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人性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认识基础上的创造性。发扬人性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独立判断，尊重每一个人创造的权利和创造的成果，为每一个人发挥创造性才能创造条件。

　　如前所述，以一个人是否有私心来衡量人性的善恶，是荒唐的。虽然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自私，但是，每个人都有私心，都必须为自己作想，否则他将无法生存，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完整的人格包括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拥有独立的意志、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干预世界，力求让世界按照自己意想中的方式运行。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人，算是真正的勇敢；在明白自己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也知道其严重后果情况下，依然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人，才算真的英雄。缺乏独立意志，跟在别人后面起哄的可以算盲从、算莽撞。受蒙蔽而不知真情的算上当、算愚蠢。这种人值得同情，而不值得赞扬。不过，最可恨的还是那些提倡盲目服从，蓄意蒙骗别人，并驱使别人上当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创造性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相比之下昆虫只不过是一种活动的“石头”。提倡虫性，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变成蜜蜂一样的严密组织，剥夺个人思想和创造的权利，让全体公民听命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指挥，把全体国民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个别领袖人物的身上，是极其危险的。发展人性，反对虫性，并不能像孔子所提倡的那样，只是通过教化告诉每一个社会成员应该做什么。而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权独立思考，判断自己是不是真要这样做，有机会提出对公众问题的独立见解，幷且决定自己的行动。以任何形式，把人当成螺丝钉，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强迫每一个人无条件服从，是道义上的犯罪。不论他采用什么手段，也不论他的言辞多么中听，鼓吹盲目崇拜，诱惑人们为着虚幻目标草率送命的人，全都是提倡虫性而没有人性的家伙。

　　高等动物的意识比昆虫强一些，他们创造了大量的习得性技能。这些有效的生存方式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本能，获得了自由。可是，由于缺乏意识和理解力，它们并不懂得自己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才把高等动物的行为特征称为兽性。看过一部动物电视：一个狮子取得狮王的地位之后，便千方百计寻找前任狮王留下的后代，必欲将其斩尽杀絶才得安心。尽管小狮子的生母已经是新狮王最为宠幸的“妃子”，她已经竭尽全力护卫自己的后代免遭厄运。但是，新狮王的努力依然获得了最后成功。取得统治地位的狮王体魄健壮，消灭上届狮王的后代，以便为自己的后代腾出生活空间。也许这种杀戮对于提升种群的素质的确有好处。新狮王虽然没有认识能力，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模仿得来的行为能力，却可以用来保持狮群的品质，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创造和应用创造都是不自觉的，与人性不同。

　　有了文化创造，人类的进步便脱离了自然选择的轨道。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帮助。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事业，帮助残疾人解决困难，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都是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当然，为了社会的发展，有序的竞争同样是必要的。但是只能是在保障人权，保证每个人基本生活条件下开展竞争。竞争的目的是使社会得到发展，让人民生活幸福。我们必须在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基础上解决社会争端；以暴力解决问题、或者以消灭部分人类成员的方式求得后代素质的提升，只会把历史拉向倒退，是与人性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任何个人只能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每个人的思想方法一定会受到时代精神的限制，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人类个体的思想是活跃的、开放的、也是自由的。各种奇思妙想不拘一格，非同凡响，其中一定会包含着许多反传统，反潮流的成分。正是个体思想的差异性、偶然性和奇特性，以及普遍存在于人群中的怀疑态度和逆反心理使创造成为可能。事实上，除开人的思想而外，宇宙间所有事物，包括高等动物的行为，都服从广义因果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人类的思想成果才是真正的创造性成果。

　　遗传基因的偶然性突变可以为大自然提供选择的素材，使生命形态得以进化和发展。高等动物从大量偶然失败与成功的体验中，逐步形成有利的行为模式，这是生命系统创造力的又一重要体现。偶然性不仅对生命的进化具有积极意义，文化创造也具有偶然性。某些科学理论和技术发明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的确是不可预言的。爱因斯坦分析相对论诞生的历史条件时说，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狭义相对论的出现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必然。然而，广义相对论的创立，则没有必要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准备，这种理论纯属自己头脑的偶然创造。凡是研究过相对论创立过程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所说的这番话并非哗众取宠，而是科学的论断。

