘米。锥钻用厚石片制作，钻尖成三棱状，便于穿剌，有的后根呈方柱形，便于嵌镶。锯是一个长边打出一排凹下的石片疤，形成三角形锯牙状。还有砍砸器，器身稍厚，有的有一个长边，有的为圆盘状，一面为劈裂面，另一面沿边沿单面打击加工刃缘，这种石器的制作与河砾石制作的“苏门答腊式”石器有相仿之处。这些石片石器，其中有相当部分制作技术使用压制法修理成器，与细石器者一脉相通，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即细石器的制作方法同样亦应用于其他石器的制作。

　　砾石石器数量较少，仅占1%，器形有磨盘、磨石、手斧、石锤、砍砸器等。石料为细砂岩、角页岩、变质砂岩等。磨盘周边两面经打击修理，磨面无磨痕但平坦，上部边缘及磨面被赤铁矿石粉染成暗红色。由此推测这类磨盘可能用于敲砸研磨赤铁矿石。磨石表面光滑，一端有石片疤，另一端有磨痕，磨痕及石片疤均被赤铁矿石染红，应为敲砸研磨赤铁矿石的“磨槽”，是与磨盘配套的器具。手斧体型硕大，长身，沿周边两面加工，器形与制作方法都与丁村手斧相似，这是较典型的手斧。石锤器身多见砸击疤痕，当是用于打击石器的用具。砍砸器是在石块的周边以交互打击制作刃缘。这些砾石石器数量不多，但打制方法与前述两类石器不可分割，这是同一石器工艺使用于不同形态的石料上的反映。同时还显示出，由于使用功能的不同，人类选择了不同的材料来进行加工以达到生产与生活所需之目的。此外，出土遗物还有蚌器，这是用于刮削的器具。还有赤铁矿石，是磨盘的研磨原料。

　　遗址的西北侧石崖下还发现两处岩画，一处高20厘米，宽17厘米，一正面裸体女性形体，用赤铁矿石粉涂抹，两腿用双线条画出，双手用单线条画出，其中一手似举一物；双乳下垂。象征女性生殖器之处为一小圆圈而末加涂抹。另一处高27厘米，宽44厘米，距前述之处50厘米。画面线条纵横交错，较为复杂，用粉红描绘，线条或粗或细，右侧似为一鹿，左侧似为人持械剌向鹿，依此分析，可能为狩猎格斗场景。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一舞蹈场景。从遗址中出土磨盘、磨石及赤铁矿石情况分析，岩画的时代当与上文化层相同。

　　上文化层伴生的动物群，有田鼠、鼢鼠、黑鼠、虎、鹿、牛、羚羊、猪以及一些软体动物，其中以羚羊数量最多，且有相当部分经火烧烤，故发掘者认为这里的居民可称为“猎羊人”。

　　总体观察，上文化层的石制品虽可分为三大类，但内在联系是明显的，工艺是相通的，其特点为：A.有典型的细石器；B.有以石片石器为主体文化；C.单向打击修理是石器工艺制作的主要方式；D石片石器与细石器是表异里同的结合体；E.器物组合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形态以及石器工艺传统的进步。

　　从地层分析，遗址最晚的文化层有一层黑垆土，据测定，这种黑垆土的14C年龄为距今1万年，热释光为距今8000年。依此，遗址年代不会晚于8000年前。遗址下文化层面貌早于上文化层，打击石制品这旧石器时代特征，伴生动物群有絶灭种，推断时代为旧石器晚期。上文化层有相当数量细石器，石片石器中有镞、雕刻器等，砾石石器中有磨盘等，没有出现磨光石器及陶器，伴生动物群为现生种，年代在距今1万年左右，据此判断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际，即中石器时代。杮子滩遗址对探讨华北中石器时代至为重要。

　　（5）　山西沁水下川遗址

　　下川遗址位于山西中条山东端的山间小盆地，发现于1970年。1973～1975年，先后进行多次发掘，并对遗址地层作多次调查考察，发现石器地点16处，获得大批石器标本。

　　这些石器地点分布范围大，含石器的堆积为灰褐色亚粘土层，堆积中有木炭碎屑和牛、羊类化石碎片。厚1～1.5米。

　　据可观察的1800件石器标本，其中以细石器占絶大多数，并有少量粗大的石器。石料主要是燧石、玛瑙、黑曜石、砂岩、石英岩等。细石器主要用锤打制，并大都以间接打击方法制成；而粗大石器主要用砂岩、石英岩以直接打击方法制作。

