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和石器的形态分类及与石器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是这一时代文化体现的另一方面。不同的打制方法和不同的器形以及不同的石器种类可以反映出古人类所处的不同时代阶段，也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生产类型和不同的社会形态，向人们显示出其起源的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及相互间的关系，是人类史前文化发展史的又一实物证据。这些遗址在珠江流域范围的分布很广，内容十分丰富，下面不妨举例说明之。

　　第一节　珠江流域最早的旧石器文化

　　根据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材料来看，在珠江流域范围内，时代最早的石器文化就是发现于珠江上游右江两岸四级阶地上的百色旧石器文化。旧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段。百色旧石器文化的年代一直未能确定下来，其主要原因是：这个文化层处在百色盆地右江两岸四级阶地的砖红壤地层中。我国南方的砖红壤，富含强烈的酸性物质，不利于含钙质物质的保存，古人类和古动物，甚至于连古孢粉化石都难于保存，从而缺乏断代依据。只能另寻别的途径来进行年代测定。直至1993年，在百色百谷遗址发现了玻璃陨石与埋藏石器的原生地层共存的现象，而且通过前人的研究工作瞭解到，在岭南地区发现的玻璃陨石是距今70多万年前发生的一次彗星撞击地球时留下的产物，这次事件也是新生代期间发生的五次大撞击事件中最近的一次，玻璃陨石是记録这次撞击的证据。所以只要把玻璃陨石的年代确定了，同层位的石器文化也可以得到解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专家采用裂变径迹法对百色百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进行年代测定，结果是其年代为0.732±0.039万万年（郭士伦等，1996）。后来，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利用百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采用氩/氩法（40Ar/39Ar）测出的年代为80.3万年（Honetal,2000），此数据与上一个数据虽有出入，但仍属于允许误差范围内。

　　关于网纹红土的年代，不少学者也作了许多工作，如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经过对长江下游庐山地区六个自然剖面和钻孔岩芯的古地磁测定，大姑冰期的冰碛或冰水沉积物的网纹红土下部的“泥砾”层，基本上是处于古地磁松山反极性期的贾拉来洛事件附近，年代应在0.9～1.1myBP，而“泥砾”上层的网纹红土最早出现于贾拉来洛事件后期，年代应为0.8～0.9myBP左右，其顶部堆积延伸至布容正极性期，年代不会晚于0.4myBP（邢历生，1989）。安徽宣州向阳地点的网纹红土，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其年代结果为距今68万年（赵其国等，1995；房迎三等，1992；杨达源等，1991）。

　　据国外对泰国北部湄南河上游湄莫（Mae Moh）盆地的办湄塔（Ban Mae Tha）地点的研究，在砖红埌化砾石层中出土了石制品，经过对覆盖砾石层之上的“南部玄武岩”K－Ar测定，其上部的年代为0.6±0.25myBP，下部为0.8±0.3myBP。经古地磁测定也发现此层记録了从松山反极性期向布容正极性期的转变。证实了砖红埌化砾石层的堆积时代早于0.73myBP（Pope.et al,1981）。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右江流域第四级阶地中主石器与玻璃陨石层位相当于58－57（0.87－0.76）Mabp)即温暧干凉时期，很适合人类生活（朱照宇等，2009）。

　　从上述列举的测试结果来看，百色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基本可以确定是处于距今70——80万年之间。这是迄今为止在珠江流域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器文化。〔1〕

　　第二节　盘县大洞遗址与观音洞文化

　　珠江流域的上游，有几条有名的支流，它们就是发源于云南曲靖地区后流经滇东南和黔西南地区的北盘江和南盘江，两江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蔗香镇处汇合后称为红水河流入广西境内，在来宾市石龙的附近与柳江汇合称为黔江，到桂平市与郁江会合叫浔江一直到梧州市才开始叫西江。

　　盘县大洞遗址在北盘江流域内，这一地区和属于乌江上游的六冲河和三岔河紧紧相邻，而乌江是长江上游由南往北的一条大支流；这两地区的西边，就是发现元谋猿人的元谋盆地，长江上游另二条大支流金沙江和雅砻江就从这里流过。因此，早期古人类从这里诞生后，很有可能就是通过上述的途径向周边辐射出去的。与此同时，一些较早期的文化遗址也会在这一个可以称为摇篮地或者叫中心地保留下来。与盘县大洞相隔不远，位置在它的西南方，而且同属珠江流域的还有另一处旧石器文化地点——路南也在此区域内就是一佐证。现将它们的文化特征加以简单的介绍。

　　大洞遗址于1990年发现。1992——2000年间作过六次的清理发掘，清理面积60平方米，发掘面积26平方米。共获人牙化石5枚，石制品3000多件，古生物化石标本近50个种属，约两万多件。还有不少的烧骨、炭屑。这批文化遗物已作过初步研究，出了一个中间研究报告，发表在人类学报第16巻第三期（1997年8月）。在中间研究报告中，刘武等人只对出土的门牙和下颔犬齿作了研究，根据其齿冠舌侧面呈铲形结构，齿结节、指状突及犬齿的齿带等结构具有某些与北京猿人相似的结构，又呈现出早期智人的特征，所以应归属为早期智人。石制品由黄慰文等人进行研究。研究者认为，盘县大洞的工具类群由边刮器、钻具、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雕刻器、琢背石片、手斧、手镐和砍斫器等组成。

　　盘县大洞遗址的石器工业中特殊因素较多，已具备了文化命名的基础，可称为大洞文化，这是珠江上游红水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它的特殊因素表现在，石制品用料方面主要为燧石、玄武岩和石灰岩。同时还有少量的灰岩和钟乳石。其中燧石占主要原料的百分之三十七，这在中国已报导的旧石器工业，尤其是时代较早的工业中，使用燧石原料的比例如此高是不多见的。用钟乳石打制的制品国内也少有报导。技术方面，锤击法在大洞的打片和加工工具技术中占主要地位，这点虽然决定了大洞的石核、石片和工具的规范程度不太高，但也形成了一些进步的技术因素，这在打片上表现出除了拥有一定比例的带脊台面石片外，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修理台面的石核和石片，存在着勒瓦哇技术制品。关于勒瓦哇技术的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几个重要的中、晚更新世旧石器遗址中报导过，但在中国南方，过去只报导过广东西樵山新石器采石埸和加工埸遗址出土过龟背状石核，而属于旧石器工业的报导还未有过。

　　修理台面技术在大洞石器工业中表现突出且占有一定比例，在南中国，这种技术制品出现在文化遗址中不多，仅限于黔西观音洞遗址和云南路南旧石器地点，但其比例远不如大洞遗址高。因此，大洞遗址旧石器工业中特殊的技术因素应该说比较典型。这对于中国境内旧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尤其是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的旧石器遗址中一些具有阿修尔——莫斯特成分的工业与西方含勒瓦娄哇制品工业的对比研究，均有着现实而特别的意义。〔2〕

　　与大洞遗址年代相近而又在其周边的文化遗址还有云南路南旧石器文化地点和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文化。下面我们不妨对比研究一下它们之间的文化特色，文化的相同点和相异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而深刻地瞭解珠江文化之源地区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轨迹。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同属珠江流域的路南旧石器文化。路南旧石器发现于1961年1月。小河巴盘江（又叫板桥河）贯穿整个盘地，在巴盘江的高阶地面上（T3）发现了一些打制石器。同年3月，李炎贤和黄慰文（1962）到该地作进一步调查，又采集到更多的材料。

　　路南石制品主要出露在高出河床40～50m的残存第四纪河流堆积的剥蚀面上。其中含燧石、玉髓、玛瑙及石灰岩结核。河流堆积由砂岩、燧石、玛瑙、玉髓等岩性的卵石层和其上的黄红色砂、砂质粘土组成，是盆地内普遍分布的三级河流阶地中最高的一级（T3）。最早在缺乏动物化石旁证的情况下，根据石制品的技术特征并与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对比，认为遗址的时代应为旧石器中、晚期，处于地质时代的晚更新世范围。直到1984年2月，黄慰文、卫奇、张兴永等再到路南考察，在白石岭、文碧山等地点的T3砾层里和坍塌的阶地堆积物中发现了一批石制品后，才真正解决了路南石器的时代问题，确认为其时代应提早到中更新世晚期。即与盘县大洞的时代大体相同。路南的旧石器经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它拥有一些可与欧洲旧石器对比的石制品，如裴文中和周明镇先生报告中所描述的“凸边刮削器”（Conrex scraper）同莫斯特新月形边刮器（Crescentic side－scraper）非常相似。又如李炎贤、黄慰文报告中所描述的修理台面石片和船底形圆头刮削器（Grattoiv carene）也是欧洲旧石器常见的石制品。而恰恰是，类似路南石器中这些“西方成分”在盘县大洞的石器中也存在。〔3〕有很大程度的可比性。

　　接着下来要介绍的是离盘县大洞遗址不远，但属于长江水系上游一条重要支流——乌江流域的旧石器文化遗址——黔西观音洞。它是中国南方一处十分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化关系上与盘县大洞十分密切。

　　观音洞遗址发现于1964年冬，与盘县大洞遗址同是位于云贵高原西部，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靠近，一个北，一个在南，根据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的组成，把观音洞A组堆积划归中更新世的较晚阶段（李炎贤等，1986），把B组堆积（石制品和化石的主要分布层位）划归中更新世早一阶段。但亦有人用铀系法测出的年龄较为偏晚：A组为57ka～40ka，B组115ka～190ka（原思训等，1986；沈冠军等，1992）。而总体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观音洞文化与盘县大洞文化是相似的文化。这从石器工业方面可以加以比较。

　　观音洞石制品以硅质灰岩为主要原料（约占65%）；其次是脉岩（13.25%）和硅质岩（约占10.8%；燧石、玉髓、细砂岩等占有不大的比重，都在5%以下（李炎贤等，1986）。而大洞的石制品以燧石、玄武岩和石灰岩为主要原料，还有小量的砂岩和钟乳石。两者比较，大部分相同，亦有差别。〔4〕

