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英国柯拜父子在广州黄埔创建的柯拜船坞是中国近代最早外资企业之一。她诞生于中国被打开国门的年代，她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她是鸦片战争的一个真实缩影，她见证了中西制度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保护其工业历史遗产，可为中国现代与未来的发展引发出许多深层次的思考。

　　【关键词】广州黄埔　柯拜船坞　鸦片战争　制度文化

　　坐落在广州黄埔区长洲岛上的“柯拜船坞”人称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第一代产业工人诞生地。仅仅作为中国第一个石质船坞，已经历了140多年的风雨侵蚀。柯拜船坞诞生于大清帝国的国门被打开的那段如晦的岁月，她多舛的命运也见证了五千年的封建帝制文化与商业资本体制文化之间曲折复杂的交会与碰撞，同时本身也成了这段历史的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符号注脚。如今，这里仍然是一个造船企业——黄埔船厂的所在地，作为一个具有国家级文物价值的工业遗产，正受到史学界、规划界、旅游界以及军事界、政治界的人们广泛的关注。

　　  一、广州要塞外港码头船舶补给之地

　　英国人沃斯汀·柯特斯在他的《黄埔-船上岸》一书中曾详细记载了柯拜船坞的沿革历史。自从中英双方建立起正式的贸易关系后，以1699年到来的东印度公司商船“麦克斯菲尔德”号为开端，中方便开始在澳门正南端的凼仔岛上丈量船只，收取吨税。凼仔岛的西边有一个水深而岸窄的锚地（图1），其岸上设有中方的税局，幷且和澳门的内港一样拥有各类倾船、扫船及修船的设施。 这便是最初的船舶修造业。

　　干隆九年，（1744年）澳门同知印光任在首次颁布管理澳门番舶及番夷章程中讲到：“夷人采买铁木石各料，在澳修船，令该夷目将船身丈尺数目、船匠姓名开列，呈报海防衙门，即唤该船匠估计实需铁斤数目，取其甘结，然后给与牌票印照，并报粤海关衙门给发照票，在省买运回澳”。 居住在澳门的福建人是南中国最好的修船造船能手。他们很善于修理欧洲船只，这就使得欧洲船只由中国人来照看管理成了一个传统，而相比之下当时亚洲其它地区还是由欧洲船匠来负责的。

　　随着广州“独口贸易”地位的确立以及粤海关报关引水、检丈、纳税等法规的逐步健全，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需停泊在黄埔港，再履办出入口有关手续。于是，黄埔开始变得异常热闹起来。对于外国人（“番鬼”）来说，黄埔“满地是南京茶和茶箱，又充斥着肉桂、大黄和樟脑”。这里“最美的地方，到处是花园”。 “可怜的“番鬼”，全都舍不得离开！”美国人伍德在他的诗《你熟悉这片土地吗？》中曾绘声绘色地描 写了黄埔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的盛况。西方的“长袍”、“棉花”、“麻醉品”是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的交换货物。 “黄埔”是由一连串的岛屿组成，外国人租得的地方被称为“丹麦人岛”、“法国人岛”等，均坐落在通向广州的主要水道上。

　　在当时，停泊在黄埔港弯的外国商船经常有100多艘，绵延达3里（图2）。 1757年以后，广东的对外贸易除澳门有少部分外，絶大部分都集中在黄埔进行。鸦片战争以前，广州黄埔港对西方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对西方的贸易。

　　大量的船舶来到黄埔也使得船舶修理的中心由澳门移到了这里。这里有淡水补给，又有船舶修造业，加上清政府只允许外国商船在此停泊，如是黄埔热闹一时。

　　由于中国当局坚持不让修理船舶的船坞建在大陆而只准建在岛上。因此黄埔的这些船坞——主要是一些古老的泥坞，都建在靠近江边的岛岸上。这些泥坞可以承受一只十八世纪的巨舰。东印度公司的船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而停泊在黄埔的这些大船比世界其它任何港口都多。然这些泥坞的设施非常落后。不像英国的船坞主要是由绞盘将船舶拖入船坞，黄埔的这些泥坞却不管船有多大，一律靠人力拉。但这依然是东亚地区最好的船坞，因此那些受到了那些涉足远东贸易的诸国海军及商人的频频光顾。

　　当时这些泥坞都被声称归其所在地所属村庄的长者们共同所有。船坞的劳工，无论是否有技术都得由该村村民或其它有血缘关系或友好关系的人担任。实际上每个在船坞中干活的人互相间都是亲戚。村庄中有劳动力的妇女们则负责寻找一种专供烤刮船底用的特殊草料。这种草料往往和别的杂草混长在一起，比较难找。因此每个妇女都对她们割获草料的地点守口如瓶。和黄埔泥坞一样，草料收集也是一个有庞大组织的工作，它涵盖了至少四个辖区，许多船只穿梭其间为各个船坞运送草料。因此船坞业可说是一种特殊垄断性的以亲缘与家庭为基础的集体行业。

