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广西的北部与南海沿岸地区同属于岭南地区，历史上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常常难以区分。新石器时代中晩期，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与粤北石峡遗址有明显联系，同时，也开始显现出考古学文化上的差异；分布在泛北部湾地区的桂南，与桂北、桂中在原始文化上也同样显现出联系与差异；从考古学文化上观察南海沿岸及岛屿，虽然经济形态上相近，但也不是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存在较大的地方差异。当然，各地之间的交流也是十分频繁的，而且时间也很早，有硏究表明，距今一万年前后，粤东潮汕地区居民曾经通过海路向珠江口地区移动①。在广州南郊番禺飘峰山就发现与粤东南澳岛象山的细小石器同类的石器；海岸各地的文化交流反映在石器上，较明显的是有肩石器的东渐与有段石器的西移。

　　一、南海沿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

　　很明显，岭南地区包括南海沿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还不是很清楚。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看法。但是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多，硏究的更加深入，不久的将来，一个较为清晰的文化谱系一定会呈现出来。这里我们可以暂时将南海北岸分为西、中、东三个区段来观察。西段以广西南部和广东西部为主：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邕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一期为代表，年代在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邕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二三期的顶蛳山文化为代表，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晩期分为两类：一类为大石铲文化，另一类为那坡感驮岩遗址和早期岩洞葬①；中段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目前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深圳咸头岭遗址为代表，年代为距今7000～5000年间；晩期，环珠江口地区以香港涌浪遗址、珠海宝镜湾遗址为代表，珠三角中部贝丘遗址以蚝岗遗址、村头遗址为代表，年代在距今5000～3500年。东段以粤东地区与福建西南部为主：早期的象山文化是一种细石器文化，以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遗址”为代表，它与福建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为同一系统。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潮安“陈桥文化遗址”为代表，距今约6000～5500年，仍与闽南的文化同时。新石器时代晩期，以普宁后山文化遗址为代表，距今3500年前后的，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以浮滨文化为代表，年代稍晩于后山遗址，距今约3400至2900年。历经20余年的调查、发掘、硏究，它不但在广东的潮阳、潮安、普宁、揭阳、大埔、丰顺、南澳等地发现，另在福建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等地也有颇多遗址的存在。它分布的范围在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

　　二、石峡遗址与珠江三角洲古文化

　　珠江三角洲远古文化的源头来自何方？早就有学者在探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古运泉先生撰文《从经济形态探索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之源》②，探讨“先秦时期生产、生活于珠江三角洲的古代先民是从哪里来的？是沿着海湾从东西部而来，还是从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东江逐渐迁来的呢？”古先生在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遗存的分布和特征，西北江先秦遗址的分布和特征之后，首先肯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生活在珠江三角洲和西、北江流域的先民们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群具有强烈地方特征的实物遗存。接着提出，就目前的考古文化来看，仍能找到某些相似之处，最后他认为：“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之源在西、北江流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西北江流域，最为重要的遗址是石峡遗址。它位于石峡狮头山和狮尾山之间的峡地，面积3万平方米。发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是广东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苏秉琦先生早就指出，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该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①。石峡遗址1972年发现，1973年、1975～1979年、1985年多次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发现从春秋时期到距今6000年间的多个时期的文化地层和丰富的文化遗物、遗存。粤北地区史前文化与江西境内的樊城堆类型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文化也间接受到这一支文化的影响。

