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施粤海关一口通商，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于干隆二十五年离开老家徽州婺源举家南迁广州，经营茶叶生意。祖父詹世鸾继承父业，成为成功茶商，并在广州西关十二甫购置西关大屋定居及入籍。詹天佑在光绪十年（1884）年底从福建福州船政局水师学堂被调回广州等待安排新工作期间编写的家谱，以及祖籍徽州在光绪八、九年间编修的《婺源县志》，都有有关记载。

　　《婺源县志》对詹天佑曾祖父詹万榜的记述是：“詹万榜，字文贤，国学生。庐源人。兄弟入榜居三。孝父极，意承志，事继母如所生。父殁家道中落，积逋甚多，分箸时父遗居室让之弟兄。典邻屋半间以居，贷资经商，独偿众逋数千。祖祠灾毁，率弟捐造。村落水冲，偕众修理。族某被洪水尸流无踪，给资访获，备棺殓葬。卒之日，萧然无半亩之植、数椽之庇也。乡之人无不垂涕。”对詹天佑祖父詹世鸾的记述是：“詹世鸾，字鸣和，庐源人。资禀雄伟，见义勇为，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金。壬午，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他如立文社，置祀田，建学宫，修会馆，多挥金不惜。殁之日，囊无余蓄，士林重之。”詹天佑曾祖父、祖父生活在清干隆、嘉庆年间，由记述可知，他们是先在家乡徽州经商，后到广东经商，经营主业应是茶叶，因婺源历来出产名茶。

　　詹天佑编修的家谱则对此作了更详尽的记述。在詹万榜的条目中记有：“公始来广东贸易。”在摘録伯父詹钰申请入籍当时管辖祖父詹世鸾自置房屋于广州西关十二甫的南海县的文书的记述为：“窃童祖詹榜，原籍安徽婺源县人，自干隆二十五年来广东省垣营生，因挈眷来粤，为童父鸣珂娶治属朱姓之女为室，生童等兄弟。嘉庆五年置大北门拱宸坊居住。是年祖父母身故葬北门外纱帽岗。童母于嘉庆六年（1801）身故，葬北门外飞鹅岭。迨嘉庆二十一年，迁居西门外十二甫，自置房屋。计自故祖居家粤城，今余六十余载。庐墓产业，在在可据。丙子年（1816）修造南海学宫，父捐银一百元，众绅士经收单据。”由此记述可知，詹万榜来粤经商始于1760年，是粤海关一口通商的第三年。这与上段所述《婺源县志》记述的詹天佑家族南迁经商时间——壬午（1822）有出入。笔者认为，詹天佑家谱记载的是家族最早来粤经商时间，此时户籍尚在徽州婺源，并经常有往返粤徽两地。而《婺源县志》记述的是詹家正式把户籍迁往广州的时间——詹天佑在家谱中还钞録了南海县衙对詹家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廿八日申请入籍状纸的批复：“南海县吉批：查核年份及各契与例相符，准尔入籍。仍候移明原籍知照，契发还结收，同收单存。”十一月廿八日的状纸获得批复，应该也到翌年——道光元年元月，再“移明原籍知照”，数省之遥，靠马匹、驿站传递，应也需要一年功夫，这样也就到了道光二年——也即壬午年，詹家也才正式把户籍迁到广东。两者记述没矛盾。

　　詹家是一个商户个体典型的迁移，而透过詹天佑编修的家谱，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口通商”政策下的群体的迁移。

　　詹天佑在自己撰写的家谱足足用了3页的页眉，密密麻麻地记述了爷爷詹世鸾与乡亲们在广州创立起的同乡互助组织的详情。早在道光四年（1824），詹世鸾就和在广州成功经商的俞冠芳、俞德隆、俞玉馨、俞兴泰、洪长馨、余林馨、俞冠英、滕碧乳、俞瑞兴、朱凝芳、俞广记、汪高源、齐大成、俞寿熙、董春园、汪忠增等16位乡亲一起，创立了名为“归原堂”的同乡互助义会：“道光四年起创（光绪八年入婺源志，是年会内捐银二百两赈家乡水灾）。孝祖世鸾公捐银同众乡亲设立一义会，名‘归原堂’。在广东设立义庄、义山，如有同乡之柩入庄停棺、义山埋葬，不用钱银。如同乡穷苦之人身故，议送柩金银十元。迨至咸丰年间，众会友公议，再加添送柩金四元，共送实银九两八钱正。如若不愿在广东葬者，议以十年一运，到家乡交回亲属自葬，运柩盘费会内捐银。另咸丰年间设立送度岁银与同乡之穷苦人，每大丁送银一大元，小丁银半元，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支送。会内各友之后人管理别人，毋得干涉银数。”也就是说，在道光四年，在广州至少有17位徽州婺源商人在广州成功站稳脚跟，并有能力帮助同乡。而归原堂这样的同乡会组织，就是他们在广州这个第二故乡对抗商业风险的自助、互助机构。他们虽然还没到十三行行商那个商人级别，但他们却是为这些行商提供茶叶。而这些商人的共同特点之一是：致富之后，不忘家乡，不忘做善事。

