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间流行的俗谚中追本溯源、我们仍能管窥到十三行当年的辉煌。而从謡谚的演变，我们更可以看到传统之顽固与可怕，同样，也可以看到当时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曲折。从謡谚“虎豹龙凤，江淮河汉”到小说《蜃楼梦》，十三行商人的历史命运， 当给今天以绵长的启示。 

　　【关键词】十三行　謡谚　小说

　　　　　　　　　　　　　一

　　在中国历史上，仕农工商，商为末流的排序，一直被视为定位不易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处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上的广东也如此等量齐观。我们从古代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到由于地域上的这一排序变化。早在唐代，官员到广州赴任，就每每被告诫，千万别到了广州，就受当地影响，变成“忧贫不忧道”，也就是重富而忘义了。可见唐代广州，商业之发达，人们的观念也与内地不同，商并非末流。

　　无论是唐代的通海夷道，还是宋代的市舶司的建立，都标志了中国海上的对外贸易，始终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当时，西方陷于中世纪的“千年黑闇王国”之中，所以，在海上称雄的，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中国了。直至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的GDP仍占世界总量的324%，且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状态。因此，我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也同样是一个海洋大国，在世界海洋贸易史上，大部分时间均是中国人在叱咤风云，且不道郑和下西洋是如何扬威全球的。人们甚至把广州城视为一艘巨大的海船：屈大均于《广东新语》中称“会城如大舶”，把花塔、光塔视为樯桅。可以说，海洋文明在华夏古国的南方，已经是相当辉煌的了。尽管“海洋大国”这一说话迄今未见得有太多的人认同，但历史事实却是无可否认的。

　　尤其是明清二朝，十三行几起几落，对中国的外贸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在1768年便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发达的内外商业贸易，需要有一股雄厚的商业资本来承担商品交流的任务，于是，早期，便是大批的富商大贾的产生，后期，便是商业资本家的形成。

　　而十三行商，正是这一先声。

　　应当说，在广州老百姓中，那种“仇富”心理并不多见，反而弃仕经商，不当官去做生意的，在明、清二朝竟形成瞭风气，人们更没把商视为末业，而早早为海洋文明所浸润的学者，更把商业推崇备至。

　　因此，十三行在南方的威名赫赫，被视为“帝国商行”，自是有历史的内在逻辑的。十三行商人不仅被刻印在普鲁士的银币上，而且被列为自古以来世界几大首富之一——他们称得上“富可敌国”。鸦片战争中，英军侵占了广州，就是十三行首富之一伍家出了600万两银元当的“赎城费”，当然，他们更捐资建造军舰，以抗御外敌入侵，总而言之，他们被西方认为是18~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手中掌握的财富连政府都要眼红，以至要勒令他们代缴战争赔款——说是林则徐责令其“筹军饷至数百万”。功耶，过耶，历史自有评说。过去说十三行是封建时代外贸的一个“怪胎”，其实也不尽然。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不也只有一个广交会“一口通商”维持近30年么？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所以，史籍有云：

　　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贸易上的一种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时期里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二

　　时间的潮水无情冲刷，十三行几经起落，至今只留下人们对一个遥远时代的想象，以及一个只存在荔湾角落里快要被遗忘的偏僻地名。史籍固然可以考证,可在民间流行的俗谚中追本溯源、我们仍能管窥到十三行当年的辉煌。

　　道光初年，十三行几经起落，仍赫赫有名者，在民谚中有：

　　潘卢伍叶

　　谭左徐扬

　　潘，则为同文行、同孚行，自潘启官即潘振承始，历潘有度、潘正炜几代，几乎与十三行同时归于寂灭。其后裔潘刚儿与黄启臣教授一同着有《潘同文(孚》行》一书，考证得非常清楚。卢，则为广利行，即卢观恒，卢文蔚父子。伍，为怡和行，即伍秉钧、伍秉鉴、伍崇耀等，其富可敌国，名列世界最大富豪之列。当时亦投资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叶，则为义成行，即叶上林，徽商婺源人。这一至四的排列，历干隆、嘉庆、道光三朝，均可以在文献中见到。

　　第五，即，谭，也就是谭康泰、谭世经了，也是历干隆、嘉庆、道光三朝，这从外文资料中可查到不少，从我家族留存的瓷器中，也可以看到“干隆”“嘉庆”的年号，彼此可以得到印证。顺德龙江，即家乡的童謡更有：

　　火烧十三行

　　里海毅兰堂

　　一夜冇清光

　　这讲的正是道光年间的那一场大火。里海如今是龙江镇下属的一个管理区。

　　而“左、徐、杨”，“左”者，当是左垣公梁家，也就是天宝行，民间误以为“左”是姓氏，而天宝行梁经国，史学家黄启臣则着有一书，追述当年天宝行的历史，以及梁家后人弃商从文的经历，这里就不赘述了。至于徐、杨，手边资料尚缺。