　　石制品加工技术方面，两者都以硬锤直接打击的方法为主；工具的刃口平齐的较少；石片和工具的规范程度较低。两者都有修理台面的石核和石片，只是观音洞的数量少些，而大洞比较多。最大的差别是大洞有一批可能代表勒瓦娄哇技术的制品，而在观音洞的石制品中还未发现。

　　两个地点的工具主要用石片为毛坯制成，而且以轻型工具为特色（即<100mm的工具占多数）。不过在大洞的石制品中还有一批以石灰岩大石片为毛坯制成的重型工具，这是两者的差异。

　　观音洞的工具类群由刮削器、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和凹缺器组成，其中刮削器占了82.28%，是工具类群的主体。端刮器、砍砸器和尖状器居于第二位。石锥、雕刻器和凹缺器都是数量稀少的品种。

　　大洞工具组合则由边刮器、钻具、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琢背石片、砍砸器、手斧和手镐组成。表面看来两者差别极大，仔细分析其实两者差别并不大，主要差别是由于研究者所遵循的分类标准和所用之命名不同所至。如观音洞的厚尖状器、薄尖状器和石锥等放在大洞的分类中大部分都应归入钻具一类中；个别厚尖状器可归入手镐中；一些刮削器可归入锯齿刃器中。观音洞也有手斧和盘状石核，只不过都被置于砍砸器的分类中。至于“砍砸器”和“砍斫器”，“石锥”和“钻具”通常都是同物异名而已。所以把以上的因素说清楚后，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大的。当然上述提到的石灰岩大砍斫器，观音洞是有的。而观音洞的刮削器形式如此丰富，数量如此大，尤其是陡刃刮削器的比重如此大，可以说是观音洞石器文化中的特色，大洞也不具备，这才是它们之间的真正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与当地石材有关，也可能与当时当地的生产类型不同有关，这可进一步的探讨。目前难于看出是文化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不过这一技术类型在发展到旧石器晚期阶段，在珠江流域一些文化地点中清晰地可以看到，这可能是文化辐射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观音洞遗址的石核剥坯模式与欧洲和近东旧石器时代中期常见的Levallois概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剥坯概念和生产体系，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类认识行为和思维模式（李英华，2009）。

　　第三节　百色旧石器——远古时期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物证

　　百色的旧石器文化是珠江流域内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它的发现十分重要，不仅充分体现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文化特色，同时又反映了在我国南方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中就表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迹象，通过珠江流域远古文化的探讨，可以清晰地瞭解到中国远古时代文化起源、辐射以及互相交流的轨迹，以及那些影响到文化系统演变的诸因素间的关系。由此也充分看出珠江流域在我国文化起源、发展和辐射传播等方面的重要性。所以在此加以重点的介绍。

　　百色旧石器文化的的命名是根据此文化的产生地——百色盘地而命名的。百色盘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缘，西北和贵州省为邻，西部与云南省相接，南部与越南北部相连。珠江上游支流右江贯通整个百色盘地，它是由发源于云南境内的西洋江和驮娘江汇合而成的，穿越盘地后在邕宁县与左江汇合向东汇入西江长约90公里，最宽处15公里，总面积约为800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东径106°34′～107°15′，北纬23°34′～23°55′。盘地靠近北回归线，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但年降水量并不太多，在1100～1200毫米之间，年平均气温一般在21.0～22.0℃。植被明显偏干性。适合栽种芒果、剑麻等耐旱作物。

　　百色盘地具有多种地貌类型，有丘陵、阶地、河谷平原和周边多喀斯特丘陵作为山地和平原之间的过渡类型，海拔高度在200～500米。阶地是低平的古剥蚀面，海拔高度在200米以下，根据相对高度共可分成5～10米，10～15米，20～25米，35～45米，55～65米，70～80米等六级，其中以15～20米和40～50米两级最为明显。冲积平原沿右江河岸断续分布，狭者2～3公里，宽者可达7～10公里。在田阳一带面积可达361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大致在100～130米之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3）。

　　在这长约90公里的范围内，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地点分布近70处之多。主要有百色市的百谷、上宋、东增、东笋、大湾、扬屋、南坡山、大法、那模、四塘、沙洲、大梅、小梅、横山岛、江风、大同等；田东县的高岭坡、檀河、思林、新洲、甘莲等；还有田阳县的漱奎、公篓、三雷。

　　旧石器地点分布位置都属于第四级阶地（T4），阶地地面由于受到雨水的侵蚀而显得高低不平，高差显着，部分地点已出露砖红埌。对于百色盘地两岸的阶地划分，虽然至今仍未能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四级（何乃汉等，1987），亦有学者认为应分成五级（黄慰文等，1988），袁宝印等学者（1999年）经过较详细的调查后，觉得百色盘地右江两岸阶地可分为七级。一至四级为堆积阶地或称基座阶地，一、二级阶地高出江面10～15米，阶地宽约7公里，是盘地地貌的主题和主要的农业区；三、四、五级阶地往往高出江面100～300米的老第三纪地层构成的低缓丘陵的边缘。三级阶地（T3）在盆地东部地区不发育，在西部地区很常见。第四级阶地（T4）在盆地的分布较为广泛，仍保留台地状的阶地形态但由于受后期的构造运动影响，往往被断层错断为几个不同高度的台地，古人类就是多在其上进行生活和生产劳动。所以留下了他们大量的生产工具——石制品。成了后人研究他们当时文化面貌和特征的依据。〔5〕

　　百色旧石器文化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就是分布在第四级阶地上的人工打制石器。有学者声称在第五级（T5）阶地或更高一级的阶地上也曾采集到人工打制石制品，这点确实不假，因为在高一级阶地地表面，也有与第四级阶地同期堆积的地层，古人类亦有可能在其上面活动，遗留下同期的文化遗物——人工打制石制品也不奇怪，当表层的堆积被侵蚀丢之后，人工打制石器暴露出来，散落在地表上就成了必然的了。但在风化的年代上仍是同期的。当然，百色旧石器文化并非只有这一文化层，比这一文化层较晚的文化层是存在的，而且覆盖在这一文化层之上的文化层，在被侵蚀掉之后，其中的文化遗物亦可以留落在较古老的文化层之表面。这些文化遗物如果也是石制品时，就会很容易给我们带来了错觉，难于区分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物，其实并非如此，据调查者研究百色旧石器文化的实物材料——各种石制品时发现，不同时代同一种类的石器，它的外形甚至大小都可能极为相似，但在加工技术上肯定不一样，例如，同是手斧这种器物，早期的手斧加工得一定很粗糙，时代较晚的手斧则越来越精致，在器物大小上早期者比较硕大，晚期者则纤细得多，就算一样大小，晚期加工得一定相当细致，而且很少单向加工，一定是双向加工。

　　百色旧石器文化的年代迄今还有些争论，原因何在？现不妨略加介绍。百色旧石器文化的实物证据——石制品絶大多数存在于我们南方的砖红壤堆积中，而砖红壤富含强烈的酸性物质，不利于钙质的存在，所以和石制品同期的人骨和古生物遗骸都难于成化石保存下来，从而失去断代的依据。连植物孢粉化石也一样不容易保存下来。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百色旧石器文化的年代一直定不下来。1993年5月，中国科学院与广西文物工作队再次组成发掘队，对田东县林逢乡檀河遗址，百色市那华乡大和村百谷屯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在砖红埌地层中不但发现了人工打制石器，同时发现有陨石共存，经比较测定，从具有断代意义的陨石年代得知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约70万年以上。1999年至2000年，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史奈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队，将科学采集的样本送到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研究中心测试，结果测得的同位素年龄为距今803,000±3000年。对于百色旧石器文化的年代，除了从同层位出土的玻璃陨石来测定外，许多地质学家还对埋藏人工打制石器的砖红壤本身的形成过程来探讨其年代。如席承藩1981年发表文章认为，我国华南地区这种砖红壤土一般都不整合地覆盖在晚中生代至早第三纪的岩层之上，它经历了早更新世的红色粘土夹滚圆砾石的第四纪初叶，进入中更新世的网纹红土形成阶段，到了晚更新世可能是红色风化殻形成的极盛期，甚至在全新世早期仍有明显的脱硅富含铁铝风化过程。而丁梦林等在1987年发表文章时指出，对于网纹红土的形成年代，多数人认为不会晚于中更新世。邢历先生在1989年发表文章时说，有人认为网纹红土的形成可能早到早更新世晚期或更早的时期。由于网纹红土已成为反映中国南方更新世高温、湿热的热带自然环境的标志，与华北地区所显示干凉的黄土形成鲜明的对比。据对江西庐山六个自然剖面和钻孔岩芯的古地磁测定以及泰国湄南河上汪河MAE、MOH盆地含人工打制石器的砖红壤化砾石层年代测定，结果，也反映了砖红埌化砾石层堆积的时代早于73万年前；德日进和杨钟健教授在长江、珠江下游作新生代地质调查时，曾经认为南方的砖红壤的年代与华北泥河湾湖泊堆积相似，属于早更新世；刘椿教授对百色盆地百谷和高岭坡两个旧石器遗址进行古地磁测定，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袁宝印教授针对百色旧石器遗址的地质、地貌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调查研究，认为百色盆地形成于第三纪初期，在早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主幕作用下，盆地上升，早第三纪沉积出现错断和挤压，并遭受剥蚀，上新世末至第四纪时期，构造运动出现为间歇式抬升，盆地中形成了七级阶地，第四级阶地（T4）沉积中多处发现旧石器文化遗物，并在相同层位中同时出土的玻璃陨石经测定为距今73万年。通过上述的地质观察和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事实证明瞭百色盘地第四级阶地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上层由砖红色粘土和网纹红土组成，下层为砾石层，砾石成分有石英岩、硅质岩、砂岩、石英、火成岩、燧石等。在砖红埌中同时出土有旧石器和玻璃陨石。而且出土的玻璃陨石都没有发现有再次被搬运的痕迹。如此看来，证明瞭玻璃陨石与石器共存于原生地层中。所以玻璃陨石测出的年代应该是石器的年代。当然，年代的确定方法有多种，如果在文化层中发现有火烧的遗迹，能从中采集到一些含碳的样本，我们亦可以进行年代的测定，这样会多一个参考数据。