　　许多外国人都喜欢用中国的船匠。最早的皮毛商人之一的约翰·弥瑞斯曾于1787年将一些中国船匠带到了温哥华，在那里用当地的木料建造了一艘纵帆式帆船。另外，鸦片战争时广东水师为了防御英人而购买的一艘夷船“切萨皮克号”上就招募有黄埔的水手。由此可见黄埔人对夷船的熟悉。

　　黄埔的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了一百多年。直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

　　二、紫洞艇上的洋坞主与制度冲突的牺牲品

　　在鸦片战争这场拉开天朝崩溃的序幕中，中华帝国的军队一败再败。被迫求和，签订了打开国门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无疑对广州的震动最大，因为比起中国其它地区来，广州和外国人的接触无疑是最多的。

　　在五个条约口岸中，唯独广州是不愿为外国人敞开入城大门的。对此广东巡抚的解释是民众对夷人的敌意很深，一旦夷人入城，他很难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从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到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在这历时15年中，广州绅民反对外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843年，1845年，1848年，英方三次提出进城，但都受到了扺制，始终被拒之门外。特别是在1849年的反入城斗争中“有10万乡勇准备献出生命以阻止夷人入城”。当中英方代表在江中的夷船上谈判时，“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酋大惧”。而在广州城内，“当勇之夜出也，四城灯烛照耀，殆同白日枪硚声闻十里，首尾凡十旬……火点如乱星，诸夷结舌不能语”， “乃以罢兵修好请，自此不言入城事”。

　　而且外国人依然和以往一样被限制在珠江沿岸的旧商馆里。尽管在广州的外国人数目多了三倍以上，却被限制在一块大约只有二十一英亩的区域内。然而相对而言，黄埔地区的中国人仇洋的情绪稍微轻些。这是由于外国人在黄埔的存在事关当地许多人的生计。一旦外国人不来了，他们便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特别是对于这些主要客户是洋船的黄埔船坞。

　　尽管民众与洋人的矛盾尖鋭，但是广州与外国间的贸易依然在发展着。由于广州比起其它口岸来早已建立了相当好的贸易基础，具备一定的机构和较为齐备的设施，还训练了一批依附洋人的代理人。因此，通商一恢复，洋人便纷纷回到广州，外侨人数也迅速增多。到1855年时，已经有324名洋人在这里居住。正如马士所言：“在广州中国人和外国人经商的情绪都一样很强烈的；虽然上海把以往属于广州的贸易拉走很多，但留下来的还是很多……新的口岸只是创造了新的市场，并没有造成广州贸易的衰退。”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广州依然是各通商口岸中执牛耳者。”沃斯汀·柯特斯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人——他们避开了香港，依然选择旧的“澳门－黄埔－广州”的路径。因此黄埔的生意依然照旧。

　　在《南京条约》之前，尽管外船大班和外国官员跋扈骄横，但事情的决定权却还在中国人手中。外国人始终只能是“到访者”，不可能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业主。然而随着战败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人自信的逐渐丧失，这一原则在悄然中被打破了。

　　第一次发生这种变故是在1845年。该年停泊在黄埔的外国商船达到了302艘。9月时，“玛丽·伍德夫人”号轮船扺达香港，并开扺黄埔港下碇。1844年和1845年间，英国取得皇家特许状在东方经营航运的大英轮船公司，将航线由锡兰延长到香港。航行这条航线的第一艘轮船便是“玛丽·伍德夫人”号。这艘船是世界上最早的铁殻轮船之一，也是到达中国的第一艘铁殻商船。她的到来标志着英国南安普敦和香港之间每月往来一次的航线的开始。大英轮船公司为“玛丽·伍德夫人”号的中国处女航感到非常满意。在这之后，航线便逐步较大规模地深入到了广州。1846年便有两艘轮船开始从事香港经黄埔至广州的运输业务。1848年，大英轮船公司又专派一艘小轮船“广州”号航行于香港、澳门、广州间。同年10月，外商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香港小轮船公司正式成立。从此外轮频繁进出黄埔港。对此，《东西商报》有载曰：“列邦互市，轮船梭织，无论商船兵船，偶有损伤，势必驶到就近船坞重修。”因此为了给进出港口的轮船进行维修，同时为扩大贸易运输也需要添造船舶。因此，一项能为以轮船为代表的新式航运业提供服务的新式的修造船业便成为了迫切的需要。

