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有这样一位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一位多方面都颇有建树的学者，一位务实开拓的旅游研究专家，他就是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彭华教授。曾几次，我们走近彭华老师，希望解读他在淡泊与追求中的和谐人生。

　　一、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

　　彭华老师1956年出生于安徽省砀山县，这可是秦始皇首封的三十六郡之古砀郡，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之乡，崇尚知识，重视教育蔚成风气。彭老师1974年底完成高中学业，跟当时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回乡闹革命”，当了一年民办教师，一年生产队长，一年大队副书记兼生产队长。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高考，録取在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从此开始地理学习和研究生涯。1982年春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校，而是到了安徽省宿州师专(现皖北学院)地理系任教。在宿州师专任教期间，他曾主讲过8门不同的课程，几乎主要的新课程都是由他开设。1989年底成为前后五年中安徽省唯一的一个被破格提升的副教授，一时成为佳话。1992年，彭老师再次“上山下乡”，被邀请到韶关任丹霞山风景区总工程师，兼任丹霞山开发区主任助理和旅游开发公司经理。从资源调查、开发策划、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宣传营销、品牌培育、经营管理、决策谘询到旅游发展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丹霞山的开发建设中。

　　1995年，彭华老师面临着又一次的人生选择，最终他放弃了北上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学院)发展的机会，选择了继续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时至今日他在康乐园己任教十余载，取得了更辉煌的成绩：他曾主持或参与主持了40多项旅游研究项目，发表了80余篇论文，独着、主编出版了12本专著和论文集，2002年晋升为教授。他敬业爱岗，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讲课形式丰富生动，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2001年被学生评为“我心中的良师”；他在2003年主持的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工作，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该项工作对丹霞山和丹霞地貌走向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他主持的《丹霞山丹霞地貌风景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系列成果获得了2006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奬。本着务实与创新结合的原则，他为服务地区带来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显着，成为一个务实型、开拓型、复合型的旅游规划专家。

　　二、从来不设明确目标，彭华老师的弹性定位论

　　彭华老师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丹霞地貌研究领域的第四代带头人，1998年被推举为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理事长，已成功组织召开了六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主编了第四到第十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在旅游开发策划与规划方面，彭老师曾成功主持了河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合作主持了广东省旅游发展战略，独立或合作主持了6个地市级旅游规划，是国内旅游规划界的“大家”；彭老师还是国内旅游开发策划、旅游形象策划研究的开拓者，在1992年就率先进行了安阳市城市形象策划、丹霞山翔龙湖景区和阳元石景区开发策划，被媒体称为“点子大王”，曾创下旅游规划奇迹。令投资30多万元建成开放的丹霞山阳元石景区成为近年仅门票收入就超过1300万元的丹霞山标志性景区。2002年韶关市仁化县政府给予他价值三十四万的丰田越野车及10亩土地的特别嘉奬。黄达人校长曾称他是中大第一位“地主”老师。

　　对于这些成就，彭老师表示从来没有设计过，他形容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设定，往往只是定位一些很弹性的、宽松的目标，虽然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他说只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能做到什么程度并不十分清楚。他说自己从小就很自信，觉得自己是个能做成事的人，而且兴趣广泛，想做很多事，但目标都不具体幷且已经大都多次变换了。如他说在中学阶段最明确的偶像是鲁迅，但却稀里糊涂地当起了小学教师、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又稀里糊涂地被録取到安徽师大地理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起了地理学家。

　　他认为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得过于明确，当现实中达不到的时候，会格外痛苦。尤其年青人，有理想、有抱负是重要的，但往往缺乏自我定位的能力，遇到挫折往往会颓废，所以更应该“弹性定位”。他说人要有一个自己乐意为之的大方向，一个弹性的目标，凭自己的功力实实在在地努力了，每一分收获都是成功，你会在这点点滴滴的成就中获得满足，这点点滴滴最后说不定就是一条小河，甚至是大江大河。因此，弹性的定位自我，并根据环境变化不断的调适自己，才能实现“和谐发展”。这就是彭老师的弹性定位论。

