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的途径，让受教育者获得创新的能力，那就要求施行教育的人首先具备这种能力。如果具备创新能力的老师告诉学生应该创新什么，怎样创新，再让学生按照自己教导的方法去做，即使获得了成功，那还叫做创新吗？另一个与此相近的说法是，我们既然能够教会别人创新，何不自己“创”了便是？通过面授机宜，让人日后再“创”，存在弄虚作假的嫌疑，无非是哗众取宠而已。如此说来，创新教育的确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假命题，创新教育的理论只能是一个时髦的口号、一个悖论。

　　悖论并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它往往是由同一知识体系引出的两种互相冲突的结论造成。发现悖论不仅不可怕，而且值得庆幸，因为她可以引导我们突破原有理论框架，重建合理的知识体系。那么，在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中怎么会出现悖论呢？难道必须向下一代传授知识，通过教育的途径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的想法会出问题？事实上，问题就发生在我们一贯坚持的，教育是传道、受业、解惑的理解方式上。人类社会与其他社会之根本不同，并不在于组织结构上的差别，而在于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基因是文化，文化的创造与继承决定了人类个体可以享受前人的思想成果，也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得到丰富和更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纔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创生，自我完善的组织系统。

　　作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学校不仅是传播文化的地方，也是创造文化的地方，更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地方。创新只能建立是对现有知识怀疑的基础上。创新教育的核心是树立创新精神，形成提出问题、创建新知识体系的能力。把学生看成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提倡对教师的絶对服从，否定学生的怀疑态度，打压学生的批判精神，显然是和树立创新精神背道而驰的。传统教育致力于灌输现有知识，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致力于对学生应用现有知识的能力进行强化训练，不可能帮助学生形成建立新命题的能力，也不可能帮助他们学会创建新的知识体系。把这种教育模式和创新教育联系起来，必然引出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是创新教育悖论的由来。

　　与创新相对的应试教育，建立在对教学内容确信无疑的基础上，任何对教学内容的质疑都会遭到压制。为了防止应试教育的负面作用，把教育引导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方向上来，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反对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口号，把除升学率以外的某些可量化指标，作为评估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这一措施表面上不错，然而，学校的好坏不一定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学校的知名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和学生家长的认可。你的金字招牌再多，学生毕业后的走向不好，家长学生不买帐看你怎么办。所以高明的校长，反对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口号只会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上仍然把升学率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与升学率关系不大的工作，无非是做一点表面文章。

　　上海市曾经在高考中引进开放性题目，决心发挥高考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把高中教学引导到创新教育的轨道上来。所谓开放性题目，就是比较灵活的题目，其答案不是唯一的，甚至是不确定的。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即使不在事先给定的参考答案内，也给满分。据说，这样的考试能够体现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检验学生开放性思维的水平。统计结果表明，这种题目的成绩与高考总分相关性不大。却给阅卷评分带来了麻烦，给教学质量的评估造成了混乱，并不适宜在选拔性考试中大量采用。

　　近年来，国家考试中心又设计出文理科综合考试的办法，用来考查学生跨学科应用知识的能力，希望引导中学教学向着培养综合型人才的方向发展。可是，这一措施却迅速诱发了文理综合训练课程的冲动，综合考试复习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发行，新的考试办法迅速纳入应试教育的轨道，综合考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命题、阅卷，以及评分、统计方面的困难，给教学质量评估带来的诸多不便。两年后，考试中心只好言不由衷地宣布，在以后高考中，只搞学科内综合，取消学科间的综合知识命题。文理科综合考试形同虚设，学校教育又回到最初的状态。

　　事实上，用考试成绩的高低来评判创新教育的成败是荒唐的。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高素质的人在学校读书时的考试成绩就特别好。但是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些科学家在中学阶段考试成绩平平，后来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不仅在主要依靠动手能力的技术性创造中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也有人在主要依靠理性思维的创造上，也获得了重大突破。爱因斯坦就是一个例证。他上中学时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老师曾经告诉他父亲说：“你这个孩子比较笨，将来别指望有多大的出息。”爱因斯坦毕业那年的确没有考进大学，补习一年后才考上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在读大学期间，他的数学老师还因为他不能按照所教给的方法完成作业责骂过他。

