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树荣

　　  1　历史的回顾

　　    地理学作为一门传统的科学，由来已久，曾为人类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它的内容、作用与功能总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与社会形态和社会需要的变换密切相关。在讨论地理学现状及其发展之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反思也许是有益的。 综观地理学的发展史，地理学家们始终都把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面(层)这一客体作为本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毋容置疑的．但对地球表面的称谓及其含义与 内容的理解则往往不同。因此对于地理学的性质等问题一向有所争议。正如R·哈特向 所述：“地理工作者对他们自己的学科所下的定义，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过，幷且还时常迥然不同”［1］。争论的重点之一是所谓“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目前对这一问题好似解决而实未完全解决。一元论者认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者应结合起来构成一门统一的或综合的地理学。二元论者则认为这两门学科有质的差别而不能统一(这与批评统一地理学“统一得不理想不科学的看法是有差别的)，并认为近代地理学的 两位奠基人——A·洪堡和K·李特尔本身就各自代表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学派，有些人还任意夸大其差异而否认其共同点。虽然A·洪堡注重于对自然现象广泛而系统的考察，但他把地球表面作为一个整体，视人类为其部分，亦着重研究“人类对区域自然情况的直接依存关系以及它的适应”［2］。而受自然 哲学思想影响较深的K·李特尔则更主动地把地理学与人类历史联系起来，重视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的研究。尽管他们是不同的学派，但都共同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科学的发展，同源可以分异，同功亦可趋同。从当前来看，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不是考虑能否结合而是应讨论如何综合和更为完善的问题。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而且也是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这种综合的理论首先必须弄清人地关系的实质。

　　    地球表面的人地关系论既是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哲学和其他有关学科讨论的问题之一。地理学中的一元沦者强调把人地关系作为地域整体来研究，认为这是地理学的主题，二元论者则强调人与地只能独立进行研究。作为综合研究的基础是：人有二重性，即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自然界也有其自然与人文二重性的统一。R·啥特向曾正确指出：“我们通常想象为‘自然的’特征，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发现是由自然和人类共同形成的。同样，通常是人文起源的特征，可能发现是某一历史时期人文和自然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1］，在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日益强烈的今天，人地关系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局部地区存在而且扩展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地理学家应面对现实，不要用洪堡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地理学的内容了。对待人地关系任何自然主义的、反自然主义的或两者并行的二元论都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是合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一元论，即人地关系是通过物质的社会生产等人类活动为中介(能量与物质的交换)而产生的对立统一体。把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亦不否定自然地理与人

　　文地理可分别进行独立研究。但应明确整体与部分、综合与分析之间的层次关系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地理学中应明确强调“一个中心”(人地关系)和“两个基本点”(人文与自然)的研究。这也是地理科学体系结构的基本格局。

　　在近代地理学中，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有所谓“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争。这也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亦一直困扰着地理学的健康发展。从今来看，两派的论点和论据都不够充分，谁都没能说服谁。因为人类社会系统是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动因(决定性因素)不可能用简单的逻辑分析就能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但这问题在人地关系论中是至关重要的，在此仅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首先，从地球表层人地巨系统来看，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地表的自然界)都是其组分，即两个子系统，处于对立统一的整体之中，谁都离不开谁，这个巨系统的外部背景因素只涉及天(宇宙)、地(地球)，人(只限于其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这是个非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系统，有其独特的自功能和客观发展的规律性。而对人类社会子系统而言，人群是其组分，地表自然界仅是其外在的环境因素。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主要是人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与表现。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即历史)是伴随人流、信息流、能量流、商品流等的加强而增长，这些流也可常常超越系统本身的边界进行物能等交换。因此，社会系统须赖于自然环境的供养(输入)并对其施于影响(输出)。我们认为，社会系统的发展，其动因主要是由系统内部人群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即自组织功能的增强)，以及由于技木革命(进步)而引起的。而技术革命(所谓三次浪潮论)又是由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然界之间的构型而引起的。因此，地理环境在社会系统发展中的作用不能认为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因素。地理环境不管其变化的快慢如何(在一定的时空尺度内有些方面是与社会发展同步变化的)，只是社会系统的外部因素和条件(即背景)。虽然它的影响可以引起社会系统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但这种影响只有通过边界上的中介环节而起作用．但是，对于地球表层人地巨系统而言，人类与自然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它们都是内因，彼此是互为因果的函数关系，共同推动着地球表层人地巨系统的发展，究其作用的大小强弱，是随时空和背景条件而定的概率问题。当前的技术革命也许是发挥愈来愈大的推动作用。总之，人地关系具有不同层次、属性和领域，其因果关系和决定关系至少也包含有机械的、统计的，线性与非线性的，反馈的及模糊的等等多种形式。而且还有许多是未知的。故此，不考虑系统的层次、属性及其边界条件，仅用简单、机械的逻辑分析，争论的任何一方都难于提供可信的答案，这方面是地理学发展中所要解决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之一。