　　大英轮船公司希望能保证他们从伦敦到远东的十四天邮递业务顺利实施。然而在航路途径的苏伊士运河地区没有相关的船坞保障设施，因此他们寄望于提高黄埔已有船坞的修造水准以适应这种要求。黄埔原有泥坞的工人也有一些修理明轮蒸汽船的经验，这些经验多数来自于修理外国海军舰船。但这点知识远达不到大英轮船公司的标准。为此大英轮船公司的代表们向泥坞的坞主们提出要求希望由他们派出的洋人来担任船坞的监修工作，否则就不再惠顾船坞的生意。

　　在《南京条约》签署之前，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中国官方肯定会对此进行干涉并对任何派来的洋监修进行驱逐。然而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这样做会被明令禁止，但官员觉得只要这样做不引起太大的麻烦，便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坞主，则出于不想丢掉生计，因此勉强地同意了。三百年来，到达中国沿岸的欧洲船只一直都是由中国人负责提供保障服务，从这时起，这种保障便处于了欧洲人的监管之下了。

　　大英轮船公司派到中国来的监修是一个苏格兰阿伯丁的高级船匠约翰·柯拜。他五十多岁，有着多年的船坞工作经验并受过专业的学徒训练。他性情平和，富有指导工作的才能，并因此被人称道。他于1846年的上半年携妻子来到了黄埔。

　　柯拜并不懂中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船坞的工作。因为那些坞主、工头、一些船匠以及很多周围的人都和洋人打过长期的交道，因此都会说皮钦英语。

　　柯拜是个很称职的监修人。他把船坞的水准提升到了大英轮船公司的标准。他因此得到了工人们的尊敬和爱戴，甚至被视作传奇人物。他所监修的船坞位于黄埔岛南端的一个叫做“提琴手角”的狭窄水道。而他则居住在一艘泊在正对船坞的江面的紫洞艇（一种船屋）上（图3）。之所以这样做是坞主出于自保，害怕一旦柯拜的出现遭到朝廷官员的反对自己担待不起——更何况柯拜还携有妻子在身边——更会是罪加一等。让柯拜住在船上就可以对官方辩解说柯拜并不是非法居留者而只是临时的到访者，这样也给了黄埔的官僚们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藉口。

　　针对外国商人，清政府曾制定了许多防范性的“章程”和“条例”。据统计，从18世纪三四十年代至鸦片战争的100年时间里，共颁布20多个重要“章程”和“条例”。如1759年的《防夷五事》，1809年的《民夷交易章程》，1834年的《防夷新规八条》等等。然事实上这些“章程”和“条例”并没有真正地完全贯彻执行，许多条文变为有名无实，形如一纸空文。正如当时到过广州的一位外国商人所描述的一样：“禁令只是记録在案，事情仍然照常进行”。美国人亨特在他的《旧中国杂记》中也形容外国人对于规章往往“满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和对我们作出的命令完全相反”。

　　柯拜在黄埔的工作没开展多久，他的儿子——约翰·卡杜·柯拜便也来到了黄埔。小柯拜也是个船匠，他很有创业精神，同时也是个现代化生产的提倡者。小柯拜认为父亲工作太受限制：尽管现在老柯拜是船坞的监修人，但是管理权却依然握在那些在小柯拜看来食古不化、只会成为现代化生产的阻碍的村庄长者手里。因此在小柯拜认为应该尝试着去租赁一些船坞然后将其完全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

　　对于柯拜父子后来租赁船坞及至自己建坞的建设资金，有国内材料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一方面用轮船公司应支付的修理费来支付船坞的租金和工人工资，另一方面老柯拜通过他所担任的大英轮船公司和中国船坞所有者经纪人的独特地位，一边向公司提高修船费用，一边又压低船坞佣金和工人工资的手法来得到的——就像当年一批闯入中国土地上的“冒险家”巧取豪夺而成为暴发户的洋人一样。但在沃斯汀·柯特斯书中的记録却不同：

　　首先是在到达黄埔几周后，小柯拜和一个美国人詹姆斯·罗欧结为拍档。他们一起合伙“租赁”了一个地处黄埔岛尾端、离老柯拜工作的泥坞不远的船坞。他们合作了九个月。之后罗欧出走，并带走了资金。小柯拜失去资金后撑了不到一年便被迫宣布破产。罗欧后来自己租赁了一处船坞，成为第一个做出尝试的美国人。

　　罗欧租赁的船坞归坞主阿蒙所有。阿蒙在黄埔是个很有份量的士绅。他是坞主中最富有的一位，拥有多个船坞。罗欧认为自己作阿蒙的承租人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为其打工的雇员而已。于是一年后，罗欧把事业转移到了长洲岛，在那里他建立了丹麦人岛船坞公司。