　　细石器包括有石核、石片、琢背小刀、雕刻器、尖状器、锥钻、镞、刮削器、锯、石核式石器等。石核中有锥状、楔状、柱状、漏斗状和单台面或多台面石核。对石核的观察表明，锥状石核是从漏斗状石核发展而来的。石片中有部分为小石片，薄长石片的数量较多，但絶大多数石片为残断品，完整者很少，这是制作复合工具的反映，因为许多小型石器都是用石片制作的。琢背小刀，发掘者也称琢背石片，这是一种较少见的刀刃石器，一边修理成厚边的刀背，另一边保留薄刃，这类石器有三角形、有肩斜刃、长方形、鸟啄状、刃缘经修理等5种。雕刻器则有斜边、屋脊形、鸟啄状3种。尖状器可分为两面加工、扁底三棱、三棱小尖、宽尖、薄长尖、微型等多种。锥钻是钻孔工具，尖及颈与尖状器的尖不同，使用痕迹也不同，这种器物是以钻为主要功能。镞有圆底、尖底两种，加工修理十分精细，基本成型，但形态并不稳定，其尖端鋭利，两边出刃，肩部很薄，适于装杆，完全具备箭镞的特点。刮削器的数量很多，有圆头（包括长身、短身、两端圆头）、凹刃、圆刃、直刃多种，部分加工修理较复杂。锯制作较简单，在石片较宽的一个边，均匀地打击成锯齿状刃缘。石核式石器是指用厚石片或具有自然平面的板状燧石制作的石器，一般都有一个较好的刃，也有的打制出尖端，这类器包括有斜刃、平刃、圆刃、两端圆刃、两面刃刮削器、刃类两用器等。此外，有一种尖状器——圆头刮削器，一端尖，一端圆头，可能也是一种两用器。

　　粗大石器中，有石核、石片、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磨盘等。石核中有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锤击法产生的石核，石片也用这两种打击方法制作。刮削器中有锛状器，周边经修理，形近梯形，略规整，单面直刃；还有椭圆形刮削器与直刃刮削器。砍砸器均为砾石制作，单面或双面加工出一个刃缘，但较简单。石锤为椭圆形砾石，器身有敲砸凹坑、疤痕。砺石是粗砂岩板块，周边经修理，器表一道较深的凹槽，可能用于磨制修理，器面有经研磨而下凹的浅窝，与新石器时期加工谷物的磨盘不同。

　　下川遗址的细石器占95%，是一处典型的细石器遗存，但也是年龄较早的一处细石器遗存。既有同类遗存中常见的锥状、柱状、楔状石核、圆头刮削器、尖状器以及镞等器物，又有一些新颖的类型，如琢背小刀、石核式石器。从器物组合形态看，下川遗址与海拉尔、杮子滩、沙苑、灵井上层、虎头梁、凤凰岭等遗址都有一定程度的接近，如沙苑与凤凰岭遗存都是以细石器占絶大多数。但下川遗址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如器物形态有个性，粗大的砾石石器占比例极少，不见海拉尔、杮子滩等遗址中占相当比例的石片石器。此外，上述遗存中常见的船底形石核，在下川遗址却不见踪影。根据下川遗址文化面貌的独特性，发掘者称之为“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所处的地层，据研究确定为晚更新世后期，而据文化特点的分析，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根据下川遗址的石器类型，细石器中的镞、雕刻器、锥钻以及尖状器、刮削器等，与海拉尔、杮子滩遗址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呈梯形的锛形锛状器，就其器形来看，与南方地区如广东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广西柳州白莲洞等遗址的磨刃石器更为接近，区别在于下川遗址的这些锛状器仍为打制而不见磨制。两者，下川遗址的磨盘，似与杮子滩遗址所出的研磨器相同，可能也是研磨赤铁矿石的器具。不过，下川遗址未发现赤铁矿石，故未可确定。从上述情况看，下川文化的年代，与上述遗址的年代比较接近，可认为属中石器时代，考虑到地层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或可划属中石器时代早一阶段，大致与虎头梁、灵井遗存上层同期。

　　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石器文化在我国南北方表现的文化特点是各不相同的。最明显的区别是：北方的生产工具中，以一套细石器工具为主体，再配以石核和石片石器工具来使用，但石片石器的加工技术和细石器加工风格基本是一样的，仍然属于同一系统。而南方地区中石器文化反映在生产工具中是以一套陡刃砾石工具为主体，再配以极少量的石片和石核工具来使用。这是最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形成完全是由于生产类型不同而引起的。另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种类和形态都差别很大，所以加工技术上的应用也不同，南方还是以硾击法为主，砸击法特别是鋭棱砸击法的使用十分普遍，但北方在加工细石器时，压制法的使用十分普遍，甚至指垫法也经常使用。在器物分类上差别也很大，石叶和长石片的出现在北方是大量的，这是制作复合工具的重要原料，在南方则很少。在北方，石核的种类非常丰富，有圆锥状、半锥状、柱状、扁锥状，还有锲状、船底形、漏斗形等等，这些品种在南方则很难见到，不仅如此，在刮削器和尖状器方面，种类也多得多，如双尖、歪尖、正尖、心形尖、三棱小尖等等。石镞的使用，北方则比南方的使用更为普遍。同样南方出现最多的陡刃砾石石器，在北方则几乎看不见，所见到的砾石石器也已小型化，形状和结构与旧石器时期的同类石器一样，如具有一些与“苏门答腊式”石器相仿的砾石石器。但其制作技术是使用压制法修理成器，与细石器是一脉相通的。

