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广东高州人，广东高州中学的著名校友，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早年３次东渡日本留学１１年，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学术巅峰仰止　道德山高水长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科学家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象牙塔中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把学科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他们无疑是值得敬佩的；还有一类是除了在科研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还心系民生，身体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为苍生造福，而他们往往更让万民景仰。高州中学的著名校友、水稻专家丁颖就是后一类型的杰出科学家。

　　作为农学家，丁颖创造了许多第一：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杂交而把野生稻扺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从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等理论研究，到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应用技术，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研究和140多篇（本）论文著作，使他成为中国稻作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在科学史上留下这样的贡献和美名，夫复何求？然而丁颖留给世界的远不止这些。中国古人树起了评价人生的三个标准：“立德”、“立功”、“立言”，谓“三不朽”，而其中，“立德”是“太上”，即最高境界。无论从哪方面看，丁颖都是一位科学界中的道德高尚的典范。也许有人说，现在还推崇“太上立德”太过老套太过道学，但笔者却以为在道德普遍滑坡甚至连科学、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的时世，学术腐败时有所闻的今天，缅怀丁颖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学术及做人方面的道德风范，却显得格外有意义。时至今日，农业学科仍是每年高考志愿中的冷门，因为选择它就意味着风吹日晒、更多的艰辛和寂寞。而约100年前，在中国农业科学尚未系统形成时，更是乏人问津。丁颖当年赴日本读农艺时，就常听到讥讽：“上粪种地，愚不可及，何须留洋？”作为农民之子的丁颖，自然深知学农务农的艰苦，但他终生不改矢志。他３次东渡求学，回国后变卖祖产、掏出自己微薄工资到处搞试验育良种，不遗余力地向农民推广，数十年如一日与农民为伍、过贫农的清苦生活，为的便是“使受苦不尽的中国农夫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让他们摆脱困苦，若没有超脱世俗的济世理想、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自然难以想像。

　　丁颖治学严谨，终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连校对也一丝不苟。“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１９２６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１９5７年才最后定稿。三十多年磨一剑哪，反观近年学界浮躁之风日盛，著名学者钞袭事件连连曝光，而把学生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署名在前发表、学术“著作”粗制滥造更是司空见惯。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丁颖从不屈从权势和外界压力，一生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当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曾要把一亲属塞到中大农学院捞文凭，丁颖断然拒絶，不管陈用权势相压还是使人出面讲情；另有一极有权势的女生平时不喜欢读书，毕业时丁颖在她的《水稻栽培学》试卷打了５分（百分制评分），不管她怎样活动也无济于事。在1958年“大跃进”中，浮夸风遍及全国，各地亩产粮食几万、十几万斤的“卫星”纷纷放起，有些著名科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它的“科学性”，而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丁颖坚持不随波逐流，却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指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

　　正如水稻的亩产会越来越高，科学研究会永远向前发展，在学术上，长江后浪必推前浪，因为后人能站在了前辈巨人的肩上。但后辈学人的个人品格、学术道德则未必能今人必胜前人，因为它需要个人自己用一生去修炼，而其间又有太多的诱惑。重温丁颖等那一代科学家的懿行风德，以前人为鉴，不仅对科技工作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为一种鞭策。

　　学农·科学救国

　　“学农、爱农、务农”，这是成为名教授后丁颖经常劝勉身边师生的名言，而综观他的一生，这句檏实话语正是他终生践行的座右铭。丁颖选择学习农科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最初源于他童年起便对当时农民疾苦的深切体验，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种种探索中，最终作出了潜心“科学救国”的抉择。１８８８年，丁颖出生于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是这个家庭中第１２个孩子。丁颖童年时，丁父深悟没文化是穷人倍受欺凌的根源，于是，在债台高筑之下，丁颖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成为丁家第一个读书人。

　　１９０９年，丁颖从母校高州中学毕业，在当时学生趋之若骛地报考文、法、商科，谋求一个当官发财门径的时候，全优生丁颖却思虑乡亲的惨况，对同学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选择了与农业有点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１９１２年，在辛亥革命后的留学大潮中，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之后他曾三度远涉重洋，在３所日本高校求学。

　　１９１９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丁颖积极参加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他不思久留，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本来可以借此在官场步步高升，但耿直的丁颖却对教育界尤其是官场政客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絶，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因深感不深造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于1921年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潜心攻读了４年，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时，已年届36岁。为了“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的理想，他前后出国深造了１１个春秋。

　　务农·稻作之父

1924年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认真教书的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并通过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编写讲义，撰写论文，在以丁颖为首的农学家们的多年努力下，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才逐渐建立。

　　然而丁颖并不满足于执教鞭、搞小实验的学院派生涯，还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苍生。当时中国这盛产稻米的大国，每年竟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心头翻涌，在教学同时，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施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１％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种种考虑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难曾令丁颖十分郁闷，但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决意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他立足现实迅速调整科研计划，决心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

