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认识，为了自己的幸福进行创造，也为了同样的目的选择和传播知识。个人的创造性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社会的进步又为个人的创造性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所以，努力发展个体的创造性潜能和人类总体生存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并非往古来今所有精神创造都对人类发展有帮助，也不是所有创造都有机会在社会上流传，进入文化洪流世代相继。这里还存在社会对文化的选择问题。

　　由于技术的限制，古代某些很有价值的发明创造有可能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被人们所遗忘。据说三国时期的华佗，已经掌握瞭高明的麻醉技术，他成功地为关云长刮骨疗伤，却因为遭到曹操的误会而被杀害。临死前他把自己的医学经验整理成书，让老婆传于后世。可是这个眼光短浅的婆娘，却认为是医疗技术害死了华佗，自作主张，把华佗以毕生精力完成的医学著作烧掉了。同时代的诸葛亮，发明瞭能够在山路上运送军粮的木牛流马。可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料，至今仍然没有仿造出相类似的机器人。

　　如果说，上述古代传说并不那么确凿。那么，十九世纪中叶，孟德尔已经通过不同性状的豌豆杂交，得出了遗传基因存在的确切证明。可是，这项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却被埋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荷兰植物学家德弗里斯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才偶然发现，予以公布。否则，孟德尔的发现将无法对二十世纪生命科学的崛起产生巨大影响。1785年库仑利用自己制作的扭秤，验证了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大小与电荷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与电量的乘积成正比的结论，被称为库仑定律。不过此前，1769年和1773年，鲁宾逊和卡文迪许，也分别用类似的方法，得出过同样的结论。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是麦克斯韦一百年后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的。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对科学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人们依然承认库仑是电学基本定律的创立者。

　　知识的应用总是和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则仅仅与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相关。这就决定了知识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于是，便引起了由谁来选择知识和怎样选择知识的问题。自从人类社会分化成若干利益集团以后，社会集团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集团利益与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之间失去了必然的一致性，在知识的选择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倾向。真正能够得到认同并予以推行的，往往是代表统治集团利益的主张。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有时，统治者的主张也可以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而在另一些时候，却可能扼杀文化的创造，抑制科学的发展。下面先来讨论我国古代的情况。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第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当时，王室衰落，诸侯争霸，战乱频仍。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各国之间既联合又打压的斗争复杂多变，社会矛盾此起彼伏。由于新的力量不断涌现，各种思潮自由传播，互相竞争，出现了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在那个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年代，诸侯国君人人自危，都盼望着在争霸斗争中一举称雄，至少也得保全祖传基业，不至于被列强所吞并。儒家所提倡的恢复周礼，广施仁政是不合时宜的；墨家奉劝诸侯国君放下屠刀，停止争霸，立地成佛，也是办不到的；老庄学派希望统治者放弃贪婪的野心，恢复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无异于与虎谋皮，痴人说梦；而真正得到赞赏和采纳的是法家富国强兵的方针。

　　汉武帝推行强本弱末的重农主义路线，实行盐铁官营，海内之利尽收中央的集权统治。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专制路线，应用行政权力统一全国人的思想，以巩固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中华民族在形成并认同国家民族观念的同时，朝着放弃和削弱个人意识的方向前进。

　　儒家学说重视人文知识的发展，致力于个人道德修养。儒家经典中保留着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孔子提出“老吾老，以及其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其人之幼” 的尊老爱幼精神；他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涉事原则超出了“仁”的范围，是平等、博爱的思想萌芽。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以及施仁政的主张，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善养浩然之气”作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行动纲领。同时，儒家历来重视道德教化，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教育的体制，教学方法等方面多有建树，为传承民族文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都是儒家学说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

　　但是，儒家经典偏重封建礼教，轻视自然科学。在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拘泥于经典，沉湎于古训，反对怀疑态度，压制批判精神，大大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曾出现过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人性化的思想萌芽，由于我们的民族历来崇尚正统，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要素，只是个别现象，只能发挥辅助作用，产生短时效应，而且总是遭到统治阶级的打压而几近窒息。

　　我国封建统治者一向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知识阶层普遍轻视技术工作。像徐光启这种专家型官僚，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珍稀物种”。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生产技术的发展。柳宗元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建筑师的故事，此人自称善建房舍而被官人收留。起初，他无事可做，到处闲逛，连自己的床铺坏了也叫别人帮助维修。大家以为并无专长，徒以狂言讨食耳。继后主人打算改造亭楼，遂令此人主持。但见其在墙上画了小样，左手执矩，右手执绳，选定木料，画上墨迹，即令众人砍锯。木料备办成型，树立合拢，所有卯榫丝丝入扣不差分毫，整个房架稳稳当当矗立其间。柳宗元大为惊叹。在今天看来，至多一建筑工程师而已。从我国拥有大量精美古代建筑，无论朝廷官府还是富户人家，经常都要修房造屋的情况来看，土木工程应该是最实用的技术活了，具备此类才艺者必定大有其人。可是，众多功勋卓著的建筑师却英名不见于经传，事功不见于史册，技术资料未曾流传于后世。科技人才遭到如此贬低，技术之不能发展，其原因盖出于此，太令人寒心了。

