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物发展的三种基本生存方式中，技能的出现，是对本能的超越；智能的出现，又是对技能的超越。可以设想，生命体最初只能从事简单而刻板的条件反射。就是说对应于外界特定的刺激，只会发生特定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有利于个体的生存，个体就能获得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如果物种能够将这种行为模式通过遗传的方式传递下去，它们的后代就会在地球上不断壮大，一种依靠本能生存的物种便会出现在地球上。由于生活资源有限，生存空间有限，生命体互相排挤，互相倾轧，激烈的斗争在所难免。具有生存优势的物种必然战胜别的物种而被大自然收留。这将引导越来越精致的本能在生物界中涌现，从而导致昆虫统治地球几亿年。可见，把进化的动力说成是生命诞生之初的原始冲动是不真实的。本能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整个生命系统的进化也是一个自然过程。生命冲动的臆造是用来掩盖无知的遁词。

　　原始生命的适应方式相当于单值映射，这是本能的原型。被大自然保留下来的昆虫，其本能虽然有效，却经不住环境变化的考验。如果偶然变异能够使生物形成了多种行为模式，即使都不那么可靠，只要能勉强对付不同的自然环境，便会出现在各种应对方式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前面已经阐述过的多重反馈作用就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机制。有了这种机制，个体在一种反应模式不能适应生存需要的时候，可以调换别的应对模式，这就为试错法学习提供了可能。如果偶然成功的行为模式能够在个体头脑中留下印记，它就会在下一次发生类似情况的时候重演故伎，这就是记忆。行为模式的多元化，选择机制和对有效行为记忆，为习得性技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对于特定的环境变化，本能的应对方式是唯一的，往往也是有效的。我们把昆虫看成有生命的石头，是因为在实验条件下，只有昆虫的生存方式可以像行为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对于每一种确定的刺激，产生一个确定的行为。高等动物的生存技能需要通过训练才能形成，在实施习得性行为的时候需要自主判断，这就为选择能力的形成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和黑猩猩的对比中，我们发现智力的形成和人类器官特化程度低，可能形成的生存技能较差的状况有关。如果最后发展成人属动物的那一支类人猿拥有足够强大生存本能，或者猛兽般的进攻武器，他们就不会出现生存危机，环境就不可能逼迫他们主动思索，就不会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在头脑中涌现出来，也就没有机会开辟通向智能的道路。所以说，人类的聪明才智是本能不足和器官功能低下的危险状况逼出来的。和动物的习得性技能并不是对本能的延续和发展一样，智能也不是对技能的继承。并非技能越发达，获得智慧的机会越多。恰恰相反，技能低下，器官功能专一化差的物种，才适合对器官进行创造性的应用。智能的发展，以及对器官的灵活运用，又反过来阻止了器官功能的特化。所以，在揭示人性本质的时候，把技能和智能严格区分开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生命的发展从麻木和本能开始朝着形成认识能力的方向转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前面我们已经讨论到，麻木虽然是一种强有力的生存方式，但是，麻木需要关闭一切感觉器官，拒絶接受外来刺激。没有感觉便无从知道外界环境的变化，不能做出应急反应。因此，本能、技能和智能都不可能建立在麻木的基础上。类似的，本能和器官专门化紧密联系，本能越发达的物种，器官专门化程度越高，创新和接受新行为模式的可能性都很小。因此高等动物的习得性技能和人的智慧都不可能建立在本能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此外，高等动物在发展技能的同时，会引导相应器官功能特化，这一方面可以提高技能的应用水平，另一方面却把智力的发展限制在记忆的水平上，阻断了改变生活方式和进一步发展认识的道路。人的智能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正是他们的麻木、本能、以及习得性技能严重不足的产物。

　　不过，影响人类个体行动的知识结构，情感和价值观、审美情趣等精神要素，与执行遗传任务的性细胞无关，这种情况决定了人的道德观念和知识能力既不能进入遗传系列，也不能向着本能的方向转化。因而，通过开发自己的智力让后代更聪明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在以智力为主的发展道路上，人类的肢体器官不再向着强化和特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由于文化的作用大大超过器官进化可能带来的好处，人类已经远离生存底线造成的。手持刀剑盾牌的武士，还用得着伸出爪子，呲牙裂嘴地与豺狼虎豹搏撕咬吗？想拼撕咬也拼不过嘛。有了现代化交通工具，还用得着艰苦锻炼，强化自己的下肢，以努力提高奔跑速度求得生存吗？人类已经获得超生存的幸福，即使肢体功能处于相对弱势的个体，照样可以繁殖自己的后代。艰苦锻炼只具有强身健体或者减肥的功效。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不同职业对于从业者肢体器官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具有不同肢体优势的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职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把劣势转变为优势。这种情况对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创造了越来越广泛的可能。

