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蕉岭人

　　1941年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副教授。

　　钟衍威，广东蕉岭县人，1919年生，1941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留校任教，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并担任地理系副主任。“十年动乱”期间受到严重冲击，1968年11月被迫害致死，时年50岁。钟氏终生致力于地理研究和教学。桃李满园，成就卓著，尤以人文地理见长，在华南地理界享有较高声誉，被列为吴尚时高门弟子之一。

　　钟衍威家学渊源非常深厚，钟氏家族是广东嘉应地区(今梅州市)“五代文武科甲”之家，人才辈出，望重一方。祖母黄当樛，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启蒙思想家、改革家、外交家和爱国诗人黄遵宪长女，受其父影响很深，见识甚广，处世大度，常给子孙讲述国家兴亡、社会治乱、人物业绩等故事。钟父介民，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即赴北京任章士钊先生秘书，后又在美国拉萨尔函授大学法律系毕业，先后在北京、沈阳、广州、新加坡等地大学任教授，有多种著作传世，是一位知名政治法律学者。

　　钟氏自小随父母生活在五四运动发祥地北京。古都所反映的历史风云和古老文化，在他幼小心灵中留下深刻痕迹。国家的命运、家庭的熏陶，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使他对“经世致用”产生强烈的共鸣。而地理学时被视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钟氏后来回忆往事说，这是因为考虑到国家前途和实际应用，所以在上大学选择学科时，报考了地理系。   

　　1937年，钟衍威进入中山大学地理系读书，翌年底开始，随中大迁澄江、坪石等地，在艰苦环境中度过学生时代。此期间他作为吴尚时的学生，经常随吴外出调查考察，得益良多，不但养成勤于思索和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而且也陶铸了刻苦耐劳、勤俭檏实的性格，与一般出身于仕宦之家的纨绔子弟迥然不同，这对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1941年钟氏在中大地理系毕业，毕业论文题为《武水之文化地理》，为广东第一篇关于粤北、湘南的区域文化地理。这也是他从事人文地理研究的开始。1942年参加吴尚时主持的广东省政治经济地图和分县地图的编绘工作，是这套图件说明书的作者之一。历时15个月竣事的广东历史上规模巨大的这项制图工程，使他得到许多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仅说明书一项就洋洋50万字，钟氏为此浇灌了大量的心血。与此同时，他也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广东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资料，并有机会从事地理考察，主要是在粤北地区。图集编绘任务完成后，他在地理系当助教之同时，也继续开展人文地理研究，1943年在《地理集刊》上发表《武水流域上游之聚落地理》，为抗战时期一篇重要的聚落地理论文。该文在当地自然环境和历次移民所形成的地理的和历史的基础上，阐述湘南粤北地区的农村和城镇两类聚落的建筑形式、空间组织文化内涵、功能与地区分布，及其与人口分布关系；介绍临武、宜章、坪石等主要城镇，包括它们的地理区位、性质、形态、布局、内部分区以及分布高度等，皆符合聚落地理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和基本内容等。尤其是论文所涉及地区都是钟氏经常调查考察、非常熟悉之地，故所撰述内容具有真实感，确切地反映区域聚落地理特征。例如他把当地家屋划分为湖南式、客家式和森林中木屋三种类型。它们的地区分布、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都不一致。沿河平原或冲积平原分布者为湖南式家屋，靠近城镇，两层砖瓦房居多，一般朝河流或道路走向摆布；而客家屋则分布在丘陵和山间谷地等处，为一层泥成围龙屋，具有各种附属设施，与客家人宗族观念和农业分布有很大关系。无论何种形式家屋，都有作为祠堂、庙宇、路亭、碉堡等公共建筑使用的，且成为各类家屋文化景观的代表。家屋的汇集即成为聚落。取决于聚落所在地区的位置和社会经济状况，它们分布形态和规模等都不相同。他特别剖析了临武、宜章、坪石等不同类型城镇的性质、功能兴衰和现状。例如位于南岭古道上的交通重镇宜章和坪石，昔日繁忙商旅往来陈迹依旧到处可见，但近世粤汉铁路通车，它们的地位一落千丈，有今不胜昔之感。钟氏为写好这篇论文，不耻下问，多次请教于历史学大师、中山大学罗香林教授，通信讨论有关粤北移民问题。例如论文中提到浈武两水间客家人主要是在明清时期从福建、江西和粤东迁来，即为罗香林教授所提供的结论。自钟氏论文刊行以后，再也没有人专门研究粤北聚落地理问题，钟氐开创之功不可灭。

　　钟氏小时在当地教会学校读书，英文基础甚好，进入中大，更注重英文训练，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研究工具。1943年，他翻译英国气候学者W·G·肯佐(Kendrew)《气候》(天气及气候原则之讨论)一书，连载于中大《地理集刊》各期。内容含影响天气基础诸因子，从地理论气候以及气候分布等。例如透明度、水气等大气性质对日照影响；城市、沙漠、极圈等不同区域垫面上日照强度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天气现象差异；地表受热、冷却与地表辐射对气温的作用、气温观测、极端最低和最高气温与日较差概念，以及等温线制作等，皆属气候学基本理论、研究和观测方法等等。该译作对于近代西方气象气候学在我国传播，壮大我国新兴气象气候科学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译文也颇准确通顺，专用名词术语皆按当时国立编译馆厘订的气象学名词进行翻译。这也是钟氏在译作上初露头角的一篇作品。