　　小柯拜尽管破产，但却得到坞主阿蒙的欣赏。他帮小柯拜偿清了债务，并要小柯拜来管理他手下最主要的一个船坞——木质的黄埔干坞，也就是日后的“柯拜船坞”。 

　　该船坞的所在地位于长洲岛上黄埔水道与新洲水道的会合处。岛上的长洲村建于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长洲以曾姓为多，其次为邓、周、林、倪等世袭姓氏。其中曾、邓、林姓氏建有宗祠。按沃斯汀·柯特斯书中对阿蒙的描述来看，他很可能属于岛上的这几个大姓之一。

　　六个月后，阿蒙去世。根据他死前留下的字据。他的土地分给了他的子孙。而黄埔干坞则被赠予了小柯拜。阿蒙将船坞遗赠给小柯拜并不违犯中国的法令。因为中国法律的制定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这实际上等于是小柯拜钻了中国法律的空子。

　　小柯拜对船坞进行了改造，将其建成第一个石质干船坞。这个船坞被命名为“柯拜船坞”。该坞用的石料为花岗岩。坞口设有浮阀门。全长300呎，坞口宽75呎，能进入吃水17呎的船舶。在船坞后面的小斜坡上，还设有一滑道，供造新船下水时放绳索滑入坞内。造价估计约7万元。

　　皇家海军、大英轮船公司以及其它一些当时第一流国际船舶业的船只都成为柯拜船坞的常客。当时英国轮船到远东的航程日期已大大缩短，船舶进坞修理周期也愈来愈短。修理量的迅速增加也扩大了船坞的利润。

　　除了船舶修理外，小柯拜还开办了造船业务。第一艘下水的是1856年春季的“百合花”号，总长54米，宽67米，排水量约1000吨。 这艘船也是当时在中国建造的最大的外国轮船，中国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可与之相比的船只出现。此后他还建造了一艘小型蒸汽船“奇迹”号，用来开设一周三次往返香港和澳门的航线。由于有了蒸汽船，因此运费比起其它竞争者来要低得多。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小柯拜又建造了两艘蒸汽船。

　　有些资料认为柯拜船坞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及第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厂，早上海江南机器局20年，是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但是，早在1843年2月7日英国人林蒙船长便在香港东角地方开设有林蒙船坞。香港殖民政府直到1843年6月26日中英《南京条约》正式换文后才宣布成立。在此之前香港在法律上仍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严格算来林蒙船坞才应当是中国的第一家外企。但无论如何中国近代船舶修造业都起源于黄埔长洲、深井一带的黄埔泥坞，开设于外国人开设的花岗岩船坞。这里也产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以及第一个工会。

　　从中国业主手中“租赁”船坞营业，然后自己则作为“临时过客”住在江中的船上——柯拜父子开创的这种“模式”很快得到了大批的追随者。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汤马斯·肯特建立的旗记船厂，英国人建立的于仁船坞公司。到1852年，黄埔形成了柯拜、旗记、于仁三家大型船厂。以至后来形成了这三家船厂共同垄断黄埔的船舶修造业。那些住在江上的洋坞主们甚至还组成了社区。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所有的黄埔船坞都被置于了洋人的经营之下。

　　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在政府的眼皮地下大搞船舶修造业，而清朝官员却并没有对此多加干涉，其原因还是在于船舶修造业其本身的性质。就市场导向而论，外资的船舶修造业属于“自给工业”，即在中国的洋人为其本身需要而创办的工业。1841－1894年间洋人在中国所办的自给工业共有49家，其中船舶修造业就占了25家之多。对于这类工业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太多的拒斥。直到其后洋人逐渐发展与中国外销品有关的工业，才开始受到中国方面的扺制。此外中国抗拒的外资工业，主要还是使用机器大规模进行的工业，早期对小厂的限制并不多，故在1895年以前，洋人能于各地建立工厂百余。由此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兴厂创业早在《马关条约》之前便已经小规模地出现了。这种在外企中产生的外国雇主与中国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构成了近代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全新中外关系。洋人以往连轿子都不准乘坐，如今成为了中国土地上的老板，这不能不说是对夷夏大防的一个突破。

　　     三、造船事业的兴盛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怯难

　　就在柯拜等外国商人在黄埔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洋人与广东民众的矛盾却愈演愈烈。鸦片战争爆发后，广东各地的绅民纷纷组织团练和乡勇，以图抗拒。各种反对洋人的揭帖被到处张贴：

　　“英夷生长在化外之地，邪恶之乡，兽面狼心，面目似虎，狡诈如狐……”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给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广东民众与洋人频繁地发生冲突。在广东，洋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被民众的刀叉、石块和谩骂所包围，可谓寸步难行。

