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一天的深夜，我和一位中学挚友，兴冲冲地到达中山大学院系调整后的新址——原岭南大学张弼士堂报到。

　　转眼56年了，56年该回忆的事太多了。我作为自然地理专业的毕业生，拟选取下列若干片段，以拙作献予地理系建系80周年，并以此感谢校内外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

　　一、自然地理专业及专业思想

　　1953年10月入学后，在我们班似乎有一些同学对此专业有些不同的认识，有的还影响了学习和生活情绪。当时把这种现象称为“专业思想”。

　　由于我来自农村，多多少少对大自然有些接触。小学和中学阶段受地理课本“华老师”引领游全国、全世界的启蒙，对地理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想新中国要大兴建设，一定会涉及不少地理和自然地理问题。自然地理是我高考自报的第二志愿。花时间去想东想西，必然影响学业和身体。

　　上课以后，我一心投入学习和工作。经过努力，在四年的学习中，始终保持优良成绩。扩大了学习视野，增广了许多知识。

　　1985年，系和学校为了某种人事关系，一定要调我到生物系筹建《中山大学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试验中心》，并任该中心副主任，同时参与海南岛坝王岭国际合作，环球观测热带生态系统等工作。

　　直到退休，我始终以自然地理为基础，抓住植物学，光谱分析，开展环境生态（或生态环境）为中心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完成了任务，做出了应有的成绩，有些论文被美、俄等国家和地区摘刊或转刊。

　　在植物区系学方面，应该说成绩显着，不但能看出“华夏植物区系”的虚假属性，俄罗斯等国内外重要刊物还摘刊、转刊，对国家、学校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辨别了真伪，做出了一点榜样。回顾往事，没有自然地理作基础，一定不敢坚持科学性，坚持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

　　总之，工作、学习及旅游全中国和世界五大洲，自然地理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目中起着指导性、辅导性作用。

　　我，一生不忘自然地理。

　　二、步入植物地理科学殿堂

　　我来自九连山山区。家人平时常常为邻村、邻居采集草药，爬山越岭，耳闻目睹，对于植物，从小或多或少有些感性认识。大学二年级，学习了《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地理》，增长了不少理性认识。大学阶段，每逢节假日，总喜欢约上一二位同伴同学漫游广州郊区，有计划地安排每周日徒步海珠区的小片森林、河涌和农田，加深认识，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1955年夏季，我们班在老师带领下，开展了沿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土壤、地貌实习。除了完成上述两门课的实习任务外，我还自觉增加了植物地理的内容，穿插于地貌成因、类型及土壤剖面的记述中，回校后的实习报告，除了地貌、土壤外，很自然地增加了植物地理内容。

　　1955至1956年的学年论文，1956至1957年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均为徐俊鸣老师。徐老师身体较弱，不便野外工作。他放手让我们独立进行野外调查。这种培养方法，一开始似乎会碰到某些困难，但终究发挥了学生的独立工作的积极性，较好地完成了任务，锻炼了人。

　　为了培养对植物种类的鉴别能力，唐永銮教授亲自带领我到生物系植物学专业跟班听《有花植物分类》、《植物解剖学》、《植物拉丁语》……等等课程。

　　毕业论文。涉及植物分类问题，徐俊鸣老师亲自带领我拜访植物研究所侯宽昭研究员。同在校内，请教十分方便，由他指导标本采集，如何开展初步鉴定，最后由他复核。侯先生的教导，实际上给了我进入植物地理科学殿堂的第一把钥匙。侯先生还将该所油印的植物拉丁语送给我，这不但有利于学习吴印禅老师的《植物拉丁语》，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陪伴我身边，十分有利于查阅拉丁语在分类上的许多问题。

　　1957年我毕业留校，按照系和教研室的安排，我是吴印禅来系讲授《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地理》的助教。业务上跨两系室。任教后迎来了第一届鼎湖山植物地理实习。这一次实习最初的安排是生物系的一位教师负主要责任。但是预习几天后，这位老师说有事要回校。在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担子一肩挑起。根据这班同学最近的回忆反馈，这次实习大胆地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这次实习任务，不光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胆精神，更主要的是吴印禅、侯昭宽等老一辈的教导有关。回想过去，我最大的优点是记忆性好。在这个年龄期，多少植物种属名称，多少光谱谱线波长的具体数字，一经接触、记忆，复述或考试，均可取得满意结果。1962年入省地质局光谱室，三天后考试就是一例。

　　1958年地质系复办招生，安排我在地质系任职。本想在地质系，除了行政工作外，亦想在任务上进一步发展。但校系研究后，认为我仍旧返回地理系，加深植物地理的造诣。1959年3月，我被派往云南大学生物系，跟苏联专家华伦诺夫进修学习。通过在玉龙山、滇南、西双版纳实习和课堂教导，在植物分类和植物学相应得到明显的提高。大约在1959年9月苏联较早撤走了这位教授。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来函，把我交给吴征镒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培养。给我的明确任务就是掌握植物分类和植物区系学。我在植物区系学胎出，应该说就此开始。

