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完全解决，在人类未来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两百多万年前的能人已经掌握了打制石器的技术，在发展智能的道路上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他们通过发展智力，掌握了工具技术，已经基本解除了生存危机，成为那个时候当之无愧的“兽中之王”。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遭到了灭絶的命运。这是不是在告诫登上了智力顶峰的我们，也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呢？

　　其实，数十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人属动物，包括南方古猿的所有种属，并没有完全解除生存危机，只不过这种危机并不来自于自然环境，而是来自于人种之间的激烈斗争。所以，笼统地说两百万年前的能人已经解除生存压力是不恰当的。直到大约三万五千年前，现代人走出非洲，成功取代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向欧亚大陆腹地蔓延之后，单一人种统治全世界的局面才正式形成。在人类从南方古猿进化到直立人，再从直立人进化到现代智人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种灭絶的现象。在叙利亚境内就发现了同一个山洞中，直立人和现代智人同期居住的遗迹。如果通过基因检测确认人类祖先存在食用同类肌体的记録可信的话，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大陆上迅速消失的事件，很有可能是被现代人祖先大量捕食造成的。正因现代智人拥有非凡的竞争力，纔可能把自己的近亲捕食得一干二净。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迅速萌动。人们不断提高斗争策略，改善社会组织，改善生存方式，努力应用自然物为自己服务的思考越来越激进。也许思考可以促进大脑发生某种有意义的变化，但是，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人类的思想成果可以促进社会文化加速积累，文化成果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超级服务。事实上，在有文字记载的六千多年时间内，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翻天覆地的，而人的大脑并没有迅速长大，两者之间的发展程度极不成比例。可以断言：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式已经历史地转移到文化创造方面来了。

　　文化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武器，她的出现使人类超越了自然选择的限制。由于不再付出大规模人种灭絶的代价，人类在体格性状和器官功能方面已经不可能强化和特化。因此，人类祖先在选择发展智力的同时，必然放弃在机体方面跨越式进化。同时，由于失去了生存压力和自然的选择机制，人类已经无法重新回到一般生物进化的老路上来，所以，人类已经不可能通过自然进化的途径，让后代比我们自己更健壮，甚至更聪明。人们对未来人类性状的先进性猜测只不过是一些幼稚的幻想。

　　在一般生物进化过程中总伴随着原来物种的灭絶，都必须以较大种群的消灭为代价。既然自然选择对人类的进化已经失去了促进作用，人类不能再通过增加种群数量，以增加发生基因突变的机会，以出现更加有利的变异，通过优良性状的“上等人种”取代“劣等人种”的方式实现人类跨跃式发展。同时，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则，也不允许我们将一部分人无端赶出现代生活圈子，让他们奇迹般地演变成比现代人更适合于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边缘人种”，等到他们足够强大之后，回过头争夺现代人地球之王的宝座。于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人类在生物形态学方面的进化不仅已经停止，而且，不会再次启动。现代人解除生存危机的努力正酝酿着一场新的危机：

　　由于缺乏淘汰机制，即使人类基因突变的频率和其他物种一致，通过变异产生的有利性状，在人类后代中推广的速度也会比其他动物低得多；而通过变异产生的劣质性状，却同样可以在人类群体中广为传播；加上现代各国政府普遍推行保护弱势人群的措施，都将导致人类相对于其他生命形态的整体素质逐渐下降的结果。当然，人类可以仰赖不断发展的现代化技术维持生活。可是，让身体条件越来越差的后代掌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跟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拥有万贯家产一样的没有意义，这将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

　　似乎也可以这样提出质疑：因为发展智能而放弃发展肢体器官会不会是一种短期有效行为？会不会因此导致人口素质的相对退化，而最终将人类引入歧途？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就表示过同样的担心，他说：“在野蛮社会中，身体软弱或智力低下的人，是很快就受到淘汰的。而存活下来的人一般在健康上都表现得精力充沛。而我们文明人所行的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淘汰的进行。”他还以种牛痘为例，做出瞭如下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接种牛痘之法把数以千计的体质本来虚弱，原先是可以由天花收拾掉的人保存了下来。这样，文明社会里的一些脆弱的成员，照样繁殖他们的种类。”