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开办费，又变卖祖产补充经费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说是试验场，其实是租来两间泥房和60亩长年乾旱的坡地，丁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便开始苦干。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民工没有两样。只是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经费难以维继时，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７号”、“黑督４号”等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

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10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５—２５％。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大家都慌乱地收拾细软，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等他带着这些“宝贝”赶到码头时，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而这些被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的稻种后来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在抗战中，丁颖随中大三迁校址，颠沛流离，1940迁址粤北时，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大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这为后来经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成为农业学术重镇打下了基础。

　　爱农·与农为伍

　　出生自农家的丁颖，在跳出农门成为教授后却仍一生愿“与农民为伍”，这源于他对农民、对土地和对自己专业农学的无限热爱。

　　解放后，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令丁颖热血澎湃，更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１９５７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上世纪６０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１２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１５７个，在８个省（自治区）的１０个试点进行历时３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１９６４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该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们完成。

　　１９６３年他以７５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身边的助手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疗养，但他坚持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才无奈地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３７天（疗养期应为３个月）。随后，他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接着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剧恶化时，还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丁颖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仅２０天就与世长辞了。　

　　一代中国稻作之父，在为中国农业的奔走中真正的鞠躬尽瘁。

　　足迹·风范·轶事

1、丁颖在高州中学

　　丁颖１８岁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其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偏在粤西的高州也成立了一个颇具民主思潮的学生组织“新高学社”，丁颖积极参加其中议论时政、探讨革命理论。当时县城盗贼蜂起，腐败的官府坐视不理，“新高学社”因组成一支学生军击败匪徒，并处决了土匪头目，一时被家乡民众称颂。

　　不过在此事不久后，“新高学社”在发动驱逐一名不事教学、专为清廷歌功颂德的教员的学潮中，当时的校方迫于官府压力而解散学社。

　　学潮的失败使丁颖陷入迷惘：要变革社会、铲除社会不公太难了。他决定潜心学问，走科学救国之路。

2、丁颖曾在农林路搞试验田

　　今天广州的农林下路已成为市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或许会偶然想想这条路名的来由，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处商铺林立的闹市中心旺地会与“农”、“林”有什么联系。

　　其实，在７０多年前，这里真与“农林”有密切相关。一直居住在这附近的张老伯向记者回忆，上世纪的２０年代，这里属广州东郊，如今农林路、犀牛路西侧石马岗有一所名叫“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学校，后来改名“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以东则有个“第一农场”，是连片的田野、树林和沼泽。

　　据记载，丁颖1924年回国后，经学者黄枯桐的介绍，进入“农专”任教。同年11月它改称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丁颖任农艺系的教授。而不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再改名国立中山大学。

　　丁颖便是在这片土地最先开始他的农学家之路，他与青年教师谢申在这里辟出了一块一亩多的试验田，进行水稻的肥效等试验。1926年，丁颖在犀牛路末端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棵野生水稻，开启了他研究中国水稻起源的兴趣，他把这棵命名为“犀牛尾”的野稻种子收获播种观察，并与栽培稻杂交，经8年的反复筛选后育成以校名命名的“中山一号”，创下了世界上第一个把野生稻扺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严谨治学的丁颖花了数十年的精力，遍览古籍，从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多学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于1957年发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引起国际学界的重大反响，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华南是中国水稻发源地，也是世界水稻发源地之一，并对其演变、分类作了十分细致的阐释。丁颖一生共发表极具分量的论文１４０多篇，在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卓有成就，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沧海桑田的变迁，这段往事已在商海中淹没，在人们记忆中淡忘，但却永远铭记在科学史中。

3、“谷种佬”让匪徒敬畏

　　丁颖还有个相当“土气”的别号，叫“谷种佬”，这是农民兄弟对他的称呼。丁颖长期到广东各地稻作试验场进行培育良种，为了把这些良种推广到农民中去，他费尽心机：比如把一包包良种送交学生带回自己的家乡试种；为打消农民对新种的疑虑，与农户订立合同，地里种植他育成的新品种，不管收成如何都付给农户比往年产量多的稻谷；采取换种制度，农民可用普通稻谷到场里换良种，每担只象征性地多收一斤谷子。这些良种令农民增产获益，大家亲切地叫他“谷种佬”。抗战期间，丁颖曾在粤北一条偏僻山路上遭匪徒抢劫，过后，这伙“兄弟”得知被劫者是“谷种佬”时，还特寄回劫去的皮包、烟斗等，并附上简信致歉。这足见“谷种佬”教授在百粤中的声望。