　　其实在先秦诸子中，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相关，而且在哲学和逻辑研究方面大有建树的，应首推墨子一家。但是，由于墨家主张非攻，兼爱，没有为巩固封建统治出谋划策，他们的思想成果长期被当成雕虫小技，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正统学术园地中几乎没有他们的地位。与此同时，诸多与国计民生相关甚密的工程技术，又为士大夫和学者文人所不齿，只能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在民间流传。以至于到了封建鼎盛时期，像柳宗元这样的大学问家，还会对建筑技术之玄妙感到不可思议，这才真的不可思议。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夏朝已经有了历法，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日食、月蚀的详细记载。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形成于春秋战国年代，其中关于哈雷彗星的观察记録比西方早好几百年。盖天说最初形成于周朝，到了汉代，浑天说已经比较发达，宣夜说开始萌芽。1024年我国天文学家对恒星大爆炸的观察记録，为当代科学家揭开恒星发展的秘密提供了重要依据。可是，历代统治阶级大多信奉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象变化与王朝盛衰密切相关，通过观察天象可以窥测朝代更迭的天机，预知天下大势。然而，天机不可泄露。为了防止蛊惑人心，犯上作乱，历代王朝一律禁止民间研习天文，私窥天象。天文仪器成了显示王权的“仪仗”，严禁民间制作、使用和收藏。这些严厉而又毫无道理的措施严重妨碍了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可是，在冲破封建观念束缚的战役中，欧洲人首先就是在天文学上打开了缺口。可见，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巩固封建统治，中华民族曾经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

　　早在十五六世纪，经文艺复兴改造的西方文明逐渐占领了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他们提倡科学，反对迷信，讲求实效，反对独裁，发扬民主，尊重人权。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他们并没有故步自封，停止前进，而是继续发扬思想解放的成果，鼓励科学发明，奬赏技术革新。这些文化特点和同时代因循守旧的华夏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世界风云此起彼伏，海上霸权几易其主的时候，我们的国民依然沉醉在花前月下，吟诗作画，悠闲自得如世外桃源中人。除了极少数思想鋭敏的先觉者外，普遍缺乏忧患意识，对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全然没有知觉，怎不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上，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也曾有过卓越的贡献。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传到西方，引导西方人的船舰由海路来到中国；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技术传到西方，制成威力强大的洋枪洋炮，攻击我国脆弱的海防；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法和印刷术传到西方，大大促进了欧洲的知识传播。可是在我们国内，火药仅限于用来祭祀祖先，祝贺庆典，用指南针看风水，择阴地，以为后人祈福；出版业由官府垄断，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刊印没完没了，粉饰太平，颂扬皇恩成了文字游戏是主要内容；郑和下西洋取得成功之后，我国政府并没有进一步的打算。为了减少航海开销，严令禁止建造远洋航船，封闭海港，中华民族从此和海洋絶缘。十八世纪中期，当我国黄土文明遭遇西方海洋文明的野蛮挑战，便不可避免地败下阵来了。

　　清王朝的垮台给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华夏文明的重建提供了机会。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不少志士仁人走出国门，放开眼界，西方各种思想潮水般地涌向中华大地。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各派力量此消彼长，各种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轮番上演。经过殊死的较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解放初期，为了巩固政权，极力渲染苏联老大哥的崇高形象，树立领导者在人民心目中的絶对权威也许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对科学事业实施行政干预，科学界缺乏思想自由，逐渐失去了活力。伽莫夫，瓦维洛夫等一大批科学家先后遭到政治迫害。李森科这样的阴谋家却通过鼓吹个人崇拜，提出创建无产阶级现代科学的历史任务，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鼓动反对自然科学领域里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骗取最高领导集团的信任，夺取了苏联科学技术管理大权。在苏联国内发生的重大事变，对他们的科学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也影响到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早在二十世纪初，遗传基因理论已经得到国际科学界广泛承认。可是在四五十年代的苏联，由于独揽科技大权的李森科的反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被打成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米丘林的遗传学被推崇为无产阶级的生命科学。解放前，我国不少学者留学欧美，所掌握的生物学基础理论都是孟德尔、摩尔根那一套。可是，为了向苏联学习，他们被迫放弃科学真理，改行贩卖李森科的伪科学。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那是极其残酷的。很多科学工作者纷纷要求允许各种学说自由竞争，以明辨是非。可是，这种想法为我国宗法传统观念所不容，更和国家领导人不希望听见与苏联老大哥不协调的声音的愿望相扺触，党中央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边倒的政治抉择。195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正式以官方语言的方式为科学发展选定方向。文章肯定了“米丘林自觉而彻底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认为“我国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米丘林学说取代了全部生命科学，与基因有关的生物实验和技术开发被迫停止。四川农科院研究员鲍文奎领导的多倍体小麦育种实验，虽然在54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可是，由于这项实验是以基因学说为指导的，于是，实验经费被克扣，试验园地被铲除。几年后，这项研究在西班牙率先获得成功。