　　虽然没有确定的目标，但是彭老师志存高远且有着很强的人生准则，他说他的长处是“好学”与“唯美”，尤其是搞旅游研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面，要善于从多方面吸取有益的营养，然后整合自己所有的能力，实实在在把每一件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会从心底里得到满足。

　　三、地理界的才子，曾是“不安分”的学生

　　彭老师还擅长诗画，被同行们称为国内地理界的才子。陈传康先生就曾以“南彭北谢”(谢指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赞扬彭老师的绘画功夫。但是谁也不能相信，出版过《地理绘画》专著、发表过多幅大型画作的彭老师居然只在小学一、二年级学过画萝卜茄子，以后完全是自学的。听一位师姐说彭老师曾经为他们上过《应用美术》课，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彭老师已经多年不开这门课了。不过我们还是曾在课堂上有幸目睹和聆听彭老师以诗画的形式阐述他的旅游审美的观点，指出当今的审美误区。他在20年前出版的黄山第一幅立体导游图(彭老师称其为全息景观图)以地形图定位，把黄山七十二峰科学地整合在一个统一的透视场中，使整个黄山尽收眼底。在黄山风景介绍中，一反所谓的黄山“四絶”的习惯审美引导，认为这“四絶”不仅不絶，反而使“四絶障目，不见黄山”，因此他把“四絶”降格为“辅景”。他所理解的黄山最高层次的审美是意境美，用他的诗来说就是：“万壑生云浮碧莲，千峰出海破晴天。古来多少神仙梦，不到黄山亦枉然。”好一个神仙境界，一下子把大家就惊呆了!

　　彭老师说他画画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并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表达了许多语言不能表达的学术思想，但并不搞艺术创作；后来成为进入规划设计大门的敲门砖。20年前他的两幅丹霞山全景图使评委们一下子就认识了一个完整的丹霞山(曾发表于《地理学报》)，使之顺利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在丹霞山新山门设计方案审定会上，他信手勾出的草图竟然推翻了三个“专家方案”，立刻被大家接受，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丹霞山第一道风景，山门综合楼。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建设好这个新山门，他才开始学习建筑设计。这个“门外”的设计师就边学边干，居然设计建成了丹霞山阳元石景区和翔龙湖景区几十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设施和风景建筑。

　　“不安分”的帽子可不是我们这些学生说的，是彭老师自己的自我评价。他在大学入学的时候已经22岁了，而在当时班上却是“小老弟”之一，虽然也算是率领过“千军万马”的人，又是班干部和仅有的几位党员，但“玩心”却依然很大。特别是野外实习的时候，他常常因为喜欢琢磨事和画画而掉队，他说自己并非有意跟老师添乱，而是情趣使然。但老师却不管那么多，在黄山和庐山实习期间，按要求每个党员、干部要负责几个同学的管理，老师不仅不让他管别人，反而安排一个老大哥看着他。接着，彭老师得意的说，这位老大哥也被他“拉下水”，一有空两个人总是偷着跑。就这样，黄山实习回来，彭老师的十几幅诗配画占据了系里为这次实习出的专栏的三分之一；庐山回来，系里主持了彭老师等几位学生的学术报告会，彭老师的《庐山构造之一翼》纠正了多年来对庐山虎背岭构造的错误结论，被收入安徽师大学生学术论文集。

　　彭老师在常规的学习中也“不安分”，他说当一个人不认识一个专业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兴趣的。彭老师这个地理界的才子一开始也一样。上课的时候，他总是在底下看自己喜欢的书，画自己的画。但是到了期末考试，迫于无奈，他只好拿起沉重的教材，才发现原来地理学竟然也是那么有意思，于是陷入了疯狂的钻研之中。他会谦虚地向老师讨教，但往往又会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和老师争论，甚至会写信给教材的作者，和他们讨论学术问题。但新学期新课程又开始了，他却还沉迷于原来课程问题的思考，直到考试前又一个新的兴奋点出现。他说在大四之前的三年中，总是处于这种“恶性循环”中，学习状态总比别人慢半拍。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大三那年末评“三好学生”时，班主任说按照学校原定的学习成绩标准，全系只有一个人达标，就是彭华，因此，学校不得不降低标准。这个在録取时班里成绩倒数第二名，就是因为加试了美术而被“捡”回来的学生，居然成了第一名。因此，当时国家有一批推荐留学生的指标，彭老师成为全系推荐参加学习班的两人之一，但是后来这个留学计划因故流产了。彭老师说这两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以往光顾着陶醉在自我的问题空间里，没关心过全面的知识系统学习，直到大四时才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结果，成为班里两个学习成绩、教学实习、毕业论文和个人表现全优的毕业生之一。