4、人们喜欢叫他“丁师傅”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无论是在试验田中进行水稻栽培试验，还是在广东各地办育种试验，丁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下田劳作。甚至到１９６３年，他已是７５岁的老人，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这样的部级“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长期在田间的风吹日晒，使名教授丁颖长年在衣着、肤色、生活上都与普通农夫无异，以致外人到中山大学看到戴着白通帽、旧皮鞋、旧唐装（他是解放前中山大学里仅有的穿唐装的两个教授之一）的他，都以为是普通园艺工。

　　在华南农学院，由于他的语言很檏实，穿着打扮更是十分檏素，瘦瘦黑黑的，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是学院农场的老农。学生、老师也叫他“丁师傅”，“师傅”当时一般是对工人、农民或者武林中人的称呼，但大家对丁老这位名教授这样叫，可能是因为丁老一直很和蔼可亲的缘故，叫惯了就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但大家对他是十分敬重的。

　　丁颖精神

　　华农前身是中山大学农学院，约上世纪30年代从农林路旁迁到五山，而1952年院系调整中，中大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三合一成立了华南农学院，丁颖是华农的首任院长。

　　在校园的一角，有一座在上世纪50年代中建成的两层洋房，这便是丁颖的故居。这幢洋楼建成前，丁颖一直住在低矮潮湿的平房中。解放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常上门拜访丁颖请教农业问题，看到这位老专家居住得实在太差，要给他另建新宅，丁颖坚决谢絶。后来，在陶铸等的关心下，华农终建成了几栋两层的“院长楼”给几位正副院长居住。现在，这栋小楼已成了学校老职工活动中心。

　　从这故居前行不远，便是华农的农史馆，馆内二楼设有一间约２０平方米的“丁颖教授纪念室”，四壁挂满了丁颖的照片，其中有他任全国科协副主席时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科学家的照片，出访前苏联、东德、捷克等国留影等，而絶大部分照片都摄于田间地头，多幅还是赤脚下田的，展示了这位水稻名家“爱农、务农”的风范。室内中间橱窗里陈设着丁颖培育的世界第一棵“千粒稻”等良种、手稿、著作等，其中一格窗放着一个边角磨损的皮包、油亮的烟斗、磨花了镜面的怀表等。据介绍，这些都是伴随丁颖数十年的随身物件，也是他一生中最贵重的用品，这些静静躺在橱窗内的旧物诠释了丁颖简檏的一生。

在华农的教学楼前，矗立着丁颖的纪念铜像，立于他的诞辰１００周年的１９８８年。他清瘦但硬朗的身躯仿佛置身稻海之中，沉甸甸的稻穗在他的身下摆动，左手叉腰，右手拿着草帽，双手粗壮而青筋毕露，重现了这位“谷种佬”教授当年的风采。记者到访时，适逢几位应届毕业生来到雕像前留影，毕业生小刘说，丁颖是他十分敬重的科学家前辈，现在要离校了，带着这张留影走以后的人生路，遇到挫折时看看丁老的雕像一定能获得更多的勇气。

吴维光教授，年届73岁高龄的国家突出贡献老专家，1949年入读华南农学院之后便一直学习工作在这片土地上，并曾10年（1982—1992年）任华农副校长的他，作为丁颖的学生，吴教授言语之间充满着对丁老的崇敬，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丁颖精神”。

吴教授认为“丁颖精神”是以丁老为代表的华农老一辈科学家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精神品德的概括，比如他们的“热爱祖国，矢志为民”的精神。丁老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３次留学日本共１１年，其他像邓植仪、陈焕镛、蒲蛰龙等等也是留学欧美的，学成后放弃海外的优越条件，回国为中国的农业无私奉献一生，成为中国农业科学各领域的奠基人或巨匠。现在像清华等大学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出国留学，但出去后许多就不回来了，科学无国界，留学深造是好的，但学成应回国出力，这点年轻学生应多继承传统。还有如“身教以德，敬业乐群”、“刻苦钻研、务实求真”等精神。丁老学问精深、品德崇高又诲人不倦，几十年如一日，终生为培育桃李而尽心竭力，广东乃至国内后来许多水稻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卢永根院士等等；执掌华农的时候，极力延聘名师，使顶尖学者济济一堂又和谐相处，团结奋斗。丁老长期深入农村研究，插秧、收割季节，都是亲自赤脚下田，为的就是亲手掌握第一手材料；对于论文更是字斟句酌，表现出对科学、对生产的絶对负责态度，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很值得今天科技工作者学习的。

　　“丁颖精神”就是以丁颖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用他们的为人风范、理想信念、政治态度等共同构成的一种先进群体意识，是历代华南农业大学师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一种敬业爱国、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一种总体风貌。丁颖精神的内涵被概括为：“笃学明德，躬行践履，建业自强，求精图新。”

　　（作者分别系高州中学1992届和1984届校友。本文曾载于《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17日。编入文集时编者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