　　事实上，我们在学校里教给学生的知识都是前人的创造，考试时所采用的试题必须以传授的知识为逻辑前提，答案是确定的。通过考试只能考察学生掌握现有知识的熟练程度，最多能够衡量他们应用知识的能力，而无法考察其标新立异的动机和提出创见的能力，更无法考察其完成创造的能力和水平。然而，创新所需要的恰恰是标新立异，往往是对现有知识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用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

　　严格地说，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属于传统教育的范围。传统教育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深信不疑。教师的教学方法是论述、是讲解、是灌输、是对现有知识的反复证明、是千方百计说明现有知识体系无懈可击。在这个前提下，学习就是训练，是一丝不苟地照搬。然而，创新却需要大胆的怀疑，需要勇敢的突破，需要另起炉灶之后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背叛。如果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怀疑知识的可靠性，考试的时候允许学生批判题目的有效性，知识的传授和考试都无法进行。可见，以传授知识为目标的创新教育，和通过考试检验创新教育成果，是同样荒唐的悖论。

　　看出了传统教育的破绽，便同时找到了开展创新教育的切入点。这絶对不是直接告诉学生应该创新什么，以及创新的具体做法，而是从两个方面同时展开：其一是树立创新意识，其二是形成创新能力，两个方面都不具有可传授性。既然否认絶对真理存在，肯定科学理论多元化，认为科学必须在不断的否证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么，让学生相信知识具有时代的特征，相信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树立对权威的怀疑态度，培养对知识的批判精神，就成了树立创新意识的首要任务。

　　创新教育不以传授知识为最终目标，并不是不传授知识。而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阐明知识的适用范围，必要时介绍前人创新知识的劳动。创新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解答题目的“熟练工”，给学生的练习题，应避免对现存理论作不适当的推广，杜絶缺乏科学性的难题。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只要能完成基本题目就行了。介绍知识的重点是剖析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让学生领会对知识提出质疑的方法，掌握创建知识体系的一般规则。在教学中，应该大力宣扬科学知识发展观，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课堂教学应该采用启发式，反对灌入式，提倡讨论式，探究式，避免一言堂。努力实施开放式教学，鼓励学生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从实践中发现需要，激发创造的热情，形成提出问题的能力。在教材的选取上，应该全面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全方位介绍各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让学生自己进行比较，做出选择。在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时候，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重点还在评估学生在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以及构建理论体系的能力是否有所提高。我们在应试教育中采用的若干方法，在创新教育中一样适用，同样有效。只是出发点不同，侧重点不同，适当调整教育教学的重点，就可以在创新教育中发挥作用。

　　几十年来，我国教育体制是高度统一的。我们有统一的学制，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程设置。我们大多数校长都不是教育管理的专家，往往是从教学岗位上提拔起来的优秀教师。他们在应试教育方面曾经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在推行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很多人早已演练成教育产业的“老板”，精于商道而疏于教学管理的人太多了。如果一朝僵局真的被打破，很多人，首先是校长们恐怕真会感到无所适从。

　　于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表面上大谈特谈素质教育，落到实处的还是考试成绩；公开场合批判单纯追求升学率，实际上还得按升学的人数计算奬金；素质教育的名目充斥教育科研课题，各级教育科研院所的日常工作却是组织统考，会考，摸底考，诊断考和模拟高考；口头上高喊减轻学生负担，作业量却大大超标，以“补课”的方式变相取消了双休和节假日；教务处把劳技课、社会实践课、研究性学习课、音乐课、美术课都写上了课表，课时却分给高考学科的老师，成了训练考试的补充时间；学校评优和晋升重点的申报表上全是素质教育方面的内容，而优秀学校的社会标准却是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和升学率。如果真的丢掉瞭高考指挥棒，不仅学校没法组织教学，恐怕连教育管理部门也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

　　应付考试也是一种能力，为了应试而传授的知识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很重要的知识。由于学生接受能力悬殊很大，要把课讲好，把知识传授给他们，让每个学生都有收获，让每一堂课都得到学生的好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贫富悬殊、以及对教育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只是极少数具有经济实力的家庭，纔可能提出让子女接受素质教育，以满足他们他们在高水平上享受生活的要求，对于絶大多数家庭的子女来说，还得为以后的生活担忧，必须接受应试教育。

