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将人类和其他动物严格划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托思和朗博教黑猩猩打制石器很难获得成功的事实看得出来，直立人在传授打制石器技术的时候，一定用上了比他们更为有效的方法。那该是什么呢？如果拿今天的黑猩猩和人类的祖先相比，明显的欠缺可能就是语言。也就是说，如果一百四十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在传授打制石器技术方面，比具备高智商的教授，将同一技术传授给黑猩猩更顺利的话，最可能的方法就是用语言辅助教学。我们相信，在人类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语言必定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可以肯定讲授配以操作示范，是传授石器制作技术有效的方法的话，而原始人的确能够传授打制石器的技术，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语言，至少是一种能够在传授打制石器技术的时候发挥引导作用的信号系统。

　　口语的出现是人类史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了词彚人们才能广泛使用概念，在自己心中形成客观世界的清晰印象，将客观事物的演化过程内化为头脑中的知识，逐步构筑起仅仅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了语言人们才能将各自的生活体验进行交流，实现心灵的沟通，营造一个为人类群体所共享的文化世界。在这种意义上讲，是语言造就了人类。

　　在语言起源的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解剖学证据来自对猿人头骨化石颅底形状的研究。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关键在于人的喉在喉咙中的位置较低，在咽部形成了一个足够大的空腔。一般哺乳动物咽部比较狭小，而小的咽腔限制了它们所能发出的声音的种类。不过，小咽腔有利于动物在进食的同时进行呼吸。人类婴儿刚刚出生时咽腔较小，喉的位置较高，他们在吮吸的同时可以进行呼吸。接近一岁的时候，他们的咽喉开始下移，14岁左右喉部结构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同时，人类祖先掌握了语言，这个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在人类的大脑构造上也留下了那么一点点痕迹，这就是所谓“布罗卡区”的出现。它位于大脑的左颞叶附近，是管理语言的中心。布罗卡区如果遭到破坏，人就会失去语言能力。由于在大脑表层上的布罗卡区是稍稍向外突出的，其轮廓可以在颅骨内侧留下一个小小的印迹。同时，由于布罗卡区的存在，还会使人的左半脑比右半脑稍稍大一些。不过，后一特征也许和90%的人，以及大多数现代猿都是右利手，而惯用右上肢与左脑比右脑稍微大一点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关联。因而，这一证据只具有辅助证明的作用。在距今200万年前，非洲还居住着南方古猿的若干种属。部分直立人已经开始走出非洲，经过中东地区向欧洲和亚洲腹地蔓延。应该注意到，语言的应用对于远距离迁徙和大面积扩散的直立人来说不仅是有利的，也许还是必要的。

　　保留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1470号人类化石，是生活年代最早，而较为完整的能人化石。也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并被确认为向现代人类方向进化的人属动物标本。这种能人生活200万年前肯尼亚卡特纳湖以东的广大地区。拉尔夫·霍洛韦在考察1470号人的头骨的时候，发现他不仅有布罗卡区，其左脑确实比右脑稍大一点。现代猿类的确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构，这表明人属动物刚刚诞生的时候已经开始应用语言进行交流了。

　　纽约塞内山医学院的杰弗里·莱特曼教授指出，具备较大的咽腔不仅与会说话相互关联，也会使人类颅骨底部向上弯曲。杰弗里·莱特曼仔细对比了现代人，现代猿类和古代人类化石的颅骨形状，发现被认为是人类家族的所有南方古猿的头骨颅底都是平的，而在测定大约生活在三四十万年前的直立人标本时，发现他们的颅底弯曲程度和现代人的差别很小。据此，莱特曼认为南方古猿不会说话，他们相互沟通的方式应该和现代猿类接近。

　　研究表明，黑猩猩并不是没有具备建立和使用符号相互沟通的智慧，而是不具备能够发出足够数量音素的喉。黑猩猩能够发出12种不同的音素，而人可以发出50种。当然这一点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人可以将这50个音素组成若干种声母、韵母，再为韵母加上音调，组合成成千上万的词彚和短语，构成含义丰富的语言。由于具有较为灵活强健的肢体功能，某些动物模仿动作的能力超过了人，它们能够学会翻跟斗、顶球、滚铁环、抬花轿、踩钢丝、钻火圈，但就是不能学会说话。这里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它们的进化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使用复杂口语进行交流的社会需要。致使在它们的群体中，没有形成类似语言的信号系统。幼儿是在父母的教导下学会说话的，如果没有恰当的语言传统，父母无以向下一代传授，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学会说话。所以，我们必须研究是否能教会其他动物说话。

　　和黑猩猩相比，我们更容易教会鹦鹉说话，优秀的鹦鹉能够记住几十个短语。可是，鹦鹉并不是真正会说话，因为它根本就不懂得自己所发出的声音所代表的含义，只是按照一种刻板的条件反射在发音。鹦鹉虽然具备发出清晰声音的喉，却不具备建立词彚与概念之间对应关系的能力，所以鹦鹉之间不可能应用“语言”互相沟通，也不可能真正用语言和人沟通。

　　从以上研究成果中我们获得这样的印象，由于没有明晰的心志就不会形成语言；没有语言也无从磨砺人的心志。所以，作为与所有动物的联络方式相区别的人类口语，和他们的心志应该是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也许最初人们所发出的声音仅仅是内心感受的自然流露，尚不能叫做语言。随着人类感情越来越复杂，情感交流越来越频繁，需要传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人们便开始用不同音节表达不同的心情以及对对方的要求。当他们用一系列特定音节表示特定意向的时候，确定意义的词彚开始出现。同一表达方式反复使用，并在一个群体中固定下来，就形成了最初的语言。

　　语言的出现，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方便而快捷的沟通渠道。拥有相对优秀语言的人群，显然较其他人群更能发挥集体生存的优势。所以，语言在直立人中间的传播不仅是迅速的，也是不可逆转的。语言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会不断地发展和提高，絶对不会有退化的理由。在语言能力提高的过程中，人的心志也会得到砥砺而不断发展。

　　新近人类基因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的语言能力大约诞生于二十万年前。我想这应该是现代口语出现的时间，因为生活在200万年前的卡特纳男孩的大脑已经存在布罗卡区。当然，语言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完善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包括词彚的创造和积累，语法的完善与固化。口语在同一个人群中的推广与普及，不同人群之间口语的交流和借鉴，这些都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完成。我们从聋哑人能够学会手语，以及人们在应用口语交流时，经常辅以手势的情况可以猜想，手势在通讯方式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一点还可以从世界各地手势的一致性得到旁证。

　　可以想象，人类最初的手势来源于狩猎和采集等活动。手势比较简单，往往只能表达少数对象和极个别内心诉求。所以随着口语的出现，手势迅速“退居二线”是极为可能的。古人的手势应该和今天的仍在使用的辅助性手势在同一个水平上。会不会是猿人的手势磨砺了心志，造成最初的语言中心？或者说，他们在传授石器技术的时候，使用手势是否已经足够等问题还值得研究。但是，由于手势能表达的内容极其有限，所以在创造了口语之后停止发展，一直保留至今也是可能的。如果可以把直立人走出非洲和现代人走出非洲看成人类成长过程中两个关键性的历史事件，那么认为在200万年前直立人走出非洲时带来的语言，是一种原始语言，甚至是以手势为主的交流方式。大约二十万年前，在非洲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创造出与现代语言相当的口语之后，再走出非洲向着世界各地蔓延，也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判断。