　　四、彭老师与他的恩师陈传康先生

　　地理圈的许多人都知道彭老师是北大陈传康先生的得意“门外大弟子”，也是参与陈先生所主持工作最多的一位弟子。彭老师第一次参加陈先生主持的工作是1987年的粤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他的任务是旅游地质资源的风景质量评价与开发研究。在粤北的旅游资源中，没有比丹霞山的分量更重的了，加上金鸡岭和南雄的苍石寨，丹霞地貌成了旅游地质资源的重点。也就是这次际遇，使他和丹霞山、丹霞地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在跟着陈先生边干边学的过程中，彭老师的工作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提高。他表示除了在陈先生那里得到教益之外，他还深深感受到，他这些年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学术道路甚至整个人生道路的选择和重大转折，都直接或间接的得益于陈先生的影响、关怀和帮助。在对恩师陈传康老师的一篇名为《先生带我走上丹霞路》的悼文中(该文的修改版《我有幸成为陈传康先生的“外传弟子”》发表在《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録》)，彭老师毫不掩饰地把恩师对他的培养以及他对恩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表达出来，语言檏实无华，感情真挚细腻。有一台湾学者写信给彭老师，说是含着泪读完全文，评价文章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句句真情，那份深厚的师生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一般情况下，许多老师在论文还没有发表或者没有经过论证之前，不会在课堂上讲述这些观点或内容。然而彭老师认为没有必要这么拘谨，老师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也许会在学生那里发扬光大，就可能沿着这个思路去探索，说不定还会成就一代“大家”来。彭老师回忆道，陈先生就经常和年青人交流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也很善于捕捉有价值的思想火花，经过他的加工就可能成了一团热火。

　　陈先生有着广阔的知识面、开放型的思维方式和高度关联的思想方法，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提出很多新颖的观点，很多预测的东西，起步性的东西，留给后人诸多的思索。彭老师在这方面很像陈先生，讲课的时候学思飞扬，有很多新东西传达给学生。彭老师说，创新的思想不一定是成熟的理论，完成实证不一定是一个人的事，提出来可能会启发一群人，这是为人师的本份。

　　五、彭老师与他的学生

　　彭老师是中山大学地理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不仅因为他个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而且讲课生动有趣，还是一位真切关心学生成长的老师。记得去年我们班有几个学生申请本科生学术研究项目请他指导，他都亲自――给予批阅修改，他的邮件常是在凌晨一两点发给我们的，一个同学的本科生科研项目申请书是彭老师修改后在凌晨4点钟发米的。他可以在课堂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思想精髓传授给学生，甚至把一些多年积累的具体调研计划、调研提纲、问卷、规划文件、甚至注意事项等这些被认为是保密的资料都拷贝给学生。

　　彭老师的一位研究生告诉我们，他的旅游规划思想创新性很强，以大旅游思想为核心，成一完整体系；在工作中，他落实到细部，所做规划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思想的宏观性与规划方案的操作性并不矛盾，这正体现了他既是严谨的学者又是杰出规划师的风范。

　　彭老师对研究生在生活上比较放松，但在科研和实际工作中就严格要求，分毫不差。据他的研究生说，在开展河南省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时候，办公室里曾贴有一张关于修改基础资料和规划文本的要求，大概有十来条，要求逐字逐句修改，不允许存在错别字和语句不通的地方；相同意思的要用两个不同词语表达；当感到疲倦的时候，应该立刻放下手中的文本，休息片刻后再继续等等，在严格要求中又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人本关怀。研究生从开始启动论文到答辩，一般要在彭老师手里过五遍，开题、研究大纲和研究计划、初稿、定稿、预答辩等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亲自批阅和修改，今年几个研究生的调研计划和问卷就被彭老师修改了两三遍，这样一来，可能就不止五遍了。师兄师姐们说，常常他们的报告都被彭老师用修订格式修改得“一片红”。