　　广东省文物考古硏究所朱非素硏究员将石峡遗址分为四期。石峡遗址第一期遗存，以前称之为“前石峡文化”，距今年代在6000-5000年间。这一时期的遗物出土较少，陶器烧成火候不高，很容易破碎，器类有釜、罐、圈足盘等。以夹砂陶、夹砂细陶为主，陶胎有石英颗粒，多数为靑灰色、灰褐色，还有泥质黄白色陶。夹砂陶釜和夹细砂圜底罐表饰绳纹、细绳纹，排列较为密集整齐，领部至器底饰绳纹，然后在领、腹部饰刻划纹、篦点纹、指甲纹、小圆圈纹组成的不同图形，如刻划大方格纹、双方格纹、菱纹、叶脉纹、水波纹等，圆形镂孔和小圆圈纹主要用于圈足盘的圈足部分。陶釜、陶圈足形制为口沿微后侈、领近直、圆肩、鼓腹、圜底。泥质圈足盘形制为圆唇、敛口或微敛口、弧腹、圜底、大圈足，圈足高5～8厘米。不见三足器，花纹中亦不见几何印纹陶。出土石器数量种类均少，有锛、镞等，器体小型。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与石峡遗址一期年代相近的文化遗存，如西江北岸的肇庆市高要蚬殻洲、东江支流附近的增城金兰寺一期、东莞企石万福庵、篁村蚝岗等贝丘遗址；深圳大黄沙4层、大梅沙I区2层，小梅沙3层，珠海后沙湾一期、三灶草堂湾一期、平沙棠下环一期、中山白水井、南蓢龙穴；香港大湾2C层下，屯门龙鼓滩间歇层底、赤腊角虎地湾、过路湾、龙鼓洲下层、北窖西洲、大屿山东湾4层、涌浪北区第5层、涌浪南区一期、马湾东湾仔北第一期文化遗存、吴家园下文化层、深湾下层、澳门黑沙湾。朱非素硏究员归纳了这一批文化遗存的共性：1. 陶器夹砂陶为主，占陶器的85%以上，器胎厚重或厚薄不一，器形有夹砂陶釜、罐、圈足盘、器座、支脚等。器表多饰细绳纹、绳纹、条纹，而后用多齿工具在釜、罐的领部或颈下器肩刻划水波纹、弦纹、大方格纹、菱纹、三角纹各种纹饰的组合纹。陶器均为手制，烧制火候不高，易碎。陶色以灰色、灰褐色为主。2. 泥质陶数量少，除后沙湾一期泥质陶占46%，其余遗址泥质陶约占20%以下。陶色以红陶、橙红陶为主，器类有圈足盘、豆。圈足上饰刻划纹、戳印纹、戳印圈点纹和镂小圆孔。3. 夹砂陶钵或圈足盘，其盘身底近平，器底遗留有陶钵置编织物上晾干时遗留的编织纹。不见几何印纹陶。4. 彩陶、白陶盘豆出土是该期具代表性的陶器。另外，在石器方面的共性，以磨光石器为主，中小形石器多见，器型有长身石锛、长身和短身梯形锛、个别肩部不明显的有肩石锛；石饼大小不一，周边经磨制；有槽石拍，扁平长方形、圆形，正面刻划直线凹槽，背面磨光，少数两面穿孔；少量打制石器、石片和砺石。朱硏究员认为，出土彩陶的遗存要早于夹砂刻划纹、绳纹陶釜与红陶圈足盘共存的遗存。而石峡遗址一期文化遗存同草堂湾一期、深湾F层的年代相当。比出土彩陶、白陶器遗存要晩。

　　这样看来，在夹砂刻划纹、绳纹陶釜与红陶圈足盘共存的遗存时期，珠江三角洲文化与石峡遗址一期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更早的彩陶、白陶时期的文化来源还需要另外寻找。而新石器时代晩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古文化与石峡文化（以石峡墓葬为代表）遗存，其差别更为明显，完全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也是可以看到的。

　　在广西南部，有学者将红水河—黔江—浔江南岸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地理单元来进行硏究①。在粤东的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又单列一个体系。而整个岭南地区，包括南海沿岸居民，与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先民也有相当的文化交流，这在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

　　三、与湖南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联系

　　在北江、西江流域没有解决珠江三角洲地区彩陶、白陶来源问题，学者们只能够扩大视野，往岭北的湖南与江西进行探源，并最终在这一地区找到了更多的线索。

　　湖南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学术界遍认同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这一发展序列，其中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年代距今9000～7000年；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其年代距今7000～5000年；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晩期，其年代距今5000～4000年。另外，洞庭湖的三大水系——沅水、资水、湘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也相对于洞庭湖地区，其中沅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是以高庙遗址下层为代表的高庙文化；中期以松溪口二期和松溪口上层为代表的松溪口文化；晩期以怀化高坎垄遗址、靖县、斗篷坡遗址为代表。湘江流域早期以长沙大塘遗址为代表的大塘文化，中期以湘潭堆子岭遗址为代表的堆子岭文化；晩期以湘乡岱子坪遗址为代表。

　　环珠江口地区与湖南洞庭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明显的。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硏究认为：“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珠江三角地区已与长江中游地区有了交往，深圳咸头岭、大黄沙等遗址出土的绳纹釜、罐、彩绘圈足白陶盘等从形制到花纹，都与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和大溪文化早期遗址中的同类器接近，其由长江流域传播南来是不容置疑的。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玉琮、玉牙璋等黄河流域流行的玉礼器在岭南不止一个地点有所发现，其间的联系有明显加强的趋势；进入相当中原地区的商代，浮滨类型的釉陶、原始瓷及大型无阑石戈、靑铜戈均分别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有着渊源关系。”①

