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霄（孙霄，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中文摘要】中英街界碑是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领土的历史见证，是英国“展拓香港界址”并在“新界”北部地区实施勘界后，至今保留下来的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中英街界碑不仅涉及到中英关系史，也是粤港关系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研究中英街界碑的历史、对于瞭解中英街的形成和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英街　界碑　历史　文物

　　Abstract: The tablet of China-Britain Street has important historic values for it is a witnes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ms invasion and carving up the territory of China. The tablet connects not only to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Britai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of Guangdong and Hongkong. Thus, the study of the tablets history will have important historic and social values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Britain Street. 

　　Key words: China-Britain Street　tablet　history　relic

　　

　　19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拓展香港而频频向清政府施压，在英国的武力逼迫下，1898年6月9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MacDonanld，CW.）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次年3月16日，清政府以广东省补用道王存善为中方勘界委员，英国则派出香港辅政司骆克作为英方勘界委员（Lockhart，Stewart），共同参加了新界北部沙头角的陆地勘界。他们沿沙头角边界勘竖写有“大清国新安县界”的木界桩。3月18日，陆地勘界结束。这次勘界将原来位于九龙界限街的中英界限向北推移到新界北区沙头角，“较原来香港行政区陆地面积扩大约十一倍，租借地水域较前扩大四、五十倍〔1〕。沙头角勘界既是中英街形成的历史背景，也是其历史开端。3月19日，中英两国代表在香港签订了《香港英新租借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记録了中英界碑的走向和位置。

　　中英街界碑是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领土的历史见证，是英国“展拓香港界址”并在“新界”北部地区实施勘界后，至今保留下来的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中英街界碑不仅涉及到中英关系史，也是粤港关系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研究中英街界碑的历史、对于瞭解中英街形成和变迁的历史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界碑的分布

　　根据1899年3月，中英两国关系代表在香港签定的《英新租借合同》内容，从大鹏湾至沙头角这段边界定界的基本情况如下： 

　　“北界大鹏湾英国东经线114°30″潮涨能到处”，这是《合同》所标明的租界地北面界限的起点。根据《合同》记载：“由陆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俗名桐芜墟，同东和墟）之西”，从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此地为沙栏吓村的西侧，是今中英地界第一号界碑的位置。

　　《合同》记载：“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文中的“内地”是相对于海边的距离。“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的位置应是今中英地界2号界碑的位置，因为涨潮时，潮水可以到达此地，右界当时是沙栏吓村的田地，后来，乡民在此建造了房屋。

　　《合同》记载：“由此道至桐芜墟斜角处，又立一木桩”，当时《合同》所指的桐芜墟即为东和墟，位于中英街丁字路口横头街一带，此为今中英地界六号界碑所在地。

　　《合同》记载：“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之中线为界限，河左岸上地方归中国界，河右岸上地方归英界。沿河底之线直至径口村大道，又立一木桩于该河与大道接壤处”，这是位于沙头角河边紧挨道路的一个界桩，今中英地界第10号界碑的位置。这个界碑在中英街关外的径口村。

　　《合同》记载：“此道经过山峡，约较海平线高五百英尺，为沙头角、深圳村分界之线，此处复立一木桩”，此位置是今天罗沙盘山公路最高处伯公坳，竖立着今中英地界第11号界碑。

　　《合同》记载：此道下至山峡右边，道左有一水路，达至径肚村，右山峡之麓，此道跨一水线，较前略大，水由梧桐山流出，约距百码，复跨该水路，右经径肚村扺深圳河，约距径肚村一英里之四分之一，及至此处，此道归入英界，仍准两国人民往来。由梧桐山流出水路之水，两国农人均可享用。复立木桩于此道尽处，作为界线”。这个界桩极有可能是中英地界第12号界碑的位置。

　　2007年9月笔者前往深港边境调研时，根据在径肚村附近值勤的边防战士提供的线索，他们在径肚村五亩地巡逻时，有战士曾看到过13号界碑。如果有13号界碑，就一定有12号界碑。由于深港边防线草木茂密，河沟较深，加上雨季山石坍塌，有的界碑极易被掩埋，界碑的确切数量和位置尚待进一步查证〔2〕。