　　但同时彭老师又认为，现在的大学老师不但要传道授业，还承担许多科研项目，自身工作量非常大，这些决定了大学教学不可能采取过去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手把手地教学生。现在的大学教师主要起一种导向作用，更重要的是靠学生的主动学习。

　　六、采访彭华老师中有关10个问题的整理

　　1. 问：您在安徽长大，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中长大，那能否说您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

　　安徽北部的黄淮平原属于中原地区，中原文化的内核就是儒家思想。但是，在受教育阶段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从小所接受的教育都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学阶段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才知道什么是“愚弄百姓”的“孔孟之道”，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想不受儒家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就像水、土和环境里，处处都有空气一样，我们成长的环境里，无处不有儒家思想。回想起来，从小在家里大人对做人、做事、读书、报国的要求，学校里的德育和智育，甚至毛泽东思想里，也到处都有儒家思想，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肯定是深刻的，但又是朦胧的，不系统的。或者说深刻到骨子里，但并非都是贴着儒家的标签；溶化在血液里，但并不完全受制于它，因为我们毕竟曾经批判过它。

　　2．问：您说在读书时期曾经写信向教材作者讨教，具体是关于什么问题?

　　我读书的时候是比较自我的，往往不一定合教学计划的节拍。因为不了解一门新课程时也就没有兴趣，而是在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该考试了怎么办呢?就认真看一遍，哎!看出问题了，兴趣就来了，所以到了一门课程结束，对它的兴趣反而才形成。下面新课程开始了，却还在原来的问题走不出来。几年里就这样“恶性循环”。

　　比如我在大一复习《地球概论》课程时，书上对于“引潮力”的解释使用了“差别引力说”，我觉得这种解释没有考虑矛盾的两方面，认为应该是吸引力—离心力的对立统一。因此，在大家都忙着复习迎考的时候我却和老师较劲，找有关书籍阅读，后来才知道确实有引力—离心力的解释。但教材为什么不介绍这一解释呢?于是开始了和作者，即华东师大的金祖孟教授长达16封的书信讨论。后来我到华东师大进修，再去拜访金先生的时候，却和他成了“忘年交”，直到他去世前，我们还保持着书信联系。

　　还有，当时我曾看到李春芬教授一篇谈地理教育的文章，因为感到当时的地理学大都是分部门、分区域开设课程，学了几年还不知道什么是地理学，于是写信建议老一代地理学家能关注“综合地理学”的教育。李先生回信支持这个观点，为此又和李先生通了3封信。后来也是在华东师大进修的时候，李先生送给我一个在毛主席纪念堂买的文件包，并题词鼓励。

　　此外，和老师讨论问题，甚至“抬杠”是比较经常的事，比如一个关于“气压日较差”两次波动的成因问题，和老师抬杠的结果是老师提议，系主任主持举行了安徽师大第一次学生学术报告会；于庐山虎背岭构造因为不同意李四光先生的说法而和老师抬杠，结果也是系里召开了学生学术报告会并出版了学生学术论文集。

　　在这些事情中我所看到的老师，没有把我的“抬杠”、“争论”看作不恭，而是非常低姿态地、友好地讨论问题，非常诚恳地接受意见，非常积极地给予抬举。我在他们身上得到的教益是别人无法体会的，他们也成为我后来对待学生的楷模。

　　3．问：我们曾拜读您纪念陈传康先生的文章，能说说陈传康老师和您之间发生的而且您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除了陈老师，在前半生中，还有那些人对您影响比较大?

