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不久，在“世界之窗”杂志上读到太阳圣殿教数百教民集体自杀的报导。事情发生在中美洲热带丛林里的一个村庄，全村居民都信奉太阳圣殿教，教主琼斯是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他宣称：自己得到了太阳神的启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为了让信徒们免受末日来临的灾难，他决定让村民们集体自杀。由于事先向外透露了消息，部分记者被允许到现场采访，自杀场面被详细记録下来。

　　举行自杀那天一早，全村居民集中到村头的空地上，大家唱着歌，跳着舞，许多人神情恍惚而麻木。一些人虽然有些紧张，却极力保持欢乐的情绪，接受采访的人都说是自愿参加自杀的。当琼斯身着奇异服装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热烈欢呼，情绪达到高潮。琼斯发表了简短的讲演之后发布了自杀口令，随即用手枪当众自杀身亡，全体村民着手给年幼的子女服用烈性毒药。不想死的孩子，由家长或者其他人强迫就范。等孩子们全都毙命以后，成年人开始服毒自杀。霎时间，欢腾的场面嘎然而止，活蹦乱跳的村民纷纷倒地，只剩下几个记者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读了报导，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惊和不理解：那么多人竟不能识破一个简单的谎言，将自家性命也押了进去，太荒唐了嘛。再细致想一想，这事情并非全无道理。只要坚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联想到整个世界走向毁灭那种天崩地裂，海枯石烂，血肉横飞的惨状。同时又无法想象世界归于毁灭，万物皆空，万劫不复，连同自身也跟随这个世界消失之后的情景，能有不生恐怖的吗？如果相信提前自杀进入“天国”的人，比因末日来临被赶进阴曹地府的人拥有更优越的地位。能有不争先恐后，杀了子女而后自裁的吗？太阳圣殿教的教徒们正因为对此深信不疑，自杀时才会表现出那般兴奋。而对那些记者，以及全世界尚不知大难将至的“糊涂虫”们，就只好投以同情的目光了。

　　接下来我联想到文革中，在武斗战场上牺牲的人，不也是在保卫革命路线的坚强信念之下幸福献身的吗？再想到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的情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整个广场就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广播里反复播放鼓动文化大革命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当毛主席乘坐的敞棚汽车从天安门前的马路上驶过，人群潮水般地向前涌。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声音嘶哑了还在一个劲地呼口号。有人在天安门前举手宣誓，有人在白布上写血书。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不论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种场面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激动的气氛远比琼斯宣布自杀时更热烈。

　　照说全国人民对中央内部的斗争应该不甚瞭解，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中学生了。纵然有人和毛主席对着干，究竟他是出于什么用心？采取了些什么手段？斗争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全然不知。只是从报纸上闻到那么点火药味，或者道听途说地知道点“内幕”。如此群情激愤，不是瞎起哄吗？若真是瞎起哄，也就哄一哄吧。然而事情却越闹越大，好像一场军事演习迅速演变成真资格的战斗。一哄就是十年，真的就把刘少奇打倒了，整死了，还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定了铁案。无非是毛主席的威信胜过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可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毕竟在中国已经垮台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至少应该有那么一点公民意识吧。和太阳圣殿教徒的集体自杀比起来，成功解释武斗战场上的状烈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狂热更困难。

　　树立毛主席的威信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1943年7月，王家祥在一篇文章中率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用语。可是，由于斯大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提法，在当时中央机关内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没有形成共识。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则一直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随着刘少奇调到中央和在中央地位的提升，他的主张逐步成为中央机关的主导意见。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主席在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絶对权威逐渐树立起来。

　　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是毛主席个人事业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也许是出于斗争的需要，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中央的所有决定都挂上了毛泽东的名字，所有斗争成果，都说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情理之中。解放后，毛主席独断专行的作风有所抬头。不顾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出兵抗美援朝得以实现；强加罪行，将胡风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的企图最终形成定论；五七年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五八年发动大跃进，大战钢铁虽然荒唐，却搞得轰轰烈烈；扺制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粉碎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取得成功，所有这一切，无一不在加强毛泽东的自信心。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主席的感觉越来越好，在他的面前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什么经济规律，什么实事求是，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即使是指鹿为马也不过小事一桩。