　　我们把主要依靠习得性技能生存的动物属性叫做“兽性”，依靠智能生存的人类属性叫做“人性”，把依靠本能生存的昆虫属性叫做“虫性”。这样一来，人性就和一般动物属性挂上了钩，成为与生命系统其他部分相关联的概念，从而克服了人性观念“孤岛”式的状态。动物技能的出现，限制了虫性的发展，人类文化的诞生遏止了器官功能的特化，也就抑制了兽性和虫性的扩张。但是，本能、技能和智能这三种生存方式，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一般来说，低等动物只有本能；而高等动物不仅有本能，也具有技能；人类则不仅有本能、有习得性技能，更主要的是拥有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智能。初生婴儿的嘴唇接触母亲的乳头的时候知道吮吸；进入青春期的人，见到异性就会产生与之亲近的心理趋向，都是本能的表现；直立行走，游泳，骑自行车，某些杂耍和武艺技巧中包含着大量技能的成分；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人的构想设计能力则属于智能。

　　我们注意到，某些操作技术，并不需要深刻理解，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应用。多数驾驶员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聊天，他们不必聚精会神，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驾驶汽车。只是在发生意外情况的时候，必须迅速调动意识的作用，采取应急措施，就可以防止发生车祸。我们说，此人的驾车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实际上是对系列化的操作技能形成了条件反射。也许，我们所拥有的驾车技巧不必有蜜蜂采蜜那么娴熟，我们的手脚也不如猎豹捕捉羚羊那么灵活。但是，我们具有驾驶汽车所必须的系统知识，在出现意外情况的时候，能够通过正确判断，采取有效措施。因此，是否懂得技术原理、能否应付意外事变才是衡量驾车技术水平高低的关键。

　　各项专业技术中，既包含着知识，也包含有技能的要素。不懂得机械原理的工人，不可能熟练掌握钳工手艺。但是，没有艰苦的训练，只是从书本上懂得了锉刀榔头的使用方法，也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钳工。某些技术所包含的习得性技能，原则上是高等动物能够掌握的。但是，在形成完整技术的时候，需要把握各项技能之间的关系，一般动物怎么也办不到。

　　虽然人类的理智不可能离开本能和习惯而独立形成，但是，人性不同于虫性，也不同于兽性。人不仅具有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也具有清晰的内省意识，有强烈的欲望，懂得自己的生存利益之所在，有能力为自己建立生活的目标。同时，人还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随时要求自己的行动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是理解和认识的能力让我们知道利益所在，是理解和认识的能力引导我们建立起高远的目标，是心中的目标指导我们的行动。

　　人们赞美蜜蜂的勇敢。当蜂群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会蜂涌而上，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事实上，只要将毒刺刺进对手的身体，蜜蜂便必死无疑。可是，它们退缩了吗？没有。据说蚂蚁过河的情形更加动人。一群蚂蚁抱成一团，像一个大球。蚁球在水面上滚动，努力向对岸进发。在急流中的蚂蚁，一旦和蚁球脱离，就会被洪水冲走，葬身鱼腹。每次过河，都会有一半以上蚂蚁壮烈牺牲。可是，它们害怕了吗？也没有。往古来今，不少人士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异口同声地赞美昆虫的壮举。他们把蜜蜂和蚂蚁说成是无私无畏的勇士，感叹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希望每一个人类成员都能像蜜蜂和蚂蚁那样，为了捍卫整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实，蜜蜂和蚂蚁的“勇敢”是一种表面现象。蜜蜂在投入战斗的时候，并不知道用毒刺攻击对手后会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蚂蚁没有死亡的观念，不会怕死，也不具备“自我牺牲”精神——它们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精神”。它们的全部行为方式都由祖先创造出来，并以基因的方式铭刻在它们的骨子里，融化在它们的血液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蜜蜂和蚂蚁盲目献身是上了祖先的当。昆虫的行为受本能驱使，和人性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崇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主义，而不是受骗上当的冒失鬼。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有个人的特殊利益。尊重人权，首先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创造，尊重每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尊重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独立判断。在需要他们对公益事业做出牺牲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和抉择权。在懂得该项事业的正义性的基础上，也知道自己需要承担责任和风险之后，心甘情愿地做出奉献，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应该感到畏惧。贪生怕死是珍爱生命的表现，是人性的特点。对危险的麻木属于虫性，莽撞从事属于兽性。以昆虫的“勇敢”为榜样，鼓动人们糊里糊涂地断送生命，与人性的要求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