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墓葬反映的宗敎意识

　　自古以来，人们就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并且人的灵魂是永恒的。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人们认为只有善待死者的肉体，才能让他或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灵魂的慰藉，同时，也可以保佑活着的人。于是，便产生了葬俗。葬俗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信仰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葬俗。

　　丧葬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受其宗敎观念所支配，任何的丧葬习俗，尽管所表现的形式不同，其核心是祈求人类生命的再生，归根结底是祈求氏族的繁衍兴旺。

　　人类产生原始宗敎意识的年代非常早，我国著名宗敎学者于锦秀先生硏究认为“宗敎从产生至今已有大约10万年的悠久历史”①。南海渔业先民至迟在距今8000年前，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敎意识。我们可以从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材料中可知。该遗址中发现的奇特葬俗，明显反映这里先民具有的宗敎意识。顶蛳山遗址在距今1万年前后就有人类活动。距今8000～7000年，顶蛳山文化族群在这一地点定居，并将这里的一部分作为族群的墓地。1997年、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硏究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此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1050平方米，共发现了300余座墓葬，达400多具人体骨骼。1999年的考古发掘中在这里还发现成排的建房柱洞。顶蛳山遗址中属于第二期的墓葬就有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屈肢葬和蹲踞葬。第三期除了上述各种葬式之外还多了一种肢解葬。

　　这些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墓坑多为长方形，少量接近方形。仰身曲肢葬为上身平直，下肢屈于胸前；侧身屈肢葬为身体向左倾侧，双腿回至近头部，左下肢及左上肢压在左侧身下，右上肢回屈并夹在两腿之间；俯身屈肢葬为上身俯卧，左右上肢平直，胫、腓骨回屈；蹲踞葬为身体作蹲踞状。除蹲踞葬外，墓中往往还随葬有磨制石器、蚌器等物。

　　事实上屈肢葬在古代广西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如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咀、扶绥敢造、芭勋、靑山、邕宁长塘、横县西津、秋江。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较多地存在，并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临洮湟水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上段川东、鄂西大溪文化；广西桂林、南宁贝丘文化遗址；辽河流域小沿河文化之中。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600个以上单个体屈肢葬的情况。这种习俗还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一些民族之中。据民族学资料，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永宁的独龙族、怒族、普米族；广东连南的瑶族；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普米族、纳西族以及台湾的高山族等都还保存或残留有屈肢葬的风俗。近代南北美洲、中美洲、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等地都还能找到这种习俗残留。澳大利亚东南部的纳兰加人、勒沃蒂戈巴勒克人、麦克乍拉温特人、思加拉戈人；加拿大哈得孙湾的爱斯基摩人；北美亚利桑那州的皮马斯人，以及南美巴西的陶平南巴斯人等。

　　关于屈肢葬的意义向来的看法约可分成四种：

　　   (1)有人认为是希图在墓内节省地方或节省人工，使尸体屈肢则所占的墓塘便可缩小；

　　   (2)有人以为屈肢是合乎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

　　   (3)有人判定这种姿态是用绳绑起来阻止死者灵魂走出，向生人作祟；

　　   (4)有人认为这种姿势像胎儿在胎包内的样子，象征着人死后又回到他们所生的地胎里边去。

　　上述四种解释在近现代世界民族资料中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定的依据。但有学者认为：即使是各地出现共同的考古现象，其支配的思想意识也应当具有地方个性。一个地方发现的屈肢葬俗，很可能只是上述四种理由中的某一种，而不能笼统用上述四种理由来解释一个地方的屈肢葬俗。邕宁顶蛳山发现的屈肢葬俗应与广西各地发现的同类葬俗视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屈肢葬俗的社会意义也应当在现代居住在广西的民族及周边相关的民族中寻找解释的依据。