　　在1841年的三元里，西方文献形容有113个村庄的所有16到55岁的男性都加入了驱赶洋人的战斗。

　　1842年12月7日，外国水手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导致“观众不平，渐聚渐众，重入馆内……馆内什物，捣毁一空，夜复举火焚之，官方派兵弹压；惟民众巨万，大呼杀贼，水车赴救者，皆被阻止之……”以致于夷馆区的义和馆、集义馆和保和馆皆被烧毁；

　　1844年6月广州发生针对美国人的骚动；

　　1845年3月英国人在广州墙上被殴打；

　　1846年6月2日，英国海军吉发德中校和其他几个英国海军军官在黄埔的岸上散步和打鸟，被一群人用石块投掷；

　　1846年7月8日，广州城又发生大批民众攻击夷馆的骚乱，起因只不过是因为一位英国商人康吞与一名中国的水果贩子发生争执，而事件却导致了三个中国人遭枪击身亡，另有六人受伤。在美国人的《澳门月报》关于这次暴乱的报告这样记録了广州民众对洋人的痛恨：“石头砖块，象雨点般……大批流氓拆毁围栏和大门，狂叫大喊，类似一群恶魔......暴徒所到之处，所有外国人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受到袭击，暴徒把石头猛烈地掷向外国人和美国商馆的窗户......飞石四处横飞，暴徒呼喊狂欢之声比前高涨……”

　　1847年12月5日，六个英国青年在黄竹岐被杀害；

　　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胜利”，使粤民反对洋人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1856年10月8日，广州发生了“亚罗”号事件。这在中英关系史上并不算是很大的冲突，可英国公使包令、英驻广州领事夏巴礼却乘机生事，一味扩大事态。10月22日，英国驻东印度区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率英舰炮击珠江上清军炮台，拉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

　　黄埔的居民并不都像阿蒙以及柯拜忠实的仆人们般对洋人充满好感。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广州的反入城斗争相呼应，黄埔掀起了反租地斗争。从1843年开始，英公使多次要求租黄埔长洲，用以设立圩市，建造衙署，但都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的反对。乡绅民庶揭帖严辞抗议，让广府官员深感压力，不敢答应英方的要求。

　　而后，随着中英之间再度的开战，黄埔的民众也投入到了斗争中。史书对此多有记载：

　　“英人于黄埔地方竖一枝大旗，黄埔之人于夜间将旗绳割断，以致颠仆。”

　　“黄埔地方有英国商船在岸上修补，夜间，有一队乡勇逾山而来，船主带兵百名，上岸查访。至一村，不见一人……不料乡勇伏于隐僻处，内藏炮台，忽放炮弹，英兵伤者六名，船主亦受伤……”

　　“‘英船在内海，必需雇引水领路……乡民假装济夷伴艇，作为内应，配合各队水勇火船，出其不意，纵火焚烧夷船。’英船被火攻以后，不敢停泊一处，“每日东漂西泊，莫定行踪，夜更游弋不停，深怕我兵复用火船往烧’。”

　　战火的蔓延也让柯拜遭了难。1856年12月20日下午5点，一只中国人的舢板靠上了他的船。上面的一个水手声称他这里有一封必须要亲手呈交给“柯拜大人”的信。老柯拜当时正在艇的上层与妻子散步，听到下边他已出嫁的女儿在喊他，便走到船下层没有栏杆的入口处来接信。然而，当他一伸出手去，躲藏在舢板中的六个大汉忽然一跃而起，拽着他就往船下拉。他的妻子和女儿一看不好立刻跑过来死抱住他的腿试图将他拉回来。经过一番拼死的挣扎，老柯拜还是没能挣脱，被拽上了舢板。小船载着他，以最快的速度向广州驶去。柯拜的女儿跳上了一艘平底船，在两个中国仆人的帮助下拼命地追赶。然而直追到夜幕降临都没能追上。无奈只能放弃回到艇上。从此再没有人见过老柯拜，或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老柯拜的遇袭据信与广东当局悬赏捕杀英人有关。在10月27日西马縻各厘下令炮击了广东巡抚的衙门后，叶名琛便于第二日发出声明，号召军民人等“同心协力，灭此跳梁英奴，不论在岸上或其舟中，遇则杀之，每杀死他们一命，可照先例得赏三十元，携人头到本衙门，一经验明，当即给赏”。而到了11月25日官方的赏格更是被增加到“凡生擒英夷一名，给赏一百两，‘斩下夷人头颅一具并将人头送呈当局者’，给赏一百元，生擒“汉奸”一名给赏五十两。”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便提出过类似的赏格。《中国丛报》便曾记録下迷途的英人遭人斩首领赏的情形。