　　《合同》所记载的只是1899年中英勘界时竖立的六个界桩的位置，关于上文提到的界碑是笔者对分布于中英街之外界碑位置的分析。那么，在沙头角深港边境共竖有多少块界碑呢？从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记载界碑总数的研究性书籍非常少，在一篇关于沙头角历史研究的资料中，清楚地记载着分布在深港边境的中英界碑总数为20块〔3〕。

　　二、 界碑的历史与现状

　　据香港政府工务局资料证实，1905年香港政府派由政府工务局用石碑更换了位于沙头角中英街1899年竖立的木质界桩。香港政府工务局局长查塔姆（W.Chatham）在《工务局长1905年报告书》中说：“曾经认为需要在沙头角和莲麻坑之间确立英中边界，此事现已完成，大量永久性界碑现已竖立和测量完毕。”〔4〕这是香港史料上有明确记録的中英街第一次重竖界碑。香港政府重竖界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由于木质界桩不能长久保留，而在沙头角边境地区一天也不能缺少中英界限的标志。据说，这次竖碑是香港政府单独采取的行动。中英界碑用麻石制成，界碑两面分别阴刻中英文字。内容为：中英地界，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X号。

　　中英街现有中英界碑八块，从沙栏吓村西南角开始，1-8号界碑呈曲线从镇内环城路开始，经过中英街延伸到沙头角界河。沿着沙头角界河再向西北方向延伸的河道及河岸已经发现了9-11号界碑，由于界碑多年深藏草丛之中，为植被所保护，界碑立面的字迹清晰可辩。本文主要以中英街界碑为研究对象，街区之外的界碑不在本文论述之内。

　　（一）1号界碑位于镇内环城路顶端。在中英街8块界碑中，此界碑保存比较完整。分析其原因是由于1号界碑远离中英街，因此，在抗日战争中避过一劫，未遭日军掘弃，它应该是1905年香港政府工务局重竖的界碑。只不过在界碑顶部仍增加了大约20公分厚的水泥层，此水泥层是1941年英国军警为阻止日军南下，而在中英街中间拦了一道铁丝网，而用来固定铁丝网立柱的水泥就是在界碑顶部增加的水泥。现在在1号界碑顶部的水泥中间仍可依稀看到插进圆柱体的痕迹。

　　（二）2号界碑也位于环城路，相距1号界碑约100米。2号界碑香港一侧有一棵粗壮的榕树，榕树生长引起的根部运动影响了界碑下面的基础，界碑下面铺设的方形石座被严重翘起，由此改变了2号界碑的水平状态。这种情况在中英界碑中是唯一的现象。1959年，中英街修路时，中英技术人员还专门就2号界碑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结果是继续保持界碑的自然状态。2号界碑的保护状况虽然无法与1号界碑相比，但基本上仍是完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英街商贸业的兴起，2号界碑曾不为人们所注意，被掩埋在堆放的商品之中。

　　（三）3号界碑位于中英街通向香港的三岔路口，距离2号界碑约90米。3号界碑是进入中英街的开始，因此它又成为中英街的第一块界碑。由于这里是通向香港的交通要道，往来人群和车辆最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往返深港运送货物的平板车经常擦碑而过，平板车的车轴对界碑中部引起的机械磨损，使3号界碑中部明显凹陷，是遭受人为损坏最为严重的界碑。

　　（四）4号界碑位于中英街古榕树旁边，距离3号界碑约70多米。这棵古榕树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树干苍劲，枝繁叶茂，矗立在4号界碑深圳一侧，枝叶越过界碑，伸向香港。有人曾以“根在祖国，荫泽香港”来描写它的神奇姿态。2005年，在中英街历史风貌街区的改造中，它被冠以“古榕奇观”而成为中英街历史文化景点之一。但是，4号界碑边缘有被遭到人为撞击留下的伤痕。

　　（五）5号界碑位于中英街中部偏向香港一侧，距离4号界碑约40米。5号界碑和4号界碑不在一条直线，紧挨香港一侧的商铺。5号界碑的保护现状明显好于3号界碑，只是商铺屋沿铁皮经雨水冲刷后流在界碑上形成一道铁锈痕迹，此锈迹只有在清洗界碑表层后可以清除。

