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东十三行是中华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关键点，这里曾经是商行帝国，富甲天下。然而十三行行商的后人们却“巧合”一致地选择了弃商的道路，这是一种历史创伤记忆的潜默指引，也是岭南民性和中国传统贱商重文意识作用下的结果。

　　【关键词】历史境遇　创伤记忆　岭南民性　传统意识

　　央视在《帝国大商行》这套纪録片的开场白中，曾经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团作过一个让人深思的比较：晋商以经营票号博得历史的青睐，千载皆以“智”“勇”之词刻写其商业文化；徽商操办盐业，掌握这一个被所有人认为是“肥缺”的行业，赚取金钱之外，也扬了天下之名；而广州十三行行商，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在中华历史的转折期坚持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商界的“执着”与良知，但却“被历史严重忽视乃至扭曲”〔1〕P3，在岁月的沉淀中无声地背负着鄙视与丑化。究竟何至于此？同为商团，十三行商人被记録的不是他们对外经贸的智慧，不是在国难中表现出的民族大义，不是与洋人及清廷往来中展现的大气，而是用功利、奸诈、老到等许多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填充的岁月遗痕。究竟时间，在这片南方的土地上积淀了什么？而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十三行商业群体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始困扰着人们，十三行的后人大都选择了弃商之途，或从文，或从政，已不与经商发生任何联系了。一个极盛的商业帝国，其后人却不约而同地毅然走出商圈，这是极不寻常的“巧合”，这其中，当有着某种文化的潜因，值得我们深思与探讨。

　　                       历史境遇

　　十三行商人是一个遭遇时间尴尬的商业群体。在中华史册上，似乎从未有一个商群会像他们那样要去应付如此多的世界性变化。当然，这些可能是机会的涌动，但也可能是灾难的伏笔。“一口通商”、对洋商贸、鸦片倾销……这一切一切前人不曾想象的商业问题，却一次性地被广州这个小小的十三行遇上了。

　　与其说这是宿命在中华商贸史上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还不如说这是历史逻辑在默默地演化着一场既定的革命。

　　要研究十三行后人弃商的因由，首先必须瞭解十三行行商“前人”们在当时的处境，即其所处的“历史现场”。屈大均在其《广州竹枝词》中曾经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之句，这是关于十三行的最早文献记録。十三行，作为清廷对外商贸“惟一得到官方承认的外贸代理商”，按理而言，他们应该是捕捉到一个千载机遇，可以受清廷保护又垄断对外商贸，两边获利成为天之骄子。但现实是否如此？答案是否定的。谭元亨先生在其《帝国大商行》中曾这样概括十三行商人的生存状况：“而十三行行商，所谓身兼二任，一被称之为‘官商’，须官府批准，才担当得了，自然少不了官的背景； 一被称为‘洋商’，因为须同洋人打交道，而且全权经营洋货的贸易，而且还得为外商作担保。这两重身份，似乎二头兼利，却又二头受挤”。

　　这确实说到了十三行商人的尴尬局面。“兼二头之利”，成就了他们的商业帝国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册上成为开篇功臣；而“受二头之挤”，却似乎才是他们当时境况的重点，也是这场商行悲歌的导因。

　　以下，笔者欲从两方面回归当时十三行商人的“历史现场”，分析其所得之“利”，与所受之“挤”。

　　首先，是他们与清廷之间的微妙关系

　　1757年，干隆颁下“一口通商”的上谕，结束了从1684年开始的四大海关对洋通商局面，把对外贸易集中于广东。这个政策的变动让中国的对外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道上谕是这样：“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如此办理，则来浙番船永远禁絶，不特浙省海防得以肃清，且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

　　这里，清政府说的很明白，“一口通商”的原因有二：一为海防，二为广东及周边地区之经济。广东沿海多有礁滩，水道崎岖，不比浙江可以长驱直入，一口通商之举当然可以减少帝主对外商觊觎中国商贸乃至版图所带来的烦忧，但另一方面，朝廷对十三行如此特别照顾，更重要的原因是广东的收入与天子之间有着不可言说的关系。