　　当年，对这十三行八大家的评价，当然不会是负面的，否则不会有“一夜冇清光“的惋惜与兴叹。在十三行尚在时出生的著名启蒙家严复就这么说：

　　盖言禹之功，不过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过教民稼穑，免其沮饥而已。实业之事，将以转生货为熟货，以民力为财源，披之以工巧，塞一国之漏厄，使人人得温饱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岂过也哉。

　　在当日，已属惊世骇俗之言，今天听起来，可能在许多人仍觉逆耳：怎么，把兴实业的商贾，比做了禹，稷等先皇圣人，太过分了吧？

　　但历史总是以它视野的开拓来显示公正的。沉滞的封建社会，也许只能有王朝更迭的记载。随着历史视野的扩大，人们不难看到，更多人都被卷进了历史，并创造了历史。当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前世纪末与上世纪初崛起之际, 著名革命家、壮烈蹈海的陈天华就已说过：“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这段话，则已在呼吁中国的实业家、大商人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以身系革命成败的气概迈向时代的前列。

　　就拿道光年间的謡谚来说，我曾去请教过上年纪的老人，他们马上就念出来了：

　　  潘卢伍叶，

　　谭左徐扬，

　　  虎豹龙凤，

　　江淮河汉。

　　无疑，这更是正面评价。

　　一是称他们是人中的豪杰，可与虎豹龙凤相比，广东人称有能力有作为的人士为“猛人”，所以，虎豹龙凤，当然“猛”哉。做生意的，类比虎豹龙凤，也只有广东人才会。这在广东，自古以来便这样，司马迁写《贷殖列传》，称许商人，为其列传，若到此时，当会写得更精彩。

　　二是说他们的事业，通达江淮河汉，令物畅其流，搞活了经济，让国家、百姓都受益，这四个字，大可与严复的话相媲美。同时，亦认为他们见多识广，天下均在眼下，众所周知，十三行行商当年在欧洲，可是了不起的贵宾，以至绘成彩画，刻上银币。甚至可以说，这江淮河汉四个字，也显示出他们的胸怀。

　　广府人有句谚语：

　　   不是猛龙不过江  

　　   

　　这与“虎豹龙凤、江淮河汉”当是一个意义。

　　　　　　　　　三

　　然而，怪胎毕竟是怪胎，别忘了，这毕竟是帝制模式下的外贸，十三行商人，对官府而言是民商，对洋人而言又是官商，这种亦官亦商，非官非商, 天然有其软肋。从一开始，由于体制问题，十三行的悲剧便已是注定了的。所以，除开潘、伍几家勉强维持至终，大都如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台”。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 也分析出内中的若干原因：

　　行商频年破产者屡出之原因，由于政府之苛索及其本身生活之浪费；前已言及。然详细分析之，则亦有其难告人之隐者在：（一）由于行商只图外人多交货物，于临时定价任意高下，致有亏本借货诸弊。（二）由于外人届回国时，将售卖未尽货物作价留与行商代售，售出银两，言明年月几分起息，行商贪图货物，不用现银，辄为应允，而外人回国后，则又贪图高利，往往有言定一年而托故迟至二三两年后始来者；其本银改按年起利，利银又复作本起利，以致本利辗转相积，商人因循负累，久而无偿。（三）由于欧西各国放债利息甚微，而广州利息甚高，外商视为最不易得之利息，在行商视之则犹以为低微，故欧人乐于放债。（四）由于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行商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行商遂形苦累。（五）由于中国政府对于行商一面固备加诸般苛捐杂税，及勒令代办进贡品物，一面复絶端禁止行商借债，行商有私借外债以维血本者，外人更利用行商此种弱点，要挟行商利上加利，以及诸般苛索，行商敢怒不敢言，驯至行商确已至不可收拾地步，外商始明白呈禀中国政府，勒令行商清偿债务。（六）由于行商系属连带负责，每有一行倒闭，即须连累通行，以致旧债未清，新债复至；且多有受意外赔累者。

　　进入十九世纪，在西方殖民者与封建帝国的双重挤压下，十三行的败亡之象，已经一步步地显示出来，潘家的海山仙馆其实是在十三行败亡之后，被官府籍没而凋零颓败的，毕竟作为物象的建筑多少还能维持上一些日子，可它也抗不住，更何况十三行呢？其亡也速，几场匝地的有形无形的大火，便可教它消失得一干二净。

