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死。无论是一代伟人还是市井小民，也不论你财富多寡，地位高低，成就大小，名声好坏，健康与否一概不能幸免。所以说，死，是这个世界上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同时，人的生命的确相当脆弱，只要身体的某个重要部件发生故障，诸如肝脏毁损，肾功能衰竭，心肌梗阻，身首异地，都无一例外地会导致死亡。人的一生就好比判处死刑后的不确定缓刑期一样，说不定哪天早上遇上不测灾祸，或者染上不治之症，真的就去世了。虽然谁都不愿意这么想，然而它却是一个无法逥避的事实。唯一的办法就是谨慎小心，珍爱生命，在有生之年，及时创造或者及时行乐，努力创造生命的价值，提高生活的质量。只有把自己有限的创造溶进无限的文化洪流，才能提高生命的价值。

　　我五岁的一天，看见人家发丧，死亡的观念便闯进了我的意识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人为什么非死不可呢？要是长生不老该多好？虽说有生必有死，有死才有生。然而，那又是为什么呢？我常常暗自搜寻不死的生命。可是，首先闯进我意识中的却是，如果人都不死不生，我可能就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过了一段时间，不死的生命在无性繁殖中被我“找到”了。植物可以扦插成活；细菌一分为两，两分为变四，以至无穷，死亡与它们无关。我甚至羡慕起柳树和蚯蚓来，我知道它们的生活质量很差。不过，死了不如赖活着——童年时代的我经常这样想。那时，面对死亡的无奈，让我只看见它的消极方面，其实死亡对于生命和物种的延续与进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这还得从生命进化的历程中，引进死亡机制的过程谈起。

　　真正意义的死亡大约开始于若干亿年前，在出现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发生分化的时候。也就是在本能与麻木生存方式分道扬镳之前，生命系统已经引进了死亡机制。为了在多变的环境中谋求发展，生物物种必须通过变异，尽快创造出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性状。由于在有性繁殖过程中发生基因突变的频率很高，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大量素材，这种繁殖方式便发展起来。

　　这只是问题的一各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死亡，即使出现了优良性状，原先的个体在物种中仍然占有絶对优势，它们大量消耗生活资源，也不利于优良性状在种群里的传播。无性繁殖的物种也并非不死，那些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个体，会通过生存竞争逐渐被淘汰，我们称之为被动死亡。而在有性繁殖过程中，性细胞担任着构建新个体的任务是不会死掉的。其他细胞和组织分别担任各种生理职能。个体在完成遗传责任之后，就伴随着这些细胞和组织停止活动主动死亡了。

　　采用有性繁殖的物种，既有更多机会创造出优秀的遗传性状，又能在出现优良性状的变异的情况下，让原先的个体主动退出生命舞台，为新个体留下充足的生活资源，让优良性状在种群里迅速蔓延。当有性繁殖引领整个生命系统朝着多样化和越来越高级的方向发展的同时，那些不知道主动死亡的物种进化迟缓，即使没被淘汰，也只能构成低级生命家族了。于是，有性繁殖和主动死亡机制，因其对生命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而被保留和发展起来了。

　　小时候下河游泳，看见从一个死母蟹肚子里爬出许多小螃蟹。我想，一定是为了种族的延续，母蟹把自己的躯体也捐献出来，帮助孩子们度过最初的困难阶段。没有母蟹的死，就不会有幼蟹的顺利成长。我不禁突然感悟到母爱的伟大，也联想到死亡在种群延续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也禁不住感叹生存斗争之残酷，竟会将一种弱小的动物逼到如此地步。以后我逐渐发现，像母蟹这样为繁殖后代付出生命代价的例子并非少数。雄峰和雄性螳螂都为了完成交配的任务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蚕的成虫从茧中出来以后就不再进食了。交配成功的雄蛾坠地而亡，雌蛾产卵结束之后便奄奄毙命。既然已经完成了繁殖后代的使命，生活对它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看来，无论对于单一物种还是整个生命系统来说，死亡都是保证生命系统存在与发展最为经济的调节手段。

　　病菌甚至以死亡为武器同人类开展斗争，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死相拼”。由于细菌的生命周期很短，频繁的分裂发生频繁的变异。在受到药物攻击的情况下，各类细菌创造出具有抗药性个体的机率非常大。那些不具有抗药性的个体通过死亡迅速淘汰，为具有抗药性的个体腾出了生存的空间，留下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使病菌整体的抗药性得以增强。人与细菌之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若干世纪，很难说是人类最终消灭了病菌，还是病菌最终消灭了人类。病菌至今没有被消灭，是因为它们充分应用了来自死亡的力量。