　　赏格的出现激起了广东各地袭击洋人的行动：

　　12月5日，一个水兵被杀，他的头被南宾乡的非战斗居民拿走。

　　14日发生了中国人毁坏外国商馆的事件。“粤民守城者见英人猖獗，咸思泄愤，于是积薪灌油，毁英人洋行六”；

　　22日，蒸汽邮递船“希斯托号”遭到广东乡勇的袭击，侥幸逃脱。但这艘船最终还是在12月30日正午遭到了劫夺。“船上所有外国人都被杀……十一个人的头被切下，幷且把船搁浅焚毁。无头尸体后来在轮船的残骸中找到”。

　　后来，由于一时得不到兵力补充，1月初西马縻各厘下令英军舰队暂时撤退。正在黄埔船坞进行修理的军舰纷纷撤出。军舰还没有完全撤出,那些居住在江中船上的洋人便遭到了杀戮和割首。就连丹麦岛上的美国人墓地也被刨开，里面尸体的头部被纷纷取下，然后被拿到广州换取赏钱。哥伦比亚人唐可·阿尔梅洛在他的见闻録《穿过鸦片硝烟》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的反击：“（中国人）像捕猎犬似的扑向欧洲人的库房和其他财产，瞬间抢掠一空，并将据点彻底摧毁。仅是库伯先生和托马斯·亨特先生新近建造的码头以及那些大名鼎鼎的海军建筑物，就值30万比索，亦难逃厄运……所有留在上述建筑物里的欧洲人，悉数被惨无人道地杀害。”

　　黄埔洋人的船坞也遭到了乡勇龢民众的破坏和焚烧。柯拜船坞遭到了严重破坏。破坏者们撬起船坞的船壁和台阶上的岩石，推落坞底。同时大量毁坏船坞的各个设施。几个小时后，中国唯一的花岗石干坞就此不能再使用了。破坏者的行列中有许多是那些曾经帮助建造船坞的工人。

　　在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各阶级的广东民众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仇外情绪，一再发起攘外运动。这种仇外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夷夏之别”这种传统观念无疑是这种观念产生的根源。长期以来的闭塞自大在国人心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洋人带来的先进事物无疑狠狠地敲打了这个迷梦。这就严重冲击了当时中国人的内在准则。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只能想尽办法让自己回到迷梦中。就犹如那时的文人刘东序在反英的诗中写到的“此日挥戈潮并射，河清还我旧升平” 那样，他所要的只是重新回到过去的旧的华夷秩序中。然而这却注定是不可能的。因而民众由此造成的心理碾压便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对外心态。使人们只能将这种碾压的痛苦转移到对洋人的雠恨中。

　　现实生活中洋人的暴行又进一步刺激了这种雠恨。英军奸淫掳掠，洋商卖鸦片、贩“猪仔”、恃强作恶。最令民众愤怒的是洋人挖掘先人坟墓的行为。这成为了三元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洋人在战后也处处以“高等民族”自居，傲慢、无视中国传统。《夷氛闻记》便曾形象地描绘了洋人跋扈的神情：“夷众益无约束。往往挟鸟枪，或袖小枪……远及四乡游泊……恒登岸弹取鸟雀。村民妇孺聚观，言语不通，疑为嘲弄，动至角口，夷必以枪凝之，民畏之急走避，如是不知其几矣”。另外，洋商的到来，无疑也是对中国的一种经济侵略，带有殖民主义的性质。特别是各类条约的签订，损害了很多本地商民的利益。

　　此外，比起其他口岸的周边地区来，广东民众仇外情绪的格外激烈还跟广东地区的民风有关。据《中西纪事》载曰：“粤东义勇，犷悍成风，当夷人未扰之先，械斗抢劫之案，层见叠出”。彪悍的民风可能受到了尖鋭的阶级矛盾，以及人口压力的影响。当时广东省是全国土地最紧张的省份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仇外无疑成了一个很好的宣泄途径。许多亡命之徒，时称兵，时为盗。夷人来犯便聚“以有名之师，报不共之仇”，以“清浇猛暴之气”。待到“抚事既定，义勇无所得饷，则去而为盗。”甚至在广州驻守的兵勇还发生过大肆的内讧。正可谓“内讧外患之交乘，而粤事日棘矣”。