　　由于文化创造的偶然性特点，我们必须保障思想自由，随时保持人群中不拘一格的思想状态，让他们的思想成果获得交流的机会，让每个人的想象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各种各样奇思妙想得到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让确有价值的创造脱颖而出，发挥作用。一般而言，既然创造所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就不可能从人们普遍认同的主流思潮中演绎出来，新方法甚至可能和主流意识发生冲突。所以，如果按照主流意识的是非标准决定创造性成果的取舍，絶大多数创造必然会被扼杀在摇篮中。于是，思想自由就成了保证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必备条件。

　　照说，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你爱怎样想就怎么想吧，思想自由本来就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什么仍然存在思想不自由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依然会出现因为缺乏思想自由而酿成的悲剧呢？关键在于思想自由不能不伴随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而存在。如果只是在头脑中思考，所想到的东西既不能公开发表，也不向任何人诉说，即使他的想法很有道理，也无法融入社会文化洪流，不能对人类进步事业产生影响。所以，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相配合的思想自由，等于不自由。

　　也许出自对人性基本诉求的共识，即使在最不民主的国家的宪法中，都会写进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与集会自由的条款。不过，这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的世界上，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思想自由是无法诋毁和无庸置疑的。遗憾的是，这些停留在书面上的东西，往往会成为空洞的承诺。而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在絶大多数时间里，思想自由只是一种奢望。即使到了今天，思想自由也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因为思想自由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却往往会给统治集团造成麻烦。限制了思想自由，就可以独断专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甚至可以用谎言或者制造恐怖来巩固统治。可是，取消了思想自由，必将大大妨碍文化的创造，使社会发展濒于停滞，人的生存价值大为逊色。于是，争取和压制思想自由便成了社会矛盾的焦点。

　　希腊文化的直接成果主要表现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然而，希腊时期开创的思想自由风气，却是希腊人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更加伟大的贡献。爱奥尼亚是思想自由的发祥地。爱奥尼亚哲学家色诺芬不信神，他嘲笑在希腊人中间流行的神学信条说：“假如牛有两手，又有人类的能力，那么，它们将会把神造成牛的样子。”他还讽刺希腊人对古代诗人的崇拜，向最具权威的荷马提出挑战。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色诺芬因此得罪于希腊人和希腊政府。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古希腊哲学时代前期，思想战线上是相当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的空气推动着希腊哲学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演进，古希腊虽然依然保持着思想自由的制度，却已经开始出现压制不同意见的倾向了。普罗泰哥拉是诡辩派的著名代表，他说：“关于神，我们不能说它存在，但也不能说它不存在。我们所以不能知神，有很多理由来证明。这个问题是暗昧的，而人类生活是明朗的。”有人告发了他，因而被迫离开雅典。不过，当时还没有系统的制度禁止思想自由。普罗泰哥拉的书稿被人们焚毁了，其手钞本仍然在市场上出售。

　　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不相信希腊诸神，提出了“知识就是美德”的命题。他教导人们必须将知识置于理性的检验之下，不应该因为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服从。苏格拉底因反对传统宗教被告发，被处以服毒自杀。可见，到了苏格拉底的时代，思想自由已经受到法律的干涉。在苏格拉底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可以看出当时希腊的舆论环境还是自由的。苏格拉底被捕之后不仅长期幸免于难，而且只要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就可以得到赦免。死亡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决意用生命的代价来唤起人们对自由的酷爱。在临刑之前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辩护词流传至今，为后人所敬仰。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可能比我们的现代社会还要宽松。

　　罗马帝国统治之初，基督教仍然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基督教徒被迫害的事件常有发生。公元311年罗马帝国曾发布一道敕令来制止对违反正统宗教的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施加酷刑。可见当时的罗马当局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公元392年，基督教登上罗马国教的宝座，可是，基督教控制下的罗马政府却一改宽容的主张，对异教徒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士进行打击迫害的事件越来越频繁，迫害的手段也越来越严厉。西班牙异教徒普立西利安被处死刑，为各国建立宗教裁判所，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开创了先例。进入中世纪后，人的思想禁锢长达一千多年。在此期间，知识不能创造，社会得不到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

