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进入地理系，一年级学习测量学课程。1956年夏天，测量实习安排在今天广州植物园所在地，那时还是一片旷野。在任课老师陈华材先生带领下，全班30位同学乘校车扺达实习地区。举目四望，光秃秃的红色小丘一个连着一个。我们的住地叫做大坑岗，上面有一座竹棚，大概曾经是某工地的工人宿舍，山岗下面有一条小溪，是我们的生活水源地。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为期三周的实习生活。

　　我们要测量一幅1：2000的等高线图，供筹建广州植物园之用，可称得上一次“真刀真枪”的“演习”。经纬仪、水准仪、平板仪一应俱全，基线测量，展开三角网，使用平板仪进行碎部测量，各图版拼接……这些技术细节且略去不提。在夏日的骄阳下进行地形测量相当艰苦，但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算什么，初涉野外工作别有情趣。一天工作结束，到小河边洗澡戏水是一大乐事。月明之夜，三三两两在山丘上散步，有时让人诗兴勃然。不过有一次，手电筒光下赫然出现一条银环蛇，懒洋洋、直挺挺地躺在路中央，吓得我们不敢动弹。我们不敢造次，直到目送它慢慢游到草丛中才敢迈步。

　　实习顺利结束了，当我们在绘图室老师那里看到最后的成果时，地图上那一条条圆滑的等高线难道就是我们图版上那些稚嫩的曲线吗？

　　实习结束后，本该放暑假了，但是学校接受了广州植物园筹建单位的任务，继续扩大测量的区域，于是全班同学重新开赴前线。这次测量属于生产任务，是有报酬的。记得那时我们得到的“报酬”是每天一元钱，3周下来，得到21元。别小看这点钱，那可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笔收入，而且那时学校每月的伙食费才12元，这算得上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原以为此后就和测量学说“拜拜”了，因为我们学的是自然地理学，测量学属于基本技能，不是我们的专业。

　　孰料后来又有几次和测量打交道的机会。

　　第一次是1958年，苏联专家伊萨琴科来校给进修教师讲授景观学，要到鼎湖山作实习。鼎湖山没有较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于是就要我们这些做了两次测量实习的同学承担测量任务。鼎湖山曾经是我们二年级时进行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和土壤地理学实习的地方，也是产生本班“右派分子”的地方。我们十几位同学在在青年教师王鸿寿老师带领下来到鼎湖山，经过十几天的工作，每天出没在丛林和山溪之中，有时和毒蛇擦肩而过。为了赶在进修班实习之前完成地形测绘，有时天黑以后打着手电完成最后几个测点。有一天罗会邦小组测量一个山头，天黑以后很久还没有回到住地。我和几个同学打着手电上山接应，一路上大声呼喊，终于在半山腰听到回应。快要会面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由于天黑还是由于兴奋，背着沉重的经纬仪的罗会邦一脚踩空，在我们前面滚下坡来，幸亏有草木阻拦，总算没有受伤，仪器也还完好。

　　测量任务即将完成之际，苏联专家和进修教师们已经来到鼎湖山。我们在餐厅完成拼图的最后任务，有时专家来吃早餐，用俄语和我们打招呼，那时很少见到外国人，还感到很新鲜。

　　1959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工作，担任土壤地理学课程的助教，不和测量打交道了。谁知到了1966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当了四清工作队员。工作的地方北京门头沟区清水公社，地处山区，为了发展灌溉，要从清水河引水上山。修建环山水渠需要进行高程测量，于是同属一个四清队的老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四清队无论老少，一律称他为“老侯”）回校拿来一台水准仪，我又重新操起测量的旧业。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北大和清华的数千名教职工被发配到鄱阳湖边的鲤鱼洲进行“改造”。当地原是从湖畔围垦出来的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属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所有，共有12万亩农田。为了进行规划，需要一张地形图。北大、清华和生产建设兵团各出7人，组成一支21人的测量队，于是我又一次当了测量队员。担任技术领导的有北大的毛赞猷老师，是中大1953届的校友，我的大师兄，现在是著名的遥感专家。

　　围垦区四周有大堤围遶，是天然的制高点，三角点就布设在大堤上，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这次测量使用了光学测距的新技术，比较准确而且高效。大堤以内就是平坦的稻田，不过，那里是血吸虫肆虐的地区，虽然此前和以后都使用化学品五氯酚钠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但是测量工作中不时需要淌水，还是有被感染的危险，而且后来有些人确实被检查出感染了血吸虫。此外，印象较深的有三点。其一是每天早上出队之前，小组4人排成横列，由组长带领背诵一段“毛主席语録”，然后“向左转，齐步走！”其二，时值冬季，湖畔风很大，野外在平板仪上迎风作图很受罪，迫使我背风站立，练就了一手倒写数字的本领。其三是在兵团的连队搭伙吃饭，清汤寡水且不说，唯一的一个大锅菜里面放一大碗辣椒末，现在想起来嘴里还火烧火燎的。

　　大学一年级学会测量这份基本技能还真派上了用场，这是始料不及的。

　　（黄润华系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1959届毕业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