　　另一方面，广东民众中却依然有大批被清方文献斥之为“汉奸”的人。他们在战争中或多或少地给英国人提供了帮助：

　　早在林则徐下令禁烟，将英人赶到船上。然而不少“奸民”却为之提供蔬薪粮水等接济，只图获利。战争中也是如此，许多“汉奸”为英军引水，偷买口粮，供给淡水，煽惑民心，刺探军情，出卖情报，充当苦力，从事运输。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就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这些人无疑为英军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当局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加上无法战胜英军，于是便对这些人进行了大肆的捕杀。有廷寄着令奕山：“广东沿海各处，汉奸充斥”，一经抓获，“即行正法，以示创惩”。在鸦片战争中，大批帮助过或者仅仅与英国人有过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人遭到扑杀，仅在三元里一地便有1200名死者。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柯拜船坞的船工会加入到破坏自己船坞的行列中来。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在愤怒的人群面前表明自己的清白，以保住性命。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广东社会内乱与外患交织相伴，一直处在剧烈的矛盾的撞击之中。因此也造成了广东民众截然相反的对外态度和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柯拜父子在广东的经历就是这种复杂关系的真实反映。此时的中国民众还不拥有近代民族意识，他们在对待外人的叩关而进行的反抗一开始就走上了极端主义的道路，一方面是盲目的排外，一方面却是为私利而弃大局于不顾。而更多的人则是如《旧中国杂记》中所描写的那样，只会挤在房顶和大街上麻木地观看开进广州城的英军队列。

　　       四、柯拜船坞的最后归宿

　　小柯拜在黄埔的大火中逃过了一劫。他来到了香港。不久，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咸丰十年，小柯拜从清政府手中获得“赔偿款”银12万两。

　　他将这笔巨款拿来重建柯拜船坞公司。经过扩建和添置设备，两年后，重建的柯拜石坞竣工。该石坞长550呎、宽70呎、深17呎，设有两道浮门，可供两艘船同时入坞使用。在当时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船坞”。此外，柯拜还建有一座木坞和两座泥坞。后来，柯拜还和旗记老板汤马斯肯特合资建了另一座花岗岩石坞——録顺船坞。

　　1863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这公司挟其雄厚的资本和政治势力，十余年间陆续吞并了香港、九龙和黄埔的各船厂而形成了长期独占的局面。不久小柯拜卖掉了船坞，离开黄埔返回了苏格兰。

　　如今在柯拜船坞东侧的山边，还竖着一块刻有“V·R·”及“1867”字样的石碑。黄埔造船厂工程师刘鉴淙认为“V·R·”为拉丁文“Victoria Regina”,即“维多利亚女皇”的缩写。1867年正是英商在黄埔经营船舶修造业最旺盛的时期，岛上所有的修造船业已为他们垄断。

　　柯拜船坞后来遭到了废弃，文革期间“深挖洞”挖出来的余泥填掉了四分之一。如今遗址坐落在广州黄埔造船厂的办公楼旁。

　　柯拜船坞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段发展历程。他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激烈碰撞和交融后的产物。柯拜船坞的兴废正是这种激烈碰撞的体现。他是外国势力闯入中国的标志，同时也是先进生产力到来的象征。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走向近代化已是不可阻挠的趋势，与其用传统的手段抗拒，不如敞开来接受这种载体所带来的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才是其积极意义所在。

　　注释：

　　〔1〕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2〕马建和《近代黄埔的外资船舶修造业》,《岭南文史》,1988年01期 

　　〔3〕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4〕参看：程浩 编着《广州港史》第一章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吴家诗 主编 《黄埔港史》第四章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5〕『美』威廉·C·亨特 着 冯铁树 译《广州“番鬼”録－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第82－84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6〕注：即长洲岛，西人称为丹麦人岛，丹麦水手曾在岛上活动，故命名。18世纪中叶后被做为英船设立堆栈及水手上岸游散之地。－据《广州“番鬼”録》第10页 注2

　　〔7〕汪敬虞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38页

　　〔8〕 程浩 编着《广州港史》（近代部分）第79页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

　　〔9〕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6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10〕 同上 P8

　　〔11〕 『美』威廉·C·亨特 着 冯铁树 译《广州“番鬼”録－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第109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参看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广州反入城斗争三题》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13〕 『美』魏斐德 着，王小荷 译 《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04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4〕 『清』夏燮 《中西纪事》第168页 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15〕 『清』杨廷枏 《夷氛闻记》第165页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6〕 『清』夏燮 《中西纪事》第168页 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17〕 『美』马士 着，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402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8〕 朱晓秋《对广州反租地、反进城斗争的几点认识》

　　〔19〕 『美』马士 着，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399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20〕 同上 第397页

　　〔21〕 中国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广州的洋行与租界》第17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0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23〕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广东省志·船舶工业志》第53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24〕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120页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5〕 程浩 编着《广州港史》（近代部分）第82页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

　　〔26〕 转自 孙毓堂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一辑》上册 第4页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7〕 吴家诗 主编 《黄埔港史》第186页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28〕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1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29〕 Austin Coates的原文如此。外国人以往一直被严禁携带女性来华。1845年《五口贸易章程》换约后签，外国人被允许携带家眷来华。 据王铁崖 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57－65页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9月