　　在传统地理学中出现的争论问题尚有许多。如全球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关系、综合(通论)与分析(部门)、形态与过程(结构与功能)、区划与类型、描述与解释、定性与定量、归纳与演绎、现状与历史、继承与发展(传统与革新)……等等。对于这些成对成对出现的相关概念或范畴，在讨论中有些人往往采取片面的观点，不是顾此失彼便把它们对立起来，展开无益的争论。过去这些不同程度的偏废现象和争论，给地理学在发展道路上又增加了一些陷井。其结果只能造成理论上与方法论上的混乱。这也是只强调“一分为二”而否定“合二而一”的表现，没有达到辩证的高度。总之，近代地理学是在受外部干扰和内部混乱的情况下缓慢地发展的，在强调科学分化的时代里。地理学象一盘散沙，许多人企图以更为狭窄的专业化来挽救自己。然而，在忽视整体和没有中心的分化越是取得成功，这门科学的结构就愈松散，共同语言就愈少。在此情况下，坚持对地表进行综合研究的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科学方法的特性，其成果和应用方面当然也就不尽人意了。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理学的发展受到颇大局限性，故使其成为一门发育不良的科学，当然其中也包括有地理学家对其责任感的疏忽。然而，如何表现这种责任感又须取决于社会背景以及地理学家个人与集体的自觉性．当

　　前地理学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但是一门科学的新生是个“脱胎换骨”的过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要有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现实的真正需求外，还要具备许多原材料和条件，以及正确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等。所以，认识是一个方面，实践又是一个方面，这有个生长发育过程，新的地理科学藴育于其历史和现实之中，但也不是其历史与现状的简单延伸，而是人们对其未来发展能动抉择的结果。为此，我们应该更新观念，捕捉未来的机会，迎接未来的挑战，勇敢地探索、研究、设计和创建新的地理科学。我们竭诚希望这个“突变”的早日到来！

　　  2　哲学的思考

　　    在传统科学中，地理学也许是最明显地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之一。它以人类社会与地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地域研究为主题进行综合的描述与解释，可是在以往的年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健康的发展，直至最近才开始出现一些复苏的迹象，为人世所注目。

　　在今后地理学的发展中，分科研究要继续深入发展，综合研究更须大力加强。黄秉维教授正确地指出：“当前的症结是：在分科长足进展中，为综合准备了远比以前又多又好的建筑材料。但要利用它们，得先瞭解因材加工，因材设计，因材构筑，才能建成大厦，美奂美轮。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建筑材料充足齐全，也要综合知能精湛博大。否则必至画虎成犬，充其量亦不过曾经加工的资料汇编而已”［3］。汇编当然不是整体，不成综合。钱学森教授关于发展地理科学的构思中，把地球表层学视为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对人在地球上活动的区域作系统(整体)的研究［4］。这个地理系统的性质、内容如何？将待深入研究。下面仅就其最基本的特点谈一些看法。

　　人类居住的地球表层经历了“三次浪潮”的淘洗和相应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之后，一幅新的图景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即人地关系的全面刷新，主要表现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和控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拓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深化，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界的强大干预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后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恶化．面对这一新局面，我们应如何从整体上表述和揭示人地关系的新形式、新内容和新规律，并在新的基础上如何处理和调控这种人地关系，建设相互适宜的协调的地理系统，使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发展，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和不断提高，这是地球表层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宗旨。

　　自地球起源以来，地球表层经历瞭如下几个进化阶段：①无生命阶段，仅由原始的岩石圈、大气圈和水圈组合而成的无机地球表层。②有生命阶段，有机界的出现及其与无机界相互结合而成的地球表层，③社会化阶段，在前阶段进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人类与社会，形成具有人地关系特色的地球表层．人类社会亦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整体上来说，社会也是广义自然界的一部分，伴随地球表层的进化而演变。现阶段的地球表层至少包含了三个彼此相关的特殊意义：①它作为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实体，进入其自然发展的新阶段；②人类作为其特殊的组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人地关系在新的时空参照系中突出了新的内容；③人类强化与扩大化了的主体力量仍需遵循和服从地球表层自身发展的规律，共同进化着。因此，地球表层学的研究既不能抛弃历史。更应该立足现状与展望未来，充分揭示其顺向演化的基本规律，尤其是整体的规律性。

　　 地球表层是人地关系存在和表现的方式。地理系统中人地关系最基本最本质的联系是通过其中的能流、物流、信息流及价值的转移与变化为纽带，将其耦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又可分为两种联系：①作为自然界的人(自然人)，他们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的广义物能交换过程和内在联系．这是地理系统中的低位耦合联系；②作为社会的人(社会人)，他们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广义物能交换活动总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所以在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相互交换活动的诸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就是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又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融为一体，这是地理系统中的高位耦合联系。这两种联系在系统整体中既表现为两重性又表现为统一性，具有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特点。为此，在地球表层学中应抓住人地关系的本质联系并作为完整的物能系统来研究，而把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作为其必不可少的背景来考虑。

