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2009年，母校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风风雨雨中，在和风丽日下，走过了八十年不平凡的历程，由小到大不断成长，发展壮大，桃李芬芳；我国改革开放，更是风华正茂，走向辉煌。我作为她的莘莘学子——首届经济地理学专业毕业生，感到自豪，万分兴奋。值此地理系八十华诞，祝愿母校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秋天，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怀着喜悦与好奇的心情踏进康乐园。美丽的中大校园，陆佑堂，还有陆佑堂南面为扩招而新建的木板房——我们上课的教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进校不久，适逢中秋佳节。中秋之夜，朗月当空，我们这班来自五湖四海，认识还不到十天的新同学，围坐在怀士堂前翻身广场的草坪上，大家都怀着对未来充满憧憬，谈笑风生……广场上空欢声笑语逥荡。同学们虽是新交，在融融月色下却毫无隔阂，尽情欢笑，不少人都大方地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表演各自精彩的文娱节目。最令人难忘的是来自侨乡台山的陈如强同学高胡独奏，一曲广东音乐“平湖秋月”，非常应景，那炉火纯青的演技，莺啼婉转的音韵，令大家都陶醉于中秋月下……，此情此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其时，陈同学本已被南方歌舞团録用，但他最后还是舍弃作为职业民乐演奏家的艺术之路，毅然走进中大校园，做个地理人。联想到我自己，从小热爱大自然，喜欢攀山越岭，游山玩水。少年时代的我，还在中学阶段的暑假，就约了两位喜欢旅游的同学，从家乡新会徒步一百多公里，历时两天走到省城广州，看看向往已久的大城市和沿途顺德、南海、佛山的风光。一来开阔视野，二来锻炼了脚骨，并由此更坚定要做个飘洋过海的海员或者游走四方的探险家、地理人！入读中大地理系就是迈向我人生志愿的第一步。

　　虽然入读中大地理系，其实，当时我对地理的认识很肤浅，还仅仅停留在中学的《地理》课上，对经济地理更是知之甚少。直至很多年后，我才认识到：经济地理学是“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的一门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再后来，更认识到：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地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人文’二字与自然地理学‘自然’二字相对应，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此外，还有人种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乃至经济地理学中的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等等分支学科……十分广泛。

　　中大地理系四年学习生活以及其后的工作实践，使我对地理学这门研究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古老的科学有进一步的瞭解，尤其是通过多年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亲身感受到它的发展壮大，更加深对地理学作为“与人类社会发展、环境变迁和经济建设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之一”的理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认为地理科学“就是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的环境基础”， “地理科学研究的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地理系统，就是我们文明建设的客观环境系统，它是对世界大环境开放的……”我为这个科学论断感到鼓舞。几十年来，我一直在高校从事着地理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有苦有乐，哪怕是“文革”浩劫的最困难时刻，“地理无用论”甚嚣尘上，我仍坚信：地理科学可以服务社会，能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为自己作为一个“地理人”感到自豪，如今，虽年届古稀，仍在地理学科领域发挥余热，无怨无悔！

　　1956—1960年，我就读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学专业，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综合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之一。我们作为中大经济地理的首届学子，多少带有一点试验性质。当时，中国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不久，正值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中大地理系也大量引进苏联地理系的教学模式、教材和教学方法，在原来深受西方地理学教育影响而又具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基础上，创办苏联式的、重视地学基础理论和实践的地理学通识教育的经济地理学专业，抉择是对的，值得肯定的。其后数十年办学实践证明中大地理系（地质地理系）创办经济地理专业以至后来边缘学科的不断渗透发展成为相关学科的多个专业，是成功的、有远见的。当时，经济地理专业学制四年（一九五八年后改为五年），学习上印象最深、受益最大的是一、二年级，也就是我们进入中大求知欲最旺盛、精力最集中的大一、大二，这两年，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两个班在一起，不分专业，集中授课、统一要求，强化地理学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开设有普通自然地理学原理、普通地质学、测量学、地图学、地形学（地貌学）、水文地理学、气象学与气候学、土壤学基础与土壤地理学、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地理学等基础课程，幷且，所有这些课程都安排实习或实验，十分注重课堂教学与野外实习的有机结合，给我们打下了相当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野外工作能力。大学四年，一直强调区域理念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接触扩散面广而又有一定深度的地理学通识教育，使我们获益非浅，毕生受用。 这些是我们在毕业后数十年业务工作中，得以应对地理学科领域不断相互渗透、拓展壮大的需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还能游刃有余的重要原因。