　　除了上述的地层学和絶对年龄的研究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石器本身的研究，因为石器工业特征是研究一个文化内涵的重要环节，是研究一种文化的诞生与发展至为关键的步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研究，这是最基本的内容。

　　在珠江流域迄今为止百色旧石器文化是最早的文化，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瞭解整个珠江流域在史前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和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可以瞭解到在这一阶段里珠江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以及在中华民族史前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

　　现在，先从百色盆地旧石器的特征说起，百色旧石器的特征十分明显，从整体来讲它是一组含手斧的砾石石器工业。原料一般选用石英岩、石英、硅质岩、砂岩等砾石。个体形态粗大且厚重，一般重600～1000克，最大者长约38.3厘米，宽19.3厘米，厚9厘米，重7.5千克左右。加工技术上用垂直打击法，多数是单面打击，少数两面加工，加工方法主要是锤击法，少数用碰钻法，打击台面为砾石面或石片疤，一般不再修理台面。第二步加工极少，少部分有交互打击。制作技术简单粗糙，把端往往不加修理，保留着原来固有的砾石面。大部分石器都有使用过的痕迹。类型虽然不多，有各式砍砸器、尖状器、端刮器、刮削器、手斧、石锤、石片、石核等。但地方特色浓厚，既反映地区的差异性，也显示出区域的适应性，如众多的砍砸器，还有手斧、手镐和尖状器。手斧数量虽不多，但它是百色旧石器中最有特色的标志性器物。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克拉克教授研究了百色的手斧后认为“百色手斧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手斧一样，并非模仿和钞袭任何其他的传统”。黄慰文研究员将百色的工业与东非的奥杜韦文化、手斧文化（又称阿舍利文化）对比研究后认为，百色石器工业在成分、技术和类型等方面都不属于奥杜韦文化，而是同西方手斧文化或模式Ⅱ技术水平相当的工业。因为在百色石器工业组合中，除了手斧之外，砍砸器和手镐是最多的，在百色石器工业组合中占主导地位。这两种器物也是器形粗大且厚重。同时加工技术和方法上大多数也是单面加工，具有锋利的棱角和尖刃，便于砍劈或挖掘植物根茎用，是一些主要适应承担砍、劈、挖等用途的重型工具。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工具造型和功能相适应的规律，说明了当时的百色盆地正需要具有多功能的尖刃类工具，包括大尖状器、手斧和手镐等。因为位于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处的百色地区，有丰富的可供食用的根茎类植物供原始人食用。这也是生产工具和生态环境的适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百色旧石器的特征归纳如下几点：

　　① 制作石器的原料为砾石，其中岩性主要有砂岩、石英岩、硅质岩等。

　　② 石核少，不见修理台面的石核，多数为自然台面。

　　③ 在石制品中，石片占有一定的比例，大小不等，大石片（15厘米以上）有一定数量。石片多不规则，再加工的石片少。

　　④ 打片和加工石器使用锤击法和碰砧法。石器大多单面加工，两面打制的较少。石器制作简单、粗糙。多数石器的加工部位只限于器身的一端或一侧，把端往往不加修理保留砾面。

　　⑤ 手斧两面打制，其加工大多只限于器身的上半部，通体加工的标本极少。石器的刃口很少作细致修理。

　　⑥ 石器多数是用砾石直接加工而成，因而石器显得粗大，多数为重型工具。大多数石器长度10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上者也不少。相对石片石器少，除刮削器和手斧中有相当数量用石片制作外，其他类型的石器多用砾石制作，因此被人称为砾石石器工业。

　　⑦ 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手镐、手斧和薄刃斧，未见石球。其中砍砸器的数量最多，是石器组合中的主体类型。尖状器次之，手斧和薄刃斧是百色旧石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

　　关于百色旧石器组合中的手斧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器物。对于手斧的存在，国内外考古界学者和人类学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涉及到区域文化的发展和互相间的关系问题。原来西方学者一直认为，旧石器时代初期，世界存在着两个工艺技术不同的文化圈：一是“砍斫器文化圈”，这个圈的范围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南部和印巴次大陆；其二是“手斧文化圈”，这个圈的范围主要分布于非洲、欧洲的南部、中西部及中东和印度半岛，因为制造手斧要比制造砍斫器的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因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比东方文化先进。就目前东方各国的考古新发现的情况看，把旧石器初期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观点已　不符合客观事实。在朝鲜半岛的全谷里文化、爪哇的巴芝丹文化、印巴次大陆西北部的索安文化等等都发现有手斧。在中国，目前发现有手斧的遗址和地点不是一两个，而是共有三个地区、即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堑”、长江中游的汉水谷地和珠江水系整个流域，其中珠江水系的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数量最多。如果把零散地点算在内，沿着东南沿海一直到辽东半岛都有分布。其实这两大文化圈中，主要的器物种类两者都有，只是用料不同，“砍斫器文化圈”用的大都是石片，厚薄都有。而“手斧文化圈”用的大都是砾石，大小都有，而且两者并非絶对没有相同的器物。学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当地古人类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允许进行何种生产活动。再加上周围能找到何种可以加工石制品的石料而定。当然，传统性的工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它能一代代传承下来，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样会变的，所以不必那么絶对化。

　　百色手斧大部分用砾石制作，少数用石片制作，也有用石核制作的。手斧的形状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三角形、卵形、肾形和矛头形。手斧的加工工艺使用锤击法和碰砧法，交互打击，两面加工成型。

　　不仅如此，百色旧石器中除了手斧外，其他一些器物种类也是以砾石为主要原材料。现在我们把百色旧石器作为岭南地区早期旧石器文化的代表，我们将它和中国南方其他地区和邻近的东南亚地区的早期砾石石器工业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相互间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但古人类所制造的石器却有着许多相类似的地方，如上面所提到的汉水谷地、汾渭地堑和珠江流域三大地区所发现的早期旧石器，甚至时代较晚的旧石器，与百色的旧石器相比，确实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邻近的东南亚也可以找到相类似的早期旧石器，如印度、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甚至爪哇岛等地。如果与遥远的非洲一些早期旧石器相比，也可以找到雷同的地方。与非洲东部的砾石工具工业也十分接近。过去被视为东非砾石工具工业特色的手斧、手镐、薄刃斧和球状器都可在百色石器中找到，而且在打制技术和器形形状大小上均相差不大（见图20）。
另外，百色的手斧与欧洲的手斧也有许多近似之处。据此，有学者认为，在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西文化已存在着交流。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这些地区同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及相似的自然环境，石器都是以砾石为主要原料的石器工业，所以形成了相同的砾石石器文化。东西方手斧的存在没有渊源的关系，而更可能是文化上的趋同。正如理查德·菠萝指出：“百色遗址的旧石器是迄今为止东南亚所发现的数量最多的包含了阿舍利因素的石器工业组合，它们的制作具备了与西方生产的阿舍利工业技术的同样行为和技术能力”。由于百色手斧，不论是制作技术、器物形状，甚至在年代方面都与非洲的部分手斧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所以美国斯坦褔大学理查德·科莱恩又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它展示了8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制作工具的技术与非洲的古人类一样老练”。不过他同时指出：“我们注意到了西部阿舍利工业中的标志性物件——泪珠状手斧类型的缺失，这意味着两地制造工具的传统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未曾接触，它说明瞭百色遗址的旧石器工业不是西方阿舍利工业在东方的一个翻版”。

　　对于上述的观点，人们从已发现的同期的早期旧石器文化和不同期的但具有相同类型的旧石器文化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视为是有直接的文化交流或是仅仅属于文化的趋同性。很可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类具有相似的认识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致。

　　下面人们从一些具体事实中可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国家并没有形成，人们也没有国界。原始人群的生活区域往往是以自然地理单元为界，他们的经济生活及其创造的文化都与当地当时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并受其制约。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群由于自然环境相同，常会创造出相似的文化，但随着时代的迁移，同一个地区的环境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变化的产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人类，他们的经济生活、生产方式也会多少产生一定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下，他们创造的文化，具体到生产工具　也多多少少的产生变化的。也许是自然环境因素造成影响的结果。也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这是所谓文化的趋同性。而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会产生文化交流，致使自己的文化中含有其他文化因素。但世间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宗”就是基础和根本，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不管是哪种，它都有一个基调，一种思维模式，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在远古人类生存的时代，能表现出来的可能都在他们亲手制造的石器工具上。因此，人们在研究某个文化时，除探讨其文化内涵，弄清其文化面貌外，还要将该文化与周边同期文化进行对比，找出异同，从而确立文化在某个区域中的地位。

　　就百色旧石器而言，由于地处中国南方，自然地理、生物地理都与东南亚同属于一个地理单元，自然环境的相似性，使这一地区的早期旧石器存在许多共性，表现在这一区域的早期旧石器基本上属于砾石石器文化。加上山水相连，群体上的交流也在所难免，这样讲来无论是趋同性也好，直接交流也好，都同时存在，所以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早期旧石器文化同属于砾石石器文化就容易理解。

　　但与湘西地区，长江中游的汉水谷地、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堑”等地区的含手斧的砾石石器文化对比，以及和东非、欧洲地区同期的含手斧的砾石石器文化对比，情况又如何呢？现由近至远逐一介绍。