　　 地球表层演化的现阶段，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类的科技进步在自然和社会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造成自然界的人化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自然界处处无不打上了人的烙印。这一特点又可透视出在深层结构中人地关系的社会化、实践化的第二个特点，即科技进步使社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劳动的社会规模扩大化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倍增。由于社会实践是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因此人地关系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其速度和效益是不同的。但经济、技术、人口、环境和资源等问题又可超越国界波及整个环球而成为国际性问题。因此，地球表层的人地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普遍化、深刻化和尖鋭化，此乃第三个特点。这些特点标志着衡量新的人地关系状况的价值尺度(标准)也应有所改变，观念应该更新，给地球表层人地关系的研究赋予新的概念与内容，并应采用新的方法与手段。

　　   当前的科技进步以崭新的智能工具(智力及其物化手段)来改造自然，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能联系的新特点。这种科学化的总体实践改变了人们过去重经验成规和直观决策的习惯，开拓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条件和活动的新领域，人类从未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驾驶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满足社会性和经济性发展的需要。但人的能力与需求究竟能扩大到什么程度?对自然界的干预又能达到何种程度？这是人地关系研究中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从理论上说，人的能力与素质的提高及需求的增长，只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正向实践活动不会停止，它作为双向逥环中完整实践过程的一部分，人的能力的开发与需求的增长也是循序渐进永无止境的。但实际上人要把这种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又必将受到来自各方的制约，如社会实践本身的局限性、客观条件的局限性等。因此，无限性与局限性是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在人地关系中，若排除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夸大人对自然干预能力的无限性，或片面强调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性而夸大人对自然干预能力的局限性，都是片面的。在实践中则会导致地理系统中人地关系的失控，引起人对自然的不合理干预、过度开发或举步不前。这种失误曾屡见不鲜，应引以为戒。因此，地理系统中动态容量即发展容量与环境容量的协调性(即“度量”)的研究很有现实性与必要性。

　　对地球表层人地关系的充分认识，使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控制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对地理系统整体性发展趋势的深刻瞭解。为此必须强化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综合研究。人对自然界的干预愈深刻、广泛，自然界的反作用也愈强。为此我们不宜采取蛮干的态度，“要支配自然，就需服从自然”［5］。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必然会使社会规律渗透进来，并与自然规律相耦合，形成复杂的规律网络，从而使人的认识活动面临复杂化的局面。人地关系愈密切，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交叉的锋面就越大，相互制约的程度就越深，如果协调得好它的整体效应便愈显着，反之则愈差。

　　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若要控制自己的行为后果就必须以掌握客观规律为前提。因此，在客观规律的运转机制中显然将存在着人类实践活动所谋求的趋向，人的行为规律与客观规律之间也存在相互重合、内在统一的可能性。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类认识自己改造自然活动的合理性和提高保护资源与环境的自觉性具有重大意义。人的行为规律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动态过程的规律性，其作用范围不会超越其历史领域．而地球表层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是早于人类社会之前就长期客观地存在的，它不仅作用于自然界，也作用于人的活动领域。因此，人的行为规律与整个客观进程的规律之运动还存在着历史性的差距，所以在开发利用大自然的同时还会出现人为的失误。因此，人地关系中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应将揭示这两种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为重点，寻求两者弥合的可能途径。这两种规律的统一是个客观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不是发生于这一过程的终点，而是发生在其途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弥合正是向“自由王国”逐步迫近。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原因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两种规律的运动方向总是有偏离的。如在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由于人们不可能有统一的活动方向，整体的社会意识和统筹的活动规律，也就没有追求这种弥合的自觉性。所以，与当代发展相伴随的环境(生态)危机的出现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故环境危机既是自然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即地理系统中的人地关系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发展与环境危机之间的矛盾，或使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得以缓解，从理论上说，就要力促人的行为规律与客观规律同步运转，克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这是地球表层学研究中难度 最大又最关键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建模与求解问题。

　　关于人地关系的基本原理，从定性来说，我们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指导性的启示。其中关于社会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以及关于“自然生产力”的思想，应给予特别的重视．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中便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台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对这论述的理解是：①须有对社会的调节，社会化、联合化的生产制度，这是个前提；②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控制两者之间的物质交换；③所渭“最小消耗”，合乎人类本性“是进行台理调节或控制的原则”。可见，马克思希望建立的是人——自然——社会的控制系统，它包括对社会的与对自然的两个子系统的控制，以及对地理系统人地关系的总控制．在自然界的自调节功能受到人类不断破坏的今天，马克思的“合理调节”、“共同控制”的思想更显得有现实的重大意义。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论丛［25］.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