　　考古学家何介均先生，不仅将珠江三角洲地区属于大湾类型的彩陶器，与湖南的大溪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硏究，还进一步硏究探讨了这一彩陶文化进入岭南的路线。1991年，何介均先生就提出：“在距今6000～4500年的这一阶段，珠江三角洲的古文化受到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地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珠江三角洲古文化（龙山期）又反过来对湘南，特别是湘西同时期文化以巨大冲击。”1995年，何介均先生撰文《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①，进一步论证环珠江口地区接受大溪文化影响。他认为：1. 器物组合。珠江口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由盘、釜、罐、钵和器座、支架构成，釜是主要的炊器……而洞庭湖区的汤家岗类型……器物组合与珠江三角洲一样，同为釜、罐、盘、钵和器座、支架，类似大湾式彩陶盘的器形，在洞庭湖区诸遗址的报吿中往往称之为盆或碗……洞庭湖区大溪文化不仅器物组合与珠江三角洲相同，而且包涵了珠江三角洲上述器物的各种型式，只是较之珠江三角洲型式更丰富更复杂罢了！2. 陶器装饰工艺。彭头山文化与华南各地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装饰方法相同，均以绳纹为主。皂市下层文化装饰手法空前多样，除仍有绳纹外，还出现众多的拍印、压印、刻划、剔刺、镂孔、模印等富于变化的纹样，出现光亮的红色和陶衣，特别是刻划、压印、剔刺等技法，为以后的大溪文化，特别是大溪文化早期所继承，并广泛流行，湖南安乡汤家岗、礼县丁家岗、湖北公安王家岗等大溪文化早期遗存中，有各种图案的篦点纹，指甲状戳印纹、X纹，圆点纹和更为多彩的刻划纹饰。与深圳咸头岭遗址陶片相比较，可以发现其装饰技法和图案花纹相似之实在太多。3. 彩陶。珠江三角洲所出大湾式彩陶盘的各种型式几乎都可在洞庭湖区和江汉地区西南部的大溪文化遗址中找到。4. 白陶。白陶是洞庭湖区大溪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陶系，环珠江口所出与洞庭湖区所出，也极为相似。一是主要器形均为圈足盘；二是装饰方法，除少量刻划和戳印纹外，多为压印和模印；三是压印和模印图案相近，均多圆点及波折纹，S纹以及它们的复合纹饰。

　　何先生还认为，大溪文化的因素是由沅水，转道西江往东南推移的。中山大学曾骐敎授，在硏究广东南海西樵山出土的以燧石为原料的细石器时，也曾经指出，这些细石器是在大溪文化和西江流域的基础上，吸收华北细小石器制造工艺而产生的。

　　裴安平先生认为，咸头岭文化在发展的全过程中有来自湖南的影响，这些影响絶不是暂时的少数的和偶然的，而是长时间的大量的和全方位的①。同时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些明显的地方特征无论如何也是令人难以释怀的：

　　第一，咸头岭类型器物一直以夹砂陶为主，多灰褐色，区别于湖南常见的红褐陶，以及夹碳或夹蚌粗泥红陶的特点。

　　第二，咸头岭器表划纹、戳印纹、压印纹大部以贝类为施纹工具，纹样较湖南显自由、粗犷。而湖南的这类纹饰一般图案较规范、严谨，以复杂的几何形构图见长。尽管施纹工具目前并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与贝类无关。

　　第三，咸头岭之彩陶随时间转移，多集中于大圈足盘，其他器形少有，且图案与贝划纹有明显一致性，多以波浪和浪花为母题，显示了滨海地带人们对本土某些自然现象与生存方式的热爱与崇尙。至于湖南，大圈足盘除了普遍饰有陶衣外，一般没有彩色图案。而稍后的遗存，彩陶亦多出自缸、碗、杯、壶。

　　第四，两地的大圈足盘形态也有明显差异。湖南的圈足盘外形大部分为“八”字形，壁内弧，口显侈，咸头岭的外形大部分为括号“（  ）”型，壁外弧，口近敛。

　　第五，咸头岭类型中流行的生产工具有肩石器不见于湖南。

　　显然，这些特征表明即使拥有这种制作技术的人们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咸头岭类型已经完全离开了原有文化滋生、发展和演变的土壤，从而在新的环境中植根于当地自然文化背景，成为一种新的土著文化。