　　广西学者覃芳认为，在广西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屈肢葬，应当是第三种情况，即用绳绑起来阻止死者灵魂走出，向生人作祟①。他例举了一些民族学上的范例：广西天峨和隆林的壮族是把死者捆绑在椅子上(呈坐式)，待到下葬之日，将遗体连同坐椅一起抬到葬地，然后解开绑绳，取回坐椅，将死者进行土葬。他们认为如不这样安置，死者的灵魂就会走出来对活着的家人作祟，反之则会护佑家人平安。纳西族在人死后，用布带将死者的手足捆绑成蹲坐姿态，然后按照男左女右的规则，将死者安放在家里的火塘旁，待到下葬之日，再把死者装进白布袋里，送进地穴就葬。四川普米族是用绳索将死者的手足绑成蹲坐姿态后，便放置在屋门侧边，围绕尸体垒石成圆拱状，用泥巴涂抹密封，以防臭气四溢。台湾高山族的做法是：当人断气时，反穿死者生前的衣服，用藤枝、绳索或布带缚扎成坐式，随即用麻布包好，其姿式活像刚出生的婴儿，竖立埋于屋内床下或灶边的圆坑内，或用方形木箱装好，抬至屋外，在墓地亦挖一个圆坑埋葬，并以生前日用品随葬。

　　他引用凌纯声先生的调查资料：“南洋群岛婆罗洲的Murut族人死，将尸体四肢弯曲捆系于胸，先以一大陶瓮，在瓮围最大处，凿开成两半，上半为盖，下半瓮底凿一四寸孔径，接以竹筒，置尸其中，盖以上半陶瓮，瓮口覆以中国瓷碗，全瓮涂上树胶，再包以金箔镶边的红布，外捆以绳，又以大小木片，刻奇形的符咒，揷入绳中。有时瓮棺停在死者的房门附近，架起离地板两尺，紧系靠壁，竹筒穿过地板通于地下。在离屋数码，建一木架，离地五尺，顶高两尺，置瓮棺于架上，瓮底竹筒一端揷入地上小孔。有时陶罐不能购得，即代以木棺，殓尸以后，停棺于离屋数码的小茅舍中。在一年或多至十年，普通为两年,举行最后葬礼，宰牛杀猪，鸣炮歌舞，葬罐于墓地。”①

　　曲肢葬的情况也见于广东肇庆蚬殻洲贝丘遗址、湛江市遂溪县江洪镇东边角村鲤鱼墩遗址。鲤鱼墩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贝丘遗址，遗址东西长80米，南北宽35米，上层为灰黄土杂以贝殻，含有红陶衣陶片；下层为灰黑土，逐渐往下为棕红色，与贝殻混合堆积，出土文物有石器、陶器、装饰物及贝殻。该遗址出土的保存完整的人骨架墓葬尤其値得关注，墓主的骨架呈弯曲状，是“屈肢葬”。

　　但是，广东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古墓葬大都是仰身直肢葬。东莞蚝岗遗址发现有两座墓葬，属于一期，年代约在距今5500至6000年之间。其中一座墓（M1）的主人是一位40～45岁的男性，身高约166厘米，为仰身直肢葬，墓坑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2.1米，宽0.5米，另一座墓（M2）与其平行排列，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其妻的墓葬，但保存不如前者好。墓中还有随葬品②。在高要蚬殻洲贝丘遗址曾发现有20多座墓葬，墓坑一般是土坑竖穴，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几种。葬式流行侧身屈肢、俯身屈肢、屈肢蹲葬、双人合葬和成人与儿童的三人合葬墓。发现有拔齿一例。发掘者估计此处是氏族的公共墓地。墓葬内随葬品极稀少，已发现有多孔石刀和捕鱼的骨叉。

　　在香港东湾仔北遗址曾经清理出20座史前时期的墓葬，其中新石器时代墓葬19座，商时期墓葬1座，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多座墓中还保存人骨①。

　　深圳屋背岭商时期墓葬群被称之为目前岭南地区已经发掘的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试掘和正式发掘的商时期墓葬已有94座，出土的陶器有釜、罐、豆、碗、钵、杯、器座、纺轮。器物多为圜底、圈底和凹底，少数平底器，无三足器。以罐、釜、豆为基本组合。此外还发现一些玉石器和兵器②。深圳大鹏湾咸头岭遗址上文化层，清理了5座商时期的墓葬，出土器物较屋背岭商时期随葬器更为精致③。