　　从思想自由到不自由的演变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同样发生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得到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样的风气在“士”这个阶层中发展起来，形成时尚，造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治局面。尽管诸子百家的政治见解不一定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的主张也不见得能够得以实行，但是，他们各抒己见，各展其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不会因为说错了话而被杀头。各种政治观点广泛传播，互相竞争，取长补短，成为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古代，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应用行政力量控制人们的思想，用屠刀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士。竟将四百六十个坚持反对意见的儒生活埋了。紧接着，秦始皇又命令销毁所有儒家经典，凡是私藏儒家学术著作的一律斩首示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化浩劫：焚书坑儒。汉朝建立之初推行儒法兼容的路线。一方面继续强化郡县制，削弱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广开言路，对内实行休生养息，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安抚怀柔，人民安居乐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仰仗文景之治积攒的国力，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思想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将儒家的宗法伦理和道教的天人感应学说糅合在一起，在推行思想教化的同时努力加强中央集权。经过一番重大改革，在国家政权得到加强的同时，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百家争鸣燎原大火彻底熄灭了，中国从此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封建专制时代。

　　思想高度统一的社会环境，对于新思想的创生极为不利；缺乏创造精神的文化必然因循守旧；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民族，必然会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终被世界民族大家庭所遗弃。为了便于统治而追求思想统一，扼杀创新精神，堵塞通往发展的道路，无异于自取灭亡。可见，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坏的行政作风莫过于利用国家权力统一人们的思想。

　　历史是由无数种可能向着唯一现实转化的过程，是由大量偶然性和少得可怜的必然性演化而成。和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一样，世间的“道理”也是多元化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仅可能，现实的情况总是如此。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采用不同的方法看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的“真理”。通过各种不同的认识途径，采用不同的推理方法，就会获得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也许这些方法的确同样有效，而不一定存在好与坏的标准。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历史遵循严格的规律，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当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总要争个输赢，诱发冲突，甚至引起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中庸之道行不通了，宽容精神没有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成了强者的特权，以势压人成了当权者显威风的手段。缺乏宽容态度的社会倾向，埋没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坑害了无数志士仁人。如果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并不存在先定的程序，承认真理的多元化特点，认识到即使目标相同，实现同一目标的道路也可以不相同，那么，你就会耐心倾听反面意见，你就能从他人的想法中获益，许多事情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十分高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推进。195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了65万个农业合作社。可是，在下一年发展多少个合作社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主管农业的邓子恢之间产生了分歧。邓子恢提出增加到100万个的计划，而毛主席则坚持要翻一翻，达到130万；邓子恢主张先把已经办起来的合作社搞好，充分显示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之后让农民自愿参加。毛主席不但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反而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给邓子恢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说他像个小脚女人一样，摇摇摆摆，止步不前。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子恢被迫下台。他一个人受委屈不要紧，后来的发展却不幸被邓子恢言中：56年新建合作社突破一百万；57年全部转为高级社；58年推行村社合一，实行人民公社化；加上大战钢铁，浮夸冒进瞎指挥，直接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全线崩溃，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殍之于荒郊的惨状。

　　制造思想不自由的政治环境，需要武力和谎言密切配合。我年轻时读过一篇寓言：有这样一个部落，他们世世代代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他们的祖先就“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恐怖，如果打开墙上那个名叫“智慧”的窗户，部落的全体成员都会立即死掉。只要不做这样的蠢事，每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古代流传下来的信条。既然没有打开过窗户，传言的真实性无从证实，虚假性也不会暴露。一个可怜的民族，长时间生活在谎言制造的黑暗中。

　　可是，有一天，部落里出了一个冒失鬼，他爬上窗台从缝隙里边往外看。他看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山、有树、五彩斑斓、美丽极了。他偷偷把看见的情景告诉了身边的人。诚实的族人告发了他。他被首领捆绑起来，处以死刑。虽然他确信自己看到了美好的东西，但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冒失举动会给同胞带来不幸。由于没有得到族人的原谅，他在一半怀疑一半愧疚的复杂心情中闭上了眼睛。