　　关于我和陈传康先生之间的主要故事基本上都写在《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録》里那篇纪念文章里了，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是许多小事都使我印象深刻，受用终生。例如，我原来对于大地构造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还小有成果，并不研究旅游。走上旅游研究的道路首先应该归因于陈先生。1985年他曾要求我根据自己的长项研究特殊地质地貌现象，1986年他推荐我参加了郭来喜和杨冠雄先生的大西南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项目，1987年后多次参加陈先生的旅游研究项目。如果说比较有意义的转折，是1988年丹霞山申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成功后，为了表达对我们的“重大贡献”的感谢，仁化县政府和丹霞山管理局邀请我和陈传康教授两家到丹霞山过年。在这里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们交流了许多，其中一次晚饭后散步中的交流就对我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天他帮我分析以后的学术道路，概括起来就是：你要想在大地构造方面继续发展，在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考地质科学院的博士或调入地质院校，这样会比较快地提高专业水平和被地质学界认可；地理素描只是一个工具，对你搞地理、地质和旅游研究都有帮助，但不能作为主业；你的兴趣广泛，专业面比较宽，文字和图形表达能力强，从事旅游开发研究可能是综合发挥你的长项的最佳选择。我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但并不是十分情愿，总觉得放弃我很得意的方向比较可惜。

　　后来我开始参加旅游学术会议和多次参加陈先生主持的旅游研究项目，兴趣也逐步培育起来。这导致了我后来独立承担旅游研究项目，曾经“第二次上山下乡”到丹霞山主持旅游开发以及后来到中山大学在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方面的发展。    

　　此外，对我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学术界的前辈，比如一度在地质构造方面的发展得益于“纵容”我不羁的思维的本科论文(关于地殻演化机制的探讨)导师，安徽师大地理系主任闵昱铭教授；地理素描方面的兴趣受到安徽师大卢村禾教授漂亮的课堂黑板画感染，他成了我的第二篇本科论文(地理素描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导师。这两篇毕业论文成为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和第一本专著。最初的成果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意义是重大的，给了我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的动力和信心。还有，1986年跟随郭来喜和杨冠雄教授参加大西南旅游研究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旅游研究项目，1989年跟随杨冠雄教授参加海南省澄迈县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是我第一次的区域研究实践，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我以后的应用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问：您能否谈谈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的特点(学习，生活，工作，思想)，他们是否就如前辈所说是浮躁、急功近利等的代名词?或者具体到国内新一代的地理学的学生，在学习方法或者思维上是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有哪些地方我们是需要向老前辈们学习的?

　　我没有进行过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研究，对你们的看法可能是比较片面的，  因而不能直接评价。我的孩子和你们是同龄人，虽有不少交流，也不能说很瞭解她。我的感觉是，虽然哪个时代的年青人都有浮躁的一面，但没有躁动也就没有了激情和创造；现代的年青人相对更加讲实惠，喜欢走捷径，应该说这并不是坏事，是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必然。

　　讲实惠可以理解为就业导向和实用导向，走捷径可以理解为少走弯路，都不错。但如果过分了，就可能适得其反。比如狭隘的实用主义，就可能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代名词，就可能失去浪漫主义，可能影响知识结构和科学创造力。

　　如果一味的走捷径，就变相为“投机”，就可能忽视坚实基础的打造，走向急功近利。比如，我经常鼓励研究生写文章，但最好是结合读文献学习写综述，在读文献和写评论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也为毕业论文打基础；如果有思想、有观点，在读期间也不妨立说。现在一些学生为了拿学位、找工作和早日成名，东拼西凑地发表一些无厘头的文章，甚至于不惜钞袭，这是不可取的。我一直强调“务实”，但不主张实用主义。务实就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打好基础，厚积薄发。对我们理科的学生来说，中大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一样可鉴的。

　　5．问：我们过去只知道您是国内知名的旅游规划研究专家，最近才知道您被学术界誉为第四代丹霞地貌研究领域的带头人。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理事长的?

　　1998年7月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五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期间，当选为理事会理事长。

　　应该说，我这个丹霞地貌研究的领头人是被赶上架的“鸭子”。最初是被陈传康先生“赶”进来的，后来黄进先生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退下来，我只好被“赶”上去了。为什么说是被“赶”的呢?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主要精力都放在应用研究上了，担心自己没有精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兼顾，所以无意于做“带头人”。被赶上来之后，基础研究和一些琐碎事情就不得不做，这种为丹霞地貌研究“事业”和为大家服务的差事已经干了9年。

　　6．问：您在丹霞山丹霞地貌的研究获得了巨大成功，曾获得被媒体称为是地理界和旅游界“首开先河的重奬”，最近又得到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奬，您怎么看待您在丹霞山和丹霞地貌方面的成绩?