　　博罗横岭山两周遗址中发掘出两周墓葬300多座，出土了精美的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器、铁器等④。深圳大梅沙遗址曾清理出10座靑铜时代墓葬。其中6座墓中共出土11件靑铜器，种类有剑、矛、钺、篾刀。

　　这里的曲肢葬、仰身直肢葬，是先民不同的葬俗，一方面可能说明这些不同葬俗的人群是属于不同的族群，或不同的时代风格，同时，反映先民的宗敎习俗。其实不仅是葬式，就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其摆放位置、种类、数量、型制、放置方法的不同都表现出精神文化的丰富与差异。

　　二、岩画反映的宗敎与艺术

　　   （一）环珠江口地区的岩画

　　岩画(Rock art)是一种跨越地区和民族的世界性的文化和语言，在没有文字的古代，岩画往往是人类记述自身历史和交流思想的主要方式。据联合国敎科文组织的公布，现存的原始艺术作品中99%是岩画。所以，岩画是重建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南海渔业先民也创作了大量石刻岩画，在珠海、澳门、香港、广西及福建、台湾等地都发现不少史前岩画。岩画造型趋于图案化,表现了神灵崇拜、天体崇拜、生殖崇拜等内容。这些岩画主要由越族先民所作。

　　1. 香港的石刻岩画

　　环珠江口地区的岩画相当丰富，发现的时间也早。1819年的《新安县志》就有“石壁画龙，在佛堂门，有龙形，刻于石壁”的记载。新安县清代属广州府，位于新界之北，一般认为县志所记石刻当指东龙石刻，这是香港最大的一处石刻，“虽然我们现在看来那图案并非龙形”①。

　　大屿山石刻

　　   （1）下石壁石刻。早在1939年，陈公哲先生在香港大屿山，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在一个离岸约300多米，叫沙岗背的地方发现了一幅岩画，石刻位于东面的低岩上，岩高0.57米，阔2.34米，海拔5～6米，上面刻有方雷纹6个，陈氏称之为“石壁回纹（古称雷纹）”，并认为“此为广东摩崖中之最古者”。关于具体的年代，陈氏认为与沙岗背遗址之中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一致，“其年代约在四、五千年以前”②。后来的一些硏究者，把这一岩画中最大图形称之为六个正方形的螺纹，高60厘米，宽40厘米，旁边是另一个正方螺形、一个螺形及一个同心圆形③。陈公哲与村民的谈话中，又得知山谷对面的山边，还有一处石刻，只可惜受过雷劈，以致裂开了。

　　   （2）上石壁石刻。1962年在山谷石壁上又发现上石壁石刻，海拔高度约350米，刻在一块扁平圆石上面，图形是由细小方格组成的两个正方形，长度分别是17和24厘米。其中一个正方形内有米字线条。

　　蒲台岛石刻

　　蒲台岛是香港南面的一个荒壁的小岛。1960年发现石刻，刻在向海崖壁，离开水面约5米。主体石刻的面积为130×50厘米和90×45厘米。蒲台石刻多是弯曲的线条，在弯曲内加上圆穴点，杨春棠以为这一图案风格“有点像原始阶段‘鸟书’”。

　　窖西洲石刻：

　　1976年在窖西洲岛北岸发现，离海只有2米。石刻的面积只有40×60厘米，其螺形石刻图形与蒲台岩刻有相似之处。

　　香港长洲石刻：

　　位于香港长洲岛东南部，离海岸线4米，另外约3米的距离外还有一处小型的石刻，面积30×50厘米。风化特别严重，难以辨清楚长洲石刻的眞正图形，但风格上，类似于蒲台石刻，也主要由弯曲线纹和小圆穴点组成。

