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有关领导来函，约我为“庆祝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80周年”撰稿，让我有机会对老师、对学科表达感激、怀念之情。

　　一、经济地理学曾经兴旺，又曾经“重生”

　　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是除了北大、南大之外，另一个由国家于上世纪50年代定点创办的新兴学科。1962年我考取中大攻读该专业时，该学科国内最负盛名的曹廷藩教授坐镇地理系主任之位，当时该专业全国只有11位教授，我们的老师就占了5席，可谓人材鼎盛、一派兴旺。可惜，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把它判为“修正主义”，予以“砸烂”，专业机构被解散。“文革”后复办的中大经济地理教研室为了重新明确专业方向，老师们分头跑遍国内有关单位，最后仅在国家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得到经济地理可为城市规划提供人员培训的需求信息，当时他们立即按此唯一需求对学科进行艰辛的调整，并将此调整应用于举办城市规划短训班，获得认可后，于1977年向全国招收“经济地理和城市规划”本科生，（详见许学强《曹廷藩教授是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地理专业方向的探索者》.《曹廷藩教授纪念文集》.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10月。）由此学科获得“新生”，并逐步发展为今日之辉煌。

　　二、难忘老师引领我回归专业工作

　　“文革”的另一后果，是我等“文革”期间毕业生到基层用非所学十多年。1980年起我有幸得到发挥专业知识的机会，使国家多年培养的专业知识没有白白浪费，使专业知识可以转化为专业成果，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授予我“经济地理讲师”，广东省社会科学机构认可后，由省人事厅授予我“经济学研究员”职称等。有此结果，一方面由于“文革”后国家重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广州市委组织部解决了我四年解决不了的调入广州手续。另方面是由于我有幸得到恩师曹廷藩教授和班主任吴永铭老师对我的扶持和引领。想当年广州市委党校和广东省计委研究所之所以乐意接收使用我，无疑主要看在1980年我在曹老指导下完成的专题论文反映了我具有可资使用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同时也由于我在之前用非所学的十余年间，一直得到吴永铭老师竞竞业业为学科奋斗的精神所鼓舞和激励，使我专业之心不死；更由于吴老师1982年在深圳特区研讨会上表现出来的出众专业水平和显示的专业实用性，折服了当时到会的广东省计委研究室主任伍池新（后升任省政府研究中心付主任，省物价局局长等职），并在会议期间应伍主任想要一个毕业生的要求，而将我推荐给他。正是吴老师此举，打开了我和我们专业毕业生进入省计委的大门。试想，若不是中山大学老师授予我专业知识，同时，已年迈体弱、病退在家的前地理系主任曹廷藩教授对我第一篇专业论文，如果没有给予指导，没有亲笔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吴贯桐同志在……工作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系统地总结了该地区农业生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对经济效益作了大量计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科学的关于大沙田地区粮蔗的合理轮作和合理结构的建议，是难能可贵的，对该县和省领导的规划农业生产有参考价值，在学科发展上也有一定意义，是一篇较好的论文……”（详见司徒尚纪主编《曹廷藩教授纪念文集》193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10月。），还有，如果吴永铭教授当年没有给我不竭的鼓励和给予进入省计委的推荐……我可能会用非所学地干到退休。

　　三、从事研究工作的内容特点与成效简述

　　我退休前的20年研究工作，主要是应用经济地理专业知识完成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机会进修学习其他知识。所完成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部属于政府规划、计划工作，或为它服务的研讨会定题研究及其延伸研究工作。具体说，1988年我入职省计委之前，曾参与省国土厅布置的番禺县农业区划工作（我的第一篇专业论文是该项工作的专题研究），曾以广州城市交通阻塞问题研究，参加市政府机构举办的研讨会；此外，主要参加了广东省“八五”计划至“十五”规划前期研究之间时段的一些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项目类别有：“八五”期广东地区经济布局系列课题研究（《论90年代广东经济区划》是其延伸研究）；1991至2010年广东省节约能源规划研究（由国家计委下达的试点省区研究项目）；参加了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工作（《广东省城市供水质量新问题与解决途径》等是其延伸研究）；广东改革开放20年总结（含跨世纪时期发展）系列课题研究，其中省计委“十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国家计委下达项目和国务院研究中心约稿各1题；广东经济形势分析类：如经济过热时期的《1992年广东房地产热评析与疏导意见》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实现1998年经济增长目标的依据与途径》等（《论营造广东经济增长新动力战略》是其延伸研究）；其他项目：《“九五”期国际环境对广东经济发展影响分析》；《1991-2000年广东省主要矿产资源保证程度与节约对策研究》，及《广东石油市场调查》（由英国pb石油公司命题定纲的委托项目）等。