　　很多情况下人往往不能很确定的安排自我，尤其在年青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就是陈传康先生那么一“赶”，却无意插柳柳成荫，丹霞山和丹霞地貌研究在一个侧面成就了我。

　　我在丹霞山的成功首先是旅游开发应用研究和直接参与实践的成功，地方政府的奬是应用贡献奬，教育部奬也是以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成果为主体的应用研究成果奬。

　　这并不是说基础研究没用，实际上回过头来看，首先，扎实的基础研究功底使我在丹霞山的地位还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的过程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其次，我所推动的丹霞地貌研究国际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丹霞山，成为我一直致力于丹霞山品牌培育工作的一部分；再者，丹霞地貌基础研究成果的科教旅游转化成为丹霞山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还有，对丹霞山资源属性的熟悉，是旅游规划、景观设计和产品开发决策的重要依据。现在看起来，我和丹霞山的长期合作是双赢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比如丹霞地貌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丹霞地貌走向世界还有一段艰苦的历程，丹霞山的品牌远远没有达到我期望的目标，丹霞山的旅游开发、经营管理、旅游地品位提升和形象培育还任重道远等。

　　7．问：对于我校地理学的老前辈、现在六十多岁的老教授、五十多岁的您这一代老师、四十多岁和三十出头的年青老师等五代教师，您怎么评价?

　　相对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弱势的，先天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在整个梯队中，属于青黄不接时期的“替代品”。这一代人都已经“知天命”，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在较低的起点上走到今天的高度不容易；在我们的同龄人中也是幸运的。因此，我们大多都比较知足，但又不能因知足而不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最容易落伍的。

　　我不敢枉自评价别人，但总体上来说，我们的老一代教授比我们厚重，功底厚、造诣深，曾经都是在各自领域里叱咤风云的人物，推动过中大地理学的辉煌，他们的贡献和地位已经被历史确认。而年青的教师，更是一代比一代具有先天和后天的优势，而且越来越多海外背景的博士，他们越来越和国际节奏合拍，具有先进的思想方法，掌握现代科技手段，高起点使得他们很快站在了学科前沿。我相信不久他们将成为中大地理学新的骄傲。

　　8．问：关于家庭生活方面，请问家庭生活在彭老师心里的地位?工作那么忙，会否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子女受您的影响大吗?

　　应该说，我是“家庭中心论”者。当大学教师有个好处，就是上完课不要坐班。我又喜欢在家里办公的无拘无束的氛围，因此，是地地道道的“家里人”。除了出差之外，我都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时候中午夫人下班再做饭来不及，我在家时会做午饭，晚饭一般是夫人做的，其他家务没有硬任务。饭前饭后是家里人的主要交流时间；一般和家人一起看电视新闻，有好的电视剧也会一起看。有车以后，会常常一家人开车出去休闲和找饭吃。家庭生活平平淡淡而又其乐融融，这也构成了我宽松的工作环境。

　　我对孩子的教育实际上还原了家庭对我的教育。我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很简单，父母除了疼爱和对做人、做事的要求之外没有更多的教育内容；相对来说外婆比较有时间，又是城里人，知情达理，而且还能够讲出不少故事和大道理，我是在她的“唠叨”下长大的。但是，对我的学业和发展，他们真的无能为力，我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原则：“只要不给我丢人，你自己混去”!这种家庭环境里长大的我一直处于比较自由的状态，这对我后来个人风格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对孩子的教育，可以用“无为而治”来总结。我记得只有在幼儿园入小学前，为了考入最好的学校，我强制她闭门学习书画一个月；转学来中大附小时强制她一个学期补上这里已经上过的三本英语教材。除此之外，没有给她施加过学习压力，包括中考和高考。如果说影响，我觉得孩子长期所受的家庭环境影响最重要。令人得意的是，女儿秉承了我们的品质，有很强的社会道德观和家庭观；有与我一样的个性和行事风格，  自立、自主、果断、不矫情。但学业上却是边玩边干，过得去就行，我有时会说她“不求上进”。但她会给我驳回来：这也是你的风格啊，我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我可不是搞学术的料，请别指望女孩子也像你那样辛苦。这让我无话可说。

　　9．问：您怎么看待“孝”字在现代的意义?您又是如何尽孝道的?

