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至1957年7月，陈文昭老师担任我们高一、高二甲班的班主任，时间两年。他只比我们学生大几岁。甚至我们班中个别大龄学生岁数比他还要大。他当时未结婚，和我们住在东楼(已拆)同一排宿舍，朝见口，晚见面。给人一种印象：他是个学生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文昭老师1931年4月出生，1951年在我们的母校广东高州中学高中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当教师的第5个年头开始就教我们。他的黄金时间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起担任副校长。相继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广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8年当选为广东省七届人大代表。他培养出多名全省高考文科状元和省尖子学生。创作了10多篇教学论著。1996年因心脏病发辞世。终年66岁。

　　陈老师的—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奋斗拼搏的一生，是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生。现在我们把当年受他言传身教的点滴往事写出来，献给读者，缅怀先师，策励后生。

　　刻苦攻下文言文教学关

　　陈老师读书时学的是白话文，给我们教文言文则是第一次。我们读高一时，课中古文已不少，高二时分量就更重了。唐宋古文，诗词歌赋样样齐全。的确是难为他了。有—次他对我说，为了讲好1节课，他有时要用5节课的时间来备课。除了弄懂弄通教学参考资料之外，他自己还买了很多参考书，用以进行分析对比。对屈原的《离骚》天问、桃渊明的《归去来辞》、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花的时间特别多。尤其是对“悟以往之不鉴，觉今是而昨非，实迷途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中的“不鉴”两个字，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斟酌推敲，才把白话文词义写下教案。他孜孜以求地研究文言文，真是达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凭着他的执着追求和毅力，愣是把文言文教学关攻了下来。我们甲、乙两班100多人对他的语文教学是相当满意的。

　　80年代，他已成为文言文教学专家，发表了文言文解释方面的专著，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出版社出版。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

　　大力推广普通话

　　也许有人会说，会讲普通话算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子谁不会讲!但是，如果你把时针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话就不是这么讲了。想当初，1952年，土改队进广东农村，队长都是北方人，讲普通话(确切地说是讲北方话，主要是东北话、山东话)。开动员大会时，他讲一句，一个“翻译”队员就翻译一句，我们才弄懂讲的是什么。本来半小时的会要开1个多小时才能完。当时还没有电视。地方广播电台、广播站用的都是白话。人们把讲普通话戏称为“煲冬瓜”。1955年在高州中学，除了原籍四川的万朝琛老师讲四川话之外，老师们讲课都是用白话。大多数人还嘲笑个别讲普通话的人。在这种环境下，陈文昭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带头用普通话讲课，并鼓励学生用普通话交流。他这种精神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真不愧为高州中学开讲普通话的先驱。

　　为了讲好普通话，他买了不少参考书。他是一面学，一面教，现买现卖。他特别注意声调，注意抑扬顿挫，注意快慢节奏和前后连贯，包括“儿化”之类，越来越接近标准的普通话。他不分课上课下，随时随地纠正学生的发音，这一点收效很大。比如我本人的名字，平常人们都叫“Láng Huá Yi”。他说，作为姓名，“华”字的读音是不同的，应该读成“Láng Huā Yi”。后来我到天津大学读书时，印证了这—点。

　　为了推广普通话，他还组织学生用普通话演活报剧。当时我和陈学猷、梁桂梧、吴在贤、宁家瑛、吕群珠、杨淑藩、周惠明、邵雪玉等同学都参加过演出。为了演好鲁迅的作品《路》，我还特意向低年级同学借了一条裤子来穿。

　　记得有一次我们师生到原来的茂名电影院(高州城南关附近，环城路边，当时是没有休息场的)看香港片《家家户户》。在门口外面等待进场时，陈老师带领我们几个人，有陈学猷、吴在贤、梁启德、刘琦、王奇、肖焕豪、郑铨、林浩、吕群珠等用普通话交流，还引来一大帮人侧目。他们的眼睛在说：你们这几个人真不知道害羞!

