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讨论瞭高等动物通过摹仿形成习得性技能，与人类通过知识的积累与传承谋求超级发展的区别。知识不可能通过遗传和简单模仿的方式掌握，即使是像打制粗糙石器这样的原始技术，都必须在具有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来，也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应用。为了实现知识的有效传递和创造性增长，人类社会逐渐出现了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的活动，这就是最初的教育。

　　虽然人类以教育方式传授生存技能的历史，可以逆推至百万年前，地球上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六千年前。可是，直到两千五百年前，教育才开始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在中国和希腊首先出现。那时的学校已经把生存技能以外的知识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将传授知识和提高能力的训练结合起来，把获得生存技能和促使人在高水平上享受生活的目标结合起来了。也可以说，那时的学校教育已经运行在素质教育的轨道上了。没有学校的教育活动，社会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既不可能创造，也无法传播。随着学校教育不断发展，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人与文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可能和教育脱离干系，教育事业也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

　　我们以下着重讨论人类在创造了语言文字之后的教育，尤其是现代化的学校教育。涉及到教育的宗旨和方法、儿童接受知识的心理特点，以及教育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一）教育宗旨的演变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办学校的国家之一。春秋时代的教育家孔子已经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也必须受教育。孔子时代的学校教育，已经突破了传授生产和管理技能的约束，在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道路上走了很大一段路。除了传授一般文化知识以外，上流社会的时髦技艺，如琴、棋、书、画、御、射都纳入了教学内容。在教育方法上，孔子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诲人不倦”。要求学生勤奋学习，虚心上进，刻苦钻研，“温故而知新”。孔子优秀的教育思想对我国两千多年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孔子所进行的教育和他“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是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的宗旨是驯化人们的思想，把人培养成封建社会的合格居民。孔子的德育以忠孝为先，推崇古代圣贤，因循守旧，反对创新。他之所以特别赞赏颜回，并不是此人的创造能力特别强，而是因为颜回对自己“终日不违如愚”。

　　儒家和法家都宣扬君权至上的思想，主张封建大一统，维护封建主义集权制度。不过，儒家主张通过施仁政，以教育的手段收拾民心。法家则主张取消学校教育，让行政机关代行教育职能，以政权的力量控制人们的思想。韩非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除开国家律令以外的其他知识，一概不得编进课本；除官吏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自办学。秦始皇沿用法家的路线，把教育作为巩固封建专政的工具。

　　随着我国封建制度不断发展，行政权力对教育的控制越来越严密，教育对政权的依赖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无论是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的确定，教学内容设置还是教育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质量评估，都必须服从朝廷选官制度的需要。汉朝初年，各级官员的选拔制度经历了从举贤良到应试的复杂转变，读书人通过考试入朝做官的制度逐渐固定下来。最初的应试内容不仅涉及传统文化，也需应答治国方略。由于政治对策灵活多变，缺乏确定的评判标准，选官考试逐步演变成以儒家经典为唯一内容，以命题作文为唯一形式的科场笔试。儒家经典成了学校教育的必修课。到了隋文帝时候，国家正式推行科举制度，全国使用统一教材，分级设立科举考试，逐级选拔人才的制度终于固定下来了。

　　由于科举考试的公开性和公平性，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开辟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有利于激发广大知识分子读书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分级办学，形成规模化的教育体系，把絶大多数知识分子吸引到研读诗书，考取功名的道路上来，对普及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把科举考试和学校教学的内容全都限制在儒家经典范围内，读书做官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全部生活轨迹，浪费大量人才，民族的创新精神遭到窒息。加上儒家崇尚古训，不重视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技术培训，致使我国科学文化发展迟缓。读书用功，成绩优秀的人，可以挤身统治集团，谋求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缺乏建树，屡考不中的人，通过熟读诗书，懂得孝敬父母，忠于皇上，做一个惟命是从的好人，这便是封建教育的主要作用。由于我国古代封建体制比较完善，封建专制力量强大，教育始终没有能力冲破封建主义的传统束缚，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机会。