　　（1） 与湘西澧水旧石器文化的对比

　　自1978年以来，湖南的澧水流域和洞庭湖西岸平原发现了70多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地点，那些出自高阶地网纹红土中的石制品被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向安强，1990；储友信，1989；袁家荣，1996；谭远辉，1999）。

　　百色旧石器与澧水旧石比较，相似点如下：①原料为砾石，岩性有石英岩、石英砂岩、石英、硅质岩和燧石。②打片和加工石器主要使用锤击法。③石片大小幷存，以自然台面为主，亦有少量的打击台面的石片，台面相对较宽，有少量双锥体石片。④石器大多为单面加工，也有两面加工或错向加工的。⑤石器制作简单、粗糙，器身保留或多或少的砾面。⑥器体硕大，不少石器长度超过20厘米。⑦第二步加工的石片石器少。⑧石器类型不多，有砍砸器、手镐（大尖状器）、刮削器、手斧（似手斧）、薄刃斧（王幼平，1997；谭远辉，1999）。⑨手镐，手斧和大石片也都是整个石器工业中富有特色的石器。

　　不同点是：①澧水做石器的砾石原料中以红色石英岩为主（笔者按：可能由于产地不同之故）。②打片和加工石器的方法中有不同，百色的碰砧法在澧水没发现，而澧水偶用砸击法则在百色的石器制作中亦看不见。③手镐虽都是最具特色的器形之一，但澧水的手镐制作方法与百色的不同，百色的通常是沿砾石的两侧中扁平的一面向凸起的一面剥片，在一端加工出一尖；而澧水的手镐则是先在砾石的一端打出一个平面，然后以该平面为台面，从两侧向背面打击，加工成尖状，背面两侧疤面相交成一凸棱，与两侧汇聚于一尖；此外，澧水手镐的尖部多为鋭尖，而百色的多为舌状尖。④器物种类亦有差别，百色旧石器中至今仍未发现有石球，而澧水旧石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石球。⑤三棱手镐的加工方法不同，澧水的三棱手镐的三个面都是加工面。⑥百色手斧的数量比澧水的多。

　　由上述的不同点可以看出，工艺系统是同一个，但在演化时间上可能有先后，理由是，百色的旧石器加工方法中使用了碰砧法，这是一种较原始的加工方法，在时代较早的遗址中常遇到，而澧水的旧石器加工方法中则偶用砸击法，这点与不用碰砧法是一致的，因为砸击法相对比较先进些，越到后来的加工，砸击法使用得越多，而且演化出好象鋭棱砸击法这样复杂的加工，从这点看来，澧水的旧石器在时代上肯定晚于百色的旧石器。不仅如此，在澧水旧石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石球，但在百色的旧石器中没有，这说明瞭两点，一点是澧水的远古人类在当时已掌握了打制真正的石球并开始使用它；另一点是，百色的远古人类当时仍没有掌握打制真正石球的技术，只会使用自然界提供的天然球状物，这在技术的比较上前者先进，后者落后。这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轨迹，这种发展轨迹的反映和时代上的早晚是一致的，很能说明问题。上述的对比如果简单地用“趋同”一词来解释就显得难于服人，如果加上“与时具进”这一词，可能更能说明问题。这是一个系统。一种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向外传播辐射时必然产生的结果。下面我们再举一例就会更清楚了。

　　（2） 百色旧石器与湘西潕水旧石器的对比

　　湘西潕水旧石器分布在沅江中游地区，发现地点已达80处，已正式发掘的已有6处。研究者认为它们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袁家荣，1996）。现把它和百色旧石器加以对比，其结果如下。

　　相似点有：①砂岩砾石是制作石器的主要原料。②打片和加工石器均使用锤击法，石器多为单面加工，器型较粗大。③工具类型均有砍砸器、手镐、刮削器等，其中砍砸器的数量最多，成为工具组合的主体类型。④两者均未发现石球。⑤潕水文化类群中各种形式的砍砸器，在百色旧石器中均有发现，其中端刃砍砸器、角柄砍砸器、双边刃砍砸器也是百色砍砸器中常见的。

　　不同之处：①百色旧石器的主要原料除砂岩外还有石英岩。②潕水旧石器加工方法中已　出现砸击法，而且是鋭棱砸击法，和黔西观音洞的鋭棱砸击法很相似。③潕水旧石器的工具类型中无手斧和薄刃斧。④潕水旧石器的手镐只有少数，而百色旧石器中手镐数量多，是富有特色的工具。⑤潕水旧石器中缺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石器，而百色旧石器则有一定数量经过第二步加工的石片石器。⑥潕水的旧石器相对较小，无巨型的器物。

　　从上述的叙述和图片中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砾石石器系统，但器物类型已经有较大的区别，首先是不含典型的手斧和薄刃斧，手镐也不多。即潕水旧石器组合中含阿舍利文化因素很少。这种特色的出现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可能时代较晚，不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所以反映早期旧石器的典型器物很少甚至不存在。第二，可能是由于处于不同的环境以及当时的人类经济活动影响所至。从器物形态来看，潕水的旧石器组合与珠江流域旧石器晚期的几个遗址——黄岩洞、牛栏洞等出土的旧石器相近。它们一个最大的相同点是刃部的加工都是用锤击法加工成复瓦状陡刃砾石石器。这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中、晚期砾石旧石器加工上最突出的特色，这也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技术，通过实验考古学证明，这种陡刃是经过反复多次加工才会形成，而且这种陡刃既锋利耐用，又能提高效率。

　　所以说，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传播不能简单地用“趋同”和“传承”来表达的，而是应具体地点具体分析，通过诸因素的分析后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况且百色的旧石器所处地理环境与潕水旧石器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差甚远，因此“趋同”的条件是不存在的。而在对比过程中发现其加工技术，器物形状，和器物种类都与珠江流域一些时代较晚的旧石器十分相似，由此可以认定，这很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砾石石器文化。

　　但是人们注意到，与百色旧石器一样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的砾石石器工业，在我国皖南和江淮之间的水阳江流域，陕西南部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的河流高阶地上（T3）和湖北江汉平原及鄂西北地区汉水流域的阶地上都有分布。这些地区的旧石器组合比较趋于一致，加工技术上基本一致，器物种类也基本一致，只不过有时这种多些那种少些，但典型器物都出现了，如果说缺乏的也只是1—2种，比喻百色旧石器没有石球，它们有；百色旧石器的手斧多一些，它们有的很少，只有几件；加工技术上最大的差异就是百色旧石器没有发现用砸击法，而它们用了，甚至连碰砧法也很少用，汉中就是一例。但其他的因素基本都一样，所以能出现石器的组合趋于一致，加工技术基本一致，以锤击法为主；器物种类也基本一致，都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都是属于砾石石器工业。但它们处于不同的环境，时代也不尽相同，所以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和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时代早晚有直接关系，环境不同，人类生产活动不同，要求的工具类型自然不同。时代早晚标志着一种文化的发展，有发展必然有差别，这是进步一种必然的结果，不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仍然停滞不前，生产没发展，文化没发展，如果是这样人类将会消亡。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的砾石石器系统是这样。含砍砸器文化因素的石片石器系统也一样，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所以我们认为，在珠江流域以外不同地区发现的砾石石器工业和百色旧石器是属于同一系统，它们的出现纯属文化传播辐射结果的可能性更大。谈到辐射传播的路线，目前比较清楚的起码有三条，如果都以元谋盘地为中心的话，第一线路线应该是通过横断山脉金沙江到长江流域上游，然后往北和往东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再通过南北方向的各大支流传播到陕西南部汉水流域、汉中盘地、以及湖北江汉平原、鄂西地区；和水阳江流域。其北界最北也没有超过黄河流域、秦岭、淮河以南一线。第二条线路就是经路南、北盘江入珠江流域上游各支流，然后分别往北、往东，通过珠江黄金水道，连接潇贺古道、京西古道等到达了东南沿海地区。在最后一次冰期到来之际，南海、东海、黄海大陆架出露的条件下，沿着东海走廊一直传播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去。南面通过元江——红河流域，澜论江——湄公河流域，进入中印半岛，还有恕江——萨尔温江流域，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流域，都是连接东南亚和中印半岛的好通道，如果说南亚包括我国南方的人类早期文化是来自东非，那么这些途径就是进入这些地区的最好途径，如果南亚是古人类的摇篮地，那么这些途径也是最早的古人类向世界各地辐射的最佳途径。这是第三条线路。所以造成百色旧石器文化与缅甸的要雅斯文化、印尼的巴芝丹文化、马来西亚的淡边文化、泰国的芬内文化、以及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棠安文化等有明显的相似性。学者认为，这种相似性不仅仅表现在文化内涵和特征上的相似性，而且在创造这种相似文化的主人——早期古人类群体间的文化交流，人们可不管世界上目前存在的有关人类起源的“非洲说”或是“亚洲说”。因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或者走出亚洲，珠江流域都是他们在向外辐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地方。百色盆地正处在他们迁移线路上。因此正如前面已提到的赞成人类起源“非洲说”的卫奇先生认为，最早的人类从非洲迁移至我国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青藏西侧进入我国；另一条是从青藏高原南侧进入我国，并认为西江水系流域很可能是我国最早人类的落脚地（卫奇，1991）。从现有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看，从青藏高原南侧这条线路进入我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及云贵高原均发现有第三纪后期和第四纪早期的古猿化石及旧石器早期的石器工业。为此，美国人类学家谢盼慈（schepariz）认为，广西及周围地区是早期人类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门道（Schepariz et ae,2000）。百色旧石器文化在研究远古人类的迁移及文化传播与交流上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地位。最近，在百色盆地的一个小型附属盆地——布兵盆地内一个被称为么会洞的洞穴遗址内的发现就更加证明上述的观点。么会洞位于盆地东南边缘的一座峰林的半山腰（E107°0.13′，N23°34.891′），为第6层溶洞，洞口底板海拔215m，高出当地河床65m，洞口朝东，洞厅宽敞，长（L）约50m，宽（W）2～6m，高（H）5～10m。

