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背离了通过强健肢体的传统进化路线，选择了通过发展智力，创造社会文化的方式来维持种族的生存。正是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为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生存优势，使之从一般动物中脱颖而出。在我们今天看来，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假如我们的祖先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人类早就因为先天不足而灭亡了。可是，在几百万年前的自然条件下，放弃传统的进化模式，开辟这样一条没有先例的发展道路，的确是一项极具冒险性的事业。

　　可以设想，当几个体态弱小的原始人遭遇一群彪悍凶猛的狮子进攻的时候，那简直是陷入了九死一生的絶境。我们不由得想起在电视里看到的，非洲草原上，角马受到狮群攻击时的情景。几头狮子从四面包抄过来，头上长角的野马乱成一团。总有那么几个倒霉的家伙，因为躲闪不及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每个角马群的个体数以万计，狮子的食量毕竟有限，它们一旦撑饱了肚子，就躺在一旁睡觉。角马照样吃草，照样繁衍生息。也许角马种族赖以延续后代的办法，主要靠群居和数量取胜。狮子发起进攻的时候，首先被擒获的要么是老弱病残者，要么是素质相对差一些的劣种。自然选择的结果会使角马群的整体质量不断提高。不过，换取整体素质提高的代价却是相当昂贵的，甚至是很残忍的。我们相信，在早期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们也曾付出过如此昂贵的代价。

　　早期现代人从来没有组成过像角马那样数量巨大的种群，也不具备角马那样的防御扺抗能力。于是免不了会有相当数量的人种，因为无法适应恶劣环境，没有战胜凶猛的天敌，从地球上消失了。研究表明，就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先后出现了数十个被称为南方古猿的人属动物，它们最终都走上了灭絶的道路。而我们今天的现代人，仅仅是若干人种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支。同时，在七八万年前，现代人的数量曾经减少到不足2000，接近大型物种灭亡的边缘。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我们的祖先推向灭絶的边缘？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起死回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现代人得以继续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的进化，那么，当人类已经登上地球霸主的地位，在自然选择无法为人类淘汰劣种的情况下，进化的动力又从哪儿来呢？这里，我们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其一，现代人类有意识，有追求，具备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可以说是人们不会满足于现状，努力向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进入了主动进化的新阶段。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人种之间的斗争或者是现代人内部的斗争造成人种的优胜劣汰，促使人类进化。

　　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论述到：“任何一个物种的改进后的后代，在每一个阶段内，总有排挤或者消灭它们的前驱者和原先祖型的趋势。”就是说，任何物种的进化都是通过较为优秀的后代，取代相对落后的前辈的方式进行的，都必须伴随着死亡和灭絶。这是通过生存斗争促进物种进化的真实的情况。但是，考古研究证实：在现代人称霸世界以后，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取代尼安德特人以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人种替代。

　　人类是否可以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条件下，不需要自然选择的作用，也不通过淘汰劣种的方式实现主动进化？答案也是否定的。我们希望自己的后代的性状越来越优越，生存能力越来越强。但是，人类的遗传性状与愿望无关。拉马克以生命的原始冲动作为生物界进化的动力，把“用进废退”看成生命进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这和主动进化说十分类似。拉马克认为：非洲草原上的长颈鹿是因为长期伸长脖子吃树叶造成的，是主观努力使得自己的脖子越来越长。然而，魏斯曼在老鼠身上试验了若干代：只要小老鼠一生下来，就把它的尾巴切掉，却看不出老鼠尾巴有稍微缩短的迹象。

　　不过，长颈鹿的脖子和魏斯曼实验中的老鼠尾巴还有一点不相同。那就是长颈鹿的颈部变长，是“主动努力”的结果，小老鼠失去尾巴出于被迫。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区别两个原因相近，而后果截然相反的现象的话，那么旧社会的中国妇女长期裹小脚，人为迫使其变形，上千年的集体行动却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妇女的遗传性状，这又该怎样解释呢？我们相信，对“美”的追求毕竟是需要忍受皮肉之苦的。就像今天风靡世界的瘦身运动一样，相当多的人不惜忍饥捱饿，以换取一个苗条的身材。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在整个社会都认同“三寸金莲”审美价值的势力包围中，絶大多数女人裹小脚应该是出于自愿。如果瘦身运动不足以消灭人类后代的胖子，那么，长期裹小脚的主动努力，对遗传规律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影响，就不值得怀疑了。

　　鲫鱼对美丽并没有主动的需求和欲望，可是人工选育的结果却让它们中的一支，向着色彩斑斓的金鱼方向迈进。我们设想，如果魏斯曼不是采用切除老鼠尾巴的办法，而是注意在老鼠中发现和选育无尾，或者短尾变异的后代，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个没有尾巴的鼠类会在世界上出现。不过，魏斯曼不是米丘林，作为一个坚定的基因学说倡导者，他坚持获得性不能遗传的学说。魏斯曼进行实验的真正用意就是为了说明不涉及基因变化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有效地改变生物物种的遗传性状。由此看来，我们把原始人后期的发展归结为主动进化，或者到了今天，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使人类后代更健壮，更聪明，更漂亮都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其实，主动进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每一个爱美的妇女都知道，不可能通过坚持化装，给己生出一个天仙般的女儿来。事实上，在今天的长颈鹿得以成功的过程中，原先的同类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变种。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获得长颈杆个体那样的生存优势，最终走上了灭絶的道路。所以，优良性状的出现，必须以数倍同类被淘汰为代价来换取。