　　东龙石刻

　　如前文所述，在1819年的《新安县志》中已经有了记载。东龙是一个小岛，面对佛堂门，岛上有圆石很突出，离开水面只有4～5米。石刻在圆石上，高180厘米，底阔240厘米，一条自然形成的裂纹把岩刻分成两部分。石刻分两个图形，主要是弯曲的线条组成，右边的图形很像一只鸟，有头部、肢膀、尾巴和爪。左边的图形十分抽象，可以看出几只眼睛和一些难以分辨的形象①。《新安县志》称之为“龙”，有学者认为是鸟捕鱼的情景②，或认为是一个带头饰的人面③。杨春棠认为左边的图形是张大口咬人的“虎”，虎已经吃下人手躯干，虎口还见人的头部。

　　黄竹坑石刻

　　黄竹坑位于香港岛南面，距海边约有1000多米，在一个小溪旁边，海拔约35米。这一石刻的主要内容，也是螺形的弯曲线纹。

　　大浪湾石刻

　　大浪湾石刻是香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石刻。位于大浪湾边，可俯瞰大浪湾，1970年发现，1976年香港实施古物古迹条例后，成为最早受保护的古迹石刻。距海面5～6米，面积90×180厘米。图形以弯线和曲线组成，形状抽象，中央花纹像有双眼的人形或兽形。杨春棠认为，主体图形类似龟、或鳖、或蛤的象形，也有的人认为是有眼的蛇头形象①。

　　龙虾湾石刻

　　龙虾湾位于香港西贡郊区，1978年在此发现4处共6幅岩刻。这些石刻的纹饰与大浪湾及蒲台的两石刻相近，都是由飘忽的线条及兽形图案组成，而从整个纹饰中清楚地见到一些形如“眼睛”的图案。由于石刻长期受到风雨侵蚀，所以有人怀疑这石刻可能是自然侵蚀的结果，而非人工刻凿②。

　　2. 珠海的石刻岩画

　　珠海先秦时期的岩画，发现于高栏岛宝镜湾，一共5处7幅。1989年，珠海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经过一番周折，在这里找到了4处6幅岩画，1998年在宝镜湾遗址发掘期间，在风猛鹰山近山顶处又发现一处。

　　高栏岛距珠海市区48公里，是高栏列岛的主岛，面积35平方公里，行政区划现属金湾区。高栏岛的主峰观音山海拔418米，与风猛鹰山之间有一道山坳，山坳之东是铁炉村和铁炉湾，山坳之南是南径湾、宝镜湾。宝镜湾是南径湾中的一个小湾，因湾中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圆形的“宝镜”而得名，海湾作弧形，长约400米，其中沙滩约200米。与宝镜湾相连的是风猛鹰山坡，岩画就分布在沙滩和山坡之上。发现者根据当地流传的习惯名称，分别为称之为天才石、宝镜石、大坪石、藏宝洞岩画等。

　　天才石岩画

　　天才石岩画位于宝镜湾沙滩的南端，高出海面5米，岩石长7米，宽4～5米，高5米，岩石顶部呈灰黑色，下部呈褐色，斜面凿出一个船形，两个人形和三个看不清的图形。有人认为两个人形，像汉字中的“天才”二字，故有“天才石”之称。徐恒彬先生认为：“石刻上的两个人形并非‘天才’二字，而是两个向前奔走的人，上面的人头较长向天仰视，下面的人头稍小向前注视，两人手臂平直，两腿向前大步奔走，后腿用力蹬。”①两个人形的左上部有一个船的图形，船头细长尖翘，头顶装饰之类的物体，有人认为是船桅和帆。船尾呈方形，船下刻水波花纹。人形的高度在25.5～26.5厘米之间，船长85厘米。

　　宝镜石岩画

　　位于沙滩松林间，为露出地面的岩石一角，呈三角形，底长2.7米，右边最高1.1米，岩石中部刻一个圆形，似一古镜，故有宝镜石之称，圆形直径40厘米。在圆圈的西侧，刻有水和云形纹饰。宝镜石对面是芒卵岛，当地人有“东日映西日，宝镜照芒卵”的传说。