　　南北两地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如复合工具的使用均已出现；装饰品的制作已经出现，所取用的原料也基本一样，均利用动物的牙齿和鱼的脊椎骨，不过北方还多了一种就是利用鸵鸟蛋的蛋皮。社会经济类型也是出现了综合型的经济，采集、狩猎、渔猎同时出现，这是相同的但是侧重点不同，在南方，尤其是在珠江流域，渔猎和捕捞业十分兴旺，所以不管在江、河沿岸，或是靠近江河的洞穴里，都能发现贝丘类型的文化遗址，这种经济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在北方则狩猎活动更为繁盛，在适应狩猎活动的技术和工具都相应地发展得更快，如石镞的制造和使用更为普遍，复合工具中弓箭的使用也更为普遍。

　　第七节　中石器时代珠江流域的对外文化交流

　　以前在这方面出土的实物材料并不多，人们在对外交流这个概念理解也不尽相同，从上述的各章节中，我们认为这个文化交流很早（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后来一直延续下去，同时这个交流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珠江流域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另一方面，包括“国内”与“国外”的交流。而且在谈这个问题时，着重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就是人，一个就是人类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工具——石器。

　　在本章第三节《人种分化的确定在珠江史前文化中的表现》一文的论述中已经知道，珠江流域的古人类，在整个人类进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现代中国人起源问题上有着更为重大的作用。其重大的意义是：首先整个珠江流域所处的位置是南亚地区的核心部分，也是沟通非洲与南亚、东亚、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地带。不管人类起源来自非洲或者来自南亚地区，珠江流域都是人类往南亚、东亚、东南亚，甚至往东北亚辐射的必然通道，尤其是在更新世中期以后，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发生和青藏高原形成后，珠江流域显得更为重要，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百色旧石器的出现，一直到更新世晚期智人阶段，珠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繁荣的，特别是早期智人——马坝人化石的发现，及晚期智人——柳江人化石的发现，还有2007年发现的广西崇左江洲木榄山智人洞出土的个体已经具有处于形成过程的解剖学上现代智人形态特征的下颌骨。都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与其同期的文化遗址发现的十分多，其密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北方地区，而且通过多条的古通道辐射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百色旧石器中含有手斧，而手斧一直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西方古文化的一个特式，是所谓西方“手斧文化圏”的代表，但就目前东方各国的考古新发现的情况看，在中国，目前发现有手斧比较集中的地区共有3处，一个是珠江水系，尤以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数量最多，另一个是长江中游汉水谷地，第三个是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堑”。这都是通过尤如潇贺古道那样的多条路线，由珠江水系辐射到这两个地区。零散分布的，东边则沿着东江水系和东海走廊一直到达辽东半岛的海城小孤山遗址，以及朝鲜半岛的汉江边全谷里遗址都有手斧发现。往南在爪哇的巴芝丹文化中，印巴次大陆西北部的索安文化中也都发现了手斧。这些事例都说明瞭珠江流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这是在早期文化中的表现。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情况更为明显。复旦大学教授李辉博士从分子生物学角度已证明早在距今3～4万年前，广东一带成了百越族起源中心，起源后，古越族的先民慢慢扩散开来，首先分化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和以版纳为中心的西越。百越族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由广东向东北（沿东江及东海走廊），西北（北江及其支流）、西南（西江流域各大、小支流）三个方向迁徒。在此过程中百越接触过的许多族群也涵入部分百越的遗传类型。这就为南方各兄弟民族的产生打下了遗传物质基础。还有我国体质人类学者张振标研究员，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一文中分四个地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汉水流域、华南地区）考查了七个项目的分型比例。结果以为，黄种人种系类型或地区类型的分化趋向都是由南而北发展形成的。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陈村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经观察和测量分析研究后，得到的结论是“在种系特征方面，他们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支系比较接近，并以接近南亚支系的程度较大。与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也比较接近。”至于黄河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其体质特征，被认为接近中原仰韶文化的先民；而其拔牙，人工改变颅型等习俗又与南方种系类型的先民具有渊源关系。也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与现代华南人接近。〔19〕动物地理学者也指出：“同半坡人相伴生的哺乳动物中具有华南的特征”，这与半坡人接近南亚型相一致。看来，黄河流域直到新石器时代，其种系类型属华南型的性状还很强，不过，此时与北亚种系类型已有相当程度的混杂，这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先民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当然，也应该考虑到黄河流域环境对种系特征的影响力，以及南、北亚两个种群混杂后的作用。因此，上海博物馆人类学组研究员黄象洪先生在《马坝人的种族特征》一文中有如下的结论：“我们认为自更新世以来，我国没有发生过广泛的大陆冰川，大片地区气候温暖。东洋界的动物群分布到远比现在秦岭——淮河分界线以北地区。从元谋猿人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迁徙，到达并繁衍于黄河流域，以至整个华北。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前后，和北亚的先民相遇，混杂，形成我国古代的华夏、东夷等民族。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则是“百越杂处”的情景。我国古代种系类型分布的这种状况，大概要到秦汉以后才趋更广泛的融合。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人种起源于南方。”这种观点，基本上和古人类化石出土的情况，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的结果，以及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20〕