　　虽然民间仍指望“山高皇帝远，水阔蛋家强”，却仍逃不过历史的劫数。

　　而謡谚，又回归到了传统，八大家又演变为十大家，成了：

　　潘卢伍叶邹

　　谭左徐杨邱

　　加了邹, 邱二家。

　　邹亦未曾查到，邱则有干隆年间排第四的邱义丰，以及道光年间的邱熹，但邱义丰在干隆年间破了产，也不知是否指后者，但行、堂号均不得考矣。

　　纵然十三行商人对国家的外贸卓有贡献，但在对传统而言，士农工商，商居末位，也就难免被人讥讽，“无商不奸”与发达国家经商重诚信成了鲜明对照，于是，当时民谚亦转变为讽喻：

　　潘卢伍叶邹

　　谭左徐杨邱

　　虎豹龙凤狗

　　江淮河汉沟

　　此民谚当作何解？“虎豹龙凤”如前所述， 当非贬义，因这四类均为吉祥物，当指这一阶层人才辈出；“江淮河汉”亦如此。经商嘛，少不了闯三江走四方。但“狗”与“沟”则污秽不堪了。也许，是指经商这一行当里，鱼龙混杂，人鬼难分吧。邹、邱与狗、沟正押韵，不会是为此添数吧？或者指每行前四位为“虎豹龙凤”，闯荡“江淮河汉”，而后一位则为“狗”，只能下阴沟？这自是一种解释，也未必准确。这一謡谚，收在《中国近世謡谚》之中，是北京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而《中国近世謡谚》中这一条，是转引自五知《堪隐随笔》，该随笔载在1943年2月16日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17期。一直在写关于十三行小说的好友于力，在读到这一篇謡谚后，即复印寄来给我，称你们谭家果然在十三行中名不虚传。

　　不知道他在小说中把谭家写得怎样，我只知道，他下了很大功夫，采访潘、梁诸家的后人，自然也少不了我。他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詹天佑》等名片皆出自他手。写小说，当是准备为改编长篇电视连续剧。

　　　　　　　　　　　四

　　只是，如今十三行后人，已无一人从商，仿佛有历史的咒语，落到这批人身上――不，与其说咒语，不如说历史创伤好了。这有潘家、谭家、梁家为证。据老人说，直至上世纪上半叶，谭潘两家作为世交，一个世纪里，始终有很密切往来。而今，笔者与潘刚儿，也同在华南理工大学执教，也算是个巧合吧。

　　关于謡谚，还可以有多种阐释，但这么一变，原先的溢美之词，则变得污秽不堪，臭不可闻了，从“虎豹龙凤”落到了“狗”来押韵，由“江淮河汉”转化成为“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的嘲讽？

　　前后謡谚的演变，当还可以引出更深层的思考，同时，也可以作出很多式样的解释，对行商评价的跌落，还是行商命运的跌落，都一言难尽。

　　不过，这也就不难解释，十三行后人为何如今不见有人“子承父业”去经商？大都去从事文教、钻研科学，不再涉足商途。

　　从謡谚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之顽固与可怕，同样，也可以看到当时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曲折。

　　这一切，我们亦可以从嘉庆九年——这正是十三行仍兴旺之际, 刊印的一部长篇小说《蜃楼志》中的故事看出，书中的主人公苏万魁为十三行总商，风光一时, 最后仍被粤海关关差赫广大敲诈勒索，落了个受惊而死。其子苏吉士后来有了感悟，认为“我父亲一生原来都受了银钱之累”，不再从商, 最终成了贾宝玉式的玩世不恭的人物。他当然不会有贾宝玉的深刻, 却不乏警世的意义。而这部与十三行同时代的作品，仿佛也似一道符咒，最终落在了十三行的后人头上。

　　著名书评人戴不凡在小说见闻録中感慨道：

　　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干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部能够超过它的。如以《九品》评之。在小说中这该是一部“中上”甚至“上下”之作。

　　《蜃楼志》刊印后不到半个世纪，声名显赫的十三行也就在广州的地面上灰飞烟灭。 

　　小说预示并印证了十三行的历史命运，而当年“富可敌国”的十三行商人们，想凭藉自己的经济实力，“赎城”，造军舰，想重返历史上强盛的时代，到头来也只能为“蜃楼志”，不再有“虎豹龙风，江淮河汉”的豪气！

　　从謡谚到小说，从虎豹龙凤，江淮河汉到最后的一场蜃楼梦，十三行商人的历史命运， 当给今天怎样绵长的启示？ 

　　注释：

　　〔1〕 《中国近世謡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297页。

　　〔2〕潘刚儿 黄启臣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3〕黄启臣等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4〕《中国近世謡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297页。

　　〔5〕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52页。

　　〔6〕《中国近世謡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297页。

　　〔7〕(清)庾岭劳人《蜃楼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8〕转引自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493页.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十三行行商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