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问陶 

　　针对广东金融大而不强的现实，省政府提出了建设金融强省的主张。几年过去了，广东也推出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发展的举措，但与立足金融创新的天津相比，成效并不显着，令人兴奋的亮点不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广东过分看重“金融中心”定位，忽视金融创新思考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一、市场经济催生了“金融中心”，而传统金融中心正面临区域经济发展、协作和互联网普及的挑战，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经济和金融具有共生性和互补性。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历史的沉淀形成了经济贸易中心城市，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特殊功能又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和资金大量聚集，并造就了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传统的区域性或国际性金融中心。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和广泛辐射，以点式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模式正向区域发展模式演进，而传统经济金融中心由于产业高度密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成本高昂，已使企业不堪重负而把总部或后台业务、服务系统外迁，而互联网的普及又为这种趋势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和便利。从区域经济角度谋划金融发展已成为现实选择。传统金融中心集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为一城的模式也随形势变化按金融功能的发展需要进行布局。

　　1. 英国金融中心已由“伦敦城”拓展为“大伦敦”概念，金融中心功能定位受到重视

　　英国伦敦金融中心是全球最早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也是金融集群化模式的典范，在仅一平方公里土地上积聚着全球众多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各种金融市场。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以及金融自由化、全球化、证券化、电子化的冲击，这种点式模式已向包括伦敦周边区域在内的“大伦敦”扩展，而这一区域金融增加值占全英比重超过40%，金融效率是全英平均水平的2倍多。苏格兰的爱丁堡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人文生态以及优雅的创业居住氛围受到了许多高级基金经理们的青睐，从而把操控着上万亿美元的基金总部落户在这里，爱丁堡与伦敦错位发展、突出功能优势，成为有名的区域性基金中心。

　　2. 美国虽有全球第一的纽约金融中心，但其金融布局区域化、分散化特征明显

　　美国虽有全球第一的纽约金融中心，但由于其地域辽阔，各州独立性强，区域经济差异大，以及早期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发展，其金融中心的构建一开始就具有相对分散性、区域性特征。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依此设立了12个联邦储备区，每个区中心城市建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区域金融中心基本上就依托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并各具特色。在美国东部的纽约以纽约证交所着称，影响着美国和全球的资本市场；中部的芝加哥则是期货交易和定价中心；西部的旧金山则以商业银行和资金融通为主要特征。美国的拉斯达克市场更是藉助互联网使金融市场不仅打破了城市、区域界限，而且脱离了有形金融机构的制约，藉助网络“虚拟”交易运作。

　　3. 北京、天津错位发展构建“京津冀”金融区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藉助其特殊地位和政策优势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金融中心而言，它是金融政策中心、金融调控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支付结算中心等，其他城市无法替代，而天津一直被定位为制造业和港口城市，金融业相对比较薄弱。2005年6月国务院在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综合配套试验区的同时，天津也成为了金融创新和改革先行实验区。获得这一政策倾斜后，天津认真客观分析了自身形势后并未把自己定位为“北方金融中心”，而是立足金融创新与北京错位发展共建北方金融中心。2005年下半年以来，天津大展拳脚开拓金融创新业务，先后推出“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渤海银行”、“泰达控股”（天津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并积极争取“港股直通车”和OTC（柜台交易）以及离岸金融试点。短短几年间，天津的金融地位大大提升。

　　4. 上海近年来主动积极向周边辐射发展长三角金融区

　　上海由于其深厚的历史根基、经济优势和中央政策导向，使它拥有中央银行的第二总部、证券交易所、外汇、黄金、期货交易中心以及海外众多金融机构的总部和地区分部，庞大的资金在这里聚散，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大家的公认。尽管如此，在国内经济、特别是珠三角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上海已感觉到仅凭单个城市的资源发展经济金融势单力薄，缺乏后劲。与此同时，在原有旧框架下，上海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宁波等地资源又未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上海多次发出与周边城市共建经济金融区的信号。在2007年12月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取得了共识，推出了三方协调模式“联席会议——专业委员会——具体工作组”具体推进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在金融方面，打破地区壁垒，推动金融跨区经营和资金流动，整合金融资源，降低融资成本，加快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将以更强的金融势力出现。

　　上述分析看出，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大城市为基础的点式金融中心模式正向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区域金融中心模式变化，而原有中心城市则在机构业务向外扩展的同时，在统筹协调效应、总部经济效应、资源共享与分配效应、研发与创新效应、高端专业人才效应等方面发挥更突出的品牌作用。

　　二、广东传统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反思

　　广东改革开放在全国先行一步，邓小平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论述大大启发了人们的创新意识。上世纪80年代，广东金融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纷纷提出建立“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广州金融中心”的构想，当时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还未受到挑战，各级政府原则上同意这一提法，并将之写入相关文件。但由于种种原因，广州金融并未得到长足发展，“中心”一词也留于纸面。90年代深圳崛起，特别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广州金融中心”有了新的对手，深圳提出要把深圳建成广东和华南地区金融中心，两大城市都希望得到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但客观形成的金融格局又使两市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全能式金融中心的条件有所欠缺，于是广东又有了“广州——深圳金融中心”的构想，包括香港在内的“金融走廊”的提法，“穗、深、港金融圈”或“穗、深、港金融区”的建议。1997年由于金融热点转向防止和化解金融危机，“中心”争论暂时淡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广东提出建设“金融强省”后，“金融中心”重新成为热门话题。在广东省“十一五”规划以及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是明确提出建立“广州、深圳”金融中心，但对两地金融资源如何整合、如何协调并未提出具体明确的操作方案，特别是将两地建成一体化金融中心还是双向金融中心不十分明确，而两市则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规划和布局。2003年3月深圳提出了“金融18条”，2004年初又出台了“保险18条”，同时提出要把深圳建成国家级金融中心，或者说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2005年4月广州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广州金融业的意见”，2006年3月制定了《广州市支持金融业发展意见的若干实施细则》，政策力度不亚于深圳。两市都试图建立独立的全能型金融中心，这种格局使两市金融重复建设、资源分散，甚至恶性竞争，中央也难以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分配给广东，在天津金融异军突起时，广东金融则相对滞后，金融大而不强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目前全球金融中心模式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广州、深圳经济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现有格局很难发生根本性变化，两地各有优势，各有不足，如果大家都要建立全能型金融中心，势必造成区内恶性竞争和资源低效率运转，对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十分不利，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大局、从长远利益出发认真思考。