　　一直以来，广州被历史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个评价并不是凭空的砌词，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的确是清朝皇帝们的一个私人“小金库”。由于广州临近海岸，外贸通畅繁盛，而且这里的商人有着比较正式的行规纪律，组织性强，对洋贸易成为天下之先，于是，朝廷中天子后妃、皇宫大臣们对舶来品的需求任务便完全落到了广东督抚、粤海关官员等人身上。对于这些官员而言，任务的完成又转嫁到对十三行洋商们的高压政策上。所以，当时的十三行商人不仅要应对着对洋贸易，而且要承接着对朝廷贡品的采购任务，稀释着西洋进入中土后在朝廷权贵中带来的洋货热潮。据史料记载，干隆曾下谕粤海关有采买贡品“皆可不必惜费”之言。1751年，粤海关监督唐英花费3700两为万寿节采办的一批洋货，不但不得皇上赞许，更被批示“采办贡物，理宜拣选头等品物贡进。嗣后务必采买京内少有西洋稀奇物件。”这份圣谕言语之间甚有不满之意，可见当时朝廷对广东进贡的要求之严，及粤官员所承受的压力之重。而这种压力，也“理所当然”地转到十三行商人们的肩上了。所以“在干隆年间，十三行每年进口洋货上千件，其中有一半左右由广东官员作为贡品送入皇宫的”。

　　当然，除了以贡品形式对朝廷作的物资性满足外，十三行的商贸也与皇帝在金钱上有所挂钩。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巨额金银，而这笔钱连内务府主管财政的广储司也是不能插手的，必须由皇帝直接监控。由此可见，粤海关的收入已经成为皇帝的私人储备，而皇帝对这里商贸的关注也必然备增。作为粤海关重要收入来源的十三行商人其实在这段历史中已经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纯商人的角色立于经贸舞台上，他们更是关系着朝廷、关系着对洋关系的重要“临界点”。在清朝这个特殊的年代中，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占据着当时政治生活的一个很大的部分，而十三行商人是洋人进入中土所面对的第一个群体，也是接触最为频繁的一个团体，所以那时的十三行商人代表的，已经不只是中外经贸往来的中介，而是清政府给予世界的第一个面貌。

　　所以，站在这个“临界点”上的十三行商人，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空前的，特殊的，他们那种被迫周旋于官商之间、中外之间的尴尬场面，实际上也是中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崭新局面的衍生物。当时的清政府为了得到丰厚的财收以及和洋人打好关系，对十三行商人们采取“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方式，其要求是近乎苛刻的。行商们不但要经营好自己的生意，而且要调解好外商与官商之间的关系，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二者都必须兼顾。同时，为了应付官府的敲诈勒索，行商们有时候不得不向政府或洋商们借贷，又设立行佣基金，这个基金实质上就是用于应对官府欺压的。而且，当时清廷规定，行商是不能自由辞退的。可以说，他们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也遭遇抢夺了，即使深受压迫难以承受，也只能代代延续地哑忍下去。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指行走活动的自主权，而是人对自己生存所依赖的职业行当的最基本选择权利。政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证粤对外贸易的畅通，但更重要的是便于他们习惯性地敲诈。而最令人寒心的是，十三行从1745年开始就实行了保商连坐制度。“连坐”，这个充满了血腥气味的历史名词竟然在一个商行里出现，作为这里的最基本管理制度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实行行与行的互保，万一其他商行出现欠债、欠税、破产或发生政治纠纷，其他商行就必须共同承担。在这种制度之下，当时行商们都噤若寒蝉，特别是一些大商行，经常出现了事故他们都要作为领头出面弥补解决。例如在道光四年，当时名震四海的天宝行就为麦同泰行（ponequas hong）的破产案所拖累，损失惨重，“几乎把经官拖倒”。这样一来，在十三行商人们也就不是一个个独立个体，不仅要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还必须受他人的活动牵连，他们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无怪乎潘启之孙潘正亨曾不无自嘲意味地讲出“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之言。在外人看来，这句话是不可思议的，富甲天下的十三行行商之首怎么会不及一只最低下的畜生？但时人只见表面的风光，对这些行商们的辛酸又能知道多少呢？这句看似玩笑之语，事实上却包含着这个商行帝国的百年沧桑与无奈，这大概也是十三行商人们在经历风雨劫难后一句最贴心嘲讽吧！所以，后来十三行商人们都不许子孙继续经商，其实也就是因为那一片浓厚的历史阴霾在时间裂缝中仍然继续笼罩着这些曾经富甲天下的家族。

　　第二，是与洋商之间关系。

　　在干隆一道“一口通商”圣谕以后，十三行成为了中华对外通商的独口贸易点。对于长期处在闭关锁国高压政策下的清朝经济体系而言，这个对外商业点的开设无疑是一次“战战兢兢的冒险”，而同时，由于十三行这个特殊的经济地位，使其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就了这个一时暴利的商行集团，其富有程度可能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当时在粤商中曾流行“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百货通洋舶，诸夷接海天”的谚语，老广东亦有诗曰“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壕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诗人的用词“鳞次”“堆满市”“香珠银钱”“火布羽绒”等无不是极尽奢华之语，所反映的，正是在中外商贸文明的交汇中这个弹丸之地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容纳性，及由此带来的“富甲天下”之景。张问安也有诗言“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像这样的描绘记载数之不尽，那种商业都会的繁盛景象在诗词传诵之间仿如重现目前。在1822年的大火中，有人形容“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水熄结成条，牢不可破”，但其实这时候的十三行已经是走向衰落的了，可以联想到，在其极盛之时，富庶程度又当是何如！