　　2001年3月，王頠等人在布兵盆地进行洞穴调查时已发现么会洞的堆积层富含哺乳动物化石，而且首次从其中采集到1枚硕大的人类牙齿化石。2002年10月至12月和2003年11月，他们对该洞进行了两次发掘，又发现了一批动物化石和少量的石制品，其中包括了另一枚人类牙齿化石。这枚人类化石为一枚完整的右下第二臼齿（M2）。编号为MH0001牙齿特征是：石化程度较高，整枚牙齿呈乳白色，硕大，齿根粗壮，除牙根末端被啮齿类动物啃咬而缺失外，牙齿其余部分保存完好；咬合面轻微磨耗，齿尖及其相对位置清楚，近中面中部有较大的椭圆形的齿间磨耗面（接触面？）；被颊侧下方的另一小椭圆形磨耗切割。根据牙齿的形态、齿间磨耗面形状和相对位置以及牙根形状来判断，这枚牙齿应为下颌右侧第二臼齿的可能性较大。

　　这枚牙齿的齿冠近方形，宽大于长，近中至远中径（MD）15.3mm、颊舌径（BL）16.1mm，长宽指数\[（MD/BL）×100\]为95。前宽大于后宽，下原尖膨大，下后尖明显高出齿冠面上其余齿尖。齿冠近中面较平，远中面、舌面和颊面突隆。咬合面具有5个齿尖，从大到小分别为下原尖（prd）、下后尖（med）、下内尖（end）、下次尖（hyd）和下次小尖（hed）。分隔齿尖的沟纹为“丫”字型。齿尖排列为典型的“森林古猿型”。分隔齿间的沟纹较浅，结构比猿类简单。发育有近中根和远中根，两根向下，稍向远中方向倾斜，近中根的近中面发育纵行宽浅沟，在近根尖处分为颊侧根尖和舌侧根尖，近中根之颊舌径显着大于远中根的颊舌径，分别为14.5和10.8mm。

　　上述的特征证明瞭什么？只能通过对比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MH0001这枚牙齿的尺寸虽然在猩猩牙齿的变异范围之内，但从咬合面的齿间沟纹简单，不发育褶皱，牙齿近方形等特征说明这枚牙齿不可能属于猩猩的。

　　MH0001的近中——远中径和颊舌径在南方古猿三亚种变化范围之内。

　　大小落入Ⅲ种南方古猿变化范围之内，但长宽指数是超出变化范围的。如果再与南方猿阿法种比较，MH0001这枚牙齿大小也超出其变异范围（MD＝12.1～15.4）mm，（BL＝12.1～15.2mm），不过其长宽指数却落入其变异范围（93～118）。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非洲以外的地区存在南方古猿化石。因此，仅凭MH0001这枚牙齿，就可能断定这是南方古猿是有困难的。

　　MH0001这枚牙齿大小都超过表中其他直立人的同类牙齿，但长宽指数接近，而且从上述的牙齿形态、结构方面的特征都可见于周口店直立人，只是原尖很大且强烈向颊侧方面延伸而有所区别。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年代差异所造成的，这是研究者的看法，学者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从同一文化层出土的石制品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和元谋人的石制品较为接近。可能比百色盆地第四级阶地上发现的那一套砾石石器工业年代更早些。这更加显出百色旧石器在我国乃致整个亚洲地区有关旧石器早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第四节　珠江流域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时候，说明瞭古人类自从誔生那天起，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近400万年之久，已经进入到距今15万年至1.2万年前的阶段,这个时期古人类在体质形态的进化上已经进入了智人阶段(包括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在体质形态上最大的变化是大脑容量已经达到了现代人的水平,平均脑容量已接近1400毫升,这比直立人(猿人)的脑大而复杂。但早期智人的大脑和晚期智人的大脑还有一些差别，早期智人的前脑部分较小，后脑部分较大，沟、回也比现代人简单。额骨较现代人低平，眉脊较突出，但没有猿人直立人那样高。头骨壁稍变薄，没有直立人那么厚；顶骨弯曲度在横向上没有直立人那样弯曲；头骨最宽度在顶结节稍下处，比直立人要高，而比现代人低；枕骨圆枕和角枕均比直立人弱一些，位置也稍高。上颌骨粗壮，外壁不平。下颌骨外突不明显，牙齿较现代人粗壮，面部仍向前伸，说明其头部保留的原始性状较多。由于长期直立行走，下肢比上肢长，早期智人的双手由于长期手脚分工后，双手比直立人更多地能自由地从事劳动。所以双手相当粗大，表明肌肉发达；掌骨关节比直立人灵活；往往发现右肱骨比左肱骨粗壮，这说明右手使用的机会比左手多，形成所谓“右利手”，其实早在晚期直立人时期已存在这种现象。

　　但上述的早期智人形态结构上的变化，在中国境内的早期智人化石中也不尽相同，哪怕存在时代大致相同，地理位置相距也不远，而结构特征却有明显的差异，例如许家窑人和丁村人相比，许家窑人的牙齿比丁村人的牙齿就硕大许多。上第一臼齿（M1比北京直立人的还大；齿冠嚼面的纹理也相当复杂，接近现代人。属于这一阶段的长阳人的牙齿和丁村人牙齿类同。同样，大荔人、许家窑人和马坝人的头骨相比，马坝人的头骨骨壁不如大荔人和许家窑人的厚，显得单薄一些。而大荔人和许家窑人的骨壁厚度可达到北京直立人头骨厚度的上限。这种体质形态上的差别，说明瞭什么问题，暂时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说是时代上差异的反映，那么北京直立人延续生活了长达几十万年之久，其体质形态上的进化却如此迟缓，确实使人有点不可思议。所以有人类学家认为，在中国境内曾有过不同类型的古人类同时幷存，这是一种可能。另外的可能是，有些古人类种群当时生活的自然环境几十万年内都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所以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古人类的进化处于一种滞衡的状态。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但概率不高。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也属于发展不平衡性引起的结果。

　　人类社会发展到早期智人阶段的时候，其社会结构仍然处于原始群阶段，只是原始群的数量比直立人时期增加了许多，分布的区域也大得多，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已有分布。而且每个原始群的人数也比直立人阶段会多些。属于较大的群体，因此其生产力也有明显的提高，狩猎和采集的能力比直立人阶段的有不少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人口的增殖，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例如我国的丁村文化在不到10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石器地点近20处。丁村文化遍布整个汾河流域。人口的增多促使原始家庭的分裂。原始家庭的分裂、再分裂，使新分裂出来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些新分出的家庭，由于共同的语言和亲属关系，彼此互相交往。同一辈分的人通婚，不同家族之间的通婚，开始改变过去“族内通婚”的习俗。族外婚能增强人的体质，促进家族的兴旺发达。也促进了原始群的解体，向氏族社会的过渡。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文化上的进步，这种现象在珠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域一样存在。

　　更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表现在石器加工工艺的进步。前一时期已经出现修理台面的技术，到中期得到广泛应用；在中期还出现用“指垫法”修理石器的技术，这是一大进步。但珠江流域一直未发现这种工艺，这可能与这里没有需要这种工具的生产活动有关。石器加工工艺的另一个突出进步是，石器种类的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例如，同一类的刮削器，可以根据其功能的不同或形态的差异而命名为直刃、突刃、凹缺、园刃、园头等等刮削器。使旧石器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已出现的骨器制造，从本来仅有简单的利用自然形成的锋利截面，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已有所发展，成了一些有意识的选择和人为制造的使用。如鹿角和鹿头顶骨制造成的盛水器。还有，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中的盘状器和人工打制的石球数量越来越多。早期智人已开始用石球和兽皮条制作“流星索”进行狩猎，成为这个时期一种有效的狩猎工具。虽然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在直立人阶段已学会使用和保存天然火种，学会熟食，而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已学会了人工取火。有了更为丰富的用火经验，用火把驱赶野生动物群，迫使它们跌落悬崖或事先挖好的陷阱中，以达到大量捕捉野兽的目的。这是人类提高狩猎能力的表现。

　　早期智人阶段，人类已开始懂得埋葬死者，并在死者旁边放置一些随葬品。是否我们可称之为原始宗教的萌芽？因为在欧洲的莫斯特文化遗址中普遍出现动物崇拜，如对洞熊和山羊的崇拜，在土坑中把熊颅骨排成一行，或用一块大石板覆盖住，在儿童埋葬处用一圈山羊颅骨围着。但这种现象在中国仍未发现。只有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

　　以上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特征。在珠江流域这个时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发现的也不少，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北盘江流域的水城人及其文化，广东北江河畔狮子岩马坝人及其文化；封开西江支流渔涝河畔的峒中岩遗址和罗沙岩遗址；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北江河畔宝晶宫石器地点；新近研究发现的南江流域的蟠龙洞人遗址；罗定下山儿洞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地点和遗址。此外，在广西百色右江两岸有一些遗址的文化层虽然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但一直可延续到中、晚期，如大梅遗址、那赖遗址等等。它们的文化特征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特征基本一样，只有一点是它们中的絶大多数石制品都可归入砾石文化的范畴，而属于石片文化范畴的则很少，这可能说明珠江流域的石器文化，发展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时候，其文化发展仍是一脉相承的，加上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古气候等因素处于一个稳定状态，所以得以平稳发展，这从伴生动物群没有多大变化就是一个佐证，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珠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动物群的组成都是由反映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成员构成，其典型种类有大熊猫（Ailuropodc　melanoleuca）、东方剑齿象（Utegodon orientalis）、印度象（Blephas maxvmns）、猕猴（Macacasp.）豪猪（Hysrtix sp.）、水鹿（Rusa unicolor）、水牛（Bubalus sp.）、最后鬣狗（Crocuta ultima）、中国犀（Rhinocerop sinensis）、古爪哇豺（Coun javanicus antiquus）华南巨獏（Megatapirus angustus）等等。这个动物群一直维持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较明显的变化。现在可以列举几例文化地点加以说明，前一节中所介绍的马坝人和柳江人都属于珠江流域的著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在此就不重复了。现只介绍水城人及其文化和新研究与发掘不久的蟠龙洞人。而百色盘地右江的大梅遗址、那赖遗址的文化也属此列。