　　中大求学四年，正值共和国历史上很不寻常的年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7年夏，正当我们年级在南海西樵山进行测量和地质实习之际，传来康乐园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运动的消息，同学们大惑不解。实习结束返校即投入反右斗争，反右后又开展了“红专大辩论”，向党交心，以至反右倾运动……我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考验和锻炼。

　　1958年9月，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我们走出校门，分赴广东、广西各地，参加“珠江流域经济地理”调查研究。我分在广西组，在梁溥教授带领下前往桂林、柳州、梧州等地调研，在业务活动之余，有幸参观了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的“卫星田”（将十多亩已经分蘖的水稻集中到几分水田里，最后收割稻谷时再重复过称，制造出亩产13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和目睹梧州街头日夜奋战的大炼钢铁情景（把收集来的所谓“废钢铁”在转炉里熔炼，将本来有用的钢铁“炼”成难以使用的“钢锭”），颇有感触。野外调查结束后，我们师生六人乘搭“花尾渡”（梧州——广州轮渡）从梧州返广州，适逢中秋之夜，在船上过中秋，别有情趣。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广州各高校师生都要参加10天广州钢铁厂铁路支线的筑路劳动。我们刚从野外调查回校，正忙着整理材料、编写报告，但也抽时间参与这难得的盛举。于是，就在广钢铁路修通的最后一天参战，全班同学（除个别之外）来到白鹤洞广船后面的工地，从傍晚（晚饭后）挑灯夜战至翌日下午2时，连续奋战二十个钟头胜利完全任务，相当劳累，但又十分兴奋。这一年，在公社化高潮中，我们得尝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任食”的滋味，有点茫然。最有趣的还有几件事值得回忆：其一，“除四害”打麻雀。中大校园緑化很好、树木繁茂，有很多鸟类栖息，自然也有不少麻雀。因此，打麻雀搞得热火朝天。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爬树掏窝。我的铜脸盆也敲坏了。确实也捉到、捡到一些疲惫不堪的麻雀。我自恃小时候在家里爬惯树就请缨掏鸟窝。有一天夜里，我趁着夜色壮胆，藉助长梯爬上陆佑堂三楼的房檐掏鸟窝，捉到一只小鸟，满以为抓到麻雀了，谁知下来近看，原来是只燕子，赶紧放了……心里老觉得内疚。其二，学校开展体育“四红”（要求人人有四项体育运动项目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于是白天黑夜地搞连续测试，白天检测纪録不达标，晚上再来就过“关”了。我参加摔跤项目比试，对象是比我低班的一个小胖子，我被摔倒了，他整个身子压在我的小腿关节上，结果半月板撕裂了，医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留下后遗症；我还参加校园马拉松跑测试，40多公里要环校跑7圈，跑到最后一圈，小腿抽筋，是被两位同学挟持住，连拖带拉地“跑”完全程的，结果当然是大大超时了，回到宿舍，好几天下不了楼，每天都要同室舍友帮我打饭……。过后想起来有点荒唐，可当时确是满腔热情参与的。其三，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举两个例子：一是，我们班与历史系同学合办土纸加工厂。经过简单而又紧张的筹办就在地理系宿舍西面的小平房开张了，主要是用稻草、废纸为原料制造土纸。经反复试验，最后我们初步掌握了生产流程和操作技术，成功“抽出”厚厚的土纸（有点像马粪纸的“草纸”），这样的土纸作手纸也嫌粗糙，能派上什么用途呢？加上原料难以为继，更不用说造成污染了。因此，纸厂还未正式投产就关门大吉了。这是一次只勤工不俭学的、不切实际的办厂试验。另一项勤工俭学活动是我和吴璇风同学等组织的教材誊写组，任务是为学校出版科刻写蜡版，主要刻写地理教材，这样一来既可熟悉地理教材内容，增长知识，二来又有经济收益，减轻了同学们的经济负担。大家积极性很高，常常提前完成任务。这一勤工俭学活动，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解决了学校教材印制的部分难题。