　　也许这就是自然科学对死亡的意义所能提供的最后解答。可是，人们对这样的解答是不会满意的。一般生物以繁衍后代为终身使命，除开高等动物生育之后还担任着抚养幼崽，为它们模仿生活技能做出示范外，絶大多数物种在完成繁殖后代责任之后及时退出生活圈子，对物种的延续都是极为有利的。人却不相同，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以为传宗接代比文化创造更重要，显然是基于虫性和兽性的命题。人类世代相继的不止是遗传基因，更重要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蚕蛾不同，超过生育年龄的人还有大半辈子的光阴，人的事业在这段时间里依然蓬勃发展，成年人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比青少年大得多，主动死亡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有什么用！？

　　既然人类在三万五千年前已经停止进化，生育过程中的频繁变异非但不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好处，还可能造成对人类个体的戕害。如果人类能够摆脱必死的命运，个人的经验可以无限积累，人类的知识不必反复学习，反复继承，个体将变得越来越聪明，人类也会越来越强大。看来，死亡是生命进化的副产品，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无可奈何的必然归宿。于是，人们诅咒死亡，盼望长寿。那么，能不能在确保现有个体永生的前提下，及时停止繁衍后代？当然，我并不是追问免除死亡是否办得到的问题。这虽然很困难，毕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我这里谈的是同时终止死亡和生育，会不会给人类的未来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会不会造成某种灾难性的后果。为此，我们必须回答死亡在发扬人性，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终止进化，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必然退化，更不意味着人类将失去宇宙进程的中心地位。因为人类的这种地位是依靠文化创造来支撑的。当今世界上，整个生命系统几乎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除开人类豢养的家禽家畜和栽培的作物外，很多野生动植物同样需要得到人类的庇护。只要人们稍不留意，或者稍加放纵，大量动植物物种就会在地球上消失。同时，精神的创造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创造，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经成了宇宙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人类在宇宙进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可是，人类在宇宙中确实很孤独，也很弱小。地球，毕竟只是太阳系中九大行星之一。在银河系中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一千五百亿个，宇宙又由万亿个类似银河系的天文系统组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认任何一个地外行星上存在生命，更不用说拥有意识和智慧的外星人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精神四分五裂，许多人由于缺乏做人的信念，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优越地位。他们只是基于生命的体验，干着合于人性的事情。很难想象，仅凭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这几十亿人的力量，可以圆满完成宇宙进程第三轮创造的使命。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尽到自己的努力。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一开始都是弱小的。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地球上不是更孤立吗？冰川布满了大地，虎狼出没，怪兽横行。七八万年前，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曾一度减少到不足两千，这是足以让大型物种濒临灭絶的危险数字。人类祖先依靠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困难，在地球上重新崛起，再次复兴。现在，我们的意识比原始时代的祖先清醒多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空前灿烂。懂得自身使命的人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引领世界前进的责任，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人有意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存在，也意识得到自己行将死亡。每个人都会因为预感到死亡的恐惧而怕死。孔夫子说，如果是在战场上，他最希望和胆小鬼在一起。因为胆小鬼最怕死，会想出很多办法来逃生，他便可以跟着胆小鬼获得生的机会。我们经常教育下一代要关爱自己，永不轻生。可见，贪生怕死已经成了人类的共识，成为人们普遍拥有的美德。

　　不过，死亡的恐惧随时都可能向人们袭来。于是，便出现了许多睿智的发明，以各种方式解除死亡的恐惧。其中之一就是皈依宗教，迷信灵魂不死。虽然死亡的命运已经注定，可是，死了以后可以到天上去陪伴上帝，还可以转世投胎，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因为减少以至完全免除了死亡恐惧，虔诚的宗教教徒的心是安静的。对他们来说，无论生死对未来都充满着希望。可是，这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按照宗教的说法，既然命运已经注定，对来世的期待比现实奋斗更有意义，那又何必苦苦相争呢？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选择消极，放弃进取，听从命运的摆布，推卸一切责任。

　　另一种方法就是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用勇气战胜怯弱。其实，口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狂徒，并不像虔诚的宗教教徒那样真的相信灵魂不死。他们强迫自己进入神经质和麻木状态，鼓足勇气保持表面上的勇敢，稀里糊涂地活着，稀里糊涂地死去。然而，作为理性的事业，我们不能放弃寻找一条在认识的基础上，克服死亡恐惧道路的责任。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宗教迷信相反，和鼓吹麻木的措施不同。那就是在普及人性知识的基础上，把认识提高到懂得并自觉履行死亡责任的水平上来。