　　三、认识“华夏植物区系“的三十二年

　　1960年下半年，我从昆明植物研究所回来，系和教研室便安排我给学生讲授《植物区系学》（狭义《植物地理》）专题课（32—38学时）。

　　稍后，1962年3月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了《广东植物区系的特点》。作者送给我单行本。拜读后，总感到有些看法不尽相同。但年龄相差18岁，畏畏缩缩，不能直率表达所有看法，稍稍说了一下便罢。

　　回想起来，对“华夏植物区系“能不断看出存在问题，应该说大学阶段学习《地史学》、《普通地质学》、《古地理》、《第四纪地质》等等课程给了我很好的基础。在昆明植物研究所进修，吴征镒院士在云南大学生物系三、四年级讲授《植物区系学》对我认识植物区系学帮助极大。吴院士要求我做好笔记，整理成讲义，代他每周对学生面授答疑。学用相济，收获更大。

　　“华夏植物区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第一问题就是古地理时期，二叠纪——白垩纪“华南地台”的存在与否？

　　追溯过去，笔者的学年论文《湘江流域自然地理》、毕业论文《滃江流域自然地理》，在整个搜寻资料，特别是毕业论文60天野外工作，山山水水，一般海拔在800—1400米左右的山，均从山下爬到山顶，力求搞清楚岩层、土壤、植被的层次结构，并把标本采集回校，再作室内鉴定。所有这些过程，均未在上述古地理时期，找到“华南地台”地层特征。大学毕业后，在等待分配的时日，又结伴从大坑口下火车，步行江西南部——粤北36天。回忆起来，亦没有“华南地台”在这一时期出现。从1967至现在，走遍了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两广，两湖等，究竟何处存在这个古地理时期的“华南地台”？中国地层、古生物化石、古地理论普及图册，“华南地台”，在何处找到您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32年。

　　四、自然地理、环境生态（或生态环境）和人体保健的点滴体会

　　自然地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它完全等同于环境，实际上是有些区别的。

　　笔者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生态及保健意识的提高，大致上亦始于昆明植物研究所进修阶段。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天天到标本室学习分类，整理植物区系的笔记，使之称为讲义。由于该所植物化学及其应用进行得十分热烈，耳闻目睹，组建在脑海中增长了从植物化学方向研究自然地理、植物地理——环境生态的念头。

　　回校后，全国地理系、所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化学地理的教学和研究。

　　因此，在努力完成《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地理》、《植物区系学》教学任务之余，认真遵照系和教研室的安排，积极到兄弟系、所、中心学习《有机化学》、《有机分析》、《结构化学》、《X衍射无机结构分析》、《原子光谱》、《分子光谱》、《生物化学》、……等等课程。

　　1972年，全国开展环境与环境保护，校、系派我为区、市、省、军区、工厂、街道做了39期讲座。1974年，校、系又派我和另一位化学系老师参加全国肿瘤调查(广东部分)。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又应邀参加了广州肝癌协作组研究，环境污染与生物畸变及肿瘤问题等等研究。通过多次的全国、省肿瘤会议及电影《公关》的参与，加深了自然地理、环境生态与人体保健的理解。

　　1982年，是从研究到世纪应用突显一大转变。这一年11月家人患了癌症。除了克服突如其来的震惊外在采取了积极支持西医治疗的同时，逐步、大胆、细致地开展中医中药、中草药家庭抗癌和辅助抗癌治疗实践。在整个过程中，既向中医教授学习，又发挥自己的专长，力图做到科学用药。

　　通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我认为:

　　1、中、西医各有特点，各有所长。

　　2、不但小病、慢性病可用中医中药、中草药治疗。大病、重病亦可用中医中药、中草药治疗。

　　3、中药、中草药除了十分注意自然地理特点外，十分讲究辩证施治，注意四气、五味、四向，还要讲究主、辅、兼制、引和的配伍原则。在我的实践中，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注意检查原子、分子及分子基团的组成，重视基团作用的主、次、功、协、抑、毒特点。

　　实践证明，注意这些问题，准确、正确使用，是可产生有效功效的。

　　那种完全否认中医的科学性，否定中医中药、中草药的客观存在，完全不懂这里面的环境生存特征，妄加否定，同样可以使用《科学成就健康》一书中的管用语言：“废话”。

　　《科学成就健康》实际上起不到打假作用。重要原因是大人不打己，不懂人体健康的内外环境生态的特点和过程，以“废话”妄加评论。

　　总之，地理科学、自然地理是客观存在。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述，对于地理学、自然地理，环境生态是十分有用的法则。“道法自然”，有各种理解。然而引入地理学、自然地理、环境生态中是有益、可行的。

　　为了地理学的长远发展，建议学科跟上时代发展，才能不断前进！

　　（谢永泉系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1957届毕业生，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