　　1959年9—10月间，我们全班参加中科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组织的“热带亚热带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考察，分赴韶关、江门、佛山等地调查。我被分配在韶关组，重点调查粤北地区的韶关、乳源、仁化、翁源、连平、新丰等地。其时，粤北的经济生活已经有些紧张，我们在调查中也感受到了。9月17日在乳源天井山林场，适逢中秋节，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硬帮帮的月饼，跟珠三角地区反差很大啊！九月底转战翁源，又逢十周年国庆，在龙仙镇县招待所，当地有关部门为欢度国庆，特别给我们考察队准备了颇为丰盛的晚餐，席上有荤有素还有酒，可惜自己不谙世事，还未尝到多少佳肴，就一杯落肚，被同学灌醉了，要回房间休息。一觉醒来已近深夜，饥肠辘辘，只好拿硬如瓦片的饼乾充饥，毕生难忘。

　　1960年夏，结束了四年中大地理学子生活，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当助教，工作和生活环境骤然从南亚热带的广东沿海地区来到了温带的乾燥的西北内陆地区，反差很大。在新的工作环境下，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原来地理学通识教育打下的良好基础，我能够得心应手地开展兰大地质地理系的教学与相关的科研工作。正是由于中大地理系四年学习的培养、训练，给自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综合地理学功底，加上来自各方面的帮助以及自身的不断努力，使我较快地适应新的学习、工作和研究环境，接受挑战。来兰州的第二年春末夏初，我有机会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的甘肃重灾区恢复农业生产力调查，任务艰巨，但我还是顺利完成了，受到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独立工作能力的考验。在兰大的十七年，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参与的甘肃河西走廊乾旱、半乾旱地区农业土地利用研究、与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合作的《甘肃省酒泉地区农业区划》研究，甘肃省科委牵头的《高台县农业区划》研究，甘肃省平凉地区治理泾河水利规划，甘肃中部榆中农村及景泰地区部队战备抗旱找水工作，甘肃景泰川引黄提灌工程兰大一条山农场土地与水利规划、测量，《甘肃农业地理》调研、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地图集·青海省》说明书调研、编写，青藏铁路选线的冻土地带调研等科研工作，都能顺利完成任务。1977年底，因照顾家庭，解决两地分居的关系，南调广州华南师院地理系工作，除承袭原来兰大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课程类似教学外，在科研方面却面临新的考验：必须重新选择研究方向和项目。根据新的研究环境、对象的需要和华南师院的具体研究条件，我选择了区域经济开发（以区域规划为重点）、城市地理（以城镇规划为重点）、方志学和地名学（结合系上承担的广东地方志、广州地方志以及地名志、地名词典等编写任务）、旅游地理与区域旅游开发（以旅游规划为重点）等研究方向和相应的科研项目，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必须加倍努力。正如上面所讲，因为有中大地理系四年学习的基础，加上西北十七年锻炼以及多年的知识积累，在广东新的开放的环境下，我的地理人生又向前迈进一步，直至2001年在华南师大教授岗位上退休。如今，虽已退休多年，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还在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继续做个开心的“地理人”，矢志不移！

　　回首1956—1960四年康乐园的地理学子生活，这在中大地理系八十年历史中，不过瞬间，但却给我烙下深深的印记，在我心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四载康园梦，一生地理情。”我要感谢母校，感谢教导培养我的师长们！

　　（陈敬堂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1960届毕业生，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