　　树立个人威信，并非出于毛主席自私的目的。支持弱小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与苏共领导层的决裂、加快合作化的步伐、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都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力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让中国率先进入共产主义，为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很显然，在一个刚刚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以有限的国力既要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还要和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抗衡，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毛主席是计较个人得失的人，絶对不会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冒此风险。然而正因为没有私心，意想中的宏图大略才更加肆无忌惮，事情才越来越糟。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是树立毛主席絶对权威，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妙招。这个影响极其深远的思想运动，是六三年从解放军部队开始的。首先是把工作成绩显着或劳动表现突出的人，统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让他们把自己的事迹和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句话挂上钩，层层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力宣传表彰。接下来是提倡精读或者通读《毛选》，背诵“老三篇”，发行《毛主席语録》。再配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运动，造成一种蓬勃向上的政治空气。细想起来，其实都是一些低级平庸的做法。不过，如果你不把自己的工作成绩说成应用毛泽东思想的成果，不但工作业绩得不到承认，还会背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积极的罪名。只要你把自己的成绩说成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就是提高了认识。不仅有实际的工作业绩，也有了理论水平，那就太时髦了。对于投机取巧的人来说，倒也不失为赚取名誉，籍以飞黄腾达的好时机。于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便把勤劳檏实的人和善于投机取巧的人，统统囊括进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行列里来了。

　　个人威信树立起来了，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是真理，就是党中央的决定。谁敢说半个不字，谁就成了全国人民的敌人，必将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不少民主人士，最初仗势支持共产党夺取江山有功，劝说共产党放弃专政，推行民主建国方针，遭到迎头痛击。他们便一改直言不讳的说话的风格，纷纷转向“歌德”派的阵营，颂词成了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粉饰太平成了文艺创作的唯一功能。

　　随着群众运动不断升级，无论中央发表纲领性文件还是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都要组织群众上街游行。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服从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并非真正的民主。她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可以跨越中间环节，由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一旦形势需要，毛主席就可以反复念动“群众是真正英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咒语，将各级党委和政府搁在一边，把群众直接发动起来。这套政治运作方式，经反复演练后日趋成熟，逐渐成为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运用自如的“杀手锏”。

　　各级党委的障碍既然很容易克服，最大的阻力还是知识分子背上那片反骨。他们的思想不像工农群众那么单纯，虽然曾经被征服过多次，却依然抱定自己的观点不放。只是为了自身安全，在那里见风使舵罢了。可是，为了建设世界上最为纯正的共产主义，让这些人保留意见也是不能容忍的。首先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接下来就是，利用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弱点，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阶级路线、忆苦思甜、大力提拔工农干部，贬低知识分子在各项工作中的作用；文革开始前，已经拉开了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的序幕，集中绞杀着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周谷城、翦伯赞首当其冲，吴含、邓拓、廖沫沙紧随其后。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成毛主席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即使是在学术领域和思想战线上，也是无产阶级当之无愧的权威印象。这些措施为文化革命的顺利展开创造了条件。

　　文革期间的人民群众确实很自由，他们可以不上班，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可以印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有机会参加辩论、发表演讲，也有机会公开发表自己的精神创造。可是，你的创造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你只能创造鼓吹毛泽东思想的新方法，崇拜毛主席的新形式。超出了这个界限就是反革命。就是说，文革期间群众只拥有形式上的自由，没有属于思想的自由。在这种环境中，每个创造者都接受不断升级的崇拜文化，经创造性发展之后以更加极端的方式输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形成正反馈机制，将“崇拜”体系推向高潮，一直到达崩溃的边沿。其实，真正的创造权严格控制在中央手里，少数人俨然以人民主人的资格高高在上。群众组织之间发生冲突，中央文革是最后的仲裁者。无论闹得多么厉害，中央文革一表态，就算是“百万雄师”也得低头。文革期间就有人说这不是群众运动，是在运动群众，这个说法既形象又准确。