　　应用行政权力为科学发展预设研究结果的做法，往往是从政治形势的需要出发的，其形式十荒唐，后果危害极大。这样的事在新中国发生，并不是没有遭到扺制，而是扺制无效，扺制的人反而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打成“亲美拥蒋反共反人民分子”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1955年，在编写《高等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的时候，坚持揭露李森科的罪恶行径，希望及时扭转已经在我国泛滥的反科学思潮。他说：“近来，李森科在苏联发表的关于物种的新见解，以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新种。”这种观点“在发表之初，由于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但不久就引起苏联植物学界的广泛批评。”胡先骕的意见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反而遭到批判。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突然代表中国共产党做出我国将在未来十五年之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承诺。回国后多次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我们不能在十五年时间内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应该被开除“球籍”。凭着一个大胆的想象和一阵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一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实验，在絶对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展开。58年6月19日，毛主席向冶金工业部提出钢铁产量在57年基础上翻一番的要求。就是说，在后5个月必须产出比上一年还要多30%的钢。按照柯庆施当时的说法：“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一个天大的笑话，迅速转化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疯狂砍伐树木，烧制木炭，挖来一些根本没有冶炼价值的的“铁矿”，甚至将正在使用铁器砸碎，炼出一堆堆废铁。劳民伤财，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很多地方半个世纪以后仍然不能恢复自然生态的平稳走势。这就是58年大跃进的真实情况。

　　农村抽调主要劳动力大战钢铁，很多地方秋收陷于停顿。第二年的小春作物没及时播种，夏粮歉收，使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集体经济全面崩溃。加上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右倾运动推动浮夸风在全国泛滥，民间没有足够粮食储备，公共食堂维持不到半年被迫下马，全国迅速陷入空前大饥荒。从59年下半年到62年上半年的三年时间里，因缺粮而饿死的人难以计数。最近一个研究资料表明，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三千二百万之众。这个数字超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国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死亡人数的总和。从河南省信阳专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典型事例来看，三千万的数据应该是可信的。

　　毛主席一向把人口众多看成宝贵财富，以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可是，毛泽东的“人口信心”遭到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质疑。他通过大量社会调后指出，如果继续盲目鼓励生育，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国就会在环境、资源、教育等方面陷入困境。出于对民族负责的态度，马寅初提出开展人口普查，实行计划生育等一系列措施，希望得到最高决策层的认可。可是，老马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实施，险些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有人说这叫做“错批一个人，误增三个亿”。然而这并非一个轻松的话题，因为事情发展的后果不幸被老马言中。

　　如果说大跃进、大战钢铁和鼓励生育之类的问题，算水平有限，头脑发热，在伪科学的浪潮中不自觉犯下错误。那么，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处心积虑发动文化大革命，则应该是反科学浪潮最为集中的表现了。文革中，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被全盘否定。以政治标准鉴别学术是非，以阶级性代替科学性，“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和科研单位以后，夺取了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权。专家，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批判，从事最脏最累的体力劳动。既无知识水平又缺乏科学态度的革命造反派组成“大批判”写作班子，操纵学术评论大权，把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宇宙爆炸论说成是资产阶级荒诞理论；以干部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式消灭城乡差别；以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和遏制知识创造的方式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发展五小工业、把商店和学校下放到生产队管理的途径，消灭工农差别。在政治热情鼓舞下，我国历史性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强健身体的相关部位，促进器官功能特化，而是依靠智慧，努力创造的结果。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主要依靠思想方法和知识的创新。所以，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把“劳动”理解为体力的付出，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立起来，是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无知，对人性的歪曲。知识分子不仅在劳动，而且在从事着极为重要的劳动。一般而言，社会越进步，人性越发达，脑力劳动越重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越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不仅人数递减，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逐渐递减。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根本途径，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逐步减轻劳动中必须付出的体力强度。絶不是让脑力劳动者经常参加甚至改行去从事体力劳动。如果说，的确有必要确定什么人有领导资格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才符合人性发展要求，“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是对人性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