　　（1）　水城人及其文化

　　水城人遗址位于贵州水城县西北，在北盘江一条支流三岔河河畔，原是一处洞穴，遭严重破坏后仅存很少一部分，变成岩厦。其洞高出三岔河水面约40米。后来在残存的胶结坚硬的黄色角砾岩层中，发现了灰烬层和一枚人的左上犬齿（C）。还有7件石制品。同层位出土的动物化石不多，可鉴定到种的只有5种，其中有剑齿象，所以研究者认为其地质时代应属于晚更新世。而水城人犬齿，从形态上看，比北京直立人要进步，而比广西柳江人要显得粗壮、原始。从石器来看，其石片的共同特点是：无台面，石片角小于90度，有粗大的打击点，清晰的放射线，没有明显的半锥体，在石片的中上部有一道横向的弧形凹，其背面很少见石片疤，基本上保留砾石面。这5件石片石器是用鋭棱砸击石片制成，采用复向加工的方法，刃缘相当曲折。尖状器均系石片制成，均属角尖尖状器，有的为复向加工，有些为单向加工。这种尖状器都是在一侧边作细致的加工，另一侧加工稍差，制成一个比较鋭的尖。此外石　制品中还有砸击石锤2个，是用玄武岩砾石做的，其上遗留许多散漫分布的坑疤，从加工技术方面来看，打片都是采用“鋭棱砸击法”，和观音洞文化有一定可比性。而与同期桐梓人的石器文化更为相似。但根据研究者认为，其时代稍晚于桐梓人文化。〔6〕

　　（2）　南江文化的蟠龙洞人

　　蟠龙洞人牙化石发现于珠江流域西江中游的支流洚水河畔的狮子山西麓石灰岩一洞穴中。该洞穴总长526米，宽3米，个别洞厅可达10米。洞口向东，高出地面12米，高出洚水河水平面近30多米，相当于河流二级阶地（T2）或三级阶地（T3）。洞内较平坦，呈裂隙型发育，以缓坡状曲折向前发展。从洞口内进40米处有黄褐色胶结堆积，堆积层厚度约0.5～1.5米，内分层不明显，上、下均见有钙板层，厚薄不等。在堆积层中含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1987年在堆积中出土了2枚人牙化石，其中一颗为左下第三臼齿（M3），另一颗为左下第二前臼齿（P2）。据观察，左下第三臼齿（M3）的齿冠长（L）12.3mm，宽（W）10.8mm，高（h）7.2mm；齿根两根，残长7.3mm，断口似被啮齿类动物咬过，呈斜状。齿冠完整且相当粗壮。齿冠咬合面似圆形，咬合面的各尖只有中度磨损，所以其前、后、原、次各尖以及颊沟、远中沟、近中沟、舌沟、中央缺隙均清楚可见，而且相当发育。下次尖虽比原尖稍小，但也很发育，在下次尖后面有一下次小尖存在，这是其原始特征的表现。如果把这颗化石牙和广东地区珠江流域内的其他遗址出土的同期同类的化石牙齿比较，就可一目了然。

　　云浮蟠龙洞人牙比马坝狮子岩飞鼠洞和封开河儿口峒中岩出土的同一位置的化石（M3）个体粗壮，而且长宽指数也大得多，云浮蟠龙洞人的左M3，其长宽指数（L/W×100）113.7已落入晚期直立人同位牙齿长宽指数的变异范围。所以我们认为很可能这是年代早晚差异的表示。

　　另一枚牙齿化石是左下第二前臼齿（P2），它的齿冠长（L）8.0mm，宽（W）8.5mm，高（h）15.3mm；齿根单支，残长6.1mm。从结构形态上来看，虽然石化程度和粗壮程度与左第三下臼齿（M3）是一样的，但磨损程度不同，P2基本没磨损，因此，我们认为很可能这颗牙齿是乳齿，或刚换牙的恒齿。与M3这颗牙的主人可能不是一个人。

　　人类历史发展到大约距今4万年期间，即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地质年代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初级阶段进入到发展阶段。〔7〕

　　人类在体质形态上，已由早期智人阶段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在体质形态上，原始的特征已基本消失，与现代人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尤其是在脑容量上已经达到1200～1500毫升的范围。四肢和现代人一样发达。

　　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按全国范围来讲，修理台面的技术、第二步加工的“指垫法”等虽然均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但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更为广泛流行。在打片技术方面，作为一种间接打击法的“击棒法”开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华北地区广泛使用间接打击法产生细石叶，并使用压制法来修理工具和武器。这一时期工具制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复合工具的广泛制造和使用。利用石球制作的“飞石索”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在一些文化遗址中被广泛使用，而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则发明瞭更为进步的投矛器、弓箭和鱼镖等复合工具。局部磨制和钻孔技术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但这些进步的石器制作技术仅在装饰品的制造上被使用，还没有在生产工具的制造中加以使用。

　　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的制作技术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采用锯、切、削、磨、钻等一系列专门工艺，制作出骨针、骨锥、骨刀和角铲等新型工具。穿孔兽牙、穿孔贝殻，带有刻划的鸟骨管等装饰品的出现，则反映了先进的骨器工艺水平和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

　　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各个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区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文化系统的区别和区域性特征则越来越明显。如华北地区两大文化传统继续按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匼河——丁村系”一直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初期才被磨制石器所取代，“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则发展为两个分支：一支为水洞沟文化，其典型器物有修理台面的长身石核、盘状石核、长石片、三角形石片，以及用三角形石片制成的半月型刮削器和用长石片加工成端刮器等；另一支发展为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即用各种间接打法生产石叶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发达细石器文化。其典型文化的代表是下川文化和薛关文化。

　　南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区域性特点更为显着。这与地理环境及氏族的形成有关。总的来说，也可以分为两个大文化系统，一个是砾石石器文化系统，另一个是石片石器文化系统。砾石石器文化系统以百色盆地的石器文化为代表，不过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砾石石器文化系统的典型器物就缺乏大型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等器物，所有器物都中、小型化，种类又较旧石器时代中期时的多，如推刮器等都是首次出现的。加工技术上也有独到之处，虽然都是砾石石器，但大多数的砾石在加工前是被劈开或截断，然后再行打片加工。而打出的刃口是很陡的，人们可称之为陡刃砾石石器。它的石片疤呈复瓦状的排列，这是经多次加工的结果，是进步的表现。石片石器也一样，细化是一个总的趋势，但从风格上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传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它始终未发展成用间接打击法剥制石叶和用压制法来修理石器。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整个人类社会由于人工取火得到广泛运用，人类的生产活动从陆地上的狩猎和采集，已发展到向广大水域索取生活资源，开始学会捕捞、捉鱼。这些都是人类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些发展必然促使家庭和社会形态的向前发展。使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产生的母系氏族制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到更快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变得相对稳定，同样，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萌芽的原始宗教观念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墓葬逐渐成型。

　　上述介绍的是全中国南北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发展的大概情况。具体到岭南乃至珠江流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又如何？现举猫猫洞遗址为例说明之。

　　（1）　猫猫洞文化：

　　猫猫洞遗址位于珠江上游红水河南盘江流域的贵州兴义县猫猫山东侧一个岩厦内，经纬度是东经105°01′，北纬25°12′。经1975年冬发掘，获得古人类化石7件，石制器4000余件，骨、角器14件，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和用火遗迹。根据骨化石的14C年代测定，结果分别为距今14200±200年或距今14630±200年（第5层）和距今11740±200年或距今12080±200年（第3层）（李炎贤等，1986）。从年代数据可见，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较典型的文化遗址。〔8〕

　　猫猫洞文化中的人骨化石一共包括下颔骨4件，股骨3件。下颌骨4件中有两件比较完整，其中一件成年女性下颌骨最为完整，左、右髁突断失，冠突基本保存。16枚牙齿全部在位，门齿和右侧犬齿及第一前臼齿齿冠破损，其余牙齿均完整。从嚼面看，第一臼齿齿质点已经扩大，彼此连成片，可见磨损程度已达Ⅳ级；第二臼齿（M2）已暴露齿质点，故达到Ⅲ级。由此推断，这件标本可能属于40岁上下的女性。这件下颔骨粗壮低矮，齿弓较短而宽，形态与山顶洞人下颔骨极为相似（曹泽田，1989）。亦有学者认为，此下颔支体陡直程度是很少见的（李天元，1990）。其余三件下颔骨，一件属男性的较好，一件属女性的右侧残断，一件属儿童的仅留下颌骨前段。四件下颌骨中，双颏孔者2件，单颏孔者1件，另一件颏孔部损坏看不清，可见双颏孔者占多数。

　　股骨共3件，均残断，最长的一枚有167毫米。从断裂面可观察到，骨壁相当厚，骨髓腔很小，测量数据与河套人（三件）的测量结果：矢径为35.0～30.7和24.6毫米；横径为27.8～25.0和25.0毫米很接近，仅占骨干直径的1/3。这一点与现代人有明显的区别，有一定的原始性。由此，研究者认为，兴义猫猫洞出土的人类化石应属于晚期智人。以上的结论在下述的文化因素中也得到佐证。

　　（2）　猫猫洞文化中的石器及其他：

　　猫猫洞出土的石制品中经过挑选、观察和分类研究的标本共1121件，石制品的原料是变质粉砂岩和砂岩，这占多数，其次是泥质岩和燧石占少数，这些石料来源于马别河古河道上的砾石层。石制品的主要类型有石核、石片、石锤、石钻、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雕刻器。