　　大坪石岩画

　　大坪石位于风猛鹰山半腰，在藏宝洞顶部南边，大石平斜向阳，东面5米，南北3.3米至4.3米，经过长期日晒雨淋，风化比较严重，岩画大部分都已经模糊，只有部分依稀可见，徐恒彬先生认为：岩画的中心内容围绕着一条大船，船头有龙头似的装饰，船高0.35米，长1.5米，船前聚集20多个人物和少量动物，表现出船停岸边，人在岸边绕着船欢庆，“内容应该是大船出海归来”。

　　藏宝洞岩画

　　藏宝洞位于山腰，由一巨大的花岗岩石崩裂而成，裂隙之上覆盖三块大石，形成岩厦。北部有一个洞口进入，中间通天，洞长8米，宽1.5～2.6米，高约4米左右，洞口处的宽度仅为0.85米，洞底有少量堆积，南端有火烧土痕迹。洞中刻有东壁岩画、西壁岩画和东壁侧的一幅小型岩画。

　　东壁岩画最为重要，为珠江口地区目前发现岩画中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一幅早期岩画。岩画长5、高2.9米，岩画中人物和船的形状最为突出，对水的表现很丰富。人物的刻画采用了两种手法，一种是没骨法，一种是刻出轮廓，如果以这一岩画的右上角与左下角为对角线，将这一幅岩画分为两部分，则可以看出没骨法的人物主要集中于左边，而轮廓法的人物主要集中于右侧。用轮廓法刻出的人物，性别特征较为明显，有的明显露出男根。有的则可推定为女性。从岩画的右上角到左下角,依次凿刻有三艘海船，船下和船侧凿有海波纹。

　　西壁岩画稍作仰状，风化严重，岩画多朦胧不清，难以显现和恢复石刻原来面目。从残存的部分线条观察，石刻残高1.5米，宽4.5米，雕刻有船、人物等图形，还有横、竖、弯、斜的线条。

　　太阳石岩画  在风猛鹰近山顶处，一组三叠石的岩石上，有一圆形的图案，直径45～64厘米。一说认为是表示“太阳”的意思。

　　在珠海，除了高栏岛宝镜湾岩画之外，还有一处连湾山葫芦石岩画。该岩画位于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连湾山北坡的葫芦坑，在一处高出土面约25米的岩石上刻有葫芦形图案而得名。据梁振兴先生介绍：岩石平斜向北，石面上凿刻有3组图案，分别为A组的长颈形葫芦图案，宽约0.9米，高0.65米；B组的连环形葫芦图案，宽1.6米，高0.75米；C组的连线形图案，宽1.2米，高0.8米。每组图案旁边均凿有一个洞。距离葫芦石岩画西边200米的地方，有一处沙丘遗址，这里采集到靑铜时代的绳纹陶釜、云雷纹泥质陶罐残片。1992年8月，中央民族大学敎授、岩画硏究专家陈兆复到连湾山葫芦石考察后认为，葫芦石岩画是古代先民出海之前祭海所创作的印记岩画，是先民向海洋进军、开辟海洋事业的历史见证。

　　3. 澳门的石刻岩刻

　　1982年，在澳门路环岛发现一处棋盘岩刻，其图形和香港石壁等地的石刻相似。1985年，专业人员肯定澳门岩刻上的小圆穴是人工所为，小圆穴直径10厘米，深约5厘米，整个图像很模糊，看起来像器皿，也可能是带着桅杆的船只。据珠海市博物馆参加澳门岩画调查的郭雁冰先生吿之，岩画的地点在九澳水库以东、麻鹰洞以西的海边山丘上，即今威斯汀酒店所在的高尔夫球场内，澳门岩画实际有两处，可惜都已经破坏。