　　钟氏在中大地理系当助教，在粤北数年，亦如导师吴尚时一样，长期在野外工作。那时当助教有如工人，出野外背岩矿，打标本，搬运设备、行李，粗重之活照样干。居无定处，常投宿沿途伙馆(挑夫旅店)，与挑夫同睡，甚至在荒村古庙中栖身过夜。食不定时，冷热无常，最容易得病。钟氏本有痛症，野外生活又使他患上胃病，经常发作，一人独自默然，双手紧抱住肚子，大汗淋漓，良久始止。时工作之湘南粤北山区，不产食盐。战时物资短缺，食盐尤为宝贵。当地人淡食，习以为常。每餐多食小竹笋、辣椒和红糙米饭或番薯丝饭，天天如此，加上无盐，钟氏一吃必全吐，苦不堪言。每发生这种情况，钟氏只得尽量抽烟，藉以止痛。长期的野外工作和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钟氏并没有退缩，仍一本中大地理系长于野外工作的优良传统，参加吴氏组织的多次考察活动。粤北、湘南的山山水水，壮乡瑶寨，都留下他深深的足迹。也主要是取材于这些野外考察，他的上述论著更有科学价值。

　　抗战胜利，中大复员回广州石牌，钟氏主要工作转到教学上。他承担着繁重的讲课和指导毕业论文等任务。据中大地理系现存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毕业论文粗算，经钟氏评阅的论文不在少数，但内容主要是区域人文地理，例如黄禹平《台山县海外移民之地理基础》、麦浩余《广州市之水上交通》、陈君蔚(即后来钟氏夫人)《广州市之陆地交通》、梁日朝《广州水上聚落之初步调查》、梁时丰《广州市石牌村之聚落》、莫益强《阳江沿海之渔业地理》等。从评语的字里行间，看出钟氏是抱着很负责任的态度对论文作出优劣评价。例如他对莫益强的论文，既肯定其选题得当，取材于实地调查，渔港叙述得体等优点，又指出其图文粗糙、观察浅薄、区域特色模糊、分析综合欠充实等缺点，最后向作者提出“望能再系统的调查工作，充实本篇内容，当为本省渔业地理一专作也”。这些论文覆盖面如此宽广，也反映钟氏对人文地理研究造诣日深。

　　新中国成立后，钟氏渐渐适应新社会环境，跟上时代步伐，顺利地完成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地理教育事业。1956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一员，不久担任地理系副主任，主持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事务，为地理系建设出力不少。例如建国初院系调整，安置从湖南、广西院校并入中大地理系部分师生，1952年设置自然地理专业，1956年设置经济地理专业，1959年地质系并入地理系，以及1961年设置气象专业，招收各专业研究生等，钟氏都直接参与其事，在地理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实践服务等方面发挥他的组织能力和出色才干。中大地理系建国以来不断发展壮大，保持在全国同行中领先地位，这固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钟氏作为一个主要领导者，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种状况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钟氏虽然身居地理系领导岗位，但并不脱离教学和研究。相反，恰恰由于他有这种身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项活动，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子。在教学上，他除了主持日常事务以外，还承担《外国经济地理》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任务，每年都指导毕业论文，包括运输地理、聚落地理、农业地理、区域地理等方面选题，皆以批改细致、切中要害、给分得当见长。钟氏指导过的学生，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地理学某方面的专家学者，至今仍活跃在地理科学舞台上，例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学者梁仁彩、北京大学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教授毛赞猷、广东商学院教授张克东等。在社会实践上，50一60年代，钟氏与地理系曹廷藩教授、梁溥教授等，先后组织和参加华南、西南各省区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珠江流域调查、人民公社规划和各级农业区划，为我国热带作物，特别是橡胶北移的宜林地选择、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和农业布局等提供可靠依据。1960年下半年，在经济生活十分困难时期，钟氏应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考队邀请，带领地理系师生50余人，入云南红河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作综合考察。他们在山高林密、峡谷纵横的热带雨林地区，克服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对方赞许。所提交的考察报告，成为当地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在科研上，钟氏也不改初衷，坚持开展人文地理研究，也卓有成效。1958年在《地理学资料》上发表《广州市经济地理》论文，为建国后关于广州市经济地理的第一篇作品。该文从广州地理位置、地形、地势、河流、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城市起源和城址变迁等历史特征出发，阐述广州城市人口数量、构成及其分布；工业发展和部门结构变化及地域分布；指出广州造纸、制糖、化工、食品、纺织、机械等工业的意义、地位、发展和布局的条件，以及广州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业特点和布局；广州城市用地，即工业、商业、住宅、文化等小区分布与变迁；郊区扩充与城郊农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还有卫星镇建设与发展前景等，不仅提供了一幅50年代末广州市经济地图，而且它实际上采用的写作体系和构架，已包括城市地理的主要部分，这对其时尚处在初创中的我国城市地理学也是一个贡献。60年代初，农业土地利用和作物布局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研究重要课题。钟氏等在带领学生到番禺进行经济地理生产实习基础上，撰写《番禺县蔗田与糖厂配置问题》，发表在1965年中大学报上(另有作者郑天祥、张克东)。文章分析了番禺甘蔗生产及制糖工业发展条件，蔗田与糖厂配置现状与问题，提出调整蔗田发展和增建糖厂及其合理布局等对策和措施，是一篇将农业和工业生产与布局紧密结合、通盘考虑、综合研究的范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得到经济地理学界和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至今仍可供研究珠江三角洲生产布局参考。

　　正当钟氏与其他领导者带领地理系阔步前进在新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康庄大道时，一场空前浩劫，即“十年动乱”席卷而来。钟氏与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一样，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从政治上加以打倒，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在饱受凌辱以后，钟氏于1968年11月在他多年工作、苦心经营、熟悉而又充满感情的地理系大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吴尚时一门高弟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这也是我国地理学一个重大损失。沉冤十载，直到1978年钟氏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肯定他在地理学上的业绩和地位。这虽可告慰钟氏于九泉，但损失却无可挽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司徒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