　　如果依照达尔文的思路推理，让因体质虚弱或者智力低下，本来应该被竞争淘汰的劣质人种保留下来，并给予他们同等的遗传机会，必然导致谬种流传，阻碍人类整体素质的提升。在其他动物的进化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造成人类相对素质下降的严重后果。人类会不会在往后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如果真的如此，在人类社会中普遍推行扶植弱势人群的事业，诸如救死扶伤，帮助残疾人，改善劳动条件，甚至研制有效药物，提高医疗技术等等，都可以看成与提升人类整体素质的自然进程背道而驰的措施，都应该进入必须反对之列。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指出，生活资源按照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数量则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当生活资源的增长不足以维持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自然灾害、瘟疫、战争等非正常手段，将人口数量调节到一个较低的水平。然而，这样的稳定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建立的平衡会被再次打破，新的不平衡仍然需要负面因素发挥调节作用。于是，人类社会就会在周期性动荡之中向前推进。

　　社会学家斯宾塞则进一步指出，在社会竞争和人类所经历的灾难中，首先被剥夺生存权的总是那些生存能力较差的个体，这是避免人群中谬种流传最为有效途径。因此，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灾难性调节是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的最佳手段，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人类社会应该和生物界一样遵守“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运行规则。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也为压迫奴役弱小民族的殖民主义提供了辩护，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说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抗、通过瘟疫和战争来抑制人口的增长速度，提高人口的素质的办法果真有效吗？不，这些灭絶人寰的野蛮行经是全世界人民不能接受的，而且是不能凑效的。拥有意识和亲情的现代人，普遍拒絶在自己的后代中划分等级，更不允许为了确保人种素质的提高而戕害自己的子女。即使是在自己后代中选育性状相对优秀的个体，或给予智力相对发达的后代以优先繁衍机会的措施，都会遭到扺制和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理念，不允许我们采用扼杀“劣等”性状的携带者的方法来“优化”人种。世界各族人民也不会心甘情愿沦为奴隶，屈从于所谓“优秀民族”的统治。一切以竞争和淘汰的方式来提高人种质量的构想，都是违反人性原则的，都是反人类的。于是，固执而具有隆重亲情的人类，在生物形态学上的进化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似乎不得不承担人种退化的残酷现实。

　　既然在三万五千年前，人类的进化已经终止，那么我们不仅不可能奢望通过遗传变异，以及自然选择方式使我们的后代变得越来越强壮，同样不可能希望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那么，会不会存在一种仍然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动物，它们将来会在自己的进化过程在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从而超过人类的智力发展水平，挑战人类地球霸主地位，最终取人类而代之呢？我们还注意到，现代人类大体上是按民族相对集中居住的。那么，会不会存在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的“少数民族”，由于这个民族人口数量很小，一旦通过偶然变异出现有利于生存的性状，很容易在族群中蔓延普及，从而形成整个民族的遗传优势，当他们发展成百万雄师的时候，和全世界的现代人一决雌雄呢？

　　问题有这样严重吗？

　　我们偶尔也会听到过关于“野人”的传说。但是，一旦秘密揭晓，不是把猿类或者黑熊当成了人，就是人类的个别变态或“反祖”现象。这些偶然出现的表现型，不具有遗传能力，不可能发展成新的人种。目前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已经足够广大，以至于在整个地球上几乎找不到人迹未至的地方。作为一个有性繁殖的生物种群，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便无法延续发展。至于说，在我们的后代中发生极其有利的基因突变倒是可能的。但是，由基因突变造成的优势远不敌文化创造所形成的优势，影响极其有限。

　　既然人类已经通过发展文化，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民族的先进与落后已经不再取决于体魄的强弱，寿命的长短，爪牙是否尖利。也许智能的高低可以产生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还是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以及技术发展水平。我们的祖先曾经应用火和弓箭战胜了凶猛的野兽。我们的先辈发明瞭枪炮和机器，创造了前所未有奇迹。我们今天有了信息技术和现代化武器。任何基于身体构造上的优势，都无法与人类文化匹敌。以进化方式造就生存优势，最后取代现人的说法，是一种天真的幻想。现代人对于地球的统治地位是不容挑战的，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像斯宾塞所说的那么简单，也没有他论述的那么危险。如果我们单凭逻辑的分析：既然社会上的小偷、赖皮、江洋大盗和黑社会老大，比大多数老实人更具生存能力，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发展，早就应该是遍地的强盗逻辑，清一色坏蛋横行了。可是，世界上依然还是好人多，坏人少，正义的力量不断增长，正义的呼声不断增强。如果我们的确不能逥避人种之间的斗争，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以强凌弱的现实，社会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按照斯宾塞的理论，这个世界要不了多少年，就将变成由一个，至多也只是两三个“优秀人种”的一统天下。然而，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论并不吻合。