　　如果说，在人类诞生的过程中，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曾经是灵长目动物中的这一支向人的方向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话，当他们进入现代人阶段以后，面对手持尖鋭棍棒，善于投掷石块，有组织，有计谋的猎手，无论多么凶猛的肉食动物恐怕也得畏惧三分，人类的生存压力已经基本解除。更何况现代人还是杂食动物，无论植物的果实和茎叶，还是动物尸体上的皮肉和内脏都可以填饱肚子。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选择再也不能应用丛林法则为人类淘汰劣种，从而让优良变异在人群中蔓延。就是说，自从三万五千年前，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人类便失去了继续进化的动力，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已经终止。

　　人类的发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进化。人类的出现得益于直立行走的行为方式；得益于语言的创造；得益于工具的发明与使用。当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创造了精美石器；发明瞭现代语言；创造了艺术，并以神话和巫术的形式给出自然界的说明。是人类的生存优势让自己停止进化。然而，恰恰在这段时间内，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显然，现代人的发展与进化已经脱离了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文化创造，我们得益于科学和技术发明，得益于精神创造和对生物进化的背叛。

　　考古发现以不争的事实证实了这个判断。如果拿今天的人类头骨和三万多年前现代智人的化石相比，我们看不出自己在祖先的基础上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在解剖学意义上，更看不出今人比那时的智人更先进的地方。除了我们还不大清楚大脑的精细结构是否有所变化外，仅仅从脑容量来看，依然保持在1350到1500毫升之间。几万年以来，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变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只是由于各民族分居世界各地，缺乏基因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性状分歧。而种族性状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肤色、形体和外貌上，在生物进化的意义上并没有出现先进与落后的征兆。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曾经断言，居住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是介于原始人和现代人之间“未开化”的人种。可是，二十世纪初的研究已经完全证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属于百分之百的现代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原始性，是文化欠发达的缘故。一旦走进了现代化的生活圈子，他们一样会对现代文明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样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适应性。通过教育和学习，他们同样懂得现代科学，知道艺术欣赏，能够掌握现代技术，一样参与现代国家管理。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很多土著就是这样：未开化之前，不穿衣服，不梳头，不洗脸，甚至还保留着吃人的风俗。可是，引进现代生活方式以后，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创造了自己的产业，选出自己的总统，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一样发言辩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和黑猩猩相比，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的确很不成功。达尔文说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并不是说已经得到充分进化的古猿经过若干年的演变之后，可以进化成人。恰恰是500万年前那些没有得到充分进化的猿类，和其他古猿分道扬镳，沿着智力的发展方向前进，才演变成了现代人。在自然过程中，动物的进化都会伴随器官的特化和功能强化。我们看一看今天黑猩猩的后肢，就会发现，他比人类的后肢更有利于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它们不仅适合在地面上行走，也适合在树上攀爬。黑猩猩向前突出的下颌，虽然有损“美观”，却更适合和其他动物搏斗时拼撕咬。人的下肢，五个指头并在一起，没有像上肢那样大拇指和其余四指对立的结构，有利于站立，不妨碍行走，却不能有效地抓住树干，也不能够真正握住东西，却会妨碍攀缘。食肉动物的獠牙很适合在动物尸体上取食筋肉，而水牛的臼齿则有利于嚼嚼青草。而人的牙齿既不利于取食兽肉，也不适合用来啃草。尤其是被我们称为门牙的铲齿，咬不开兽皮，也切不断纤维，不伦不类，唯一的作用好像就是不那么透风，便于说话的时候发出清晰的声音。然而，在我们的祖先刚生就一付铲齿的时候，还不知道开口讲话是怎么回事呢。草食动物的肚子特别大，那是因为植物性食物的营养价值偏低，所以它们维持生命所需要的食量特别大的缘故。而肉食动物的食量比较小，肚子自然会小一些，以有利于奔跑。可是，人类却不能满足这类要求。

　　虽然人类个体性状具有明显的弱点，但是，却被人类所拥有的超凡智力造成的优越性所掩盖，器官功能的不足反而被保护起来了。人类这个进化很不成功的怪物不仅免遭大自然淘汰，而且生活得很好。虽然文化是人类为了弥补本能和器官功能不足，维持生存而创造出来的。但是，文化的发展却不会停留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文化创造没有极限，她会引导人类向着无限高远的目标前进。而人类文化的主要部分，都是在基本解除生存威胁的条件下出现的。可以说，是文化创造促成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超级适应性。人类背离了大自然的指引，也拒絶大自然的恩赐。所以，人类不会受到大自然的诱惑。正因如此，人类才不会进入大自然为各种生命形式设下的圈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天世界上所有生命形态中，只有人类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