　　文革初期，陈伯达把群众对毛主席的颂扬概括为“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林彪引用孟子语録，论证毛主席是五百年一遇的王者，是当代圣人。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强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的现实意义。各级党委本来就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已经遭到压制；创造精神已经窒息；群众的情绪进入神经质状态，兴奋到了极点。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无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无论什么荒唐事也干得出来。这就是文革期间，我国社会精神面貌的真实情况。

　　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处于不断发展演化过程中。社会的演化由各种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可能相互协调，也可能互相冲突。社会处于稳定状态，并非不演化，不运动，而是按照稳定的速度，向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发展。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文化源于人的精神创造。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内在的，也是相互絶缘的，她们之间只能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相互关联。精神创造以文化的方式输出，有可能和现有社会文化一致而融合进去；也可能和现有文化不相协调而发生冲突。在一系列过程中，社会理性和个人精神世界对文化的创造实施双向选择作用。

　　如果社会在单一因素的作用下运动，演化结果具有加强这种因素的效果，这就相当于把先前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予以放大。放大后的因素会以更加强烈的方式促进社会向着同一方向发展，这就是社会因素正反馈作用。如果在特定因素影响下，社会演化的结果具有削弱这种因素的作用，这种过程就是社会因素负反馈。负反馈作用可以遏止特定演化趋势的过度发展，使系统趋于稳定。而正反馈则往往导致系统走向极端，诱发崩溃。反馈系数的大小决定系统走向崩溃的早迟、收敛的速度以及系统的稳定度。

　　但是，由于决定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往往是非线性的，正反馈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使系统发生突变，进入另一种类型的稳态，也就是社会发生质变时的情形。不过，在正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运行，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错综复杂。加上偶然性的存在，常常是各种因素的动态平衡牵制系统的发展趋势，由此造成的复杂性就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社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推动，也需要阻遏；需要正面效应，也需要反面的对抗；需要促进某种倾向形成高潮的机制，也需要遏止其走向崩溃的可能；要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也要防范个体创造性对舆论和权力的垄断；人人都需要自由，却必须以不妨碍他人行使自由权利为条件。形象地说：社会需要产生抗体，就得容忍细菌存在。在矛盾中成长的社会纔可能是健康发展的社会。追求絶对无污染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一旦社会由单一因素所控制，要么是凝固的（如果发生负反馈的话），没有发展的可能；要么就会走向崩溃（如果发生不可逆转的正反馈），那就是时代的终结。追求革命队伍的高度纯洁性、强调思想意志的高度统一、以不能容忍相反意见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就是企图用单一因素对社会实施控制的表现。由此看来，革命热情的自我复制所引起的正反馈效应，就是文化大革命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是不恰当的。就算毛泽东思想是当今最为成功的理论，可是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随时代而发展，也必将被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论所取代。把一种特殊的理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路线，必然压制其他理论的发展，阻碍思想解放，遏止新思想的创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其实，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以及“无穷无尽”的创造，都是表面现象。所有“创造”都只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行，只能称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种“创造”是逻辑的推演，其结果包含在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前提中，不会有新意。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文革早期，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的“首创精神”究竟创了些什么。

　　文革开始破“四旧”，把一切文化传统都说成封、资、修的产物，贬损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排斥自由民主的理念，拒絶先进科学技术，大规模捣毁历史文物。接下来是红卫兵大串联，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冲击政府部门、冲击党委机关，无视法制与人权的基本规则，超越党的组织原则，揪斗领导干部；私设牛棚，关押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都是通过革命精神的自我复制，自我放大逐步升级造成的。