　　陈老师总结出推广普通话要有3条：①脸皮要厚；②要培养兴趣；③要作为自己的—项任务来抓。我们毕业前听到前几届学兄们从北方回来讲话还是南腔北调。我们上大学以后，发现陈老师的普通话虽然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由于中学时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在大学听课就—点也不感到吃力。讲话也得到了北方同学的认同。这和陈老师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有很大的关系。陈老师功不可没。

　　大力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5年至1957年，是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时期。运动初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民分到土地后从个体走向集体，的确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陈老师和我们大家一样，站在大潮中，是大力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首先，他着重从理论上指导学生。他要求学生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要多关心时事政治，多读书看报。我们读高一时，他参与组织了全校的作文比赛。比赛前一个多月，校长就向全校学生作了动员。陈老师更是在我们班多次动员。讲作文的程式、步骤、结构，更多的是讲形势。由于我们头顶上还有高二高三的学兄们，有像斐树海、莫树理、戴冠一等一大批才子，陈老师并不要求我们要争取拿第几，用功去写就是了。他说，我们是志在参与，努不努力作好准备是态度问题，能否拿到名次是水平问题。题目是“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比赛结果，第一名是我们班的林含章同学。陈老师说：“真没想到!”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见牙不见眼。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为了配合宣传农业合作化，陈老师还组织我们班同学到附近农村演粤剧宣传戏。主要参加演出的同学有梁桂梧、谭伟明、周惠明、杨淑藩等，我也参加了。最远我们走出南关，翻过石仔岭，到山南边的农村禾场去演出。村里男女老少都来看，乡村干部也来了。观看的人真不少呢!

　　陈老师不忘以实际行动直接助农。1955年冬。严寒。霜冻。学校组织大家去农村帮助防寒。陈老师身体不好，但他坚持和我们一起去。我们被分配到旧飞机场西南一带，主要是用稻草盖番薯苗。行进途中，我们还用普通话互相鼓劲呢!收割时节，陈老师又带我们去帮农民割稻。记得有一次，一块稻快割完了，还剩一点我继续往前割。不知是谁将一把镰刀插在我背后地上，刀齿向前。我割完稻转身一抬腿，左膝盖关节上立刻被开了—道口子，鲜血直流。丘国维同学见状，马上掏出他的乾净手帕替我包扎上。这—刹那，我激动得差点掉下了眼泪。我食咁大仔还没用过手帕呢!现今我左腿关节上还留着当年的伤疤，

　　心系文娱活动

　　我们班只有4位女同学（后来，调皮的男生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氟、氯、溴、碘”），陈老师硬是组织她们排练《荷花舞》，代表学校参加县中学文娱汇演。他亲自用小提琴伴奏。演出地点在当时的县体育场，就在高州中学旧部西侧。演出当晚人山人海。我们的《荷花舞》演出场面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要知道，高州城的百姓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结果，《荷花舞》获得第一名。

　　陈老师喜欢搞形式新颖的文娱活动。相声适应面广，老少咸宜，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喜剧形式，自然为陈老师所锺爱。学校以前没有人接触过。他就让刘琦、何荣雄两同学学习说相声。他们充分利用文娱活动和课余时间，在班内表演，在江边野餐会上表演，在县中学团干训练班上表演。每次都令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既陶冶情性，又恢复精力；既发人深省，又增长知识。

　　记得有一次，湛江市篮球队来高州比赛。为欢迎他们，初到当晚，陈老师动员吴在贤、梁启德两同学用秦琴演奏了几首广东音乐，赢得了阵阵掌声。

　　支持“四大”

　　1956年，党中央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以期博取众长，发挥有生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议，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时各大学搞得热火朝天，我们中学则相对平静。陈老师秉承屈伟昌校长的旨意，让我出面在学生中用大字报形式搞一次辩论。我时任学生会主席，很快就在同学中发动起来。场地设在当时的校长办公室外侧墙上，面向学校大门口。当时是以“人们生活水平”为主题，横额贴着“论坛争论”4个大字。大家纷纷贴出大字报，亮明自己的观点。有高中的，也有初中的。我们班刘均庆等人都写了大字报。当时部分同学农民意识还是比较浓厚。通过辩论大家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达到了预期目的。陈老师说，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几次。可惜到了1957年，全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也就没有再办下去。

80年代以后，陈老师作为特级教师、副校长、优秀教育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的工作方方面面，事迹不胜枚举。可惜我没有亲身经历。我以上所写，实是凤毛麟角。如有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敬请知情者纠正，感激之至。

　　（作者系高州中学1958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