　　我们注意到，并非所有人都怕死。这倒不是说死对他们来说不可怕，而是由于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死亡的意义，把死亡作为实现人格升华的必由之路，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岳飞在抗金前线浴血奋战，接到十二道金牌。他明明知道回京必遭暗算。为了履行自己精忠报国的责任，也为了给自己树一块忠烈的丰碑，他不仅毅然回到京城，还把自己的儿子和副将也带去，一同就义。岳飞不是白痴，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惟有死路一条才是提升人生价值的光明大道。维新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本来有机会离开北京，出走海外而不被斩首的。可是他谢絶了友人的援助，慷慨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无论他们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都把慷慨赴死当成实现理想的步骤。这是真资格的视死如归，是在死亡问题上的积极人格。

　　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都效仿岳飞和谭嗣同的榜样。因为历史的条件不断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各个时代的正义之声各有不同，个人在历史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因时代变迁而有所区别。只有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纔可能给死亡赋予科学的意义，树立理性的信仰。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极其复杂。无论个人的愿望如何，他既可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也可能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个人留下的遗产，可能是一种物质财富，是他生前制作的物品，经手建造的房舍，亲自设计的道路、桥梁，或者是他经营过的企业、工厂、矿山、农场，是他一生所积攒的金钱；也可能是他参与组建的社会组织、制定的某类行为规范、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也可能是他创立的一种思想方法、科学理论、某种特殊技能，或者教育理念，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其中金钱有限，总会耗尽。物品和建筑，可能因腐朽而损坏。唯有自己发明的器具、创立的思想，可以进入社会文化，得到传播、继承和发扬，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将自己的创造融入人类的文化洪流，对人类的未来走向产生长久影响更有意义的了。

　　常言说的好，地位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在我们所划分的世界中，地位无疑属于文化世界；钱财是文化要素作用于物理世界的结果。既然文化世界的东西都属于身外之物，那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花鸟虫鱼、山川河流还能有哪一件会属于“我”的？属于你是暂时的。即使在你的有生之年，属于“你”的东西，转眼之间就可能变成他人的了。人必有一死，生来光光，死去光光，个人生前摄取的财物最终都不是自己的。即使你积攒了亿万家产，你耗用得了吗？当然，你的生活可以比一般人奢侈，你可以挥金如土，拿了钱币当纸片玩，这好玩吗？钱能标志一个人可能支配的财富多寡，而实际的价值发生在消费的时候。当你花费钱财的时候，会以某种方式带动某些产业的运转，你所拥有的财富便流进了别人的腰包。我们可以用“天下财富”一词概括她的性质。作为感受着，思考着的“我”，并不需要财富来堆积，财富无法充实意识形态之“我”之腰包。只是人活一世，必须具备起码的生活条件，如果还盼望着将自己的创造留给后世，才产生了拥有一定财富的必要。这是死亡给我们的启示。只是一些人没有识破这一点，贪得无厌成了他们的本能，才引发了种种恶斗。

　　然而，死亡在遏止人间恶性争斗方面，正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开文化创造的长久效应外，直接影响社会进程的是权力和权威的作用。权威可以启发或者限定人们的思想，权力实施对文化做出决定性的选择，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如果世界上真能出现这样的伟人：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这样的人又正好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将幸福广播人间，让这种人万寿无疆，又何其不好？

　　可是，人是文化的产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可能有创新的一面，也可能有保守的一面。权威人士也可能囿于自己曾经创立的新传统，演变成为知识丰富的庸人，失去继续创新的意识和力量。那些创立了强大思想武器的大师们，在登上权威宝座之前，努力冲破思想障碍，为知识的创造开辟道路。在登上宝座之后，为了捍卫自己创立的新传统，往往将反对旧传统与防止一切异端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在战胜旧传统的同时扼杀新思想的萌芽。由于相信真理的唯一性，既然已经战胜了势力强大旧传统，新思想就是真理。在创造新思想的权威们面前，一切异端皆谬误。新观念对他的约束远远超过了旧传统的影响，让他接受别人的创造性成果，比白痴更困难。就这样，一代科学大师变成了阻碍创新的骨干力量。