　　另一个特点是主要研究规划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加大投资权力下放力度等改革的深化，我国宏观经济一度呈现高投入带动高增长的态势，由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逐渐不同程度地形成并积累各种发展矛盾，如能源供求矛盾，城市交通、供水等城市建设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矛盾，地区发展速度随国家银根调控松紧而剧烈波动，物价随之波动，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宏观经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运行中伴生的发展问题，在广东经济发展过程的反映。因此我把研究这些问题决策优化的成果，结集成书出版的书名定为《广东经济发展研究》。由于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行一步，这些问题自然首先在广东出现，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因此难免存在差异。如1996年上半年广东经济增速下滑到9.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个百分点，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当时“把脉”的专家对广东增速下滑的成因和解决途径的说法分歧颇大：一种观点认为，粤经济下滑是国家紧缩银根造成，认为一旦放松银根，将可再现“全国未上粤先上”；另一观点认为，成因是“广东本身供给失调，导致增长乏力”，而背后是“政府决策的偏差与体制改革的滞后”；一时争议难决。为了促进决策优化，当时我主动介入此问题的研究，我主要通过分析90年代以来“广东产品竞争力下降”及同时出现的“资金推动发展的能力弱化”两者的表现、成因及它们对发展的影响等，由此得出结论：“产业发展能力减弱”是广东增长下滑的内在成因，进而提出广东要依靠高新技术应用和高效管理提高生产率，还要依靠技改强化工业发展能力来营造广东新的增长动力，并应以此战略思路作为解决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时提出争取最佳战略效果的有效措施。

　　另一个印象较深的争议问题，出现在珠三角规划时，有科学院专家给市政府报告，指出广州珠江河段“出现毒害性有机物污染”，说这些污染物毒性很大，“极少量即可使人致疝”，并指出“按现有的自来水处理方法，毒害性有机物几乎都难以被排除”。羊城晚报作了上述报导，并告诉市民：“广州人到底能否喝上‘安全水’一事，牵动了市长们的心”。当时我被分工承担珠三角规划“城市供水”章节的执笔，于是请省卫生防疫部门专家对上述问题作解疑，得到回答是不同意上述提法，该专家认为广州自来水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就是可饮用的“安全水”；并说是否是“安全水”，不是以自来水中是否含有致疝物为界定的。广州自来水质量到底有无问题？同时考虑到珠三角和省内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同样面临水环境污染和饮用水质量问题，为了促进政府有效保护人民饮水健康的职能可以更好发挥，我主动作了“广东省城市供水质量新问题与解决途径”的研究，该研究从专家意见、监测数据和社会反映等方面分析了城市供水存在检测标准以外的质量问题，它实际上是供水水源被现代工业排放的毒害性致疝物质污染所产生的质量问题；而当时的饮用水国家检测标准36项指标，它的安全意义主要是保证饮水没有过多重金属所产生的毒害和可预防细菌类疾病和余氯过多的危害。它对上述致疝危害却毫无预警保护作用，该文进一步提出了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

　　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和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两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出现在指导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党中央和国家重要文件中。1988年我入职省计委研究所开设第一个课题《广东“八五”期地区布局研究》，就以此为探索目标。次年由省委宣传部主持的全省社科界大型研讨会上，该研究被指定为大会发言的重点课题之一。它主要揭示了全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特点，地区差异、问题与优化途径，提出划分广东经济计划区，并按计划区特点和全国地区经济组合的要求，优化广东地区经济结构布局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思路。其后的《论90年代广东经济区划》，着重于理论方法的提高和加大应用探索。上述研究未尽完善，但客观上可为全省宏观布局和结构优化，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参考依据和基础构架。

　　至于上述研究工作的成效，从直接效果而言，主要是较好地完成了政府部门的本职工作，包括完成了全国唯一完成的试点省区节能规划研究，完成了很多单位和本单位学经济学科的人士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英国pb石油公司委托调研项目等。至于质量则达到审核要求，其中调研提出的优化决策观点多被有关部门采纳，理论方法得到普遍认同（详见吴贯桐《促进政府决策优化20年研究工作内容与例说》.《广东省经济发展研究》.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3月。）。若从间接效果上看，可集中反映在1997年结集20万字出版的《广东经济发展研究》（2000年第二次印刷为26万字的增订版）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从1997年度下学期起，用作“广东经济和特区经济”课的主要教材一事上，据该学系1998年7月25日来函称，当期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278人，法律、中文、哲学、物理、地理、数学等文理科专业学生165人修学该课程，并称“受到广大学生欢迎”等。

　　四、浅议经济地理学进一步发展

　　任何学科都是由于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地理学正是适应了“文革”后科学的城市规划工作需要而得以“重生”，幷发展为今日之辉煌。我上述研究工作实践，显示经济地理学可以由现今主要为城市规划服务，进一步扩展至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服务。在此过程中，经济地理学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向区域经济学融合。有关依据如下：

　　1、广东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工作客观上对经济地理学越来越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中以前，广东省计委只在研究所使用经济地理毕业生，当时仅4人。90年代中期，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的珠三角经济区规划聘用我们专业教授许学强（时任广东省高教厅厅长）出任专家组组长，还有郑天祥教授等多位经济地理教授在专家组工作中发挥显著作用；之后省计委派人到北京招收3名经济地理学等地学硕士以上学历毕业生，现今广东省发改委有7-8位以经济地理学居多的地学毕业生任正付处长。

　　2、“文革”前与后的经济地理学毕业生均可胜任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工作。

　　从上述我在省计委12年研究工作内容特点和效果来看，应属达到胜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工作的要求，而且若拿完成任务的效果跟其他学科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另方面，从现今广东省发改委多位经济地理毕业生任处长的业绩看，他们比以前毕业生更适合。

　　3、经济地理学“文革”后向城市规划方向转变所遇到的困难，比现今从主要为城市规划服务，扩展至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服务，要大得多。

　　以上对学科发展的浅议，着重于表述经济地理学当前确实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上述说法，也许可供教学改革参考。

　　（吴贯桐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1967届毕业生，广东省发改委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