　　〔30〕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2－13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31〕 吴家诗 主编 《黄埔港史》第113页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

　　〔32〕 同上 第115页

　　〔33〕 『美』威廉·C·亨特 着 沈正邦 译 章文钦 校 《旧中国杂记》第3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34〕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4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35〕 丘传英 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第86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36〕 广州市黄浦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广州市黄埔区志》第134页码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37〕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4－16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38〕 马建和 《近代黄埔的外资船舶修造业》，《岭南文史》，1988年 01期 

　　〔39〕 辛元欧《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史》第21-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0〕 同上 第22页

　　〔41〕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20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42〕 长洲镇地方志办公室编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镇志》第6页 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43〕辛元欧《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史》第22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4〕 王铁崖 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3页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9月

　　〔45〕 据《中国丛报》第10卷第350－351页载，香港早在1841年6月便开始公开卖地。

　　〔46〕 《到黄埔去》第84页 第99页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

　　〔47〕 李允俊主编 《晚清经济史事编年》第60页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8〕 马建和《近代黄埔的外资船舶修造业》,《岭南文史》,1988年01期

　　〔49〕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15－1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50〕 张玉法《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第60页 台北：桂冠图书股分有限公司，1992年

　　〔51〕 同上 第79页

　　〔52〕 同上 第35－36页

　　〔53〕 参看『美』魏斐德 着，王小荷 译 《大门口的陌生人》第一、二篇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4〕 FO228/61，英国人番夷的“公告”，快件8，附件1，1846年1月21日 转引同上书

　　〔55〕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转引同上书

　　〔56〕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350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57〕 姚薇元 《鸦片战争史实考: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第181－182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58〕 『美』马士 着，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403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59〕 同上 第407页

　　〔60〕 同上 第408页

　　〔61〕同上 第410页

　　〔62〕 同上 第416页

　　〔63〕 《澳门月报》一八四六年七月 十五卷七期第六篇 选自 广东省文史研究室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4〕 『美』马士 着，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427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65〕 『清』夏燮 《中西纪事》第177，179页 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66〕 长洲镇地方志办公室编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镇志》第205页 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67〕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24－25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68〕 另有资料认为老柯拜被掳是因为他是挑起战争的夏巴礼的亲戚。见 龙莆尧《紫洞艇上的洋坞主》，《南风窗》，1992年05期

　　〔69〕 『美』马士 着，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466－467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70〕 同上 第472页

　　〔71〕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392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72〕 『清』王之春 着 赵春晨 点校 《清朝柔远记》 第262页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3〕 『美』马士 着，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473－474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74〕 （哥伦比亚）唐可·阿尔梅洛 着 郑柯军 译 《穿过鸦片的硝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75〕 Austin Coates，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P26－27 Hongkong :Whampoa Dock Company Limited,c1980

　　〔76〕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第113页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77〕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10页 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78〕 《中国丛报》有关于英国人开棺研究中国人墓葬的记载，参看：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396－397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79〕 『清』杨廷枏 第147页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80〕 王化三《鸦片战争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对广东地区的经济侵略》，《岭南文史》 1986年 02期

　　〔81〕 『清』夏燮 第173页 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82〕 参看『美』魏斐德 着，王小荷 译 《大门口的陌生人》附録一《人口压力》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3〕 『清』夏燮 《中西纪事》第173页 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84〕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10 P421 Marco or Canton,c1832-1851

　　〔85〕 同注33

　　〔8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卷十 第278页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3月

　　〔87〕 同上 卷二十九 第1038页

　　〔88〕 广东一个叫做布定邦的买办因为英人提供淡水遭到了当局逮捕，见《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 『美』郝延平 着 李荣昌等 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9月

　　〔89〕 见《吴其睿奏访闻英人遣汉奸赴连州南雄一带煽惑片》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卷二十五 第907页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3月

　　〔90〕 同 注37

　　〔91〕 『美』马士 着，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第545页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9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卷二十九 第1038页 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3月

　　〔93〕 参看『美』魏斐德 着，王小荷 译 《大门口的陌生人》第一篇第四节《我们中间的汉奸》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94〕 『美』魏斐德 着，王小荷 译 《大门口的陌生人》第51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95〕 『美』威廉·C·亨特 着 沈正邦 译 章文钦 校 《旧中国杂记》第212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96〕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州市志．卷五》(下)第144页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

　　〔97〕 马建和 《近代黄埔的外资船舶修造业》，《岭南文史》，1988年 01期

　　〔98〕 孙毓棠 《抗戈集》第8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杨幸何，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