　　为了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不断发表专题文章和社论。反复强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其势力已经伸进党的各个要害部门，一旦资本主义复辟，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把虚幻的恐惧说得千真万确，用不断升级的舆论刺激群众的神经，号召人们应用毛泽东思想的武器，痛击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发表一篇文章，都包含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鼓励人们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群众运动的兴奋剂主要来自中央的指示，而群众运动兴奋状态的自我复制，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形式的大批判就是最好的自我刺激。革命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大家争着表现自己的革命态度，你创造出一个极端，我可以比你更极端；你今天只是喊喊口号，我明天就可以冲进政府的大门；你揪斗走资派的时候让他挂黑牌，游街，我就给他来个“喷气式”让他蹲牛棚；你今天用砖头石块打斗，我明天就荷枪实弹跟你对阵。一天不走极端，就一天跟不上形势。同时，大辩论可以显露个人才智，博得众人的赞赏，成为群众领袖。掌握了运动指挥权的人，必然继续高举大批判的旗帜乘胜前进。一开始，所有这些都在毛主席的预见中，属于其战略部署的一部份，依然由毛主席亲手操纵。因为他老人家太自信了，并没有察觉到事情已经向相反方向转化，还在不断地鼓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非线性单一因素的正反馈，也可能在一定阶段保持稳定，那是在新环境下暂时转化成负反馈的结果。不过，只要导致正反馈的因素没有消除，一旦受到某种激励，它会重新累积起来，再次构成正反馈，刺激社会发生震荡。单一因素反馈引起的社会痉挛与精神病人的发作相似。由于缺乏有效抑制，精神病人的兴奋会诱发进一步的兴奋，直到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才会安静下来。在病根没有消除之前，一旦出现新的诱因，新一轮的兴奋会再度崛起。社会的病态也具有类似的突发性，周期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把由于某些特定文化因素过度复制而造成的社会震荡，称为文化精神病是恰当的。太阳圣殿教徒的集体自杀，以及文化大革命走向极端，均属此类。

　　文革逍遥派对革命的前途抱有极大的疑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影响革命派，防止革命激情持续升温。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毛主席发出了“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的”号召，提出“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方针。你担心造反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吗？只要当上了新世界的主人，后果难道还会于你不利？你不是不知道怎样造反吗？造起来你就会明白的。你只要相信，打破了旧世界，就一定可以造出新世界。至于怎么创造，你先别管，在打破旧世界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的。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必须是在肯定通过学习能够掌握游泳技术的前提下才能下水。如果要求别人在赴汤蹈火中学会赴汤蹈火，那不是存心害人吗？文革初期，毛主席发动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我们不能肯定其用心险恶，但后来，因此造成了领导干部与年轻一代的严重隔阂，再将罪责全部推在红卫兵领袖们身上，至少已经说明盲目发动群众运动的危险性。

　　“先破后立”本身就是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仅仅是怀疑一切，对所有领导机关，制度政策问一个为什么，不仅不会带来恶果，还有利于树立民众的独立意识，培养创新精神。但是，不问青红皂白，不分良莠地打倒一切，是要闹出乱子的。任何文化体系，不论是学术成就还是政府组织，她的出现都有某种历史的理由，任何文化系统的发育发展都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不等于科学理论不能推翻，政权机构不能改革。事实上，随着社会的进步，任何理论都会被更加深刻的理论所取代，任何政权组织都必须加以改造。但是首要的前提是，必须创造出更有效的理论，形成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的情况下，才能放弃现有的指导方针，终止目前仍然在运行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建立新的理论，贸然放弃现有理论，就等于放弃对实践的理论指导，岂不成了盲人骑瞎马？如果没有充分论证新组织原则的有效性，盲目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那不是制造无政府状态吗？当然，毛主席一竿子插到底的群众运动，也只有在无政府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不管怎样说，文革初期，一切都还在毛主席的掌控之中。可是，到了建立“三结合”政权组织的时候，在选择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各派群众组织发生了分歧，严重的分歧演化成派别斗争。这并没有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他还不无赞赏地说：乱一点好，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派仗不断升级，发展成真枪实弹的武斗。毛主席仍然毫无惧色地说：这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必要过程。事实上，过分渲染的政治空气已经使全国人民进入了神经质。武斗双方都把选择领导干部问题，看成反修防修的大是大非问题，都说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调和余地。战场上，大家都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前进，也喊着同样的口号倒在血泊中。胜利者因为胜利而精神亢奋，再接再厉；牺牲者以无限崇拜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孤芳自赏，坦然献身。双方都以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都对没有参加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的人深感惋惜，寄予同情。