　　（六）6号界碑位于中英街与横头街交汇处香港一侧。距离5号界碑约28米。6号界碑是最贴近香港商铺的界碑，界碑的字迹比较清晰，保存的也比较完整。

　　（七）7号界碑靠近中英街鸿福桥。距离6号界碑约90米。

　　由于中英街在修路时加高了路面，因此，7号界碑大部分碑身深埋地下。从地表观察，7号界碑是中英街所有界碑中碑身高度最矮的一个。

　　（八）8号界碑原来位于鸿福桥下的沙头角界河河道中心。距离7号界碑约25米。后来由于水流的冲击，8号界碑被冲倒。现在位于河道深圳一侧的河岸边。界碑上有硬物碰撞过的伤痕。

　　1948年，粤港重竖界碑时，为防止界碑被水冲走移位，工程技术人员专门在界河两侧放置了两个用于定位的甲乙两块标志石，但如今这两块标志石早已没有了，它们极有可能被水冲散，界河岸边只留下了8号界碑。

　　三、重竖中英街界碑

　　1941年2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沙头角。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深港地区均成为日战区，沙头角中英街3至7号界碑被日军以妨碍交通为名掘弃。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军队重新占领了香港。这时，沙头角中英街实际上变成了无界碑的边界。港英政府急于重新确定租借地的历史地位，希望尽快与中方协商重竖界碑的事宜。

　　1946年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代表李瀚、地政局代表曾隼秋、会计处王睿、民政厅王仁佳在广东省政府民政厅会议厅召开了“整理沙头角中英界石案第二次座谈会”。座谈会由王仁佳报告了自9月1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商议的多项办理步骤，以及由地政局派人前往沙头角测勘旧界和绘图；并通报了粤海关税务司公署来函转来九龙海关钞送的沙头角新界图一份。从图中可以看到，对中英界石位置的记载甚为明晰。同时，根据宝安县政府报告：“中英界石虽已被毁，惟此界之遗留痕迹尚可辩认”的情况，可以派人前往宝安县政府会同派员依图勘对，如属无讹便可呈复外交部核办。

　　这次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

　　(一)根据九龙关送来之沙头角新界图所绘中英界线，由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及省府地政局派员前往会同宝安县府勘明石界遗留痕迹是否与图载相符；

　　(二)赴勘人员旅费先由省府垫借二十万元，由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并入办理此案，预算呈请外交部拨还归垫；

　　(三)由地政局复制沙头角新界图六份备用；

　　(四)会勘清楚后，由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将调查此案经过情形，连同有关文件及造具经费预算呈复外交部核示〔5〕。

　　为查验沙头角界石是否与图载相符，广东省地政局派丘明学股长，并会同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科长李瀚、吴俊章和宝安县政府陈嘉会一行四人赴沙头角实地查勘，五天后，他们把查勘情况写了一个报告：

　　“查本案应施行查勘区域，即在沙头角附近，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经过地带据当地巡官王铭章及正副乡长暨地方绅耆等，所引指各该界石之位置，查其附近之地物地形，虽与两广特派员公署检送之沙头角新界图，及九龙关钞送之新界图等，所示之地物地形多未符合（界石经过两旁全数建筑店铺），惟上开图内所示第一界石于南之海，及第三界石于西之桥梁、车站、等地物，与现在实地情形尚相吻合，且第一、第二两界石，仍巍然存在，而第三、第八之遗留痕迹，又班班可考，复查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各该界石间之是地距离，与上开两图所示之距离，均约相等，是可证明当地巡官、乡长、绅耆，所引指各该界石之是地位置，与上开两图所示之位置大致尚合也。惟第四、五、六、七等四个界石位置（当地人士所指引）全无痕迹遗留，虽其各该界石间之是地距离与上开两图所示之距离约相等，惟其方向间有偏差，（第七界石偏差较大），现该地区之地物地形已大部变更，而当地人士所指之第四、五、六、七等各该界石之方向，又略有偏差”。似应再派人员重新施测以符地形。而策精确除将（当地人士所指）第四、五、六、七等界石之位置另在查勘略图内分别注明外，谨将查勘结果、连同查勘略图二份，一并报请察核〔6〕。