　　石核共129件，其中鋭棱砸击石核占103件，锤击石片占26件，其特点是没有平坦的台面，打击点落在棱上或棱边附近，石片疤常呈月牙形。

　　石片共317件，其中鋭棱砸击石片有246件，锤击石片64件。此外，还有几片砸击和碰砧石片。其特点是：石片比较薄，破裂面较平坦，大多数标本见不到半锥体，极少数标本可见到微凸的半锥体。

　　石锤和石砧共116件，以鋭棱砸击石锤为主，其次是锤击石锤和砸击石锤、砸击石钻。这些石锤均为砾石，且多为扁园形砾石，其中部常因砸击而凹入。

　　刮削器共345件，占全部石器493件中的70%，可分为单刃刮削器、端刃刮削器、双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盘状刮削器、锛形刮削器等类型。有个别种类亦可进一步分成若干亚型，如单刃刮削器还可分为单边凸刃、单边直刃、单边凹刃等种亚型刮削器，其中以单边凸刃刮削器数量最多，加工最精。

　　尖状器共有107件，其中有97件是用薄而长的石片加工而成的。这批尖状器内有102件用反向加工的，这是一类具代表性的器物，它们可再分成心形、鋭尖、钝尖、双尖、啄形尖状器。

　　砍砸器数量不多，仅有40件，都是由砾石或石核加工而成的。它的体形较粗大，缺乏一致性，有单边、双边、尖刃和盘状砍砸器几种。

　　雕刻器仅1件，也不典型。

　　其他工具有骨、角器。猫猫洞发现的骨、角器，据研究者认为，可分为骨锥、骨刀和骨铲三类型。骨锥共5件，都是取长骨片经打击、刮削或磨制而成，角铲8件，有单面刃和双面刃两种，取材有角干，也有角枝，刃部皆经过刮削而成。

　　（3）猫猫洞文化的特征：在文化遗物上既体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共性，如石片占很大比例；刮削器数量很多，形式较繁。但也有其别具一格的特点：如石料硬度较软；打片以鋭棱砸击法为主；加工以反向打击为主；富有精致的骨、角器等。它是珠江流域上游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型文化。

　　猫猫洞文化的絶对年代为距今14000年，但从其伴生的动物群中含有中国犀和窄齿熊化石来看，猫猫洞文化的时代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而且研究者注意猫猫洞文化中有一定数量用于砍伐树木的砍砸器，骨、角器中亦有一定数量用于挖掘播种的角铲，这标志着猫猫洞文化时期，在这块地方原始农业可能已经萌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曹泽田，1982）。

　　在珠江上游，南北盘江地区，和猫猫洞文化同期，而文化内涵基本一致的文化遗址，还有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桃花洞和普定穿洞遗址。由此可见，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一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珠江水系源头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是相当密集的，特别是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即距今15万年至1.2万年期间，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兴旺状态，而且发展很快。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就是在距今170万年至80万年以及70万年至15万年前，这二大段时间内，这里发现的文化遗址为数不多，除盘县大洞和黔西观音洞之外，还有路南少数几个地点，余者再没有了。而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大概距今14～2万年前），好象雨后春笋一样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人类文化遗址。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还不清楚，学者根据近20年来在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区调研的结果认为，第一个原因是，中国考古界对这片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并没有作有针对性的工作，只随着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项目（如高速公路、铁路和水利工程项目等）中，配合作了些调查、发掘工作，偶然有重要的发现，如这次在沿着右江沿岸，百色盘地的高阶地（T4）上就有重大的收获。余者大片的地区，因还未涉足到，所以发现很少。另外的原因是，在这两大段时间内，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有着强烈的变化，有不少地区出现了极为困难的生存条件，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大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的在早更新世时期，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青藏高原隆起，阻断了非洲人类远祖往中亚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的辐射，也相对地影响了我国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迫使古人类只能通过中东然后分两支，一支绕道东欧再行往东到达中亚进入中国，另一支南行通过印、巴进入南亚和中国的南部，以此为中心，再往周边辐射出去，很明显有一支通过横断山脉金沙走廊到长江中、上游后再往东沿着长江水系传播开去，所以近年来一直到长江下游的南京，都有较早的晚期直立人化石及其文化发现，在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在湖北以南和安徽地区甚至有早期直立人的化石及其文化发现。如巫山直立人，郧县直立人、郧西直立人和繁昌文化等等。此外，另一分支往东，沿着珠江水系，一方面可辐射到中南半岛，另一方面通过珠江水系一些北向的支流和古道（潇河古道等）沟通长江水系湘江支流及汉水支流，一直可达到汉中，再与中亚过来的原始人群汇合后，往华北地区和东北亚地区辐射，所以，在中更新世时期，在黄河中游的渭河流域地区会发现兰田人、匼河文化等那么早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还有世界有名的周口店北京直立人及其文化。但总的来讲，还是不多，皆因环境变迁太大，加上在这段时间内，人类经历了几次大冰期的变化。情况复杂，导致人类的远祖，在适应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中，在大自然的淘汰下，几乎濒临灭絶。这里不仿引证一个科研成果加以说明：以色列兰巴姆医学中心的多伦·拜尔和特拉维夫大学萨哈客·罗塞主持。研究人员利用遗传学技术，从非洲克瓦人、桑人等土著人身上采集3600多个完整的线粒体DNA基因组样本。研究结果发现，古人类最早在153万年前开始分化组合，东部和南部非洲人类的分散群体可能与此有关。直到大约4万年前，他们才重新聚居在一起，构成“泛非洲人类”。

　　研究认为，大约13.5万年前至9万年前（也有学者认为大约距今20～15万年前左右），东部非洲经历了严重乾旱，迫使史前人类分成各个小的群体，走上各自进化轨迹。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大约7万年前，史前人类数量最少时只有2000人左右，濒临灭絶。但是人类最终幸存下来。而且此后人类迅速繁衍，人口不断增多。大约6万年前，人类开始走出非洲，揭开迁移、扎根、进化繁衍的新篇章（冯武勇，2007）。

　　当今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进化和现代人类起源的成果较多，有一点是比较趋于一致的，都认为世界古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至于现代人的起源是否也源自非洲最后一次（15万年前）移民潮带来的结果？这点各说不一，从DNA角度的研究结果来说，认为是对的，起码欧洲的尼人是这样，但对于黄种人的情况来看，从考古学的事实上，只能证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已有遗存基因上的交流，但人种上的取代在人类化石和文化的内容上，暂未发现足够的证据说明现代的黄种人土著居民是被非洲最后一次的移民所取代，这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详细的说明，在此不再重复。而在文化上还是一脉相承的。变化在各个不同时期是有的，而且有些地方相当明显，但万变不离其宗。这点统观全球上各种族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超越一个生物种的范畴内，不管是地理亚种或是生物亚种，最后还是归于一个物种，不管是亲兄弟姊妹，或是姨表兄弟姊妹，都离不开同一个远祖。

　　因此，到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即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时间，由于古人类经近400万年之久的进化历程从形态结构方面、思维能力方面，适应和掌控大自然的能力方面都可以说到了一个较成熟阶段，所以他们才能真正立足于地球上迅速发展，经过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以及各历史朝代短暂的近一万多年的光景就变成当今的社会。所以有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关键的时刻就是在近4～5万年间的时候。这种推测是否有历史事实的支持？研究者认为，下面介绍的吴伟鸿等人研究的香港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和上海复旦大学李辉博士对古百越族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上述的观点一个佐证。

　　（1）　黄地峒遗址

　　黄地峒遗址位于香港特区东部企岭下海东海岸，地理位置为114°17′E，22°26′N。具体范围东起黄地峒山麓50m至60m等高线处。西至海边潮间带以下浅海，南起鳌鱼头，北至西贡深涌码头南约600m处。

　　黄地峒遗址地处西贡半岛西侧，其区域地貌类型属半岛海湾型。黄地峒为一座不太高的小丘，海拔高度才154m。东西与石屋山相连，西麓面向企岭下海，西侧山坡的坡度为23°～38°，局部有10°左右的缓坡。

　　据《香港第四纪地质》、《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等研究成果综合来看，距今约120000年前的间冰期，香港气候比现在暖和，海平面高于现海平面约4～6m，即现在整个企岭下海地区均在海下，山坡上现露于水面上只有数米至十余米。如果考虑到本地区的地殻，自第三纪以来基本为抬升的，其上升速率为2.5～8.0mm/a，那么采石埸的高程在那时候要比现今低。其后，气候逐渐转冷，大约在距今75,000年前，已进入最后一个冰期的前期阶段，气候已相当冷，海平面已下降不少，比现在低约77m，企岭下海因此出露于海平面之上，但气候不是一直冷下去，中间有起伏，此时气候转暧，直到距今28,000年前，达到顶峰，这样海平面亦相继上升，香港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低洼地方均被海水覆盖。但到了大约距今25,000年前，气候再次变冷，至距今18,000～17,000年前最为寒冷，达到最后冰期的最高点。海平面下降至现今海平面以下120～130m。随着地殻隆升和海退，此时的香港地区大部分的半岛和离岛连为一体，大埔吐露港至大鹏湾的赤门海峡只成一条河流，企岭下海是其中一条较大的支流，局部河段存在河谷平地及河流阶地，有着适合人类生活和居住的理想环境。这种环境一直维持到距今7,000～6,000年前，因为，气候是从距今12,000～11,000年开始变暖，冰川溶化，海平面逐渐上升，直到距今8000年前，海平面已达到现今的水平，到了7000～6000年前，海平面曾增高至比现在高1～3m，之后才慢慢下降恢复到现在的水平。由此可见，黄地峒遗址形成的时间空间正如刚去世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化局专家组成员张森水先生当时所说的是距今40,000～8000年前。