　　这些南迁贸易的商人群体，在光绪版《婺源县志》中也有记载。如：“叶上林，字启文，朗湖人。贡生。赋性恂谨。中年贸易岭南，家渐裕，自持俭约，遇善举则慷慨不少吝。杰坑、朗湖、新岭以及西云庵、永丰桥，皆独立修造。他如捐建祠宇、恤灾户、施棺木、造义渡，纷纷义举，至今称之。”“祝添涛，字汝安，湖村人。国学生。敦本好义。兄文爵素贸粤东，亏蚀难归。添涛竭力措办俾解旧逋。亲族贫难婚娶者，量为资助。祖祠倾圮，协众修理，不惜重费。居近河滨，输租置渡。病笃，检阅借券，力难偿者还之。”

　　干隆的一口通商令，使很多徽商转至广州经商。而一口通商，又恰好与欧美工业革命之兴起时间巧合。随后的几十年，新兴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千方百计寻找发展资金。这就使广州港的海上贸易达到空前繁荣的状况，广州一方面是国内优秀人才与优质产品的聚集地，一方面也是外国各类人才、科技、特产的到达港，成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的中心，促进了广东科技、工业、艺术、医学等方面的快速发展，这对于广东絶对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从今天的角度分析，及从一口通商的八十多年间历史实践检验分析，对整个中国的发展，却不能说是一件好事。

　　在当时海盗横行的年代，海上商船需要战船护航，干隆王从集中加强管理的角度，把四个海关关了三个，独留有珠江口虎门天险的粤海关一关海上通商，初衷也许是为了减少外国海盗、战船对中国京都一带和江浙国家粮仓腹地的干扰影响。但是，这样做产生了以下的不良作用：

　　一、 增加了中外双方的海上贸易成本。中国需要把货物从国内各地，通过陆路、水路运到广州，然后才在广州出口。同样，外国进口货物，也须通过广州水陆路交通转运至全国各地。撤销了的三个海关的周边地区，他们的货物进出口成本肯定要比撤销前高。

　　二、 被撤销的三个海关的周边地区，由于由直接贸易变成了非直接贸易，他们的产品需求信息也要通过广州才能转达，成本高了，交易量也必然少了。可能在历史统计的絶对数字上，一口通商粤海关年度贸易量有可能高于以往四海关的年度贸易总量，但不要忘记一口通商正是与欧美工业革命时间上是重叠的，欧美的需求增大了，如果仍是四口通商，贸易量应会更大。

　　三、加大地域防范距离的阻隔，只是使中国对外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瞭解渠道减少了，并没能阻隔住鸦片流毒，随后大量鸦片沿着漫长的中国海岸线走私进入。在实行一口通商的干隆二十二年时，中国的国力应该还是在世界经济强国的前列。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时，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被打败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时，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堪一击的弱国。因此，这是广州走向“辉煌”的八十多年，却也是清廷走向没落的八十多年。究其原因，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贸易门户、用鸦片走私毒害中国人民与掠走中国白银，这是重要原因。但是，由强到弱，应该还有自身原因。这就是清廷的盲目自大，不了解世界发展前进趋势，闭关锁国，不进则退，自食恶果。

　　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有识之士呼吁学习外国先进科技，“以夷制夷”。1872年，清政府终于组织了首批幼童赴美留学，詹天佑有幸名列其中，毕业回国后为祖国铁路事业作出了辉煌贡献。

　　这就是清代广州一口通商引发的詹天佑几代人的真实故事。

　　注释：

　　〔1〕 光绪八、九年重修《婺源县志》卷二十九，《孝友四》，第十一页。

　　〔2〕 清代广州之名称。

　　〔3〕 光绪八、九年重修《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义行八》，第十一页。

　　〔4〕 詹天佑：《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第23页。

　　〔5〕 因当时詹天佑祖父在广州西关十二甫置有家居房产，而当时管辖西关的是广州府南海县，故申请入籍南海县。

　　〔6〕 即詹万榜。

　　〔7〕 今属江西。

　　〔8〕 此非詹天佑亲祖母，詹天佑祖母是广州西关景云里杜朝翰的四女儿杜细姑，1823年去世，葬于广州黄埔长州岛。

　　〔9〕 詹天佑：《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第60页。

　　〔10〕 詹天佑：《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第62页。

　　〔11〕 指婺源。

　　〔12〕 此叶上林是否广州十三行商叶上林，尚待考证。

　　〔13〕 光绪八、九年重修《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义行八》，第十七页。

　　〔14〕 光绪八、九年重修《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义行五》，第十四页。

　　（胡文中，荔湾区地方志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