　　笔者完全同意诸位先生的意见。

　　四、桂北地区文化与北部湾地区文化

　　桂北地区多为洞穴遗址与山坡遗址。凭着桂林甑皮岩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硏究基础，桂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是比较清楚的①。硏究者们将甑皮岩第一至第五期，加上之后的大岩第六期文化遗存，共分为六期，甑皮岩一期文化包括大岩第三期和庙岩文化遗存，距今年代约12000～1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一阶段。石器以单面打制的砾石器为主，器类有砍砸器、尖状器、切割器、穿孔石器等，骨蚌器数量较多，有骨锥、锛、铲等器类，蚌器穿双孔或单孔，陶器少，主要是大石英颗粒的夹砂陶，陶器粗糙，为手捏制，器壁极厚，烧成温度极低，器形为敞口、浅斜腹的圜底釜。甑皮岩二期文化以单面加工的打制砾石石器为主，器类包括石锤、砍砸器、尖状器、切割器、穿孔石器等，蚌器多为穿单孔蚌刀。陶器多为器形较大的敞口、束颈、鼓腹、圜底罐，另有部分饰刻划纹或附加堆纹的小件器物。器表均施分段多次重复的滚压而成的绳纹。较细密的中绳纹最具特点。第三期石器没有多大变化，新出现骨针，陶器出现泥片筑法的成型技术。第四期，骨器中只有骨锥一种，蚌器也只有少量穿单孔蚌刀；而陶器种类有明显增多新出现高罐、敛口罐和敛口釜等，器物底部变薄、变缓，器表施绳纹，以中绳纹为主。第五期文化石器中出现较多的磨制斧、锛，类器不见蚌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部分灰黑、灰褐、灰白陶，少量泥质陶。器形包括敞口罐、高领罐、敛口釜及直口或敛口、盘口釜、盆、支脚、圈足盘、豆等。纹饰有细绳纹、刻划纹、戳印纹、弦纹等，烧制火候较高，陶质较硬。该期年代为新石器中期。大岩第六期陶器以夹砂陶红陶与灰白陶为主，器类仅宽沿罐一种，器表多饰拍印的方格纹；石器包括磨制精细的斧、锛和镞等。年代已经到新石器末期。

　　泛北部湾地区（桂南）文化包括桂南的邕江、郁江、浔江沿线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新石器文化主要有：顶蛳山文化、大龙潭、石脚山、亚菩山、马兰嘴、独料等文化类型。顶蛳山文化是以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第三期文化特征和内涵为代表，集中分布在南宁及其附近地区，以贝丘遗址为特征的一种史前考古文化。其主要堆积为螺殻，并含有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陶器以敞口、束腰、深腹、圜底的罐及敛口深腹圜底釜为主。纹饰多篮纹，晩期盛行绳纹。骨蚌器占较高比例，存在形状各异的鱼头形蚌刀。葬式以各类屈肢葬为主，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主要分布南宁地区为中心的左江、右江地带。

　　亚菩山、马兰嘴为代表的海边贝丘文化类型，主要分布于钦州与防城港两市的沿海地区，迄今已发现9处，经过试掘的有亚菩山、马兰嘴遗址。文化堆积以海生的斧足类软体动物为其特征，出土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动物遗骸等。石器分打、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厚重粗大，多采用石锤直接敲打而成，疤痕深而短，器形以具特色的蚝蛎啄居多，其余还有砍砸器、尖状器、三角形器、锤、球、网坠等。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磨盘、杵、砺石等。陶器均为夹砂粗陶，陶色有红色和灰黑色。纹饰以绳纹最多，有篮纹、划纹。器形多圜底类罐。骨器有锥、镞及饰物。蚌器有铲、环、网坠。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中晩期。

　　桂北与桂南史前考古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桂北多为洞穴遗址与山坡遗址，桂南多为贝丘遗址，反映其经济形态也是不同的。但是桂北的蚌器、屈肢葬在桂南也较多发现，说明两者的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当然，在桂北与桂南之间还有桂中这一过渡，桂中发现的较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存为鲤鱼嘴类型和南沙湾类型，鲤鱼嘴类型更早，南沙湾类型更晩，两者代表着桂中新石器时代早晩两个阶段。但文化差异很大，也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①。

　　五、与良渚文化的联系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相继发现。大量精美玉礼器，大型建筑基址实证着中华五千年文明。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陶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浙江省考古所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上面堆筑纯凈的黄土，夯实。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晩于良渚文化晩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敎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敎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万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良渚文化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达到整个南中国的范围。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晩期文化与良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在玉石器的使用、种类、风格上，这里也大量出土良渚文化常见的石钺、石戈、石矛、石圭、玉璧、玉琮、玉玦等玉石兵器、礼器。这里的玉琮，其装饰花纹也都可明显看出与良渚的渊源关系，而且，这种联系可以说是贯穿整个良渚时代。据方向明先生硏究，岭南的玉琮有良渚早期、中期、晩期各个时期的物品，除了有良渚时代玉石器的一般特点，在风格、制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方先生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并不是良渚人一次性到达岭南后再无联系，甚至可以说，在良渚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可能来自岭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