　　宣传机器继续鼓吹形势大好，连续发布各省市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和胜利建成革命委员会的消息，刊登各行各业突飞猛进，粮食生产大丰收的虚假新闻。企图以强有力的舆论引导运动转向，期待浮夸演化未来。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刊登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通讯。通栏标题是“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某外国人说中国了不起，赞扬毛主席英明伟大的话，大量选登，反复再现。由于群众的攀比心理作怪，热爱毛主席的表达形式不断升级。开始是手持“语録本”佩带像章；以后是早请示、晚汇报；九大期间时兴“忠字舞”，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场面不断上演，“三忠于，四无限”的钢铁誓言落地有声。此风愈演愈烈，连用于制造战斗机的铝合金也做成了像章。还是江清一句话，才叫停了这一轮胡闹。

　　瞎胡闹也是一种创造，不过太出乎毛主席的预料了。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藉口珍宝岛事件，收缴群众手里的枪支。办学习班促进革命大联合，加快政权组织建设。可是，革委会的成立并没有遏止派仗热情继续高涨，各级政权组织无法正常运行，政治改革的目标眼看就要落空。毛主席不得不亲自出面制止事态发展，部署清理阶级队伍的战略任务，向各大专院校和群众斗争过分激烈的地方派遣工宣队，军宣队，全国运动开始转向。

　　为了鼓动革命热情，“九大”以后，江清还在不断叫嚷“右倾”是主要危险，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一贯在中央内部“和稀泥”的周恩来。夹带派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迅速形成高潮。群众革命热情不断自我复制，终于形成不遏止的正反馈。武斗卷土重来，全国局势再次失控，因“九大”召开形成的“大好形势”迅速出现危机。

　　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刺痛了毛主席的心，也打乱了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急忙点名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经济工作。不过，他仍然坚信文革的初衷是能够实现的，果断将王洪文推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显赫位置，即使调整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部署，着手筹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彻底清算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可是，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各地造反派组织重新活跃起来，各级革命委员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把持军队实权的老帅们根本就不买王洪文的帐，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部署再次出现危机，毛主席这时才乱了方寸，不无遗憾地叹息道：“文化革命已经十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

　　如果把文革的失败归罪于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也不够恰当。一竿子插到底的群众运动的确是强有力的，关键在于怎样引导。社会潮流的破坏性，往往是相应文化因素正反馈的结果。然而，完全用社会倾向性正反馈的理论模型描述文革的历史过程，也不够准确。即使在正常运行的社会体制中，出现某种社会潮流也是常有的事情。假设这种正反馈只限于某个局部，即使社会主流卷了进去，只要有足够力量与之抗衡，非线性反馈的正面效应发挥到适当程度，也会受到遏止。但是，当整个社会被一种思想所垄断，无论在当时看来这种思想多么伟大，多么正确，所有社会成员接受同一种理念，并屡次将其复制、放大、输出、再复制、再放大，就会把社会推向病态的边缘。文化精神病的恶性的发作，在所难免。

　　请注意：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在一次军以上干部会上，在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时候。把商品、货币、资本、产权、税收、工资等经济要素，以及相关制度都归并到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内，把它们与剥削制度联系起来。在会见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时候，曾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等，在平等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看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不只是为瞭解决一个刘少奇的问题。更高远的目标是要利用自己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在有生之年，发动一次广泛的社会实验，率先在中国消灭私有制，铲除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表率，为全世界人民指明斗争的方向。