　　教育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情形，往往会在政权更迭的时候发生松动。社会的动荡可能给教育体制的发展留下更大的空间，产生新的教育理念，创造新的教育模式。从满清末年到全国解放的百年间，政局混乱，争夺政权的斗争空前激烈，当权者对教育的控制十分薄弱。而我国教育发展正处于新旧交接的历史时期。科举制废除了，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开始出现，新学堂逐渐取代私塾，国立大学迅速崛起，留学欧美、东洋逐渐形成风潮。民国初期，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把西方教育思想和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结合起来，努力开创自由教育的新局面。

　　在蔡元培的教育理论中，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他认为两类教育均不可偏废。他把通过世界观的教育，使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人生精神境界，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奉行儿童本位主义和自由教育理念。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教育不应该像旧教育那样，把成人的成见强加于儿童，阻碍儿童独立意识的成长。自由教育应该以儿童个性发展为出发点，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自动、自助、自学的习惯，教师只应该居于引导与辅助的地位。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实行理学与技术类分校，文理学科综合的原则。开创了我国综合性大学与工科、师范、农学、医科大学分别建制的高教格局。蔡元培认为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研究学问，应该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发扬科学民主。他坚持“以造诣为主”，“兼容幷包”的原则聘用教师。孔孟之道在北大有市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政权体系，卢梭的民主政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日本的维新变法，法国的总统议会制，希腊哲学，印度佛学在北大都有市场。只要你言之有理，在学术上有造诣就有够资格在北大登台讲授。

　　解放后，欧美国家的教育思想被定格为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而我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教育体制，则被扣上了封建主义的帽子。五六十年代所推行的学校教育制度源于前苏联。文革前，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苏联的教育思想也被我们列入了批判对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声中逐步形成。在学校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把下一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教学质量高低已经不是学校工作的主要问题，却必须用很多时间组织学生学习政治参加劳动，以转变学生思想，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由于担心思想演变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战线上推行独尊马列的同时，努力将教育事业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五十年代开始，按政治标准对各学科教学内容进行严格审查，使之符合马列主义，不许突破，科学精神遭到严重打击。同时，在大中学校里开展“红”与“专”的讨论，政治标准成了学生操行评语中占第一位的内容。学生有没有知识无关紧要，只要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而潜心钻研，努力学习，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学者，反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在政治风气的影响下，学生不致力于提高素质，也不把学习当成首要任务，想读书，努力学习反而成了受人歧视的原由。文革前开始推行阶级路线，在学生中划“红五类”、“黑五类”。在强调贫下中农子女受教育优先权的同时，把大批可以造就的人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学校成了推销统一思想的场所，部分地丧失了创新知识、普及文化，以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功能。由于党内斗争异常激烈，选择和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抉择接连受挫。直到改革开放前，以培养革命接班人为宗旨的教育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尽管如此，在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鼓舞下，我国教育战线的成绩还是主要的。五十年代末，部分农村已经扫除了文盲，城市普及了基础教育，各类学校为祖国培养出一大批思想坚定，技术过硬的建设人才，逐渐成为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些引人注目的成绩是在我国经济建设屡遭挫折，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国庆5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正式发布的数据显示，解放后，我国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投入的资金占全世界总额的078%，而我国同期中小学生人数确占全世界181%。就是说，即使将我国基础教育经费增加二十倍，也达不到国际平均水平。

　　可是，文革初期毛主席依然大骂文化教育部门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并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教育领导大权的历史任务。含辛茹苦的老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受人歧视的“臭老九”。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号称“黄泥巴脚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讲台。全国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大专院校正常招生中断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我们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非常之大。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竟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惨痛代价，不自觉地验证了波普尔的理想实验，让全世界懂得了放弃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人类必然走向灭亡的道理。