　　十九世纪，人们努力实现飞行的梦想，却遭到来自权威们的阻挠。天文学家勒让德和大发明家西门子都断言，制造一种比空气还轻的飞行器永远办不到。能量守衡定律的发明者之一，物理学家赫尔姆赫兹和美国天文学家纽康推算出一大堆数据，论证“飞机不可能离开地面”。权威性的论述，影响了德国工业集团和金融界的信心，让他们取消了飞机研究计划和必要的贷款支持。在1903年的美国，飞行的梦想却由名不见经传的莱特兄弟实现了。当然，莱特兄弟的飞机，并不比空气轻，也没有违背能量与守衡，而是利用作用在机翼上下表面上的气压差作为升力让飞机顺利起飞的。这一新思路，的确是反对研制飞行器的权威们没有考虑到的。不过，流体力学的研究早就证明瞭这种升力的存在。那么，这项科学成果为什么偏偏遭到权威们的冷遇，而被一对没有上过大学的孪生兄弟巧妙地用上了呢？是曾经获得的辉煌造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是对狭隘思路的信心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妨碍了他们的想象。

　　拒絶永恒真理的观念，承认任何科学理论都将遭到否证。那么，永远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思想方法并不存在，永远正确的人或集团也不存在。拥有絶对权力的人，往往为了保持权力演变成专横的暴君。如果权威和权力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人类社会就会被逼进絶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庆幸死亡机制的引进，是因为死亡可以让权威和权力得以自然终止，让历史能够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做出选择。当然，不一定每次选择都能取得最佳效果。但是，没有这种累次选择的机制，情况会更糟。

　　普朗克最初的论文遭到科学院拒絶时发牢骚说：看来新的科学理论要能够出头，必须等待维护旧理论的大人物统统死光之后才有可能。普朗克说的是气话，却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具有先进性的科学理论不会自然生长，旧理论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坚持旧理论的科学权威往往一辈子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假设他们永远不死，坚持用自己曾经创造的，却已经过时了的观点来筛选创造性成果，新的思想方法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爱丁顿是二十世纪初世界级的天体物理学大师，他成功论证了中子星的存在，带领考察团在非洲西海岸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当年轻的印度天文学家钱德拉塞卡发表黑洞理论之前一小时，他还在或明或暗地发出鼓励。可是，当这个年轻人读完论文之后，他却几乎用尽了讽刺挖苦的用语，对黑洞理论发起了出其不意地攻击。以至于钱德拉塞卡当即下决心放弃研究黑洞理论，直到五十年后钱德拉塞卡才因黑洞理论荣获诺贝尔奬。

　　一代伟人毛泽东于1976年与世长辞，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告终。全国上下，哀鸿遍野，人民广设灵堂，隆重悼念。许多人悲痛欲絶，担心资本主义即将复辟，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惶惶然似大难临头。他们的感情发自内心，是真诚的，然而他们搞错了。伟人的死亡为新时代的诞生提供了可能。如果毛主席真的万寿无疆，邓小平哪有机会暂露头角？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慢说改革开放，连产承包制，企业股份制都搞不起来，中国不知还要落后到什么样。

　　不能认为毛主席的功过问题只是一个偶然个案。综观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功勋卓著的伟人，往往到了晚年都会固执已经取得的成就，停留在青年时代获得成功的功劳簿上，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不能与时俱进。可是，伟人既然已经成立，或权倾一时，或影响深远。如果没有死亡的调节，他们一旦成为社会的包袱，后果将不堪设想。足见死亡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人类的发展好比一根无限的链条，每个人都是这个链条上不可忽缺的一个环节。人类社会的进步，以个体的死亡为代价。没有死亡机制，创造将会终止，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中断，人类的永恒只能建立在每一个人类成员暂时性的基础上，追求长生不老，等于人类自掘坟墓。生命因死亡而精彩，时代因死亡而变迁，精神因死亡而永恒。正是出于对政坛人物思想固化的担心，宪法才需要严格限制国家领袖的任职期限，实行定期改选。这种人为设定的措施与自然死亡调节各有优缺点，互相补充，都可以防止社会走进死胡衕。

　　雷锋同志说过，只有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人的生命才有价值。我们不妨稍加改动：只有以毕生的精力，为人类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人生才有意义。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并因为拥有高贵的人性而自豪；如果你懂得生与死的意义，体验过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感悟过生命的美丽；如果你立志成为人类的具有自觉性的成员，决心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类解放的光辉事业，那么，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就会保持做人的尊严，或慷慨赴死，或坦然面对人所共有的失落。这就是我对面临死亡的人，也包括自己的忠告。也算是一种临终关怀吧，她不设天堂和来世的骗局，放弃对虚无的崇拜，也不必藉助于无知与麻木，而是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对人生使命感的认同，也是对死亡价值的理解，出自对人类在宇宙发展进程中，中心地位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