　　4. 环珠江口地区岩画的特点

　　环珠江口属于花岗岩的地区，存在相当多的花岗岩，岩刻大都刻在其上，但也有部分岩刻是刻在霏细石英斑岩（香港石壁）、细粒长石英砂岩（香港蒲台）、石英斑岩（香港窖西洲）等岩石上的。从岩画的岩石上或在岩画附近，与该岩画同类的岩石上采集标本，进行硬度测定，香港及珠海刻有先秦岩画的岩石硬度均在莫氏6.5度以下。其中宝镜湾藏宝洞东壁岩画的岩石硬度最低，只有莫氏3度。主要原因是表层风化严重，这一幅岩画的岩面微呈俯状，表层风化后没有被水及时冲走，风化层保存下来，因而岩画表层的图像也较为清晰地保存下来；香港窖西洲岩画的硬度最高，有6.5度。

　　陈兆复认为，香港岩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内容上都是一些抽象的图形。有两种纹样：一种是几何形，包括圆圈、螺纹、正方螺纹等，一种是不定形的抽象花纹。大浪湾岩刻的中央纹样，可能是一个动物图案，下面刻有螺形纹，而“脸部”的左边则是同心圆。在蒲台，剥落处左边的抽象花纹下端，有长菱形数个，而穿过剥落处，则有一连串的螺形纹。下石壁石刻点也差不多有同样的圆形和螺形纹样，在长洲也有类似的抽象图形，但最惹人注目的是所谓有“眼”的蛇头形曲线，在石刻的中心部位的上端形成一对，约略与大浪湾的岩刻相似。东龙的岩刻，虽然与其他地方有些不同，但那螺纹和上端紧密交织着曲线以及其他细节，都指出香港岩刻彼此之间的确存在密切的关系。

　　   （二）广西左江花山岩画

　　花山岩画是一种有明显特点的岩画，与环珠江口发现的凿刻的岩画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画都是用红色颜料绘制的。

　　1. 花山岩画主要反映的内容

　　广西左江流域的宁明、龙州、崇左、扶绥、大新、天等、凭祥等县市的沿江地区都分布有崖壁画，共79处，这些崖壁画多集中在江河转弯处宽大、平整、垂直壁上，陆地石壁和洞穴也有少量分布。花山崖壁画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全幅画长135米，高44米，分布在宁明县明江耀达河段的花山崖壁上，画有朱红色人物1300多个；最大的高达3米，最小的仅0.3米，间有少量兽类和器具，规模宏大，内容十分丰富。所画人物有双脚“八字”蹲、两手上举和双脚下弯、两臂前撑等姿态。每组画中，常见一高大的人位于人群中央，腰佩刀剑，旁边有铜鼓、狗和马等形象，似是作战会师、庆祝大会或集体娱乐等场面。据专家考证，这些崖壁画绘制于战国早期至东汉之间，是壮族先民通过图腾崇拜以祈求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其线条粗扩，造型古朴，历经数千年风雨侵蚀，依然清晰可见。

　　花山岩画的内容有祭日、祭铜鼓、祀河、祀鬼神、祀田（地）神、祈求战争胜利等多方面。

　　祭日  “祭日”的遗迹在左江岩画中有多处。祭日之风源于人类对于太阳的崇拜，在我国古代有祭日的习俗记载。《礼记·祭义》云：“祭日于坛，祭日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专家们认为左江岩画的“祭日”图，反映的就是骆越人的“太阳舞”。“祭日”的目的，在于祈求恩泽。

　　祭铜鼓  铜鼓乃岭南古代民族之圣物。在宁明花山等处的岩画中有击鼓图像，表现的即所谓“鸣鼓以集众”之意。铜鼓是南方古代民族铸造和使用的重器，南方民族中认为“是鼓有神”，从而产生对铜鼓的崇拜与信仰。

　　祀河  左江流域的骆越人，临山傍水，许多活动都与左江河水息息相关。这方面，岩画中也有所反映。花山岩画之船图尤其逼眞：船尾立两根小木棒似的东西，头似鸟形，所谓“龙舟益鸟首，浮吹以娱”是也。船上有侧身人，伸手曲腿，似划桨状。岩画中的祀河图正是骆越人祭祀水神的巫术礼仪之反映。

　　祀鬼神  在花山岩画中，有一个处于画面中心最高位置的正面人像，身躯高大魁梧，腰间佩带环首刀，骑马，头戴兽形装饰。其下方一位腰佩双剑者的胯下跪着一个侧身女性。其余人像皆举手蹲腿而舞，形如祈祷，其间夹以面具、铜鼓、羊角钮铜锺，展现了隆重庄严的礼仪场面。