　　我国教育理念的重大转变发生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那时，教育工作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迅速转变成各类学校的行动纲领。老师认真教，学生勤奋学，在很短时间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势头已经大大超过文革前的水平。那时，人们依然守护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决心把文革中躭误的时间夺回来。稍后，推行市场经济，各行各业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校教育引入竞争机制，教学效果与教师的经济利益挂钩。随即取消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毕业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让学生家长承担部分或全部教育经费。作为一种职业，教书纯粹成了教师的求得生存的手段，学生成了学校计算教师奬金的筹码，教育的政治意义逐渐淡化。随着共产主义信念的动摇，为革命学习的口号声迅速消停，读书的目的发生了根本转变。学生到学校读书，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谋求超值经济回报。于是，教育迅速转移到为求学者开拓生存空间的方面来，这就是谋生教育的开始。

　　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推行市场经济以后，生存竞争异常激烈。没有文化知识，甚至仅仅是因为学历差一点，就会在求业任用、晋升提拔等方面遭到挤压。面对这洋的情况，教师和家长不断把心中的危机传递给下一辈。学校实行量化管理，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唯一指标，教学工作围遶提高学生考试能力的中心转。教师最常用的“杀手锏”就是加大作业量，增加考试训练的难度，以提高学生应付考试的解题能力，努力把他们锤炼成百发百中的考试机器。于是，谋生教育推动着应试教育的迅猛发展。

　　当然，能够应付考试也是一种的能力，而且是当代人才的必备能力。但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就是前人创造的知识。练习和考试的内容，都是在已知理论体系下的演绎推理，答案是固定的，也是不容质疑的。我们布置学生完成的作业和考试，所用的题目只能检验他们掌握现存知识的能力，无法考察他们的实践能力、组织能力、和与人交往的能力，更不可能检测他们创新知识方面的能力。真正意义的创造，没有现成的答案，而创造性思维的切入点，正好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大胆怀疑。应试教育拒絶怀疑态度，排斥打击那些长了“反骨”，因而总是打“翻天印”的学生。所以，考试成绩不仅不能反映一个人综合素质，更无法衡量一个人的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

　　杨振宁博士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向数万听众做学术报告时，不无极端地说：“之所以美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比中国学生强，就是因为中国的中学生考试太厉害了！”杨振宁的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可是，有多少人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却值得怀疑。与此相关的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中连年夺冠。可是，诺贝尔奬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我国每年在好几百万高中毕业班学生中层层筛选，组成赛前训练班，由全国一流水平的导师担任教练。训练班的学生经过多次淘汰之后，最后留下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对现有知识的把握是絶对没有问题的，应付考试肯定是絶对的冠军。不过，这和颁发诺贝尔奬的标准却是两码子事。因为获得诺贝尔奬的标准是独创性和新颖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方法的创造。这种创造原则上是采用现有知识体系，无法推出答案的东西。一个对现有科学理论深信不疑，严格死守现存知识体系的人，永远做不出划时代的创造。按照这样的理解，我国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比赛中屡获大奬，但是，诺贝尔奬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就不足为奇了。由此看来，中学生知识竞赛的水平也无法衡量创新教育的成果。

　　读书为了升学，升学为了就业，就业为了挣钱。只要在升学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就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继续升造。社会对各类学校的满意度，也是依据从该校毕业的学生的升学和就业的情况预测来衡量的。此类预测不考虑人所必须树立的道德观念、艺术修养、创新能力。也不考虑满足个人兴趣爱好，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更不可能考虑到，由于各校招生生源质量方面的差别，会对学生毕业后的走向，以及他们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实。一般来说，重点学校招收的新生，总比一般学校的新生优秀得多，毕业后的发展本来就应该强势一些。所以，单凭学生毕业后的走向，一般学校和重点学校之间并没有可比性，因而不可能由此确定应试教育上的差距，更不可能衡量他们在办学水平上的差距。

　　谋生教育虽然比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更能激发读书积极性，因而也更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但是，仍然有可能扭曲孩子们的天性。因为衡量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是升学率的高低，是考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人数。中学变成了生产大学新生的冲床。模具是统一的，也是合标准的，不管你希望把自己变成什么样，通过冲压成型，就是一个合格大学生。这样的教育必然扼杀个性的发展，妨碍综合素质的提高。