　　过了若干年，又出了一个冒失鬼。他公然打开了窗户，金色的阳光射进了屋子。起初，人们很害怕。高喊：“诅咒就要显灵了，民族的末日已经到了！”屋子里乱成一团。可是，阳光给人们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光明。部族的人不仅没有死，反而生活得更好。至此，人们才知道，在没有阳光的环境下生活，那是多么的悲惨。

　　部族首领杀掉第一个冒失鬼，一半是为了族人的安全，一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当然他也坚信祖先的警告是不能违背的。只是在窗户被打开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所谓祖先的遗训是一个骗局，至少是不可饶恕的讹传。可见，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自由，首先应该表现为怀疑的自由和叛逆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才会导致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现有科学理论的大胆的质疑和勇敢的背叛。如果那个古老民族普遍具有这种精神，总有人会问：祖先是怎样知道打开那扇窗户族人都将死光的？难道窗户曾经被打开过？既然打开过，为什么作为祖先的后代，我们今天依然活着？如果窗户没有打开过，那么打开窗户可能发生的悲剧就只能是一种猜测。我们凭什么要把祖先的猜测当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凭什么不能怀疑打开窗户，千百万人头将要落地的信条是危言耸听，蛊惑人心的谎言？有了这样的思想自由，国家纔可以避免灾祸，民族才有发展的希望。拒絶思想自由就可能将制造谎言的权利赋予个别领袖，这对一个民族来说，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六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已经走出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跨越了古代文明，穿越了黑闇的中世纪，于十五、六世纪迎来了人性解放的曙光。伏尔泰向论战对手宣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表达了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共识。从那个时候开始，欧洲人已经懂得精神创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知道了自由的价值，思想自由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基础，也成了国家制度设计的重要原则。即使在发生激烈斗争的环境中，甚至在两军对垒的情势下，尊重对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是必须的礼节。

　　希特勒那么残忍，刚刚登上总理位置就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企图一举取消共产国际在德国的合法地位。在审理此案的时候，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反复申述自己的理由，揭露法西斯的阴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庭不得不做出无罪的判决。为了推翻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卡斯特罗在古巴组织了武装起义。最初的战斗归于失败，卡斯特罗被捕受审，他在法庭上做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陈述。这个法庭记録不仅可以保留下来，而且流传出去，鼓舞卡斯特罗的战友们继续战斗。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临近解放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居然会同意一对革命情侣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两个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对带血的刺刀，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以纯洁的爱情反衬现实的丑恶，用鲜血和生命唤醒千百万沉睡的心。我们在赞美他们的高尚情操的同时，难道就不羡慕他们的遭遇。这些发人深省的事例足以从反面证明自由的价值，说明思想自由的确值得我们用生命来捍卫。

　　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开放系统的生命力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社会组织走向衰老的重要标志则是，人人都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都按照刻板的程序行事。是缺乏偶然性和不断重复的劳作，磨灭了人的主见和创造精神。真正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是思想繁荣的社会，是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社会，也是确保思想自由的社会。

　　可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我国人民往往不能理解自由的意义，不懂得自由的可贵。他们所向往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只是物质上的富足。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一直盼望为人民谋幸福的救星从天而降。在他们的眼里，最可恨的往往不是妨碍思想自由人和的制度，而是那些为了捍卫自由权利，妨碍“救世主”为所欲为的人。这种心理状况构成了“救世主”大行其道的社会基础。神仙、皇帝、伟大人物统治社会的当然权力得到广泛认同。而思想者、开拓者、真正创造历史的人物，往往反被斥之为乱臣贼子、叛徒、强盗、反党集团。人性的力量得不到伸张，个人的创造才能得不到发扬。把这种情况和西方社会做一个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正是那里思想自由的社会传统保护了最初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也保护了促进社会进步的弱小势力，使之不至于被强权所压服，免于被气势汹汹的群众运动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