　　三、从区域优势互补角度出发，解放思想，立足创新发展广东金融

　　建设金融强省，必须有效地整合区域内外的金融资源，这就需要解放思想，消除传统的 “点式金融中心”思维带来的重复建设与内耗，以“区域金融中心”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毗邻香港这个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天然优势，合理规划深、穗两地的定位、分工与协作，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对区内产业经济的推动作用和金融自身的价值增值功能。

　　1. 按珠三角经济区来规划金融发展

　　金融服务于产业经济，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经济的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自身产业和内地庞大的产业总量。香港在经济总量上的领先地位毋庸置疑，在广东省内，珠三角地区近些年来高度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机制灵活、产业链完备等优势，在GDP总量上占比高达80%左右，幷且一直都保持领先的地位，在珠三角中，深、穗又占了大头。产业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区域金融的发展应该采取以香港为龙头，深、穗中心城市为支撑、珠三角为腹地的“穗、深、港金融区”或“珠三角”金融区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对穗、深进行一体化规划，按照金融功能错位发展。

　　2. “穗、深、港金融区”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香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是公认的全球银行集中地之一，同时也是全球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股票市场在2006年的集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三，香港拥有完善透明的金融监管制度。尤其是香港拥有大批具备现代金融、投资和法律知识的人才。因此, 在目前内地各个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中，香港都有比较优势。香港一直是内地与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目前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内地其它城市很难替代。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不仅自身经济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而且又毗邻香港，辐射华南。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华南经济总量和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穗、深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穗、深、港金融区”对广东的经济金融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继续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发挥其金融向内地辐射和导向的作用

　　随着亚太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面临着新的挑战,竞争对手不断地崛起和发展,尤其是新加坡,更是香港最直接的对手。新加坡在时区和经济结构上与香港有很强的相似性,而新加坡的金融业的整体水平比较高,在外汇市场和金融期权的发展规模上已超过香港。同时由于香港地域狭小，成本高昂，本地金融服务需求有限，又缺乏雄厚的工业产业作为后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香港金融的后续发展。因而香港要加强与内地的合作，特别是与近邻深、穗之间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分工协作，通过广东把华南及内陆地区拓展为自己的腹地。另外，香港还需要对外进行金融业务拓展，藉助自己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开拓东盟、非洲地区业务。

　　4. 深圳努力发展资本市场，利用区位优势做香港和内地金融接轨的实验区

　　深圳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拥有全国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和国家对它的定位，努力发展资本市场：巩固A股市场，促进产业集群和相关产业资本的有效定价；发展中小企业板块，加强这一板块的风险防范；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开拓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块市场；创造条件建立金融期货和全国联网的柜台交易市场；发挥现有优势，扩大基金数量和规模，努力成为全国基金管理中心等。

　　深圳还有与香港直接相连的优势，经济发展差距缩小，人流、物流、资金流已相当频繁。由于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因此两地间地下金融活动十分活跃，并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香港权威人士已提出将香港与深圳统一规划建国际性大都市的构想，也提出开放深圳金融市场，让金融资本在港、深自由行的建议，这些都值得深圳做好应对准备，深圳可争取A、B股并轨、“港股直通车”、接受境外企业到深圳上市，以及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试点，并主动承接香港部分金融业务的转移。

　　5. 广州引导金融产业集群化，创新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模式，现代理财和离岸金融业务，积极构建南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中心

　　广州的优势在于它是广东的省会城市，又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世纪以来，这种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工业基础雄厚，外贸、旅游、现代服务业繁荣，银行、信托、保险业发达，与珠三角经济区有直接的联动关系，发展后劲足。广州作为区域金融调控中心，应充分整合现有金融资源，优化其在全省配置。创造条件使广州地区的金融机构总部或地区总部迁入珠江新城或天河中心商务区，相对集群，资源共享，提高效益。充分发挥广州在票据融资、资金结算、金融网络、金融教育与科研、金融创新的服务中心作用。争取产权交易、期货交易、离岸金融有新突破，做内地与香港国际金融市场联结的桥梁和枢纽。目前广东准备投入140亿元建立“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广州）”和“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南海）”，建议有关方面认真研究，慎重决策，避免多头竞争、重复建设。

　　6. 建立与健全组织与协调机制

　　建立“穗、深、港金融区”，在目前粤、港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完成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因而建立和健全组织与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现行的粤、港合作是在CEPA框架下运作的，建立“穗、深、港金融区”，仅仅简单地将金融协作纳入这一合作框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突出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建立专门的粤、港金融合作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成员可以有香港金融监管当局、广东省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各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参与。同时也要加强粤、港商业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在总体的规划指导下引导金融企业在金融合作中发挥主体作用。

　　

　　2008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