　　当今学校讲求的是“学生成才，教师成功，学校成名”。其实，所有目标都集中在“钱”字上。只要有那么几个学生考上名牌大学，报考这所中学的人就多，就可以多收费。如果老师们在各种刊物上多发表几篇文章，从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率高，走向好，这所学校名气大，填报该校志愿的考生就多，计划外收费标准再高也不愁没有学生报考。学校有了钱，可以用来提高教师待遇，优秀教师趋之若鹜，提高学生应考能力就有了保障。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应试教育似乎全是缺点，然而，这一套做法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现实意义。首先，应试教育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而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每个人都希望在未来社会中以超人的水平获取就业机会，就业之后得到超额的经济回报。从小学到大学，从基础教育到技能培训，都是为了提升自己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教育围遶着学生长大后求得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生存的标志是就业，发展的标志是高额经济回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既然希望收获就必须付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降低入学门槛，严格控制收费标准，减轻学生负担，可是，总不能兑现。因为这样做，无异于让重点学校放弃竞争优势，放弃竞争中可能获得的好处，让学生放弃对美好未来的追求，让学生家长放弃心中的希望，这行吗？

　　有人责怪是高考指挥棒引导我们走上了应试教育的道路，认为要改变教育的现状必须废止高考，至少也要改革现行考试办法。他们说，可行的方案是引进多种可量化的指标，包括毕业会考、平时测验、操行评语、艺术水准，然后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削弱一次性考试的权重，遏止应试教育的发展势头。

　　如果说高考不能全面衡量人的综合能力，那么操行评语和平时成绩，以及艺术测试的信度究竟又有多高？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比考试更值得怀疑。事实上，在普遍缺失诚信的情况下，引进任何稍微模糊的升学标准，都会纵容权力的滥用，拉关系走后门风气的泛滥，使本来已经缺乏公正性的升学机制雪上加霜。同时，如果我们真的取消瞭高考，学校之间失去了竞争，无以激发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也就没有办法保持教师教学和学生读书的热情。可见，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高考不仅是必要的，通过改变高考办法，把教育引导到提高全民素质的方向上来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十分遗憾，我们不得不在谋生教育的“轨道”上艰难跋涉，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转变。至多只能在不改变为求学者谋求发展而教育的前提下，在教学内容，教育体制，或考试制度上做一些局部的调整，为今后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创造条件。

　　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起因是无限拔高教学难度，这种倾向又来自于“超前引入”的教学理念。以为在不可能系统学习某部分知识的时候，提前对儿童灌输有关概念和方法，对于他们将来的学习有好处。于是，用方程才能解答的题目、有关质数筛法的应用题、等差、等比数列中递推关系的应用、涉及排列组合的题目、以及高度综合性难题，在小学毕业班的习题中被大量采用，在升初中的考试题中频繁出现。另一个拔高教学难度的刺激因素是各类统考、会考、知识竞赛的泛滥。为了选拔拔尖人才，出一点难题，或者把超越学习阶段的教学内容纳入竞赛范围似乎也有必要，然而时间一长，这类难题却逐步向常规教学中渗透。其实，太难的题目絶大多数考生都做不起，和过于简单的题目一样，会直接影响考试的区分度和信度；过于繁难的习题引导学生钻牛角尖，耗费了儿童的精力；超前引入后继课程内容，打乱了基础知识的系统性。

　　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删除跨越阶段的教学内容，以加强各学段基础知识的教学。取消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以外的各类竞赛；严格限制各级统考、会考、摸底考试和诊断性考试；把知识竞赛内容限制在教纲范围内；在竞赛中取消层层筛选的考试办法，改用网络初选，一次性决赛的方式进行；对高考严格把关，杜絶一切超纲题目，控制难度。同时对考题实施难度、信度和区分度目标管理制度：即分小题预设信度、难度和区分度指标，以统计结果评定并公布命题质量，让评定结果与命题人员的收益和任免挂起钩来。