　　毛主席曾不无自负地说，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伟大抱负的自然流露，也是对自我使命感的认同。经过大约十年准备，毛主席自认为在理论上已经成熟。既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七十岁高龄的毛主席是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可是，从“五一六”通知到他回到北京的四十多天时间里，他的战略部署却遭到刘少奇一伙的坚决扺制。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战斗不得不从推翻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打响。

　　毛主席本打算用三年时间完成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可是，运动的复杂性的确始料未及，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向破坏性方面转化，以至于完全失控。林彪事件突然爆发，使他意识到问题的确不那么简单。要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必须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还需要发动十次，二十次文化大革命。在目前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不仅不能取消，还有必要予以加强。也许正是这个新的认识，动摇了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不过，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锁定在寄希望于文革的水平上，至死没有醒悟过来。

　　显然，毛主席的想法来自对《资本论》的理解。拟议中的改革，包括文革中反复肯定的那些群众性首创，都是和打破现有体制，搅乱社会运行规则有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大批优秀医务工作者到偏远山区去服务；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和科研单位；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黄泥巴脚杆”登上学校的讲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和医生实行评工分加补贴的制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突出政治，一切工作都成了革命任务，都赋予政治意义；无视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以及五八年创建的“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文革期间出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等等。一切都为着冲击现有价值体系，都是为了在荡涤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民所有制的，非商品的经济组织。在中国率先消灭三大差别，消除贫富悬殊，摧毁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为人类的发展树一个方向标。

　　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宏伟蓝图，仅仅是毛主席的一相情愿，是个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决定论的历史观。他一再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组建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剥削制度的必由之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了资本主义诞生初期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在指导早期工人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可是，二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迅速走进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规律虽然还在发挥作用，然而，由于现代化生产的科技含量远远超过资本原始积累初期。在生产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已经不再是以时间为单位的社会必要劳动，而是技术和管理，是人的创新能力。一项创造发明的社会效益很难用金钱来估量，获得这项发明所必须付出的劳动，也无法换算成一般体力付出的必要劳动时间。公司赚取利润的大部分来源是巨额的投资、知识的创新和科学的管理。白领阶层在企业中的人数不断增多，逐渐超过了蓝领工人。被我们当成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不仅在人数上越来越少，相对素质不断下降，而且已经沦为离开了资本和技术，便无法生存的弱势群体。其实，这种趋势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发轫的十九世纪末已经初现端倪。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代表过，今后更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尽管毛主席曾经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称为“纸老虎”，十亿中国人每天都在念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咒语，毛泽东思想鼓舞着世界人民的战斗热情。可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足以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崩溃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如期到来，列宁所指望的，足以引发世界革命的民族民主运动也没有按时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国内矛盾均有缓减，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容却发生了分裂，世界进入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时期。

　　世界潮流风回路转，马列主义的社会理论受到严重挑战。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虽然没有被阻断，然而，是否必须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失去了肯定的答案。如果相信宇宙进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预定程序的渐次展开，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一个永远不会有最后答案的假问题。然而，毛主席却认定了马列主义的方向，以自己威信作扺押，催促十亿盲人，骑着瞎马莽撞前进。这就是毛泽东从信仰的顶端迅速转变成为悲剧性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因。

　　文革的教训是深刻的，惨痛的，也是不可多得的。文革的历史是我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和国从幼年时代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由于时代精神的局限性，有关文革的很多理论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著名作家巴金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将有价值的资料收集起来，加以整理，为未来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很有必要。可是，文革资料已经严重散失，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大量毁损，收集整理文革资料的工作刻不容缓。最近有人在成都附近建立了第一个类似的博物馆。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文革资料实施抢救性保护，帮助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防止他们重蹈覆辙，文革博物馆的建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