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天老师来穗，那时我住在五山茶山偏僻一角。不知先生从何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和地址。他被酷热煎熬着，迈着衰老病弱的身躯，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家门。啊！程先生，二十多年不见了，在这风风雨雨的时代。顷刻间我们热泪盈眶，相对无言。

　　休息片刻，先生告诉我这次来穗是检查身体的，他患的前列腺癌复发了。我问先生还准备动手术吗？他说年纪大了，癌细胞已扩散到其他部位，不准备再动手术。当时先生的脸色显得有些悲怆，一时默默无言，室内显得静寂。我担心先生过于悲伤，于是转变话题。我问先生，这些年来高州中学老师的情况，以及过去的一些往事。先生没有说他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经受的磨难，而详尽地谈了学校和各个老师经受浩劫的细节。其中我印象最深，震撼最大的是他谈到覃恩汉老师含冤之死。他说，覃老师自杀的当夜已遍体鳞伤，痛哭一夜，不时叫出“你们这样折磨我，我怎能再活”。就在当夜自杀了。那真是哭罢低头无处诉的年代。今天，时代虽然不同了，人们不会再受到惊吓，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内心就感到难受。往事如烟，谈到的许多事今天都已忘记了，只隐约记得我问过先生，他教学多年，教出的学生这么好，他的教学方法怎样。先生说“你现在问我，我怎还记得？”又问到一些教师的子女情况，他说“高州中学的老师都是为别人培养子弟的，自己子弟都没有出息。”这时先生脸显怅然之色。我知道先生有两个小孩，情况如何？不便再问。

　　恩师的到来，本应到酒店为先生洗尘，然而在那什么都缺乏的年代，我只好到菜地里摘点南瓜花，用定量肉票到市场买点肉，我想瓜花饮酒情还在，再有相逢亦不迟。

　　也许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经过十年动乱的磨难后，想在穗见到更多的校友，先生提出要见林木欣。然而当时各校友之间尚无电话来往，而且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互相之间来往甚少，先生走得如此匆忙，无法实现他的心愿。后来只好送他到石牌车站匆匆而别。谁知一别就不能再见。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们已是天地人间，留下的只有深深的遗憾。

　　我与先生似乎有一种缘分。记得1951年秋天我考入高州师范，幷且注了册。当我即将踏入师范校门时，我的邻居高州中学校友朱朝亮对我说：“你应该读高州中学，那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教师名叫程登瀛，你去跟他学习将来考理工科，当工程师。如果你现在去读高州师范，毕业后只能住庙角（那时小学多数在祠堂）。”当时我体会不到读大学理工科和当工程师的滋味，但我觉得这是人生一种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似乎要登上这科学的殿堂首先就要读高州中学，而到高州中学就要拜程登瀛为师。因此我停学一年次年再考。

1952年秋我如愿进入高州中学，幷且编入快班，程登瀛先生就是我的班主任。

　　进入高州中学首先给我最新鲜、最敏感的是由陆士风副校长主持的新生入学学习班。中心内容是讲校史、校风，鼓励大家热爱祖国、遵守校纪、勤奋学习，发扬团结互助友爱精神。其次是由程登瀛先生主持召开的第一次班会。记得今年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屈指一数当年先生已是五十三周岁了。他给我的印象是过于老成持重，严肃有余，随和不足，说话不多，句句算数。会上他指定林木欣同学当班长（后来才知道林木欣同学初中毕业于高州中学，历届县、校学科比赛均获冠军），随即由班长宣布班干部、分组名单及班生活、学习纪律。有些同学窃窃私议说程先生没有民主，称先生为程老虎。不过这样一来班上生活、学习很快走上正轨，同学们再不敢多言。

　　先生在我们班任班主任两年，进入高三则由钟竞达老师接替。钟老师也是先生的学生，可能进入毕业班了，由一个更年青老师出任班主任较为合适吧。在校三年，数学科一直由先生任教，语文、化学分别由钟竞达、李宗耀老师担任，人们称之为“三驾马车”，“三驾马车”一直载着我们进入高等学校。学生常以这三科取胜，这是我们母校的光荣，也是我们这一代青少年的福气。