　　这一观点，在前面已较详细地论述过。

　　文化是由人类双手所创造的，是人类在不断适应各种不同环境下所创造的，文化的特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又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一成不变的传承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交流，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产生一个不同的方向性，早期（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前）是由南面往北的传播，后来北方在冰后期自然环境变得相对优越，加上南北两大种群结合后，产生了杂种优势效应，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优势，这在北方的文化社会明显地反过来对南方地区产生良性的影响，给南方滞后的文化带来强大的冲击，促进南方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至于南方地区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出现滞后的现象，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气候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

　　以上所述的是指境内或南、北地区的交流。如果说到境外的交流，最明显的就是南亚和东南亚各国，这是珠江文化对外交流最近的地区，如越南和平省的和平文化，马来西亚沙劳越西北部的尼阿洞穴遗址、泰国北碧府杮约乡僧侣遗址、泰国西北部的仙人洞遗址等等。这些文化地点和珠江流域的柳州白莲洞下层文化，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封开罗沙岩上层文化、阳春独石仔下层文化、封开黄岩洞遗址等等都具有相同的文化特点。首先，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是一套用河卵石作材料人工打制成的陡刃砾石石器，石器加工工艺都已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陡刃的加工并非一次性就加工成功，而是经多次锤击加工后才能完成，其石片疤是呈鱼鳞复瓦状排列的，用这种加工方法打制出来的石器十分锋利和耐用的。同时石器类型多样化和专门化，复合工具和骨、角器的使用普遍化，原始艺术（壁画、岩画、染色、钻孔技术）已出现。原始宗教已出现，对死者的埋葬有一定的葬式——曲肢葬式或蹲葬，模仿胎儿在母亲怀里的原始状态。研磨颜料，涂抹或撒在死者身上。这一切都反映了他们在文化上的一致性，是互相间的文化交流的结果。

　　注释:

　　〔1〕张镇洪、邱立诚：《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4～9页，14～15页，34～5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2〕 何乃汉、覃圣敏：《试论岭南中石器时代》，《人类学学报》，30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3〕 杨群：《柳州白莲洞遗址的初步研究》，载《史前研究》，1990～1991辑刊，154页，西安，半坡博物馆，1991。

　　〔4〕 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载《考古》，5～7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5〕 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综述》，载《纪念黄岩洞遗址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10～13页，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

　　〔6〕 蔡奕芝、刘春喜、邱立诚：《英德青塘洞穴文化遗存的研究》，载《英德史前考古报告》，216～22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7〕 张子模主编：《甑皮岩遗址研究》，1～1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桂林甑皮岩》，433～43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9〕 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9：769～77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10〕 与第一节（13）同。

　　〔11〕 尚定周、王有文：《略论农业起源》，载《农业考古》，第1期，21页，南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1986。

　　〔12〕 邱立诚、张镇洪：《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载《英德史前考古报告》，4～10页、14～73页、95～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3〕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79～8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4〕 孔令平：“《起源》对西方史前考古学的影响”，载《史前研究》第2期，16页，西安，半坡博物馆，1984。

　　〔15〕 张镇洪、邱立诚：《中石器文化与农业起源的关系》，载《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103～12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16〕 张镇洪、邱立诚：《中石器文化与家畜起源的关系》，载《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129～13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17〕 张镇洪、邱立诚：《中石器文化与社会形态变迁的关系》，载《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139～14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18〕 张镇洪、邱立诚：《中国中石器文化与周边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载《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145～15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19〕 张振标：《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十九卷第1期60～6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20〕 与第一节（13）注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