　　由于人类远远超越了生存底线，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基本上是由他们所占有的生活资源和拥有的生存条件决定，与身体条件几乎没有关系。乾旱使缺乏提灌设备的农民陷入困境；地震中受伤害最严重的是住在危房中的人们；海啸吞噬海边的游客；雪灾考验你的防寒设施。这些自然灾害都不可为人类后代优选良种。灾难造成的死亡，也无法引导人类朝着发展智力的方向前进。由于社会分工已经很普遍，决定个体优劣的统一标准早已不存在，只要不轻言放弃，残疾人也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著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就是这个残疾人以坚强的意志鼓舞了美国人。他所推行的“新政”不仅遏止了美国经济的急剧下滑，同时也拯救国际金融于崩溃的边缘，为在二战中赢得反法西斯斗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高位截瘫，成天坐在轮椅上，连说话都有困难。可是，他的理论贡献却可以和爱因斯坦相比。如果只考虑个体的承受能力的话，在灾难中首先被淘汰的就是这类“弱者”。既然如此，灾害调节对于人种优化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像斯宾塞所说的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单凭逻辑的分析：既然社会上的小偷、赖皮、江洋大盗和黑社会老大，比大多数老实人更具生存能力，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发展，早就应该是遍地的强盗逻辑，清一色坏蛋横行了。可是，世界上依然还是好人多，坏人少，正义的力量不断增长，正义的呼声不断增强。如果我们的确不能逥避人种之间的斗争，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以强凌弱，社会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按照斯宾塞的理论，这个世界要不了多少年，就将变成由一个，至多也只是两三个“优秀人种”的一统天下。然而，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论并不吻合。

　　由于人类远远超越了生存底线，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是由他们所占有的生活资源决定的，与身体条件几乎没有关系。乾旱使缺乏提灌设备的农民陷入困境；地震中受伤害最严重的是住在危房中的人们；海啸吞噬海边的游客；雪灾考验你的防寒设施。这些自然灾害都不可为人类后代优选良种，灾难造成的死亡也无法引导人类朝智力的方向前进。由于社会分工已经很普遍，决定个体优劣的统一标准早已不存在，只要不轻言放弃，残疾人也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著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就是这个残疾人以坚强的意志鼓舞了美国人。他所推行的“新政”不仅遏止了美国经济的急剧下滑，同时也拯救了国际金融于崩溃的边缘，为在二战中赢得反法西斯斗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高位截瘫，成天坐在轮椅上，说话都有困难。他的理论贡献却可以和爱因斯坦相比。如果只考虑个体的承受能力，在灾难中首先被淘汰的就是这类“弱者”。既然如此，灾害调节对于人种优化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达尔文所担心的保护弱势人群的事业，并没有明显妨碍人类整体素质的提升。而真正妨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不讲道德，不讲规矩的无序竞争。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军事占领，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是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人间播撒雠恨；是鼓吹武装斗争，建立独裁和专政；是鼓动以暴力解决社会争端；是绑架掠索，自杀性袭击等恐怖主义行经。总之，一切鼓吹人间斗争，扼杀弱势群体以保证人类整体素质提升的途径，都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都会妨碍人性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

　　事实上，至少从一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已经是在保全现代人整体性的前提下，维持着人类主宰地球的局面。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创举，是人类告别野蛮，是对自然进程的成功反叛，是走进文明时代的根据。祖先的选择从根本上规定了我们今天必须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

　　人性的发展必须包括逐步提高人类的整体素质。为了达到这一点，支持和鼓励挑战生命极限，推广全民健身运动都是必要的。不过，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高速发展已经阻断了人类进化的道路，不涉及到改变遗传基因的一切努力，都不会对后代的性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和五百万年前人猿分手的时候的情况一样，我们今天以文化创造求发展的道路，仍然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极具冒险性的道路。为了保持在生命世界中的领先地位，我们必须在努力发展理性认识能力的同时，关注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主动为自身的发展选择正确的方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解决自身不足的根本措施是实行优生优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对后代的性状实施有效控制，保证人类的遗传性状向着更优秀的方向迈进。这是发展创造性认识能力的成果，也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保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