　　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天系（数学天文系），是当时该系优秀学生之一，在高州中学任教20多年中，建立和健全了一套严谨的教学法。尽管如此，他仍然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并事先试讲。在课堂上，根据教学大纲，他全面掌握授课进度和内容，不看教材而是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写到那里，讲到那里，不多写一字，不多讲一句话。讲课时常常目光扫射到课室各个角落，任何同学都感觉到先生的目光是对准自己的，谁都不敢思想开小差。这样，他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黑板上。课讲完了，下课号声也就响了（那时上下课由工友吹号）。

　　考试是衡量每一个同学掌握该学科的程度，他不仅看演算的结果，还要看演算的全过程。即使结论数据错了，但前面演算某一步对了，也得一部分分；而全卷对了，却也得不到满分。先生说：“你总存在其它方面的缺陷，扣你0.5分是告诫你不要骄傲。”可见他对学生学习要求的严格。他的试题无论从深度、广度或数量方面，有时都超过高考同类试题。这样同学们在高考临阵发挥都很好，没有“难”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是得益于先生教与严。

　　在班里，同学们的成绩往往是参差不齐的，正如十个手指一样。当他发现某个同学在学习方法或某些内容尚未掌握时，他就会叫这些同学到他的房间专门辅导，那时没有辅导费的。

　　有一次，我将全班的练习册送到先生的房间。先生正在专心阅读一本英文高等数学，我问先生：“你也懂英文？”先生脸上一阵红晕，说：“不懂英文也可看懂。”实际上先生的英文甚佳。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是用英文讲课的，我对先生在教学上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学习作风是十分敬佩的。

　　我们在高州中学学习，生活水准是很低的，一日只有两餐。而且还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两餐乾饭、乙等一餐干一餐稀、丙等就只有两餐稀饭了。至于菜类只有素菜。那时饭堂养有猪，每到星期六杀猪加菜，每个学生加5分钱成本，各得半碗肉，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满足了。先生巡查学生宿舍时，往往叮嘱学生不要吃丙等，说：“会饿死的。”这显然与当时“节约闹革命”不符，程先生只是私下叮嘱学生。在这种艰苦的日子里，同学们能保持旺盛的学习风气，这与先生的关怀分不开。

那时老师的工资并不高，而且都要养家糊口。记得当时一个中专毕业参加工作的职工只有24元月薪。我们的程先生有80元月薪，在学校属高薪阶层。那时一些学生因社会变迁，家庭经济接济不上，面临失学危险，林木欣同学就是其中一个。先生伸出同情之手，一个人承担了林木欣同学的生活费用，后来先生向全校老师募捐，让他完成高中学业，顺利进入高一级学校。后来林成就为我国一位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多年来，林木欣每每提起这件事，都对先生深表敬意。遗憾的是程登瀛先生、林木欣都先后作古了，每当想起他们，我内心就感到难受。

　　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高州中学，他把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高州中学，倾注给每一个学子。今天学子们遍布国内外，不少人在不同学科领域很有建树，成为国家的栋梁。人们每每想起高州中学，首先就想起这位恩师而肃然起敬。

　　十年动乱中，先生并不在高州中学，这段时间他在高等学校退休回到高州定居。在那动乱的年代高州中学停办了，校园成为招待所，所有的图书、仪器设备毁坏净尽。目睹这一切，先生十分痛心。当高州中学复办时，他高兴若狂，奔走相告。学校没有忘记他，请他回校任顾问。先生光荣地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幷且参加了第一次校务会议。没想到后来病魔缠身，他再也不能参加校务活动了。可是，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惦念着高州中学和自己的一些学子。

　　这篇短文是我对先生的片断回忆。当我提起笔时，才知道自己语言和文字的无力。我永远无法完满无缺地叙述先生一生倾注在高州中学的爱。当我承校友之托静坐桌前书写对先生的回忆时，先生的身影便不期而至，我不禁热泪盈眶，仿佛重见1979年先生最后一次到我家，他悲愤莫禁地讲述高州中学在十年动乱中的情景。往事如烟，往事又历历如昨。我想今天先生远在天国，他正遥望着高州中学和他自己一百周年诞辰的到来，见数十年的学子又济济一堂，为苦心栽培的桃李已遍开天下而倍感慰籍吧！

　　（作者系高州中学1955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