　　但是，正如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十三行的“独市”其实也让这里的行商们在收益丰裕之外又饱受着来自洋人的压力。对于清代商人而言，对洋贸易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是一个危险的旅程。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都是没有历史前人可以借鉴的，所要面对的客人都是与自己的国家民族迥异的，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异邦”。而由于中西文化的高度差异性，让他们的商贸交往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清廷的闭关政策也让国家长期积弱，政府官员对洋人深为忌惮，很多时候裁决都会向他们倾斜。另一方面，也由于清朝一向把对洋经贸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不是单纯的经济往来，而是“招徕远人，宣扬圣德”之举。“清帝在中外纠纷中，往往喜欢扮演一种‘朕统万方，天下一统’的裁判角色，为体现出怀柔政策，甚至多偏向于外方”，这实际上让十三行洋商们在对洋经贸中与洋人并不是处于一个持平的基准线上，地位的斜向使贸易往来有着更大的危险性，事实上，这也确实在后来让十三行商人们屡屡吃“哑巴亏”。就像:

　　1780年，泰和洋行颜时瑛、裕源洋行张天球等4家欠外债高达380万元。他们原本借的实数仅为107万元，经过利滚利的折腾，竟然翻出3倍多。……此次，干隆帝唯恐拖欠银两被外人耻笑，有损天朝尊严，指示刑部审办治罪，罚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款照原本加一倍偿还，债务由其他行商分10年还请，外商由此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

　　而在后期，洋人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采取了大量走私鸦片的举措。在鸦片的输入过程中，十三行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行商信念，“为富”从未“不仁”，即使能得到高额利润也一直拒絶鸦片贩卖，美国人马士在其所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便记载道“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商亨特在《广州番鬼録》中也说“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这一“义举”在当时确是一种“异举”，况且其时的十三行行商们大多负债累累，这种坚持无疑是以家族生意的兴亡为赌注押的一场良心的赌局。也由于这个决定，他们愈加受到洋人们的各种威迫利诱，处境更为不堪。不可否认，这也是后来十三行商业帝国陨灭的一个重要伏因。

　　                    家族记忆

　　在论及十三行后人为何“巧合”地一致弃商从文时，民间一直传言有“十三行遗嘱”留于现世，这份代代相传的遗嘱就是警醒着后人不再从商的关键之物，也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行为的最终牵引物。

　　那么，传说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十三行遗嘱”究竟是一纸严正书函如古埃及法老咒语式地警示着后人，还是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提示？是老人们血痕犹鲜的遗语，还是先人们在经历创伤记忆后指出的另一条生命的出路呢？笔者是赞同于后者的。

　　记忆，是意识的沉淀。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他伟大的原型理论中曾经给我们深入而独特地分析了相关意识的形成问题，提出了颇具中心意义的“情结”概念。而关于“情结”的心理剖解，又是以其“集体无意识”理论为基点的。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集体无意识”是一种由先辈乃至人类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记忆影像，是根植在人作为一个物种起源之初的意识，是人先天就具有的一种认知和判断。它是人类经验在不断往返重复中建构在非个人意识领域的集体沉淀物。正如他自己所言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遗传”，也就是说，这应该是祖先记忆的一种遗留与延滞。而“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幷且普遍地存在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由此衍生的对“情结”（complex）概念的叙述，荣格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局限在性本能的解释园囿之中，他的“情结”是一种从祖辈遗留下来的对待事物的态度，是由创伤记忆或美好记忆在心灵中映射出的抗拒或依恋意识。“从临床的意义上来分析，情结多属于心灵分裂的产物：创伤性的经验，情感困扰或道德冲突等等。”这种意识在延续与发展中不一定与具体的事物影像相关联，有时只表现为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性认知。

　　笔者认为，十三行后人们弃商从文的“不约而同”，絶对不是某个巧合，而是一种家族创伤记忆的衍留，是由先辈创伤记忆带来的“情结”触动。虽然这不同于荣格那个全人类意义上的具有某种神秘超验性质的“集体无意识”，但以“集体无意识”及“情结”理论的哲学逻辑分析，却又能使这个问题得到一次特殊的诠释。