　　对我国教育影响最大的还是体制问题。但是，对教育体制调整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立即转移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而是遏止因教育牟利造成的无序竞争。一段时间里，在教育产业化方针的指导下，各类高校为了提升学校的知名度，专科的升本科，一般本科的升重点。为了替上一个学段提供合格生源，专科学校不再以培养实用人才为主要目标，重点开设应付“升本”考试的课程；注重与升本有关的教学内容；偏废与工程技术相关的专业知识，专科学校失去了专科教学所必具的特色。然而，大多数专科学生毕业后不能升本，却又不能适应技术部门的工作要求。加上学历较低，求职相对困难。这种现状并没有迫使专科学校改弦更张，而是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危机意识，激励专升本教育模式不断升级。应试教育的生命力就在这个正反馈过程中推向极至。本科院校盲目加大研究生、博士生的招生比例的情况与此类似。

　　文革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重理工科，轻视文科、农林和师范教育；重基础理论轻实用技术，已经不够理想。那时中专毕业生人数超过高等学校，研究生不到本科生的十分之一，实际技术工作主要靠中等专业毕业生担任。现在却是本科生人数比专科多，中专生几乎等于零。相对于文革前，文科、工科虽然有所加强，但是，教学定位偏高，都瞄准科研和设计的需求，毕业生能直接从事技术工作的人较少。毕业生的结构性变化，使本来由中专生或专科生承担的工作，不得不由本科生担任。设计员和经理室的助理工作，非研究生莫属。至于设计院、研究所和留校担任助教的，则非硕士乃至于博士不可了。至于处于人才低端的专科生，往往是毕业等于失业。即使被企业録用，也只能下车间干活，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絶大多数不对口。

　　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也和在企业中推行首长负责制，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办法有关。从制度上看，处于管理层的人员必须通过企业赢利才能获得丰厚汇报。而实际运行的结果却造成了对国有资产的消耗式利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环境的大规模破坏。由于权利高度集中，利益分配偏向管理层。即使由于经营不善工厂倒闭，还可以利用手中大权行贿笼络上司。国营企业倒闭了，企业首长不仅不会受到处罚，还可以从破产过程中得到巨额收益。如此社会现实必然引导毕业生首选行政管理工作，而轻视技术性工种。加上管理工作对专业技术方面的能力要求不高，关系户大量进入管理层，进一步促进了权力腐败的同时，也部份地造成了毕业生就业的困难。

　　就业渠道不畅刺激高学历的产出，学校培养方向不对路又刺激了对高学历的需求。恶性循环使虚高学历的歪风愈演愈烈，目前已经出现高学历人员充斥失业大军的怪现象。所有大学毕业生的学历证明是堂而皇之的，在推荐信中都信誓旦旦地表白该生精通企业管理，长于规划设计，能运筹帷幕，决胜千里。可是，他们实际的工作能力却比较差。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前需要重新接受一般技能培训，就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讽刺。

　　在教育产业化浪潮的推动下，政府向学生家长转嫁教育费负担。如果父母不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自己的子女支付高额学费，他们就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不仅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生存压力也难解除。学校乘机巧立名目减少正常招生人数，扩大自费招生指标，逐年提高收费标准。今天，我们的校长可以不懂教育管理和教学理论，却必须精通“市场营销”，他们很少像个学者，更像个商场老板，成天围着“钱”字团团转。

　　教育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应试教育毕竟是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教学形式，尚处于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把应试教育看成洪水猛兽，也没有理由低估应试教育在转变教育理念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目前我国教育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病，并非都是由应试教育引起的。如何正确引导我国教育向着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方向前进，的确值得深入研究。我们应该推行灵活务实的办学方针，保护学校通过竞争谋求发展的机制，在优化教育评估体系和改革人才选拔机制方面下工夫，让教育竞争趋于合理。同时，也应该在维持教育体制正常运转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的道路。贸然超越以求生为目标的教育发展阶段，以行政手段推行任何“先进”的教育模式，都有可能闹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