　　有人谈到创新能力的问题时，总喜欢在中美学生之间进行对比。他们说我国中学生动脑能力强，考试成绩好，美国学生动手能力强，创造性成果多。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考试是按已知的逻辑给出答案，而创新思维没有现存的答案，关键性突破必须在缺乏逻辑指导的情况下进行。如果说由于加强瞭解题训练，我国学生的智力主要发挥在应付考试方面，考试成绩比美国学生好，那是事实。然而，手听大脑指挥，我们主要的不是依靠手，而是依靠大脑进行创造。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主要特点并不是手脚灵活，而是大脑聪明。认为美国学生的创造力来源于动手能力显然是一种误解。除了聪明的因素以外，获得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关键还在于是不是具备创新的意识，有没有从实践中发现需要的强烈愿望。

　　也许是个现代寓言，说的是两三百年前的英国，有一位年轻人，因为太穷了，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来到海边沙滩上徘徊，几次跃跃欲试，差一点投海自尽了。突然，他踢到一个小东西，拣起来一看，是一枚硬币，锈得几乎无法辨认。他想，这个古钱一定是许多年前，沉没在附近海域的商船上的遗物。如果把古人以这种特别方式留下的财产打捞起来，其价值将无法估量。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冲动，使他忘记了来海边的初衷。他跑回城去，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告诉有钱人，鼓动他们创办了一个海洋打捞公司，自任总经理，开始了海洋打捞事业。不到十年，这个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

　　事实上，那个海洋打捞公司的经理去跳海之前，肯定为了发财已经费尽心机，多方努力没有成功，才落到那般穷酸境地。在这样的时候，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一枚锈得不能再锈的铜板，才能激起他心中的灵感，使他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杜撰出那般令人神往的宏伟蓝图。一个生于安乐，饱食终日，穿梭于剧院舞厅的阔小姐，成天忙于交际争宠，她能为一枚破钱所动吗？她能够看出这枚古钱的真正价值吗？

　　美国学生创造性成果较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与我国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商业社会，尊重知识，讲求实效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只要你的发明能够创造价值，你就可能成为百万富翁。那里的优秀人才一天到晚都在想着创造，一旦接触新鲜的事，就会想到有没有发财的机会。我国的优秀学生想的却是我的学习成绩这么好，毕业后能不能应聘到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岗位，有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显赫的地位。在我们国内，往往搞好了人际关系，手中有了实权，什么好处都能够捞到，还想着发明创造干什么？一旦公共权力真正的和个人利益完全脱钩，通过掌控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道路被彻底截断，创造发明成了超额收益的唯一来源，袁隆平之类的人物能够保持在我国首富的地位，中国人爆发出来的创造热情也许会超过美国，所涌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很可能比美国更胜一筹。

　　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你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划时代的创造都出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青年人精力充沛，很少保守思想，勇于创造的原故。我看少有保守思想，勇于创造也许可信。而真正阅历丰富而又年富力强的应该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无论在事业心、意志力方面，还是工作经验和钻研精神，他们都比年轻人强。但是，大多数创造发明还是出自年轻人之手，这还该作什么样的解释呢？

　　精神创造是个体精神世界中知识库和分析器运转的成果，创造的基本途径是想象。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系统知识不足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往往很多，解决的方法檏素而有新意。然而，人们总是把现存的知识当真理，用现有的逻辑判断自己的想象是否合理。所以，对知识丰富的人来说，当他的猜想和已知理论体系发生矛盾的时候，新的想法很快就会被头脑中的知识体系所消化。于是，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多，越严密越系统，能提出的新问题就越少，独出心裁的想象越不容易发生，建构新知识体系的困难就越大。

　　只要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有了跑马场，就无须伯乐。如果在马匹上跑道之前设置一个选择机构，按照现有标准进行筛选，凡不合于主流意识的马匹都不得进入比赛。那么，奇迹永远不会发生，千里马永远不会出现。为了激励全体国民的创造热情，需要广建跑马场，同时限制伯乐们的抉择权。