　　如前面所分析的，十三行商人们周旋在清廷与洋人之间，直接受到封建帝制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优势，资金极难筹措。商人危机感既有源自政治压力，也有来自经济压力。”这群外表风光的红顶商人们，实际上承受着无尽的内忧外患。清廷对他们的施压日益苛刻，既要他们保持天朝风范，“招徕远人”，不可以“锱铢必较”，同时又对他们极尽食利之能事，以“广东之富闻名于天下”为由，无限量地索取金钱物资。甚至后来的鸦片战争赔款，道光帝决定在广东采取“勒绅富捐输”措施，致使十三行行商们损失惨重：

　　“1843年春天，钦差大臣、广东官府传集怡和行行商伍绍荣等，要求追索300万元，限全体行商6个月内全数交清。这次赔款，怡和行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据记载，在鸦片战争赔款中，广东承担量竟然达70%之多，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像这样的事例，在十三行经贸历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朝廷委派的所有“不可能的任务”他们都必须无条件地完成，同时在与洋人打交道中，“若有闪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替罪羊”。一不小心，可能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金钱、生意，还有自己乃至家人的项上人头。在如此重压与不公平的营商坏境下，无怪乎到了19世纪，广东人都不愿意再去碰这门差事，甚至认为，只有亡命之徒才肯做洋商了。这种说法并非夸张之辞。史料记载，繁盛富庶之时的十三行，曾有“潘卢伍叶，谭左徐杨。虎豹龙凤，江淮河汉。”的歌謡传唱于广州城，“虎豹龙凤，江淮河汉”，是何其大气之言？百兽之王与神兽之主都成为了十三行这些代表商人的比喻，风光景象可想而知。及后来这首赞溢歌謡却变成了“潘卢伍叶邹，谭左徐杨邱。虎豹龙凤狗，江淮河汉沟。”，这是怎样一种尴尬与不堪？

　　十三行商人们经历从“富甲天下”到“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的心理落差，似乎是宿命在向这个历史群体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如此血淋淋的祖辈记忆，在百年以后的子孙世代中，不一定会记清楚他们所踏走的每一步血印，每一件事情，但作为一种创伤记忆后的阴影“情结”，作为一种不自觉的否定性意识，却颇有意味地投射在后辈的心灵中，让他们共同选择了弃商从文，不再涉足商道。传说中的“十三行遗嘱”，其实只是一个象征体，一个心灵警示碑，上面铭刻的不是遗训式的教导警告，而是对创伤的认知和体悟，是不愿历史重蹈覆辙的祖辈心语。“记忆，特别是创伤记忆，它历来就是自我重复的固置形式，只要你没有能力穿透它，它就会在未来的想象中而且是最美好、最富有吸引力的想象中悄悄地复活自身。”这句话正道出了创伤记忆在十三行后人身上默默地反复作用的形式。的确，记忆是一样不可触摸的东西，但又是在固置后不断往回重复的东西。创伤的痛苦往往是在平静美好的生活中潜意识般地告诉你不可以再去做某种事，不可以在掉进创伤发生之时的泥淖中。

　　家族性的创伤记忆正如集体无意识理论中的“原型”在人诞生之初就投射在人意识之中一般，十三行行商们的创伤记忆也在每个家族的延续中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达到每一个子孙们的认知中。虽然十三行后人们从来没有经历那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从没有过在历史夹缝中强求生存的艰苦体验，他们有很多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来就是那曾经“富甲天下”的十三行行商的后人，但他们却又不约而同地在潜意识中恪守着弃商从文的选择。谭元亨教授曾经在《帝国大商行》一书中深情地记録了自己与父亲的一些往事。其中提到作为十三行后人的父亲，却从未在他面前讲起有关十三行的任何事情——包括风光的隆兴行、毅兰堂瓷器生意和作为洋商备受压迫的苦难记忆。“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什么事也不说，当然，关于祖上是十三行的行商一事，更是只字未提。”无独有偶，作为十三行首富潘家后裔的潘刚儿教授也和谭元亨教授一样，在年过半百、半生贡献科研事业后的某个偶然机会下，才得知原来自己是十三行后人。我想，这种“集体失忆”其实正是十三行先人们创伤记忆的一种延续方式。祖辈们对十三行事情的“只字不提”，正是不想后代们再踏上这个表面风光的苦难历程，不想他们再走商业之途。这不也是一种认知的渗透吗？


　　注释：

　　〔1〕李国荣主编，覃波 李炳编着．广州十三行——帝国商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2〕刘正刚.话说粤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

　　〔3〕谭元亨.帝国大商行——一位十三行后裔的口述史［M］

　　〔4〕李国荣，林伟森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5〕（美）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G］.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6〕申荷永.荣格与心理分析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瑞士）荣格着，冯川 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8〕潘刚儿 黄启臣 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9〕张守常.中国近世謡谚［G］.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0〕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宋韵琪,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