　　祀田（地）神  巫术舞蹈在以奉祀田（地）神（农业神、生育神、春神）祈求生殖（或祈年）为目的的仪式在花山岩画中有突出反映。岩画中出现的生殖器图像，正是其先民祀田（地）神巫术礼仪的延续，其目的在于通过孕育礼仪的魔法，促进农业的多产和获得好的收成。同样，岩画中那有着巨乳或肥硕腹部的女子正是繁衍与多产的象征，具有祈祷人丁兴旺、生产昌盛的意义。

　　祈求战争胜利  在花山岩画中有一个高大的正面人像，其左侧和下方各有一群正面人像，手执小人跳跃而舞。外围还有舞者，或击鼓，或曲膝弯腰，或摇摆身躯，手舞足蹈，场面热烈。战争是原始社会后期才出现的，以后人们为了祈求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带有巫术性质的战争舞。

　　2. 左江岩画的特点：

　　花山岩画面临江，崖壁明显内斜。画面长约172米，距江面最高约90余米，底部高出江面30米，距离山脚一级阶地3～10米不等。绘画颜料是赭红色的赤铁矿粉，用动物脂肪稀释调匀，用草把或鸟羽直接刷绘在天然崖壁上。画法采用单一色块平涂法，只表现所画对象的外部轮廓，没有细部描绘。风格古朴，笔调粗犷，场面十分壮观。这与环珠江口地区用尖状石器凿刻出来的岩画风格不同。花山岩画现存图像1900多个，包括人物、动物和器物3类，以人物为主。人物只画出头、颈、躯体和四肢，无五官等细部。基本造型分正身和侧身两种。正身人像形体高大，最大的高达2米以上，皆双臂向两侧平伸，曲肘上举，双腿叉开，屈膝半蹲，腰间横佩长刀或长剑。侧身人像数量众多，形体较小，多为双臂自胸前伸出上举，双腿前迈，面向一侧，作跳跃状，都具特点。另外，从年代上看，左江的岩画大都在距今2000年前的，比环珠江口地区目前发现的岩画年代要晩得多。

　　越人的崇拜与信仰有关。花山岩画中有许多动物图像，如马、犬、鹿、鸟等，应是古骆越民族图腾，而且祭典礼仪在岩画中也有反映。越人是崇拜鸟类的民族，晋人张华着《博物志·异鸟》载：“越池深山鸟如鸠，靑色，名曰治鸟。”虽然这两者之间在岩画时代、类型、性质、地域和的鸟图比较简单，只是象征性地画出了鸟头及翅。

　　原始宗敎和原始艺术一样是原始文化的重要成分。大约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一批人类学家就开始热衷于硏究。在谈到原始宗敎与原始艺术的关系时，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和詹姆斯·G·弗雷泽(James. G. Frazey)认为，二者都是人们表述主观意识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一种心灵最深处的观念的体现，它们都具有不同于生产劳动及生活活动的非功利性质，因而在形式上早期的艺术和宗敎往往是混沌一体的。

　　泰勒在《原始文化》提出了“万物有灵论”，是解释一切原始宗敎与艺术起源的最重要的人类学理论，原始人奇怪的臆测是万物有灵论的根源。从本质上说，宗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现实社会的一种歪曲的反映。在原始时代，当人们对自然的压迫感到束手无策、无法解释时，便把生活中的得失成败归于自然力作用，看作是自然的恩赐或惩罚，错误地把自然现象超自然化，并且进行崇拜,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从而出现了最早的宗敎。正如恩格斯指出：“最初的宗敎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氏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敎里。原始宗敎旣虚无飘渺,然又几乎触处皆是，渗透支配着人们的各种活动，是人类在自然面前软弱无力的结果。“作为宗敎最低限度的定义，是对神灵的信仰”。相信万物有灵、鬼魂不死，是原始宗敎的思想基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