　　1947年2月26日，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公署召开座谈会，会议决定于4月5日前，派省地政局股长曾隼秋和技士古士宗，携备测量仪器前赴沙头角精密测绘中英边界现状，此行仍由宝安县政府派员协助，并通知深圳镇公所会同前往，沙头角乡镇保长等人也到场协助。当时，测量所依照的图纸是九龙关和英驻穗总领事馆送的沙头角中英界石图各一份。经详细研究后，他们将其比例尺化为分数，一为一千五百三十六分之一，一为一千九百八十分之一的比例，将两图所标示界石的相同位置及距离，两相核算对比大致相符〔7〕。

　　7月9日，广东省地政局测绘人员在沙头角警察派出所巡官陈奏勋、东和乡副乡长曾宪堃引导下来到中英界线及原竖立各界石地点，发现第一、第二号两界石接近英界新楼街涌边尚屹立无恙，第三至第七界石系沿中兴街道经过，全被彻底拔去，原来的五个界石被移置于鸿福桥头第七界石附近草地，并无痕迹遗留。第八界石则在鸿福桥下的上流河中，已经被水冲倒。据当地人士称，抗战时期，英方曾沿界线架设铁丝网，现该铁丝网虽然与界石一并拔去，但却留有铁枝基脚可以辨认。对照九龙关和英驻穗总领事馆送来的图纸对比检查，并经精密勘对其各点方位与距离，大致相符。

　　1947年7月25日，葛量洪扺港就任第22任港督。10月1日，便受命赴南京会晤蒋介石商讨香港问题，其中就有在粤港边界重竖中英界碑的问题。日本投降后，香港重新被英国统治，由于粤港边界已成为无界碑的边界，所以，英国多次要求中方重新勘定边界并竖立界碑。在英国的多次要求下，1948年4月，根据南京政府通知，广东省派出了以省民政厅厅长徐景唐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达香港，与以班辂为团长的香港政府协商重新竖碑事宜。

　　4月15日，双方代表团扺达沙头角，其路线与当年王存善与骆克勘界的路线一致，即从沙头角至深圳河源头。当时的记载云：“测勘工作最先由东西海滩上第一二方界碑开始，然后向西进入市街，再越市街而至墟外之黄泥河，沿途均依旧界重侧一次，勘定竖碑位置，以备重新竖立”。“勘界工作由下午一时开始，历两小时许始告完成，每一界碑位置测定后，即用白粉作标识，另由工程人员另行竖碑”〔8〕。

　　4月17日，中英双方代表在国民政府两广特派员公署办事处内签订了《重竖沙头角中英界石备忘録》〔9〕。

　　

　　 重竖沙头角中英界石备忘録

　　沙头角中英界石，因一九四一年（中华民国三十年），香港沦陷后，有为日本军队移去。胜利后，经中英双方政府同意，就原有地点重行竖立界石。中国方面代表由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徐景唐领导，英国方面代表由香港新界理民府班辂领导，于一千九百四十八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五在沙头角相会，经实地踏勘，双方代表商定如下：

　　（一）沙头角中英边界之第一号第二号界石系竖在原处，双方同意可仍旧不动，但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共五块界石均经日人移动，经双方代表踏勘后，同意将原有界石重复竖回原处，并在该五块界石上刻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重竖”。

　　（二）原有界石第八号系在河床中心点，因水流关系，已将之冲倒。因此双方同意在河之两岸各竖标志石一块，以指明第八号界石之位置在该两块标志石相距之中心点。该两块标志石，一块号以“甲”字，一块“号”以“乙”字。又双方同意在该两件标志石上刻下列字句： “此标志石甲、乙号距离标志石甲、乙号柒拾英尺，甲号及乙号两标志石相距之中心点，即为河床内第八号界石之位置。

　　（三）双方代表当场协定，各个界石（第一号至第八号共八块）之真确方位及距离，由中英两方会同踏勘，记明在地图上，以资证明。该地图须备两份，由中国政府及英国政府分别指派代表签押作实，各执一份。

　　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　　徐景唐

　　香港新界理民府　　　　J.Barrow

　　见证人　　　　　　　　吴信雄

　　                         C.B.B.Heathcote-Smith

　　一千九百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1947年，粤港在沙头角的重竖界碑事件，从提出、调查到完成，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筹备这次勘界所花费的时间占了絶大部分，而在实地勘划只用了两个小时。勘界留下了的重要资料让我们对中英街界碑有了新的认识：