　　我没有专门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们都知道孝是中国人的美德，有“百善孝为先”之说。我认为现代社会仍然需要重“孝道”教育，也是“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但我主张对孝道的理解要强调的是孝敬、孝心和尽孝，广义上来讲应该是敬老、爱老、助老、养老，也包含对老一辈未竟事业的传承，比如老一辈的长者、自己的老师、邻居家的老人等都是尽孝的对象。而不主张盲目的孝“顺”，不主张唯父母之命事从，也不主张“父母在，不远游”。

　　说实话，我是一个很重孝道的人。我是老小，哥哥比我大17岁(中间还有哥哥姐姐，但都殀折了)，我出生时哥哥就去了南京读书，然后在郑州工作，几年才能见他回来一次过年。家里父母和外婆带着我一个小不点，他们都很疼我但不溺爱，不娇惯，家里地里凡能干的活我都帮着干。

　　例如，我们那里吃井水，井离家很远，井很深而且没有辘轳，过去都是父母去打水(我们那里称用水桶将水从井里提出来，再挑回家叫打水)。我家一般每天要用两挑(4桶)水，我印象中这是一个最常规的重活。我是一个早长个头和蛮力的人，我记得从十来岁开始我就在村里找小一点的水桶帮家里打水了。高中毕业后，我当了民办教师，经常不能正点回家，我就找朋友帮我在家里打了当时全大队第一口压水井，解决了家里和周边邻居在内的吃水和用水问题。

　　节假日和农忙季节，家里地里的各种重活我都尽量不让母亲干。母亲很瘦弱，但我没见她闲着过，如果母亲勉强去干了重活，我知道了肯定会吵她。如果家里有好吃的，他们一定是都留给我，但我并不“领情”，会和他们较劲，你们不吃，我也不吃!

　　但是，我家的老人都是没福气的人，就在我考大学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个老人先后病故。尽管我曾经带他们东奔西走地求医，也陪着他们走完了最后几天，但因为考学和在外读书，总感觉尽孝不足，也没有能力延续他们的生命，这使我至今一直耿耿于怀。

　　10．问：李玲老师去年曾对我们说她五十了，知天命了，孩子上了大学，教学任务定了下来，大概后半辈子怎么走都知晓了，您年纪跟她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知天命”的感觉，还是认为自己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甚至觉得自己的事业才开始呢?

　　知天命就是明瞭自我，明瞭社会，明瞭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用句禅语表达就是已经“大彻大悟”了。人一生需要悟，悟，才能合理、客观地安排未来，才能去除浮华和许多不切实际的、虚幻的“理想”。人知天命有早有晚，并非一定过五十，但一般说来这个年龄应该悟了。

　　知天命不是消极颓废的开始，而是更加客观地认识世界，理性地领悟和矫正人生，“悟”也是创新的前提，与继续发展并不矛盾。最近两年我开过几次讲座，其中一个是讲“境界”，一个是讲“和谐”。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淡泊”(淡泊)。世人多将淡泊解为“无为”，解为“出世”和消极。而辩证的淡泊思想却是“无为而无不为”，“出世而又入世”即“跳出三界外，仍在五行中”。也就是淡泊才能明理，明理才能顺应自然、适应社会，才能找到和谐之路，才能顺势而治，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强为”，不逆规律、逆潮流而动，而是先修身养德，在适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实际上学术研究更是如此。

　　我是个一直跟着感觉走、经历比较丰富的、踏踏实实的过来者，又是个典型的乐天派。现在很清楚自己今后能做什么，还有许多“宏伟”的计划，但我的人生计划很有弹性。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很大付出才能达到这些有弹性的目标。

　　用诸葛孔明的话说，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采访人：郭春兰  兰品  王炼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