　　黄地峒遗址经2004年调查和试掘，以及2005年第一次正式发掘，在不到15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石制品6000多件，如果连地表采集，其数量已接近10,000多件。该遗址南北方向长300多米，东西宽180多米，被海水淹没看不清楚的部分不知道还有多长的距离。可见此遗址的规模相当大。根据试掘采样经光释光（OSL）测试结果，其文化层堆积最早（L4～L5）可达距今3.9万年前，稍晚的是距今3.5万年前。最表层的（L1）的年代是距今1.933±64aBP，L2的年代是距今2.848±126aBP，L3的年代是距今6.800±600aBP，L3和L4之间从地层堆积来看，是不整合的。有些层位已被侵蚀了（起码在T3－T4　是这样）。2006年第一次正式发掘虽然共布了15个探方（即T6至T20）但仅QT1采石埸南壁和T14探方掘至原生基岩风化殻。T14处于2004年试掘探方T3－T4之上方较为平坦处。地层分层亦可成6层，但各层厚薄和堆积状况与T3－T4有所不同，总的来讲是厚度不如T3－T4，而且L1直接覆盖在L3之上，L2只局部在探方的西北角出现，而且深度可达L4层的上部，发掘者认为T14的L4可相当于T3－T4的L4层，第一次正式发掘在T14西壁剖面采样送西安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释光测年实验室测试结果是：L2为1500±100aBP，L3为7100±500aBP，L4上6700±500aBP，L4中13,100±900aBP，L4下13.7±900aBP。从堆积深度情况来看，T14的L4只能相当于T3－T4的L4上部地层，T14的L4与L3同样不整合，有缺失，但被侵蚀的程度比较少，所以保留较多的偏晚的堆积物，正好填补了L3和L4之不整合地层中部分空白。出现了13100±900aBP－13700±900aBP间的堆积物。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可把周边已布的探方发掘完就一目了然。因为T3－T4的堆积厚度接近2米，而T14仅有1米左右，同时T3－T4两方内正好有1个明显的陡坎，这样的堆积环境因素一定对堆积物造成影响，这点我们应该考虑到。

　　黄地峒遗址出土的石器属于石片石器，以中型为主，大型次之，小型再次之。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亦有砸击法（鋭棱砸击法），偶用碰砧法，修理台面的技术也常规，单面加工，两面加工，包括交互加工，复向加工，个别错向加工，都出现。石器初步分类计有楔形器（也有人称锛形器）、手斧、手镐、尖刃器、砍砸器、刮削器和雕刻器7类之多，还有长石片。所以张森水研究员观察完试掘出土的石制品和自己第2年直接参加完第一次正式发掘后发表了几点看法，首先，他认为旧石器所有的加工技术，在黄地峒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石器种类如此多，密度如此大，数量如此丰富，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在香港地区、岭南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均属首次发现，是一套全新的组合。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第二点谈到年代，他认为这套东西最晚也不会晚于距今8000年。至于可以早到什么时候就要看最后的测定结果。但太早也不可能。这是属晚更新世时期的产物。现在两次年代测试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前面叙述过的结果与张森水研究员的推测是一致的。如果从以住大家比较公认的在岭南、越南、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从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石器变化应该是：“石核石器工业”→“石片石器工业”→“砾石石器工业”→“细石器工业”。而黄地峒的石器工业属于石片石器工业范畴，由此可知和存在年代相比也是相对吻合的。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9〕

　　在此，人们重视的并不是黄地峒的年代，而是它出土的那一套石制品，以及和石制品有关联的一系列问题。因为人们瞭解黄地峒遗址的全面情况后不禁要问，为什么在珠江流域，在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在旧石器晚期会出现这么完美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埸？加工技术如此之全面，种类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数量如此之丰富，在全国来讲都不多见，在岭南地区迄今为止是唯一的。我们知道，在珠江流域内，以及其周边地区，规模大的，石器种类多的，密度大的，数量丰富的文化遗址在旧石器晚期不难找到，但加工技术如此之全面，旧石器所有加工技术几乎在黄地峒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迄今为止确实难于找到。研究者认为，黄地峒遗址的发现是偶然的，但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它有一定必然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是在珠江流域内在史前旧石器时代，文化长期发展，一直处于兴旺发达的情况下，带来文化的底藴深厚的结果，这就是珠江文化的特色，不是任何一个文化区域都会有的。只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才会有能体现文化发达，技术全面的文化遗址出现。黄地峒遗址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0〕

　　（2）　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

　　前面已介绍过的，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李辉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在《百越族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根据他运用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技术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发现百越系统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同时已研究出百越群体其遗传结构的三个特点：其中第一点就是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大约在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地向三个方向扩散开来。这一点十分引人注意，人们要瞭解的是，百越族在史前时期，是我国南方一个大的民族系统，他的起源地为什么偏偏处于广东一带？众所周知，作为任何一种事物，能作为起源地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必然条件：地理位置适中，生态自然环境优越，在人类起源长河中，一直以来这里的人口密度都保持着一定的密度，这里的文化沉淀深厚，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里外的文化交流频繁，族群结构紧密，语言通畅，生产力发达，才能形成一个中心，才有可能向外扩展。所以李辉博士的研究成果又一次证明，珠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一样的发达。

　　不仅如此，珠江文化的发达，还表现出，在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上是十分突出的，文化遗址和地点发现的数量大大增加还不算，而且文化的时代往往跨越好几个，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跨越中石器时代，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有时甚至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这种现象在珠江流域甚为普遍，因为在珠江流域地区及其周边，虽然也经历过全球性几次大冰期的影响，但由于这一地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冰期来临时气温虽有明显的下降，但不至于下降到对人类的正常生活有不利的影响，相反由于冰期的到来，引起大洋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大片大陆架出露，水路变通途。大陆之间，大陆与岛屿之间，岛屿与岛屿之间都可以连接在一起或缩小了距离，为人类的辐射、扩散、迁移创造了条件。这就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在一些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为了生存，原始群会随着动物群的游动而迁移。只有在一些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人类的生活才比较相对稳定，延续的时间比较长，才会留下跨越几个时代的文化遗址。而且这些遗址往往是出土的文化遗物非常丰富的。下面不妨举百色百达遗址为例说明之。

　　（2）百色百达遗址：

　　百达遗址是一处阶地遗址。位于百色市以西约50公里的阳圩镇六丰村百达屯西侧的山坡上，处于右江及其支流者仙河的交汇处，背山面水，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一般为1米厚，最厚者可达5米。可分为9层，依发掘者认为，第1、第2层为近现代文化层；第3到第6层为新石器文化层；第7到第9层为旧石器文化层。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的特征来分，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至少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以大量的人工打制石器和少量的斧、锛坯件为主要特征；第二期以一种形制独特的尖状砍砸器和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的14C测定，第一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约9000年前，第二期文化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前。研究者认为，按年代测定和出土器物特征，第一期应为中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二期应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也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的石器个体较大，工具类型中含有手镐；第二期石器个体较小，缺乏手镐。根据出土遗物和地层特征初步推测，发掘者认为，旧石器文化堆积应为更新世晚期，年代可能早到距今约10几万年前。研究者认为，根据出土遗物特点来看，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的第一期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絶对年龄在10万年以内是对的。而第二期则应属于中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絶对年龄应在1.2万年左右。依上所说，百达遗址延续的时间起码有10余万年之久，跨越了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三个不同时期。

　　从出土的文化遗物来说，十分喜人，其数量已达5万多件，是岭南地区历次考古发掘中前所未有的。这些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以人工打制的为主，磨制的较少，且很少有通体磨光的。陶器和骨器也是少量。石器的原料几乎全是取自河滩的砾石，岩性主要是砂岩。器型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研磨器、石锤、石砧等。陶器均为夹砂陶，饰以绳纹，从可复原的器物看，仅见罐一种。骨器有骨针和骨锥等，其中骨针有单尖和双尖两种。这些骨针和骨锥均发现于螺殻堆积层，笔者认为，上述的出土器物中大多数为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产物，骨针极可能与取食螺肉有关。旧石器文化层出土的石制品与新石器文化层出土的石制品稍有不同，原料虽然同为砾石，但岩性以火成岩为主，砂岩次之。制作简单、粗糙；器形有砍砸器、手镐、刮削器等。以砍砸器为大宗。

　　从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来看，初步鉴定已有弥猴、熊、鹿、野猪、野牛、竹鼠、鸟类等，还有大量的水生动物：螺、蚌、鱼、龟、鳖和螃蟹等。由此可见，当时百达遗址的先民，他们的社会经济类型已从单纯的狩猎采集发展到中石器时代的综合经济类型，把捕捞经济也纳入他们的经济范畴。

　　不仅如此，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石器制作埸和柱洞群等。由此帮助人们瞭解到，百达遗址的先民不仅走出了山洞，到了河流阶地山坡上生活和居住，而且有了专门生产劳动工具的石器加工埸，有可搭建人群居住的建筑物——住洞群。表明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分区，说明种群的兴旺和文化的发达，这是典型一例。和百达遗址性质相同的遗址还有许多，如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属此列。

　　注释:

　　〔1〕黄启善主编：《百色旧石器》，第二章83～86页，第三章87～94，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黄慰文、刘军等：《贵州盘县大洞旧石器遗址阶段性研究（1991～1993）专号》，《人类学学报第16卷，第3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3〕黄慰文、候亚梅、斯信强：《盘县大洞的旧石器工业》，载《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36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李炎贤、文本享着：《观音洞》，30～16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5〕黄启善主编：《百色旧石器》，10～10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6〕邱中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载《中国远古人类》，21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7〕邱立诚、张镇洪：《广东云浮蟠龙洞人类化石的考古学意义》，载《岭南考古研究》（7），5～10页，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

　　〔8〕黄慰文：《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载《中国远古人类》，24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9〕吴伟鸿等：《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载《人类学学报》，25卷1期，56～6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0〕吴伟鸿等：《香港西贡黄地峒遗址正式发掘与初步研究》，载《岭南考古研究》（5），32～43页，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