　　应该说，爱因斯坦高中阶段的学习状况，是不适合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得益于丰富的知识，而是得益于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阿劳悖论”，是这个“幼稚”的想法在划时代创造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十六岁的爱因斯坦想到：我如果坐上了超光速马车，马车的灯光还能不能照亮地面？我会不会看见过去的时光？时间会不会倒流？应该相信，掌握了严密电磁学理论的科学大师，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荒唐”想法的。老年爱因斯坦在自己的回忆録中说，他创立相对论的时候，并没有听说过洛伦兹的收缩理论，也不知道彭加勒的研究成果，对于创立相对论，只需要知道光行差现象和迈克尔逊—莫雷的实验结果，已经足够了。据此，我们有理由判断说，爱因斯坦的成功得益于无知。对于理论创新而言，知识不足是一个可贵的优势。

　　爱迪生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系统知识有限。可是，他努力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去发现需要，一生中获得的专利发明就有一千多项，成了闻名世界的发明家，继工业革命之后第二轮技术革命的排头兵。如果教育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那么在教育过程中，不必急于向学生大量灌输知识，不必让他们死记硬背现存的结论，也不必让他们做大量难题，形成应用知识的熟练技巧。而应该让他们重点把握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鼓励他们在没有受到系统知识约束的条件下，拓展想象的空间，以期提出划时代的科学问题，把握创造的先机。

　　建立健全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是造就整个民族创新意识的重要手段。一个到美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自己出国前所写的论文，本来是打算在国内杂志上发表的。事先，他向一位历史学权威人士请教。他刚说出：“我认为……”几个字的时候，他的谈话就被打断了：“什么‘你认为’？”权威问他：“你读了几本书？知道多少历史？懂得什么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历史研究，也不敢随便说我认为什么，什么的”。可是到了美国，那里处处都在鼓励创新，反复证明已经获得证明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缺乏独创性的东西没有市场。

　　学者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二十世纪初，剑桥大学的情况。二十几岁的研究生卢瑟福，竟敢推翻他的老师汤姆逊刚提出不久的原子结构模型。而汤姆逊却因此把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职位让给了他。还自豪地说，我从事科学研究以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卢瑟福这个天才。在德国，不久前还埋怨科学院无理拒絶自己能量子理论新观点的普朗克，很快就登上了柏林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位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在1905年成功发表，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在此之前，物理学在创建相对论的路上走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最后的冲刺却始终没能成功。正当全世界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年方二十六岁，名不见经传的爱因斯坦，以伯尔尼专利局三级审查员的身份，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以很小的篇幅，破解了这个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无名小卒的文章，怎么会被国际级权威杂志的编辑们相中呢？也许《年鉴》的编辑们最初也没有认识到了这篇论文的真正价值。但是，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以名份定取舍的原则起了关键性作用。爱因斯坦的论文具有新颖性、严密性，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在他们看来言之有理，不论她是谁的作品都可以采纳。

　　有了跑马场，就无须伯乐。只要提供通过公平竞争自我表现的机会，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而在马匹上跑道之前设置一个选择机构，按照现有标准进行筛选，规定凡是不合于主流意识的马匹都不得进入比赛。那么，奇迹永远不会发生，千里马永远不会出现。为了激励全体国民的创造热情，需要广建跑马场，启动程序性选拔人才机制，取消伯乐。

　　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很可能首先会在家庭教育中出现，然后再向社会推开，最后被正规学校所采纳，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那么，能不能创办这样一种学校，其教育宗旨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呢？这种学校完全取消功利性，不以升学率论成败，不以向学生灌输知识、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能力为目标。她通过发展学生的特长，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个性，使他们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生活。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允许的话，率先在某些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这种教学实验也许是有益的。

　　我们发展创新教育，需要创设宽松的学术环境，敢于包容一切言之成理的学术观点，为不同思想的自由竞争创造条件。目前我国虽然还停留在谋生教育阶段，可是，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只不过要现实我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我们只能在推行应试教育过程中，适当压缩必修课内容，切实降低教学难度；开展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深入社会，联系实际，体验生活；适当渗透素质教育的方法；开设科学讲座，传播科学发展观；提倡怀疑精神，培养批判能力等，为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为全面推行创新教育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