　　(一)粤港重竖界碑是在日本投降后，英国为延续和保持对香港的殖民管治而采取的一次行动。勘界不仅恢复了原来中英街边境的界限标志界碑，也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沙头角边防禁区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二)粤港双方测定的“中英界线平面图”表明，中英界限是以中英界碑相连接的界碑中心线而划定的。此图写有“本图由中国政府及香港政府派员会同测量”字样，因此，此图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

　　(三)“中英界线平面图”还留下了1至8号界碑详细的经纬度和座标点，这些数据对于中英街8号界碑的复位，尤其是对于今后开展中英街界碑的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此图是黑底白线图，不太清晰，本文所引用的是由广东省政府地政局测绘完成的“测勘沙头角中英石界图”，两幅图的中英界限均是以界碑中心线划定的）。

　　四、界碑的影响

　　中英街界碑从1899年3月中英两国竖立到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它一直是严格的中英界限的象征。界碑对中英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英街的形成是先有界碑而后有街区的。笔者以为，作为中国与英国对港政策的风向标，中英街经历了曲折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两国分治”的形成、到“一国两制”的过渡、再到“一国两制”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中英街是以界碑为界限经历了三个阶段。〔10〕

　　第一阶段，从1899年3月18日，中英两国在沙头角勘界结束至1985年5月27日互换中英联合声明的时间为止。在漫长的86年时间里，中英街所在地由中英两国按照所签条约，即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香港英新租借合同》为依据，对中英街分别进行治理。这是两个主权国家对中英街两侧分别进行的管理，因此，它与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形成的“一街一国两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订了联合声明。声明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恢复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也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同时确定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政策方针。中国政府在声明中承诺，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中国政府会确保其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维持五十年不变。1985年5月27日，中英双方互换中英联合声明。

　　第二阶段，从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是中英街从“两国分治”向“一国两制”的过渡阶段。这段时间共经历了12年。这12年正是中英街沐浴改革春风，不断走向开放，进入辉煌发展的历史时期。 

　　政治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由于香港的前途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变”使人们对香港的未来逐渐有了一个更加清晰和明了的认识，港人的信心由此得到了增强。而中英街的辉煌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它为中英街从“两国分治”顺利进入“一国两制”做了充分的铺垫。

　　中国在香港回归后建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根据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承诺，制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确了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

　　第三阶段，从1997年7月1日至今，这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阶段。中英街在“一国两制”架构下，揭开了“一街两制”的历史新篇章。

　　在中英街“两国分治”阶段，英界和华界的居民仍有来往，但两地政治关系紧张，有时甚至爆发严重的边境冲突。在进入“一街一国两制”的过渡期以后，由于香港问题已经圆满解决，排除了导致两地关系紧张的重要政治因素，深港居民的来往更加密切，两地的官方关系也大为缓和，他们还时常坐在一起共商地区发展的大计。

　　五、结束语

　　中英街一百年变迁的历史虽然随着香港回归祖国而终结，但中英街的“一街两制”仍无法改变，中英街界碑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香港学者刘智鹏、丁新豹、刘蜀永在《中英街的历史价值和未来发展初探》中写道：中英街最引人注目的和最有文物价值的就是矗立在街道上刻有“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字样的界碑。有关英国占领香港地区的实物见证，除了分别保存在伦敦和台湾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原件、保留在爱丁堡的英国接收新界时，用过的英国国旗外，留存至今的就是这些界碑了。

　　中英街界碑作为中英关系和粤港历史的实物见证，其“一街两制”人文景观已成为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历史文化现象。如今，它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前往旅游和观光，中英街及其界碑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会永远保存下去，向世人讲述曾发生在沙头角悲欢离和的历史故事。

　　

　　注释：

　　〔1〕刘存宽编着：《租借新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页21。

　　〔2〕孙霄：《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版，页73。

　　〔3〕徐健清等：《关于沙头角边界历史概况的说明》。

　　〔4〕《香港政府工务司报告》，1902年。

　　〔5〕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地政厅测量沙头角中英街会议记録》。

　　〔6〕同〔5〕。

　　〔7〕同〔5〕。

　　〔8〕同〔5〕。

　　〔9〕孙霄：《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版，页232。

　　〔10〕刘智鹏等：《中英街的历史价值和未来发展初探》，盐田区委宣传部编《中英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海兴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